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24日）中午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君品酒店參加作家王丰兒子的結婚喜宴，我這一桌的客人有前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前總統府副秘書長戴瑞明，前總統府秘書長、前外交部長沈昌煥的公子沈大川，被民主進步黨追剿而失去退休金的「高級外省人」郭冠英夫婦，前竹聯幫大老白狼、現在是積極推動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加上我這個已經列入「沒落外省人」另冊、中年讀史且自認可能是台灣學界十年內最後一個中國共產黨史的研究者。我們這一桌的客人組合實在有些異狀，在過去是不可能的。
我左側鄰近的一桌，有前《新新聞》雜誌創辦人周天瑞，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費鴻泰，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李新，《中國時報》政論版副總主筆陳琴富，實踐大學教授賴岳謙，這一桌的組合比較「正常」；靠近我們這兩桌的右前方是主桌，有新郎新娘和雙方父母家人，主客有前總統馬英九，現任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新黨主席郁慕明，前國立台灣大學教授王曉波。
王曉波的母親章麗曼是中共地下黨員，1949年後在台灣遭中華民國國民黨當局逮捕槍決，王曉波自幼在白色恐怖中成長，馬英九執政後，王曉波成為馬英九台灣史論述的主要執筆者，他本身是急統派，卻由於和馬英九的關係而成為馬英九保守路線的辯護者。由此觀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面向的，甚至於常常前後矛盾，這是人性的正常表現。前任國民黨主席、現任新北市長朱立倫到達主桌致意，隨後和我們這幾桌的老人們一一握手後有事離去。主桌的組合引人注目，馬英九身旁一直有幾個安全隨扈隨時出現。
敏感者注意到馬英九和洪秀柱坐在一起，互動鮮少，我上前向二人致意時，也選擇不同的時刻。我和二人短暫的交談內容也不相同，我和洪秀柱是這樣說的：「洪主席，我們支持妳，我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國民黨要回大陸。」洪秀柱點頭稱許說：「當然！」
馬英九是保守的、現實主義的統派，他承繼的國民黨路線偏向蔣經國的大陸政策，以保台為優先，寄望在適當的時空、有步驟地謀求中國的統一，可是在國際與兩岸現實中，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力日強，不統不獨使得中華民國在台灣日益落入偏安的局面而有實質獨立的傾向；洪秀柱是相對理想與激進的統派，主張在現階段研擬兩岸和平及中國未來統一的框架，台灣本土民意對她的主張有所疑慮，多數的台灣老百姓由於長期和中國大陸隔離，並不是堅持獨立而是恐懼未知的命運，也就是說獨立的深層心理是自保。台灣的藍營或統派，除了左派，大抵躊躇在馬英九和洪秀柱的路線之間。近日來，漸漸聽見主張「武統」（武力統一）的聲音，在海外、中國內地、台灣都有，這反映出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有升溫的情形，戰爭與和平的地平線，慢慢地浮現在遠方，可能終究不是海市蜃樓。
我和馬英九三十多年前是舊識，我們都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美國東岸的台灣留學生，那時候我們屬於國民黨年輕一代的改革派，也就是所謂的革新保台派，現在回頭看實際上是改良派，因為寄望在現體制下有所表現。當年的台灣獨立派則是革命派，因為在當時的體制下難以出頭，這兩派的鬥爭延續了三十多年。
到今天，台獨革命派占了上風，主要是我們體制改良派缺乏魄力改革而使年輕人普遍不予認同，以及我們在人才的補充上後繼無力，而中共的力量日趨強勢，逼迫國民黨在對岸的話語空間日益窄促。1980年代，當年我們黨內年輕一代大多數由於缺乏關係與奧援，而與台灣政治脫節，使得國民黨的接班到我們產生斷層，只有少數長青明星人物享受尊榮，掌握權力，成為人生勝利組，直到今天。
