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茶话》系列之十五
说明：退休之后住进老年公寓，交了两位大陆来的新朋友。张文友来自广州，原为高级工程师；李孟先来自上海，退休公务员，都是来美投靠子女的新移民。因属同代人，我们有许多共同经历跟共同语言。虽然有时观点有异，但心胸豁达，不伤和气。从春节开始，我们约好每周去当地粤菜馆茶叙一次，就国是说三道四。记得文革之初，邓拓先生因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系列丢命。到文革中，台湾对大陆开播《自由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一个“三家村夜话”节目，模拟江青、王洪文、田家英等人对谈高层动态,尽管田早已自杀身亡。如今我们三个退休老人，也组成“三家村”，对谈中国动态，不是夜话，而是茶话。现把记录编成《三家村茶话》系列，不定期刊发，以抛砖引玉， 激发更多讨论。
—- 作者 谨识
阴霾治理，真需要“革命”吗？
程惕洁
李：上次咱们谈阴霾，觉得过瘾，回去跟老伴儿一说，她不认同，说咱们吃饱撑的，不如在家看会儿电视剧。加州湾区有的是蓝天白云，好好享受得了，扯中国的事儿干嘛，你们说2017年有大变化，那是一厢情愿！到2018年还这么糟呢，你咋办？
张：李嫂说的也对，咱中国人别本事的没有，唯独不缺耐心。这不，新年刚开头，春节马上到。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可人们对上半年谈论不多，对下半年要开十九大兴趣更浓，好像天上要掉个馅饼似的。我就不关心谁上谁下，就跟我不关心谁当美国总统一样，我看呀，只要体制不变，谁上台都一样。
阴霾治理说从头 外国经验可参考
程：我说张兄，你跟李嫂的话有一半对，另一半未必对。美国总统谁上谁下，的确关系不大，因为法制架构稳定，川普想随意晃动，没那么容易。想当年尼克松不就是偷听了一下反对党嘛，在中国不算个事，可在美国就得弹劾下台。中国的国情不一样，现行权力架构，属于老邓垂帘听政的遗产。到老江垂帘时，为架空小胡，常委扩权，尾大不掉。御用学者吹嘘是“集体总统制”，说“比美国总统制优越”，纯属胡扯。其实寡头专政，不但效率低，而且易腐败，看周永康把政法系统闹成啥样就知道。现在习核心有改制迹象，我乐观其成。但究竟往好改，还是往坏改，尚待观察。再说这阴霾治理，李嫂没说错，我搬来加州，就图这蓝天千金难买。可是，蓝天白云也非一成不变，几十年前，南加州也有过严重阴霾，要不是治理及时，恐怕也没有如今的蓝天白云，是不是？
张：这我同意，中外不能简单类比。战后日本也有过阴霾之害，人家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最终成为世界少有的清洁之邦。每次回国，我都喜欢在移居日本的一位同事家小住，日本人的细微精致，真没得说。在外面转一天，皮鞋不沾一丝尘土。而在国内，街上走个把钟头，就灰头土脸，两地空气质量，实在有天壤之别。
李：那好，今天接着说阴霾，我多收集弹药，回家好跟老伴辩论。《中国纵览》昨天有篇文章《人算不如天算，雾霾革命来临》，是大陆留学生写的。你们说，这阴霾治理，真需要革命吗？
张：这得看怎么说。先说日本的例子，日本战后一度很穷，还饿死过几十万人。随着韩战爆发，日本经济崛起，煤和油的能耗在1950-1965年的15年中增加5倍，导致空气严重污染。60年代的东京，白昼不见太阳，空气质量比今天的北京还糟，儿童、中老年呼吸道发病率不断攀升。但日本政府和垄断寡头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迟迟不愿意解决，直到各地市民发起反公害、反开发运动，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迫使日本政府和企业才不得不正视空气污染，开始阴霾治理。最终通过严格立法，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从日本经验看，一但民众集体觉悟，起而行动，政府不能刻意打压，虽然也有利益集团阻挠抵制，终究阻力不大，不需激烈的革命手段。
程：加州的情况也类似，污染“归功于”战后经济腾飞。到1949年，洛杉矶仅次于底特律，成为第二大汽车制造中心。纺织、轮胎、家具工业也迅猛发展，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太阳也变得模糊难辨，每个人眼睛红肿、喉咙嘶哑，脸上灼烧刺痛，因呼吸衰竭而死亡的老年人急剧增加。居民开始恐慌，许多人搬离加州。洛杉矶市长宣称4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阴霾，先关闭了一家化工厂，又禁止在后院焚烧垃圾。然而，阴霾依然没有减少。从而激发了社会运动，先是好莱坞演员们想出主意，制成“阴霾罐头”公开售卖，也有人引发“阴霾明信片”，引起社会注意；接着，几十名孩子妈妈，组织成“驱阴霾”小组，类似文革中的“联络站”和“战斗队”，到处开会演讲，示威抗议，组织滚雪球般壮大。在社会舆论影响下，加州理工大学的荷兰籍化学教授哈根.施密特经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源来自汽车尾气，与阳光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臭氧以及其他剧毒物质。从1951年开始，毒空气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哈根阴霾（Hagen Smog）”，成为英文“SMOG阴霾”一词的来源。
