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
提要：从川普竞选过程中发表的大量言论看，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有可能导致整个人类的倒退，从仍在艰难建设中的彰显民主、人权、和平、国际责任等普世价值的文明社会倒退回自私、势利、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站在中国人角度，这种倒退对中国民主转型尤其不利。美国放弃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将造成全球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布和再整合，逻辑上讲，这种再整合只会有利于极权主义政权和各类独裁者。文章分析了美中俄三国关系的可能演变、中美冲突的前景和川普新政府的可能应对，批评了基辛格一类“现实主义者”的主张，强调21世纪的新霍布斯世界对人类并非福音，而是灾难。
关键词： 川普 丛林世界 中美俄角逐 中国民主转型
川普当选下任美国总统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全球最重大事件，它可能深深影响未来的人类历史。问题不在于川普作为个人其品性、人格、能力、偏好等等引起的高度争议，而在于美国总统这个川普即将荣任的新角色在全球具有的独一无二性，恰恰是后者使前者变得如此不同寻常，而成为影响世界走向的一个重大要素。诚然，川普胜选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产物，无论它是“美国体制中的民主部分战胜了自由部分”，还是长期被忽视的体制外“政治不正确”战胜了体制内的“政治正确”，它都体现着成为合法结果的那部分选民的意志。但他们选出的总统不仅和美国相关，而且和世界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指责美国选民的短视，因为他们选出的新总统——从他竞选过程中发表的大量言论看——有可能导致整个人类的倒退，从仍在艰难建设中的彰显民主、人权、和平、国际责任等普世价值的文明社会倒退回自私、势利、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我们尤其担忧这种倒退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不利影响。美国放弃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将造成全球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布和再整合，逻辑上讲，这种再整合只会有利于极权主义政权和各类独裁者。
当然，川普还没有正式上任；上任了，他也还有机会学习。美国优良的价值观传统和宪政体制亦可能部分矫正新任总统的弱点。但本文宁愿把事情想象得冷峻些。我们不希望以下各节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分析和基于其上的逻辑推理真的成为现实。恰恰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秉笔直书，直面未来的所有挑战。
川普可能改变美国外交的原则和方向
什么是美国外交的立足点和基本原则？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之类党国媒体最常用的词是“霸权主义”，似乎美国外交无非是基于这个国家垄断财团的需要而在世界上横行霸道而已。这当然是出于党国意识形态需要而故意做出的歪曲。人类确曾很长时间内生活在丛林世界，但美国恰恰有幸成为这个世界的例外。
这当然有个过程。美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北美大陆早期的扩张史充斥着对原住民印第安人的驱赶和杀戮，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曾效仿大英帝国贪婪地追逐海外利益，波多黎各、夏威夷、菲律宾都曾是此类追逐的踏板。但美国还有另外一个传统，那就是对自由、共和制度的推崇。部分基于北美13个殖民地自治的经历，部分和他们的基督信仰有关，美国人不但反对奴役，且很早就有一种“天定命运”的概念，认为自己具有推动人类进步的使命。1796年，华盛顿总统就曾这样表示：他“只要看到一个被压迫民族举起自由大旗，不管在何时，也不问在哪个国家，都会抑制不住地心潮澎湃。”[1] 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为改变人类以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世界作出了实质性贡献。这个理想的核心是：文明人类不应该再靠武力决定国与国的争端，不应该再靠一己强势去迫使弱者称臣，也不应该仅仅依靠强者间的均衡维持世界的稳定。从一战结束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倡议”到二战期间美英等国家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和平原则、人类平等原则、反对倚强凌弱原则、民主与自治原则、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有权参与和平建设的原则以及全人类各民族都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原则等均成为衡量文明人类的最新尺度，成为判断国家间行为是否合理的全新标准。