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不清算文革不追究毛泽东是害怕追到自己头上
——于光远笔下的邓小平
闵良臣
邓小平曾说过：“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作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从这句话来看，邓是有一定的自知之明的。别的不说，他一生至少有两大罪过：一是一九五七年坚决“反右”的忠实执行者，而也正因为自己是忠实执行者，在实际上是他执政的时期仍然不肯实事求是地为所谓的“右派”们平反，而只是“改正”。二是每年一入夏，特别是临近六月，无数的家庭无数的人们就会想到他甚至诅咒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伟人在享受人们对其“丰功伟绩”赞颂的同时，也不能不为自己造的孽“买单”。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一个月后，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万七千字长文：《人民万岁》。据悉，这篇关于天安门运动的长文，是由刚刚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策划。该文表达了胡耀邦心目中的中国民主化理想。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专制才是反对民主的“敌对势力”。可据新华社记者祝华新记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被视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本人批评。邓看懂了这篇文章。”（参见祝华新《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系列报史札记）
言归正传。
2014年夏，大陆央视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从收视率看，大陆人对邓小平的关注度确实不算低，这主要是不仅能跟着导演艺术化地“重温”那几年历史，还有，就是作为中国普通百姓，通过电视剧看到了平时不可能看到的一些“历史内幕”或“细节”，听到了平时不可能听到的邓小平的某些“声音”：哦，当年邓小平是这样讲的——这就让人们觉得邓小平当年是如何实事求是。
可事实的真相又如何呢？
邓小平当年确实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实事求是的工作，但他其实可以更多一点实事求是，然而他没有。难怪就连邓本人也不能不像上面已经提到的说出了一句：“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作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一点，我们在于光远跑到香港出版的《我忆邓小平》一书中讲得清清楚楚。书中所忆都是作者亲历，且图文并茂，让你很难产生任何怀疑。当然，更重要的是，有大量事实证明，作者于光远虽然也是中共高官，也难免说过一些让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话，甚至可以说，中共几十年来所犯下的错误也好，罪过也罢，自然也有他一份，但在本人看来，他不是一个喜欢说谎作假的官员，否则也就不会出版这本《我忆邓小平》了。
于光远这本书是十余年前从北京一位朋友处邮购的。得到书后，自己阅读时在书边做过一些笔记，尤其是针对邓小平那些“要实事求是”的谈话所做的笔记居多。
既如此，就让自己不按“章法”地用键盘把它们抄录到电脑文档上，也就是说这篇文章主要是抄书，至于算不算“文章”，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自古就有一句“文无定法”，此时正好拿来做挡箭牌。
邓小平害怕“追到自己的头上”
据童青林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一书中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问过邓小平：“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可正如在文革五十周年的今天，人民日报之所以不反思不道歉，发一则千字短文（所谓《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做敷衍，是因为这张报纸当年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一样，邓小平即使在文革中一再被毛泽东“打倒”，复出后也还是不愿彻底清算文革，不愿追究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害怕“追到自己的头上”。
《我忆邓小平》一书中有两处都谈到了这一点。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有一个讲话，是于光远等人帮助起草的。邓小平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纠缠这个问题。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第212页）
为什么会这样？于光远等人在起草讲话中，邓小平与他们谈到“向前看”时揭开了这个“谜底”：“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寻根问底不好，追就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不利，还是粗一点。”（第220页）
现在可以说了，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没有得到清算，而像1977、1978那两年真正实事求是的大环境之所以很快就消失了，也正是因为邓小平，是邓小平不让彻底反思文革，更不让清算文革，同时也是邓小平扼杀了当年人们努力说真话努力实事求是的大好形势。《我忆邓小平》一书中告诉我们，当年邓小平发现人们在“会上大家高兴批评很多人，对副主席都指名道姓”（同上），显然害怕起来，于是除了上面抄录的之外，他还说道：“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搞人多了，不利。”（同上）
对谁不利？现在总算可以大声说出来了，不是搞人多了不利，而是害怕搞到他邓小平头上不利。大家为何不能“批评很多人”？又为什么“对副主席”就不能“指名道姓”？由此可见，邓小平大脑里封建帝王思想或者说“农民党”的意识还是很浓厚的。
中苏论战的“废话”是邓小平领导搞的
记得曾在说邓小平也有“极左”一面的一篇文章中自己就提到过，中苏这两个“兄弟国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闹得厉害，不仅在文字上打了不少嘴仗，后来还在黑龙江珍宝岛那个地方真刀真枪地干过一仗，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这里为了方便起见，仍需提及一下中苏当年“打嘴仗”这件事，于光远在书中《写在前面》里记有这么几句：“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写了九篇文章，就是著名的‘九评’。这件事是由邓小平领导的，我也参加了其中一篇写作的工作。”
本人在书边记了一句：表明当年的“废话”是在邓小平领导下“说”出的，而于光远先生也“说”过一些废话。当然，那些“废话”都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
