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茶话》系列之十九
说明：退休之后住进老年公寓，交了两位大陆来的新朋友。张文友来自广州，原为高级工程师；李孟先来自上海，退休公务员，都是来美投靠子女的新移民。因属同代人，我们有许多共同经历跟共同语言。虽然有时观点有异，但心胸豁达，不伤和气。从春节开始，我们约好每周去当地粤菜馆茶叙一次，就国是说三道四。记得文革之初，邓拓先生因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系列丢命。到文革中，台湾对大陆开播《自由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一个“三家村夜话”节目，模拟江青、王洪文、田家英等人对谈高层动态,尽管田早已自杀身亡。如今我们三个退休老人，也组成“三家村”，对谈中国动态，不是夜话，而是茶话。现把记录编成《三家村茶话》系列，不定期刊发，以抛砖引玉， 激发更多讨论。
—- 作者 谨识
“媒体造假”与“新闻自由”
程惕洁
张：今天我做东，按上次约定，咱们谈“媒体造假”。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新总统川普多次对媒体发飙，大骂CNN和路透社等主流媒体造假，败坏了他的声誉。咱们在中美两国都生活过，总觉得媒体造假是中国特色。如今川普骂记者，好像美国也不例外，跟咱们“两报一社”彼此彼此。毛左又抓到一跟救命稻草，嘲笑美国新闻自由，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希望大家讨论。
李：哎，李兄且慢！什么“两报一社”？应该是“两报一刊”才对吧！
张：听我解释。文革年代，有过“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三家官媒常常联合发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其重要性等同“最高指示”。到邓时代，“两报一刊”联合体不复存在，《红旗》杂志寿终正寝，改头换面为《求是》杂志，重要性大为降低，《解放军报》主要面对军内。如今高层的喉舌，变成《人民日报》跟它旗下的《环球时报》，一红脸一白脸，再加上《新华社》，不就成“两报一社”了吗？
虽然都有新闻造假 性质特色大不相同
程：看来中宣部很懂“与时俱进”的重要性，比方《人民日报》这只老母鸡下个蛋，孵化一个貌似非官方的《环球时报》，经常发表《人民日报》不好意思直说的出格言论，以测试外界反应。这就比过去单调死板的“两报一刊”显得高明。地方报纸，也加开晚报、周末版等趣味性内容，至于造假问题嘛，还是一如既往，本性难移。现在川普大骂美国媒体造假，甚至说CNN一贯造假，撒谎成性，还“拒绝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这等于给中宣部提供口实，更好讽刺挖苦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性了。
李：说美国新闻骗人，忽悠封闭状态的老百姓相对容易，但现在是信息时代，几乎人手一机，重大新闻即时传遍全球，再想封锁消息已经很难。对于咱们两边来回走动的人，大陆官方的欺骗宣传更不起做用。比方川普对媒体发飙这件事，那是因为记者追问他跟俄国人的私下交往，触到他痛处。所以他破口大骂，但究竟情报来源有误，还是媒体刻意编造？现在还难说，敬业的记者会继续深挖。万一今后事态发展证明，川普自己确有问题，恐怕丑闻的规模和分量，会远远超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
张：话说回来，美国新闻有没有造假案例呢？当然有，比方NBC电视台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Brian Williams）在2015年1月30日说，在2003年采访伊拉克战争时，他乘坐的飞机中弹降落。当时参战的美军事后指出，威廉姆斯乘的那架飞机没有中弹。随后媒体发表对威廉姆斯铺天盖地的批评和要求惩罚他的呼声。威廉姆斯不得不在电视上认错道歉，电视台宣布暂停他的工作，后被降职到另一个位置。这个例证说明，第一，美国媒体（特别是著名媒体）出现造假情况极为个别；第二，一旦发现造假，媒体主管不会听之任之，除了赔礼道歉，责任人还要付出代价。这跟咱中国媒体“有组织、有领导、有对策、不道歉”的制度性造假，完全是两码子事。