1942年，罗斯福总统在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还建议，战后美英苏中四大国应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以确保全球安全，这个似乎仍带有强权政治色彩的设计并未违背威尔逊主义的初衷，而是对当时仍在猖獗中的德意日法西斯保留前瞻性的警惕。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尤其是它的安理会）体现的正是这个精神，虽然后来真正成为“世界警察”的只有美国一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创立亦开辟了国际经济合作、富国帮助穷国的新时代，而这两个机构的启动资金主要是由美国提供的，美国固然在战争中发了财，但它是在用这笔巨大的资源、用行动倡导经济国际主义而非经济民族主义。
在价值观方面，战后的美国坚持其建国理想，它改造了德国和日本，使其重建民主体制；它还全力抵御苏维埃共产极权主义的扩张。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向国会要求拨款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根据是“除非我们愿意帮助自由的民族维持他们的自由制度与国家的完整，以抵制企图将极权体制强加于他们的各种侵略行动，我们就不能实现有关联合国所有成员的自由与独立的目标”。[2] 为了抵御苏联的扩张，美国甚至不得不支持一些独裁者，如韩国的李承晚和南越的吴庭艳，而引发自由世界内部的批评。长期深陷越南战争几乎拖垮了美国，这是尼克松、基辛格向共产中国伸出橄榄枝的重要背景。但20年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最终还是赢得了冷战。1987年6月12日里根总统在柏林墙下发表的讲演，成为民主终究战胜极权的时代定格。
诚然，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面临诸多新挑战。9.11事件凸显恐怖主义之类非传统威胁；美国支持中东地区民主革命、推翻萨达姆等独裁政府却引发当地长期动荡，证明美国人低估了穆斯林地区宗教和社会构成的复杂性。但，推进民主进程本身并没有错。同样，正是因为同情、支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自由运动，美国人和普京的俄罗斯发生对抗。
可以说，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杜鲁门、里根等前任美国总统到目前仍在“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奥巴马总统，都是美国理想和价值的守护者，而这种理想和价值是与当代人类的文明准则及最高福祉相一致的。
那么，川普如何？至少就其竞选中发表的大量言论而言，这位当选总统足以令人不安。2016年4月27日，作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川普在华盛顿发表演讲，他一方面承认“回顾过去，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上世纪四十年代，我们拯救了世界；接着，我们再次从极权的共产主义手中拯救了世界，冷战持续了几十年，但我们赢了”，另一方面，他又指责“冷战结束后，我们的外交政策严重偏离方向。我们未能在新世纪制定新政策。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没用。愚蠢和无知代替了原有的理智，这带来一个又一个的外交政策灾难。我们屡屡犯错，从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再到叙利亚。所有这些行动都将区域置于混乱中，给‘伊斯兰国’的成长及繁荣提供了空间”。那么，根源何在？“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危险的想法，即我们可以在这些国家中推行民主，即使这些国家从未经历过民主或根本对民主不感兴趣。”川普明确宣称：“我将和盟友一起合作，重振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但我不会试图去传播‘普世价值’，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价值观”。在川普看来，“使美国重新恢复强大”才是最为重要的，“奥巴马使经济不景气，连带着削弱军事力量，浪费性支出、巨额债务、低增长、巨额赤字以及开放性边界，这一切都已经将我们拖垮。现在，每年我们的生产贸易赤字已经接近约1万亿美元。我们在不断重建其他国家，而自己却在下滑。非法移民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必须结束这一局面，以便集中我们的资源来重 建军事，恢复经济独立与强大”。[3]