为什么要说他们说的是“废话”？历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近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我们：“他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自己订阅《人民日报》，直到中苏论战之时，有一天他看到评论里写：今天看起来，双方说的都是废话。而这之前，他们投入近两年的时间和精力，反复学习《九评》。劳动就这样白白废掉，他有些黯然。”可见，连人民日报都承认，当年那个“九评”就是废话。
只要政治需要，再废话也要说。然而，我们总不能说这也叫实事求是吧。
毛泽东真的没有说过“凡是”吗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邓力群和于光远到邓小平处，“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也在座。谈话从上午十点半钟到十二点，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邓小平谈了很多问题。他告诉我们，汪东兴、李鑫曾经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他们那个‘两个凡是’是不对的。按照这‘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翻案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用手比画着说：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上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上，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有些话主席自己承认讲错了。主席就讲过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的乱七八糟呢？改得乱七八糟就是因为原来有点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所以要改嘛！这就证明以前犯过错误。主席讲自己也犯过错误，如果说每句话都对，没有这回事情。邓讲到毛泽东对他有三七开的评价时，说：能够三七开我就很不错。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作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邓小平把问题提得很高：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是个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主席这么说。马恩自己没有说过‘凡是’，列宁也没有说过‘凡是’，主席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119页～120页）
在120页的书边上自己记了一句：“其实就这样的常识还要论得津津有味，本身就很可笑。对于不争的东西，不必多说。”
此外，毛泽东真的没有说过“凡是”吗？中国亿万人民文革期间都一定会背诵这样一段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印象中这段语录就出自毛泽东著作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即使华国锋、汪东兴有“凡是”，也是向毛泽东学的。
不过现在想想，邓小平此时此刻为何如此激动呢，因为“凡是”不倒，就无法为他翻案，他也就不能复出，这也正是那两年他特别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本”不好，却为何不许别人动
“邓小平说：我和李鑫他们说过，我为什么要讲完整的、准确的，就是你们那个‘两个凡是’引起的，使我想到怎么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想到毛泽东思想不受歪曲的问题。不讲完整、准确，就很容易歪曲。……应该争鸣，哪有这种事，什么人一讲就都对了？！”（见129页）
自己在书的行距间记的一句是：“后来倒是让人觉得邓大人一讲就都是对的了。”
可不是吗，在邓小平去世前，有谁敢于公开说他讲的哪一句是错的？在一个没有真正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首脑往往被人们称作“老大”或叫“头”，永远都是对的，说什么都是对的。不然，中国怎么会有大跃进？怎么会有“打右派”？怎么会有人民公社？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在于光远这本书中还记录了邓小平谈民主问题：“邓小平指出，党的根本制度不好，没有明文规定，因袭下来。不改不行，比‘两个凡是’的问题重要。”（219页）
可让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邓公已经意识到中国或者哪怕共产党内的民主问题比“两个凡是”的问题还要大，意识到“党的根本不好”，却为何还不允许别人动“根本”呢？不许触及“根本”，你叫中国人如何深入思考，又如何创新？
延安不是民主的象征
在开科学教育座谈会的前一天即1977年“八月三日，他又找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去谈话”：“邓小平说：我在这个会上想讲一点，不太长，请你们研究一下。重点是民主集中制与作风。民主集中制上次在全会上未发挥，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讲作风实际上延安作风的概述，根据延安作风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毛主席在青岛讲‘夏季的形势’讲的。这里说的‘夏季的形势’，是毛泽东1957年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31页）
自己在书边写了一句：“完全是口是心非。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对于中国是一场大灾难（的开始），是几十年上百年都难以彻底弥补的大灾难（的开始）。总是提延安，其实延安不是民主的象征，（中共）专制早已开始（王实味是怎么死的！）。”
不是吗？从一九五七年至今，中国人见到的只有那几个分句的前半部分，即“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统一意志”，而极少见到“又有民主，又有自由，又有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胡赵时代有过那么三几年，期间还有胡乔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搅局，最后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算是彻底玩完。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对己有利才实事求是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十日，为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邓小平约集政研室几位负责人和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邓小平先从有人对会议两个提法有不同意见谈起，他说：问题提到这样尖锐的程度。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个意思：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很容易被一些同志忘记、抛弃，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185～186页）