李：哇，看来还是科学家的研究伟大，总算找到了阴霾的病根！那往下怎么样呢？施密特教授应该获奖才对。
张：事情没那么容易呀，李兄。哈根.施密特教授不但没有获奖，还受到冷淡和围攻，成为学校不受欢迎的人。你想想看，他把阴霾归罪于汽车排放，而汽车是洛杉矶的经济支柱，那不得罪金主和政府吗？另外，人人都开车，那不等于承认大家都是阴霾的罪魁祸首？所以，人人都恨这个荷兰教授。可恨归恨，科学是科学，谁也没法推翻他的结论。后来有人发明了减少尾气排放的“催化转换器”，将尾气混合物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无害物质。虽然加州最先通过严格的“加州标准”，但因为成本提高，许多汽车公司还是消极抵制。倒是日本人头脑灵活，率先在日本车安装转换器，以符合加州标准，大量进口到美国。最后，为了争夺市场，美国汽车也只好乖乖就范。同样为了市场，美国炼油厂也只好伏法，相继提高汽油标号，这样才最后实现了沿用至今的汽车无铅和低碳排放标准。
中外国情大不同 简单照搬行不通
李：如此说来，美国的经验也证明，治理阴霾这件事，虽然涉及到利益冲突，但毕竟人人要呼吸，共同利益大于矛盾冲突，所以，阻力不会太大。只要政府拍板决议，命令企业节能减排，再给予适当赔偿补贴，重度污染企业关停并转，或者改营他业，应该不难做到。由此推理，“留台陆生”所说的“雾霾革命”论，我看可以休矣。
程：李兄且慢，我原来也持你的观点，可是看到环保部长陈吉宁一月六号的公开表态之后，大失所望。他是环保专家，内行当官，讲话比较有分寸。据BBC一月六号报道，他首先对重度阴霾向民众道歉，公开承认冬季情况最糟，治理没有效果。“在被问到北京阴霾治理时间表时，陈吉宁表示很难给出时间表。他说，珠三角地区2015年空气质量整体达标，是因为广东大概在2000年前后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用了十几年时间才取得今天的进步。”我对陈部长的说法有两点疑问：第一，且不说珠三角今天的“达标”有没有水分，因为港澳地区的空气质量也是时好时坏，大家都抱怨珠三角的工业排放。就算珠三角经过15年治理，真的达标，那是否意味着北京要想达标，也得需要15年时间？第二，陈部长说，珠三角从2000年才开始考虑治理问题，请问华北地区的污染治理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的？记得我2000年回河北探亲，已经感觉空气污浊，天空灰蒙蒙，难道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考虑治理？那么现在如何？开始考虑治理了没有？上次咱们讨论，我还有点乐观，觉得2017年能有转机，大约三五年内能看到变化。听陈部长这一说，可能起码要等15年，看来，咱们这一辈子恐怕是看不到了。再反过来看看“阴霾革命论”，反倒觉得它有几分道理。
张：说来说去，还得归结到国情不同。美日能做到的事，在中国未必能。有个词叫“路径依赖”，是说某条路走熟了，尝到甜头了，不肯轻易放弃。这阴霾也如此，有些人因污染行业而吃香喝辣，升官发财，虽说每年上百万人丧命，那也不见得轮到我头上，对不对？这么大的钢铁企业，好不容易建起来，凭什么要我马上放弃？当然，路径依赖美日也有，要不怎么阻挡压制科研和社会运动呢。不过，路径依赖架不住社会运动的冲击。人家不会抓人、封网、禁言、不许待口罩什么的。孩子妈示威抗议，不必担心警察干扰。声音大了政府就得听，比方1970年4月22日，2000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呼吁环保。呼声震动国会山，立法机构终于意识到环保的迫切性。后来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有了新法，企业就得服软。也就是说，言论自由保障说话权，民主法治保证改革跟进。这在咱们中国，行吗？
李：我看不行。既然权力是上级给的，官员不在乎民间压力，可以用维稳大棒随意打压。连戴口罩散步都禁止，更别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了。因此，高层永远不会听到基层诉求，即使听到，也会认为是个别坏人捣乱，是镇压不够的结果。阻断信息流通，消灭“动乱苗头”，就可永保天下太平。党国不需要服从民意，因为民意和宝座之间，没有选票这层纽带连接，这就属于制度性障碍了。