程（笑）：张兄总结的这“三有一不”的制度性造假，简明扼要。我在中美两国的媒体都混过饭吃，对此体会较深。我曾在中国省报当三年记者，正值文革，新华社通稿都用明码电报发来，报社的电台部译成中文，发给夜班编辑组织刊发。对于刊发要求，电稿简直细化到“无微不至”，比方说：哪条新闻必须上头条？标题必须占几栏？使用几号字？等等，都明确指令。报社的“自主权”，仅仅是横排还是竖排。采访地方新闻的时候，只许报喜，不许报忧。什么“一位老工人说…”“贫下中农愤怒地表示…”等等，都是记者闭门造车，一边喝茶一边编造。来美之后，我又在美国电台当过三年编辑，入职之初先培训，工作守则写得明明白白：禁止编造假新闻。采访稿件要求不带主观偏见，对于有争议的事件，要兼顾各方不同观点。最重要的是，“必须按真相如实采写，即便真相令你的上司愤怒，下令你改写，强制你歪曲事实，你也有权坚持真相，拒绝无理要求”。这样的工作守则，不会出现在中国的新闻机构。因此，张兄的“三有一不”很精彩，美国新闻造假是个别行为，并非制度性；而中国的新闻造假，是制度行为，或政府行为。有时候我也纳闷：为什么都是新闻机构，两边的情况能有天壤之别？
看似文化传统差异 实为政治理念不同
李：我看呀，这也跟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虽然从春秋战国就有“不怕死的太史公”，宁可丢命，也要如实记史，那只发生在先秦时期。后来的历代编史，都有“为尊重讳”传统。因此不能全信正史，需要野史配合。据说袁世凯称帝，就跟《顺天时报》有关，那是他儿子袁克定为欺骗他，专门为他一个人印刷的假报，上面都是各地劝进的假新闻。而反对帝制的声音，老袁根本听不到。后来，国民党也搞过新闻封锁，就连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也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美国报道之后，出口转内销，才引起国府重视，开始救灾。所以说，文过饰非不光是党国的毛病，老祖宗有悠久传统。
张：我说李兄，看来你深受冯小刚电影的影响。网上有人批评冯编造历史，误导观众。真实情况是，早在白修德报道之前，中国媒体多次发消息，而且国府调粮也已开始。但中国朝野对洋人报道更为重视，至今依然。造成饥荒的原因复杂，既有官府的低效，也有战乱的干扰，还有信息的阻塞。要说新闻封锁，40年代肯定没有60年代那么彻底。起码从影片上看，无论日占区还是国统区，都没禁止饥民流浪乞讨，而毛共年代，就连乞讨也属反革命行为，收容遣送站会立即押送原籍让你等死。因此，后来的大饥荒，其惨烈程度比先前大饥荒可怕十倍百倍，希望冯小刚有机会再拍一部《1960年》，向奥斯卡进军。
程：另外，就说新闻封锁，民国跟毛共也不是同一档次。民国的新闻审查断断续续，并不严厉，民营报刊和自由言论随处可见，不信你查查三四十年代的《申报》《大公》《文汇》等旧报纸，痛斥执政党和政府的言论非常普遍。偶有被查，开个“天窗”敷衍一下，仍可生存。所以胡平称之为“流产”，而毛共根本就不许民间办报。就算官媒，未经审查的文字也不能刊登。因为没机会“怀胎”，所以称为“避孕”。当然，那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如今信息革命，社交媒体爆炸，比文革大字报威力更大。大陆朋友发给我的微信，成为我了解国内动态的主要来源。这种趋势，对今后社会演变的影响程度如何，值得观察。
张：所以说，中美两国新闻自由的差异，主要不在文化传统，而在政治信仰。有网文提到，华盛顿出任美国首届总统之后，威望如日中天，但也有报纸批评他的政策，于是有幕僚献策，建议封闭那家报社，遭到华盛顿断然拒绝。他说：“我宁肯不要政府，也不能不要独立的报纸！” 由这一信念支配，国会於1791年12月15日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簡稱：第一修正案）”，成为美国權利法案的一部分。它禁止美国国会下列行为：制訂任何法律以確立国教；妨礙宗教信仰自由；剝奪言論自由；侵犯新聞自由與集會自由；干擾或禁止向政府請願的權利，等等。国民党之所以不敢大禁新闻自由，是因为它信奉的三民主义源自美国。而中共之所以封杀媒体毫不手软，是因为它信奉马列，坚持媒体是党的喉舌，“党媒姓党”。而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是西方套路，在中国“水土不服”（王岐山语）。忠实执行党国意志，才是官媒天职，而且党库通国库，都花纳税人的钱。
新闻讲究质量信用 伪劣假冒无人问津
李：经二位这么一说，我茅塞顿开，闹清了两国媒体的本质区别。其实仔细琢磨，媒体类似工厂，新闻也像商品，通过竞争满足市场需求，受众就是消费者，当然追求质量和信用。假新闻老是骗人，早晚声名狼藉，失去市场竞争力。毛共垄断阶段，官方报刊只能凭行政命令推销，由单位集体订阅。后来有限度开放，允许媒体追求特色，于是才出现《南周》、《南都》等热门报刊。追求市场效益，“自由化”必然随之出现，中宣部叶公好龙，拼命打压。看看唐人街华人报摊的情况，因为左中右报刊都有，只有大胆敢言、消息可靠的报刊才受欢迎，而《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类，最没市场。