自己在书边和天地头记了这么一段话：“后来把这几句话里的毛主席（华主席）换成邓小平就是了。不说历史了，1949年后，原本就没有过真正的实事求是，充其量也不过是需要实事求是才于己有利时就吆喝着实事求是；若是实事求是于己不利，或者非但不利还反而有害时，就把实事求是抛到一边，（绝不实事求是），或是要求‘辩证’地看实事求是。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至于那些‘跟屁虫’就更是只知道‘毛主席怎样说，我就怎样做’了，何来实事求是呢？”
当年讲实事求是就是为了能“出来”
还是接着五月三十日谈话，“谈到他在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说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讲不破不立；第三个问题，就是要讲以身作则。他说着重讲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要把这个意思写进去。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的最高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毛主席的文章很少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但决不能因此不承认毛主席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86～187页）
自己在186页的留白处写满了字：“邓小平其实根本不懂毛泽东，要不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毛一生凡在不利于自己时何曾实事求是过呢？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想反冒进，毛泽东不高兴，这是实事求是吗？紧接着‘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庐山会议，一直到后来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发展到发动一场对中国文化有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对人性中的善良、同情心进行铲除似地摧毁运动，还哪里能见到一点实事求是的影子呢？又哪里还有一点实事求是的气味呢？既然如此，又怎么好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我当然知道，邓小平当时之所以大讲特讲这些，就是为了给自己出来继续‘做大官’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从邓小平复出到离开人世，他的不实事求是还少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他不得不昏迷，难以过问中国的事情，又弄出了多少因不实事求是而造成的冤案！这大概就是在实践着约五百年前意大利那位马基雅维利给帝王的‘招数’。（因此），只能说毛泽东是最大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最会欺骗人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邓倒是继承了毛的衣钵，一句‘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一句‘寻根问底不好，追就追到我们自己头上，不利’，就可以做很好的注脚。”
做稳江山后还提检验真理的标准吗
还是五月三十日谈话。“邓小平说：总而言之，要讲实事求是。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养的优良传统，第一就是实事求是。追根到底，这是涉及到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88页）
自己除了在书边写了一句话“已经不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而是一会儿说的这一套，一会儿说的另一套”，另外还在一张纸条上记了一百多字：“邓小平说‘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我觉得邓有点夸张。这有什么好‘莫名其妙’的，包括让他起落不定的几十年里（国外有人称邓小平是‘打不倒的小个子’），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直‘都成问题’的吗？不是一直都是毛说了算的吗？邓好像不是生活在中国，甚至像是天外来客似的。尤其后来让人一想到邓小平这话就要掩口失笑的是，当他坐稳了江山，这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又‘都成了问题’了吗？不知后来邓公如何看。”
大概不再想这个问题了吧。
现在可以说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谁说他们的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谁才是不实事求是。一般而言，用实践检验是否真理，确实是一个标准，但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以谁的实践检验做标准？且不说赵高指鹿为马时，谁敢说那鹿不是马，只说1949年后至今，也不知有多少人打着他们的真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幌子来推行自己早已说不通的“那一套”。
两任总书记“裁跟头”皆因“不听话”
“一九七八年夏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议越来越尖锐，邓小平对大讨论的支援也越来越有力。九月上中旬，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后，他在东北三省视察。所到之处，他都反复阐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九月十六日，他在长春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194页），讲了不少话。
