任协华：跨越文革迷泽，开掘自由征途

 

 任协华

 

 

 

要认识极权与专制的相似性并不困难，但出于一种过分的焦虑、对权力的怯懦以及乡愿景致，因此，人们更愿意讨论的是记忆中的文革表象和对文革的批判。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文革的批判越多，就越会陷入专制的陷阱和圈套。也就是说，用一种过去时态的话语进行文革灾难的反思，不仅无助于建立适应性的民主思维，也同样切断了文革与当代之间的关联。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文革并不是某种历史过程或时代事件，因为有各种线索需要澄清，其一，文革从没有结束，同时，文革也并不涉及任何文化，更非什么“革命”，而是权力体制使用暴力手腕对大陆民众进行渐次杀戮。其二，文革不需要反省，是因为不仅缺乏主体，同时也找不到理论依据，或者说，反思文革这种观念、行动及状态正是民主进程中所要警惕、提防和抛弃的行为，乃是在于民众并非文革的发起者，也不是推动者，更非文革的决策者，民众是中共文革的被动卷入者和直接受害者，对此，民众不需要承担任何反思的责任，也没有这个义务。同样，反思文革也并不需要强求于大陆中共，因为中共的文革始于延安，暴露于1966，转折于1976，到1989大肆屠杀之后，延续至当下。对中共来说，文革从来就没有结束过，既然如此，就谈不上反思。

 

由此，要讨论如何反思文革则是非常荒唐的，因为专制之下的文革并未结束。反之，对文革的记忆又会掩盖当下文革的形态，这就在世俗意义上构成了另一种反讽，也就是，以表面反思文革的形态，却恰恰促成了当下文革的再发展，以当下的眼泪，却换取了来自专制更为密集的暴力和侵害。更进一步的是，反思文革同样又构成了新的专制话语，这对于以流寇形态构成的中共政权显然是天大的好事，因为他们在事实上就从来没有过登堂入室的自信，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为自身作为流寇的卑微形象而产生极度的焦虑和挫折感，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试图用西方民主的口号和标语来掩盖一切，但是，流寇就是流寇，唯有这种极度混乱，才会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前后否定”的荒诞话语，甚至可笑到下令不准“妄议中央”，而这，即是当代文革话语的权力表征。

 

 

 

 

因此，文革就不是作为一种遗产而形成，而是作为一种流寇政治的外在表象而存在并延续，毫无疑问这首先就是对民众人权的侵犯。特权阶层以营造一种类似密室政治的权力游戏，迫使民众在恐慌中生活。同时，在进行统治和剥削之外，又通过复活文革记忆来加强对社会体制的篡改（薄熙来和习近平都是通过唱红歌，但习近平更为直接，他甚至试图创立新的样板戏以及专制宫廷剧，以加强自身的权力厚度，达到迫使他人效忠的目的），这种危险的状况在于，反人类文明的进程以灾难性的场景进行对权力的加冕，这种政治性毒素，不仅体现在中共的历史前期，也一样体现于中共控制下的当代形态。由此，就实际而言，将毛共的文革话语理解为一种政治遗产，则是非常奇怪的逻辑，它意味着用错误的理解来掩盖实际区域内的社会困境和人权危机，不仅如此，亦是对政治暴力的忽视和妥协。

 

 

 

 

在今天，纵观全球，则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由于欧美世界对政治领域内所发生的事件缺乏足够有力的判断，从而导致了极权专制与恐怖主义得以共同复活的现状，就像一跃而起的川普以毫不掩饰的方式打了民主的脸一样，这是因为在一种整体趋势下，全球形态以实用主义的功利视野，忽视了专制与极权的存在与危害，忽视了大陆体制用虚幻的政治信仰不仅替代了世俗情感的存在。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抹杀了作为个体、公民和国民的全部日常生活。这种类型的专制手段，通过切除其统治领域内民众的日常养料，建造一个进行奴役和享乐的统治乐园。因此，中共的文革历史从来就不是什么遗产而是一种毒素，是基于自身溃败（政治和社会的）之后，以憎恨文明的人类世界所刻下的一座人间地狱。而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中共要一意孤行，带着“养活了几十亿人”的优越感，以绝对口吻禁止普世价值，甚至还嘲笑西方没有人权、西方的人权没有大陆好的原因。