路径依赖好克服 制度缺陷难解决
程：张兄谈到的“路径依赖”说，值得深挖。它的英文叫Path-Dependency, 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美国教授诺思为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但是，要用它解释中国阴霾，还需要引申。为什么同样都有路径依赖，但美日容易克服，而在中国就很难？所以，还要区分路径依赖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美日两国的路径依赖，主要在于惯性或惰性，一旦民众抗争达到临界点，制度转型并不难。但中国除了惯性，还形成两种相对固化的体制性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制度残缺，比方李兄提到的缺乏选票纽带；第二个缺陷不妨叫做 “中心依赖症”，跟大政府小社会的历史传统有关。表面看，国家政策并没有相关设计，起码在法律条文中没有。但在现实生活中，一切资源都按行政级别高低（或者官本位大小）来划分和流动。结果造成明显的资源梯度分割。行政中心对周边的资源掠夺，呈单向流动，既不是等价交换，更不向周边让渡或辐射利益，结果造成“富中心”和“穷边缘”之间的明显差距。
李：程兄说的这个现象，我们自己都有切身体会，比方北上广户口壁垒对周边形成的不公平掠夺。可是，这跟雾霾的成因与治理有关系吗？
张：我看很有关系。据《倍可亲》网站转贴“冰川思想库”的一篇文章，（题目“醒醒吧，北方雾霾要害在‘京城利益集团’”），京津冀三地同样缺水，但河北却要供应北京81%的水，天津93%的水。官厅水库汇水面积主要分布在河北，和北京市共同修建，水源由京冀共享。但从1980年代开始，北京用水吃紧，河北几乎无偿放弃了每年9亿立方米的用水权。后果之一，导致河北农地过于干旱，一经风吹，土壤微小颗粒会大规模扩散到空中，成为沙尘暴的来源之一。此外，北京还从周边地区吸纳资金、人才、科研成果和优秀企业，而把污染企业转移出去，通过所谓“百家央企进河北”战略，造成环京津地区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度集中，包括钢铁148家，粗钢产能近三亿吨，还有电力、热力、石化、炼焦等行业，90%以上以煤炭为燃料，当然使河北成为阴霾重灾区。资源倾斜的结果，造成“环京津贫困带”，跨越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贫困人口过千万。他们除了被动接受人家淘汰的污染工业，没有其它选择。但吊诡的是，空气不服从行政管理，被污染的空气可以随风反扑，让京津两市也吃够苦头。作者悲观地说，华北阴霾难以解决，很可能要逼迫中央放弃北京，把首都迁往外地。应该说，这是对“中心依赖症”的一直惩罚和报应。
程：如果把制度残缺和中心依赖症合到一起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日两国的社会舆论，能推动政府摆脱“路径依赖”，走向制度创新，而中国就不能。这就可以回到我们讨论的题目，究竟阴霾治理，是否需要革命。我的结论是，在民主社会不需要，但在专制社会也许需要，端赖党国是否有能力克服上述病症。从最近环保部长和卫计委主任对阴霾治理的谈话态度看，我比较悲观。
李：根据余晓发表在《看中国》的文章（雾霾当前，中外治理有何不同），中外两国有四个不同：第一，国外有敢于揭露阴霾真相的良心媒体和科学家；在中国不是没有，而是被消灭了。第二，对雾霾的态度也不一样，美国人认为，改变阴霾是汽车厂和炼油厂的事情，能否改好是他们的责任，我买了车交了税，你就无权不让我开车？而中国卖给你车，又嫌你排放，限制单号双号，老百姓也就认了。第三，在美国，为阴霾买单的是汽车厂和炼油厂，提高罚款，逼迫他们改进；而在中国，受害老百姓买单，自费买口罩、装净化器，没有地方索赔；第四，美国老百姓决不接受牺牲自己这代人的观念，一定会向政府施压。而中国老百姓能忍，让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他说的这些现象，还真是这么回事。如果中国人也向美、日、德等西方国家的百姓学习，那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场阴霾革命。
张：好了，两次谈论阴霾治理，好像话也说的差不多了。下次轮我请客，题目谈什么好，回去想想再说。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过境外交”要在湾区停留，如果有什么戏剧性插曲，我们也可以侃侃。如果没有，咱们再选更有意思的话题，好不好？
李、程：好，咱们留意事态发展吧，再见！
（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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