1990年，我從美國回到台灣，選擇參與整體中國人的命運軌道，然而二十多年來，我常常反省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更多的時候是否定自己早年的理想。經過多年來苦苦地掙扎和求索，我才認識到中國人與中國社會（包括台灣）性質的改善是一個非常長時段的過程，我個人短暫的生命落在這麼一個長時段中，就如同莊子所說「井蛙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我個人的選擇無益於這個過程的加速，卻使得我的家人受累，他們原本留在美國社會會有更好的人性發展。這些年來我不願意家人在情緒與心理上捲入中國人、台灣人的慣性內鬥漩渦，這樣的內鬥具有權力、利益、黨派、族群的惡性，不值得參與，唯一的獲益者是政客與名嘴。我的孩子們都不看電視名嘴叫罵，我們必須有智慧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拒絕參與惡質言行。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就是說，道不行，哪裡還有華夏？邦無道，怎麼還是祖國？
我們外省人重複了兩代人的挫敗，第一次在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我們的父母逃離祖國來到台灣。2016年這一次，我們可能會看見國民黨的沉淪以及中華民國的衰亡，民進黨不可能為中華民國拚命，外省人移民美國的太多，支持中華民國的力量反而多落在台灣本土有中國意識的同胞以及大陸與海外認同民國時代文化與精神的中國人身上。我有些朋友寄望由中共幫助剿滅台獨，可是，這是仇恨，不是愛。晚明李贄在《史綱評要》中說：「秦敗三晉之師於石門，賜以黼黻之服。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未知是禍是福。」
蔣經國過世以後，1990年代的台灣社會，對於許多外省人來說，產生了心理上與意識上的斷裂，這些人為要免於這種割裂的痛苦，急於尋找一個新的、安頓的世界，經歷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去中國化的十幾年，外省人們寄望於馬英九的領導與國民黨的中興。可是，馬英九執政八年，國民黨在2016年大選中失去了中央和地方政權，民進黨執政後開始在各方面破壞國民黨的基礎以及消除中國意識，而中共則阻擾國民黨回到中國大陸發展，只要求國民黨作為消弭台獨的馬前卒。於是普遍的外省人失去了他們的舞台，他們沒有可見、可望的目標，自然，他們難以團結，集體滑向歷史的深淵。可惜的是，整體而言，兩代台灣外省人是近代中國素質最好、文化最整齊、最接近民國時代氣質的一批人，他們再過十年多數要消散了。
當然，在大時代中，也充分地顯示出他們軟弱、等待與不團結的性格以及官本位的封建性，沒有如蔣介石、蔣經國強勢的領導，將他們排序，給予任命，他們就無法自主自立地、團隊地思考與行動。他們散成一盤串不起來的珠子，雖然他們普遍氣質不錯，時常微笑。
1949年後半個多世紀，外省人終於沒有能夠救贖他們在祖國嚴重挫敗的命運，他們多數早已逃到美國（尤其是心理上），放棄了祖國與苦難同胞對他們的召喚。這使我想起《聖經》中的〈尼希米記〉：先知尼希米受神感動，召喚以色列人從被擄之地歸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城垣與家園，只聚集了五萬人，前後十二年，最後勉為其難，仍然無法復興以色列，大多數的以色列人選擇留在被擄之地，因為生活可以安定與富足，而以色列啊！那是屈辱的記號，不要再提及。那麼，對外省人提及中國，共同的記憶是什麼？對外省人提及美國，共同的感受是什麼？外省人集體的逃避性，決定了他們的平庸命運，因為普遍缺乏決心與勇氣，在體制外難以生存發展。