“邓小平说：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思想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主席为延安党校题字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主席基本的思想就是这四个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精华。毛主席之所以伟大，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就是靠这个。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在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华主席、党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有很多事情就提不出来。比如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提出‘给一个矿，让日本开采’。这次，金日成同志也对我说，他回忆到毛主席曾跟他谈过，用国外资金，开发我们的资源。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197页）
紧接着，“邓小平说：如果说毛主席没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够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就是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实现四个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是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现在有毛主席没有遇到的条件，我们抓住了这个条件，利用这个条件，这是很有利的条件，利用这个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如果只是毛主席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也会僵化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有些思想动态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呢？思想僵化。……毛主席讲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嘛！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提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198页）
九月十七日，也就是“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到了辽宁，听取辽宁省委常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汇报。……汇报结束，邓小平作了讲话。邓小平说：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结合，从实际出发。这包括一个小队，一个小企业，一个小单位。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四个现代化也没有希望。我还讲了怎样叫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所谓心有余悸问题，都是这个问题。我也讲了‘两个凡是’观点是不正确的。我跟写文章的同志也直接谈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很简单，如果坚持‘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我能出来，说明有的是可以改的。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根据‘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199页）
紧接着，“邓小平说：主席的话是针对一定时间、地点、条件讲的。有很多条件是变化的。”（199页）
自己阅读时不仅在198、199页的天头和页边写了话，还另外在一张纸条上记下了当时的感想，并夹在了书中，下面就容自己把它们录下。
“毛提出的多哩。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不是毛提出来的吗？邓当时为何不说先实行民主自由？一实行民主自由，恐怕他（当然指毛）就要受约束，受批评。”
“哪个主义没有‘优越性’呢？没有一点优越性，搞那个主义的人不成了疯子吗？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资本主义没有优越性吗？两相比较，哪个主义的优越性更大呢？恐怕还是资本主义吧。既然资本主义更有优越性，我们为何还要搞社会主义呢？毛搞社会主义，现在可以说就是舍不得把他（领着一帮人）打下的江山让给天下人来坐。”
“如果坚持‘两个凡是’不影响邓小平复出，邓小平未必还坚持反对坚持‘两个凡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邓小平身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邓小平一句‘说明有的是可以改的’，真是生动极了。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当时如果坚持‘两个凡是’不耽误邓小平出来，他也不会那样起劲地讲实事求是，华国锋也就不会‘犯’多么严重的‘错误’，更不会退出中国当时政坛。”据说邓小平还说过：“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了跟头”，可到底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因为不听他的话，就只有天知道了。
当然，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承认邓小平在客观上确实为中国做了一些天大的好事，无论如何，后人也还是要实事求是对待他的。
邓小平时代只有邓小平无禁区
邓小平听完任仲夷汇报后讲了很多话。
还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邓小平说：……许多问题过去没有，如粉碎‘四人帮’以后有许多新问题，组织问题，思想问题，一系列问题都是过去没有的、新的，要我们去解决。毛主席讲过没有？毛主席好多话也没讲过，我们不独立思考能行吗？毛主席历来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把我们引导到胜利。现在我们也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200页）
紧接着，“邓小平说：在这方面，全国人民思想开始活跃，但是还心有余悸。当然会有反革命利用，但不要怕，搞不得‘禁区’。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危险，‘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同上）
本人在页边记下这么几句感想：“中国（1949年后）什么时候没有禁区？就是邓的时代不也同样禁区多多吗？现在我们明白，只要是依靠某一个人说不要搞禁区，那是靠不住的；甚至只要还是一个什么人来说禁区搞不得，恰恰证明那禁区就在眼前，恰恰证明不过是新禁区代替了旧的禁区。”
一直是对不起人民的人统治着人民
还是九月十七日，“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当然，到本世纪末，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可能不会高很多，人口太多。但是，总比现在要好得很多。”（201页）