 

在当代社会的框架中，专制与极权并不是具有国家定义的权力体系，而是与之相反，专制向来是通过滥用意识形态的强心剂，以迫使其国家形式的政府成为专制的影子，并通过这种对政治功能的剥夺来达到全面操控的目的。这种运行的方式，足以解释为什么专制总要和人性常态相背离的原因，是在于专制的最终目的是要确保政权优于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因此，它始终要强调并专注于权力斗争，以营造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恐慌。但是，中共式的统治归根结底，由于缺乏正常的人类情感，就变成了恐怖主义和特权相重叠的文革形态，也即，暴力文革就是中共的一切，是中共的精神鸦片。

 

而此种影响所带来的恶，在实际上早已侵入了民主的躯体中，一种带有虚无色彩的民主思维，其病症正是文革毒素的演变，它使对民主制度的追求和建设，变成了对民主的模仿、指控和逃避。同时，虚无色彩又带了了实用主义和投机心态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专制下的很多言说不仅丧失了民主的合理性，也同时在唱衰民主信心和力量的原因。

 

 

 

 

文革不是当代既有的现实版本，甚至不是历史的某个段落，而是一种寄生于意识之内的长期病毒。因此，要从具体事件入手，将文革隔离在民主的视野之外，并使得民主脱身于抽象的制度和道德载体，这种着力于民主现代体系的做法，在一方面，即是对依附于文革思维之上精英意识的剥离，在另一方面，则指出了全球尤其是大陆区域内正在发生着的平民革命，甚至还包括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社会性变化，那就是，民主并非仅仅为了对抗专制而来，民主是作为人类社会的正常形态而发挥其制度性的创造作用，也就必然地与一切已有的意识形态限制无关联的必要和可能。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当代的社会空间里，尽管专制技能通过文革话语的复活、改进和综合，但在事实上并未形成一种新的专制主张，这是因为以人权为主导的民主形态比起专制独裁来要更具活力。换句话说，文革话语的实质其实不过就是几个听起来很吓人的口号，但大陆平民在当代的活跃程度却要远远超过现在奴役着他们的特权集团，这种反差，作为一种缩影，必将对全球趋势形成可观的影响。平民通过追求社会公平从而打破了来自文革话语的压制，继而运用现实行动要求对现有政治体系进行批判和颠覆，这种觉醒，首先意味着对自由权利的信心，并以此作为建造民主大厦的主要动力。

 

区别于一种当代的政治体系，文革意识的特征是通过红二代的角色扮演，以及作为虚无的社会主义国际阵营，和无能的金融货币执行体，甚至还包括了错乱的市场机制的控制组织，一起构成了当下历史进程中大陆利益集团的主要特征。中共向来自诩为正义权力的嫡系帮派，是自认为最靠近真理的先锋者，但是，这依然解决不了他们在无法脱离文革话语的区域中，对其自身作为文明之外黑暗身份的扭转和确立。这是因为，文革思维是以权威与暴力作为其外在的社会性符号，而民主思维则是要致力于消除特权和不平等的政治社会体制，这种矛盾和冲突，不仅颠覆了大陆专制的基础，也同时反作用于将政权的合法性从中共的手中取走，使中共成为集恐怖组织和黑帮政治于一身的当代标本。

 

 

 

 

从毛到习，中共的历史充满了杀戮、暴力和血腥镇压，中共无法走出这条被诅咒过的虚无道路。中共与平民为敌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无论在哪朝哪代，都不会像中共那样在衣食住行上让平民无法得到一份正常的生活。而这就是我们要澄清文革话语、朝向民主思维的重要所在。民主以人权为其核心的基础，架构一个尊重平民权利的政治道路，并要将民主体现为日常生活的真实情景。这对于中共而言，不仅意味着一种打破欺骗与谎言的革命，也同时指出了大陆民众在全球民主浪潮中所要承担和开拓的责任。没有一种奴役是合法的，尤其是在文革意识依然流动的今天，则更要明确民主制度在当下的必然趋势。也即，不断巩固已有的民主成果，坚守正义信念，驱除文革迷泽，促使并彻底瓦解利益共同体在大陆的延续。这就是平民时代下，从虚幻到真实的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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