回憶2006年，年初有一個機會陪一位朋友去看馬英九，當時他是台北市長與國民黨主席。我的大兒子翔翔滿二十歲了，該讓他見見世面，就把兒子也帶著，兒子刻意穿著父親傳給我再傳給他的舊皮夾克。約好晚上八點，馬英九和一位主管將在台北市政府十樓會客室接見我們。正好當晚市政府一個單位尾牙，馬英九喝了些酒、也唱了歌，以至於他遲了半個小時，當他走進會客室時，顯得興致勃勃，當時是他人生重要的一個階段。他說話時溫暖而尊重，他的話語裡沒有憎恨與批評，有許多的關懷與諒解，不像是一個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倒像是一個宗教家與教育家。
後來他選上了總統，閱讀我2008年出版的《上校的兒子》，對書中我和太太談論馬英九的對話，引得他十分快樂，還用總統府信紙寫了一封風趣的回應寄給我，看出他內心真誠的一面，又帶有一些大男孩的味道。
等到他結束八年的總統生涯，經歷過多少波濤洶湧的國內外與兩岸政治鬥爭，到日前的喜宴上，我再見到他，雖然風采依舊，致詞時仍然喜歡在公開場合講不太好笑的笑話。但是我想，馬英九已經不是過去的馬英九，他看著我的眼神是陌生的，應該是完全想不起我是誰了？早年他的眼神中對人的熱忱與感動，好像也不見了。他看著我，像是準備應付一個要來討好他或是要批評他的人。他的默然與陌然，應該是他從並不適應的日日夜夜鬥爭中磨蹭出來的保護色吧！還是，這就是原本的他？
幾十年來，我是庶民，馬英九行在天上，我走在地上，平行線幾乎沒有交點，卻因為一個喜宴，我們再見面，彼此走過了一大圈彎彎曲曲的人生路程，到這個點上，我們是平等了，雖然他可能不會這樣地認為。我看他身旁幾個隨時出現帶著緊繃神情的安全隨扈，似乎對於他已經是他身體的延伸，完全地習以為常了。也就是說，他已經不是以一個個人的方式與形態存在，而是以多層隨扈與國家安全體系和他共同組成一個阿米巴蟲而行動，直到他生命的末了。這是尊貴的代價嗎？由此，我慶幸自己的平凡與自由，我可以有完全私人的空間與時間，而他不容易做到。
一個人在歷史的洪流裡，除了隨流翻滾，什麼是他可以選擇的？我在喜宴中，看著達官貴人與遭難的朋友們坐在一起，這許多外省人都走過了過去的三十年、四十年、半個世紀，我們由於不可知的命運，經由新郎倌父親的費心安排，坐在一處，個人心裡頭想的是什麼？豈可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或者是有著相同的憂慮？我感覺寂寞。
新郎倌父親王丰在喜宴下半場上台致詞，內容令人感動，可惜馬英九、洪秀柱已離開，在人聲與杯觥交錯中，我仔細地聽他說話。王丰說：「我的父親在1950年初，就知道以他家地主的成分，在共產黨的治理下是活不了的，父親決心離開湖北家鄉。」王丰計算：「從老家到香港，直線距離1600公里，父親一個人，日夜行走，繞開大路，估計走了2000多公里，走了大半年，到達深圳羅湖，游水到香港。父親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以一個公子哥兒，能做什麼？當時香港正在興建啟德機場，父親就以敲打石頭的工作謀生。有一天，突然有一架飛機降落，飛機尾翼上有國民黨的黨徽，啊！是中華民國的飛機，從台灣飛來的，父親立刻就哭了，一看，左右敲石頭的工人們全哭了，原來都是從大陸逃出來的。」王丰父親後來輾轉來到台灣，王丰生在台灣。王丰說：「在我六歲生日那天，父親給我一個生日禮物。我打開一看，是一張中華民國地圖，父親說一個人不能忘本，要飲水思源。」
我多年沒有聽見這麼感人的故事，亡國在異鄉的人們，居然還能看見黨徽、國徽，國家沒有亡，這是我們父母時代的事情，發生在一百多萬外省人的身上。當時流亡在香港的人，一個一個以不同的方式到了台灣。我的母親也是這樣的：1950年她逃到香港，寫一封信給父親，就寫父親名字和大陸時奉職的單位名稱，地址只寫「台灣」兩個字。父親單位居然通知父親有信，父親拆開信，是我媽在香港，從老家逃出來了。父親大哭，申請去香港，在十幾萬人居住的難民區調景嶺裡，一個一個找，找到了我媽。之後，我和我的妹妹弟弟們生在台灣。
半年前，王丰和我說，雨亭，我們是有祖國的，在我們的心中。王丰兒子喜宴後，我要加上一句，父母子女就是我們永遠的家鄉。而中華民國和國民黨，是我們父母一代在故國淪喪風雨飄搖中的國與家。王丰父親說一個人不能忘本，要飲水思源，我想，在我們有生之年，這是一個永遠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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