紧接着，“邓小平说：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思想现在还有些混乱。有些人总想把它框住。但框住害处极大。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现在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我们速度肯定要快。”（201页）
本人除了在这一页的空白处涂满文字之外，还另外在纸条上记下了在书页空白处写不下的感受。
先说，“多少年，一直是对不起人民的人统治着人民，换而言之，对不起人民的人统治着人民，可怜的人民一直在忍受。所以我不信天，天若有情天若有义，……哪会这样！”
“邓小平说的‘三个’，主要是第一个就没有做好，即实事求是没有做好。我们什么时候也没有真的实事求是过，一完全实事求是了，有些人还怎么‘坐’得下去？此外，邓说有些人总想框住（人们的）思想，可这‘有些人’是谁呢？还不是执政党的大员二员以及一竿子到底的大小政府官员。”
还有，邓小平“有几句话让我感到很奇怪。我们几十年来——就说改革开放以来吧，真的是要教育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吗？恐怕是相反吧。如果真的是一直教育干部要实事求是，何以上上下下都是弄虚作假呢？真是自欺欺人。（再说）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政党，需要教育实事求是，这大约要算是亘古未有的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听到后怕是要笑掉大牙。另外，依靠一个人说要教育大家实事求是，就像说依靠一个人要大家都做好人一样，做得到吗？其实，正是因为不需要实事求是，也就无需开动脑筋。”
在202页的天头，还写有这么几十字：“领导着一个社会的一个个干部需要‘提倡、教育’去开动脑筋去独立思考，这怎么看都像是笑话，然而，中国人几十年就是活在这种堪称笑话的社会，不能不说这是又一个笑话。”
而纸条上写的是：“一个个领导干部仿佛不懂事的孩子，甚至连那些‘顽皮’的孩子都不如。可就是让这样一群连孩子都不如却号称干部的人领导着这个社会，岂有不饿死人，岂能不发生矿难，岂能不弄虚作假，又岂能不腐败，一言以蔽之：岂能好得了！”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真的是要教育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吗？现在看来，不能作肯定回答。如果再戏谑一点说，是开动脑筋如何弄虚作假（吧）。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制度，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从而为了这个党的稳定，为了这个政府的稳定，一切乱子便由此而生。这些，我党恐怕也并非不自知，只是时至今日，（也不能不）知不可为而为之，勉为支撑。”
最近读到一篇署名曾亦的“儒生”谈中国儒家应该成为儒教的文章，观点腐朽得很，本人几无赞成。不过文中有句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对于邓小平这样的改革者来说，他要讲‘维新’，就不能拆旧家房子，所以，邓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就是保护支撑房子的那四根大柱，这是绝不能动摇的，否则，房子就要垮了。”也就是说，邓小平提出那几个原则，无非是维护旧房子不倒，别的什么都谈不上。邓小平就是要在确保旧房子不倒的这样一种基础上搞他想要搞的一切。但后来证明，邓小平如果能多活二十年，一定明白，他的那个“一百年不动摇”，与“两个凡是”有异曲同工之“谬”，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事实上，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彻底搞倒了“两个凡是”后，很快就造出了邓小平时代的新的“凡是”，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多少会有些感受。其实，像“一百年不动摇”，就是最典型的“凡是”，甚至到现在还是没有人敢碰敢动的“凡是”。
邓小平最多不过是开明专制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除了向邓小平请示：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之外，还向邓小平请示：“在军内印发邓小平在东北的讲话。邓小平表示，……要让大家敞开思想讲话，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这有好处。”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不是太少的。这篇文章是上海写的（应为南京——笔者注），寄到党校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有什么？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可是有人就不赞成，甚至连按劳分配也有人说是错的。要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真正的‘三不主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要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话的倾向。讲话，错了不经紧，不要怕，这是难免的。思想僵化是不行的，……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脑筋，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204～205页）
“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当然好，但这与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你今天高兴了，就搞个“三不主义”，明天一生气起来，就又把“三不主义”取消了，而且这种情形只到今天也还没有改变。问题是你有什么权力可以对别人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是法律赋予的吗？邓小平直到晚年，都没意识到，他在很多地方讲的很多话，给人的感觉最多不过是“开明专制”，他本人不过是个“开明君主”。他强调的“四个坚持”里面就没有“要坚持依法治国”。
或许正是潜意识中是这么想的，当时除了在书页的空白处留有“读后感”，还在白纸条上写了一些话。书页和纸条上写的是：“什么时候不是‘让大家’，而是能用制度‘保证大家’，中国才真正走上民主、法治的轨道。其实，邓公不想，四个现代化归根结底在于人的思想‘现代化’，而人的思想要现代化，就需要民主自由，没有这些配套，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空话。”而“最好的专制也不过一个‘让’字：让你说话，让你发言，让你提意见；让你开动脑筋，让你独立思考，让你实事求是，让你丢掉‘怕’字；让你民主，让你自由，让你示威，让你游行，让你集会，甚至让你反专制；让你举手，让你选举，让你资产阶级，让你资本主义，让你民告官，让你有权申诉……可有一天感觉不能‘让’了，甚至只是不想‘让’了，这一切就又都没有了，甚至有可能还会反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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