张：李兄这“新闻市场论”蛮形象，我也有类似感觉。民主国家为什么政府不办报？那是因为有“利益冲突”，政经消息来自政府，如果允许政府办新闻，那不成了“自产自销”吗？民营报刊怎么跟你竞争？另外，官员都喜欢文过饰非，讨好上司，有报喜不报忧的天然倾向。人家明白这层利害关系，因此不许政府办新闻。至于BBC、VOA之类的广播电视，也是针对国外，而不对内。况且，即使对外，人家也如实报道政府不喜欢的新闻，比如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拉链门等等。中国官媒如何？因为是党的喉舌，所以官员喜欢什么报什么。最讽刺的是，根据形势需要，以往的历史也造假，比方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本来是朱德跟老毛，但文革中老毛跟朱德闹翻，想让林彪接班，于是教科书修改成毛林会师。到913林彪出事后，又下令教科书再修改，恢复朱毛会师。更可笑的是董希文创作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毛跟其他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共和国成立。但在后来一次次运动中，被迫修改，一次去掉高岗，另一次去掉刘少奇，再一次去掉林伯渠，等等，作者董希文为此饱受磨难。
程：看来理念不同，产生不同新闻政策。我在中国当记者时，从来没听人讲过职业操守，到美国电台之后，才知道新闻五要素，也就是五个W（What, Who, When, Where, Why）。据说现在国内传媒也开始讲这一套，但这五个W都可以随着领导的意图改变。前不久央视春晚，出现一个86岁的“老红军”朱光斗，被网民揭露造假。因为最后一批红军在1937年改编（当时朱光斗只有6岁），后来的共军都叫八路军、新四军、或解放军。把50年代的解放军冒充30年代的“老红军”，居然是央视水平。网民的批评都被屏蔽，也不见央视赔礼道歉。
张：我还接着发挥李兄的“新闻市场论”。按照美国“第一修正案”和后来的法庭判例，言论自由包括若干重大原则，比方说人民有“知的权利”，也就是无论政府还是社团，凡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都必须向媒体公开。媒体有权“刺探”内部消息，就算合法定义的政商机密，保密原则也由掌握机密的人自己负责。新闻机构花钱买情报（港媒叫挖料）并不违法，有权为消息来源保密，因为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这样才能维护媒体之间的良性竞争，保证新闻的时效性、准确性、趣味性和严肃性。至于政论分析，谁对谁错，自有事态发展证实。总之，媒体的质量和记者的名气，不靠政府褒奖，也不靠广告吹捧，而靠读者受众心里的一杆秤，就跟名牌产品靠质量信誉走红是同一个道理。
李：张兄说的有理，这让我联想到更加宽泛的市场概念，比方说文化市场和政治市场，只有坚持对外开放，允许自由竞争（当然是规则和监管下的自由，不能胡来），才能打破垄断，把死棋走活。比方开放党禁搞普选，不也是让选民有鉴别和挑选空间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开放比空言改革更为重要，只要开放准入，允许竞争，让老百姓（消费者）自由挑选，不想改革也得改革。当然啦，说到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公共福利事业，我不赞成无原则“产业化（市场化）”，这些领域原则上是花钱办事业，不是办企业赚钱。但是，也不等于不竞争。同样是干好事，搞慈善，也不能“武大郎开店”，只许跟政府有关系的人经营。垄断封锁的结果，好事也能变成坏事。而应该订立公平竞争的准入条件，凡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参与竞争。谁搞的好谁搞的不好，不由政府说了算，而由消费者自己评价，“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如果各行各业都能坚持这个原则，我看没有解决不了的社会难题。
程：今天时间又到了。下次我请客，讨论题目选什么好呢？我想继续探讨伪劣假冒问题，从今天的新闻造假扩展到其它领域，包括政治造假、学术造假、商品造假等等，你们有兴趣吗？
张、李：当然有兴趣！如今中国简直就是谎言治国，“无人不造假，个个都受害”，咱们身处海外，有讲真话的条件，“我们不说谁说？（毛语录）”下周详细谈。再见！
（2017年2月4日星期六茶叙，2月13日星期一 完稿）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文章来自公民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