不少评论家把这种立场归结为战略收缩与重回孤立主义，美国国力的下降和力不从心则是其重要背景。但在热爱民主的人士看来，川普关于不再传播普世价值的说法更令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抛弃美国建国理想与进步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事实上，川普的演讲似乎证明，他对“意识形态”的确兴味索然，而“美国人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繁荣的国家首先都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的朋友和敌人也将他们的利益置于我们之上。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要如此。我们将不再把这个国家或人民交给全球化的虚假赞歌。民族国家仍然是幸福、和谐的基础。”[4]
这些话听起来已经和普京的强国主义、习近平的新国家主义中国梦无异。
从逻辑上说，淡化乃至放弃普世价值、重新强调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意味着战后人类文明新准则的根本颠覆，人类有可能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即便是“有幸成为历史例外”的美国，如果它不再高举人类正义的大旗，而只是单纯强调美国自家利益，也难免使自身野蛮化，从而跌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这反倒坐实了中国官媒关于美国“霸权主义”的指控。
川普出身商人。商人一般更“实际”，更愿意通过交易解决问题，也往往更崇拜强者而未必讲原则。而所有这些恰恰是丛林世界的特征。对六四镇压，川普没有指责邓小平的血腥，而更看重邓的强硬；对普京，川普欣赏的似乎是同样东西，难怪他甚至表示可以接受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川普商人式的语言几乎无所不在。就在他当选后不久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知名时事节目《60分钟》专访时，这位侯任总统脱口而出：“每当我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占我们的便宜，我就会骄傲地说，我们要把美国摆到第一位”。[5] 大概正是不愿意让其他国家“占便宜”，川普才提出让日本、韩国和北约分摊更多的军费，否则，美国人凭什么花自己的钱去保卫其他国家的边境？——这里，已经看不到和平、国际责任之类理念，而只是赤裸裸的利益考量。甚至，这个利益考量都是很短视的，因为美国海外驻军除履行价值观职能和国际义务外，对美国本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
那么，川普真的会一意孤行，根据丛林规则重构美国外交吗？有人说，美国国会、政府、大学和民间机构蕴含的价值传统会限制未来川普总统的作为。我也希望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的美国政治将充满张力。但我们还是要考虑，假如川普大体按照他的设想推进其外交布局（毕竟美国宪制和多年的政府运行实践赋予总统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尤其在外交领域），这个世界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它的结果又将是什么？
美中俄重新洗牌
这几乎是一个必然走向。美中俄三大国构成当今世界的三角，原先的基本态势是：中俄准联盟与美日欧同盟大体构成对抗态势，东欧、中东是美俄较力之所在，西太、东亚和东南亚是美中较力之所在。这个局面的形成首先是俄中两国过去20年国力变化和国内政治演变的结果。
俄国民主转型的半途而废，是本世纪以来日渐明显的事实，也是全球民主化事业的重大挫折。本来，叶利钦挑选普京是希望他继续俄罗斯的改革事业，刚上台时的普京也曾一度表现出开放和面向西方的胸襟。但控制、驾驭这个超大型国家的需要使普京迅速走上重新集权之路，权力的诱惑又促使他无视乃至戏弄俄罗斯联邦宪法，用政权党把戏实现总统的三进宫，现任总理麦德维杰夫则成了普-麦二人转中的配角。这种做法自然遭到俄国内知识界和西方世界的批评。普京原来的至少不敌视西方的立场日益转向敌视、对抗西方的立场，不能说与此无关。更深刻地讲，普京血管中流淌的乃是传统俄罗斯人的血液，他似乎更在意地缘政治意义上俄罗斯的安全，而把一切实际的或想象的对这种安全的挑衅均视为威胁。当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时，寻找外部敌人以重新凝聚国人信心就更成为普京主义的应备之义。在乌克兰问题上普京与美欧的全面对抗既有反对“颜色革命”的成分（这恰恰是半民主的俄罗斯已经倒退为专制的俄罗斯的标志），也有俄罗斯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深刻含义——历史上俄国与西方的对抗一直需要有这样一片缓冲区，波兰曾经是这样的缓冲区，乌克兰也是。而普京在叙利亚和美国的博弈，则体现着另一块俄国传统的利益，它涉及俄罗斯对黑海、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掌控能力。
中国的变化同样耐人寻味。在美国人眼中，即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不同于苏联，它未必是标准列宁主义的，而可能更带有民族主义的特征；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又被西方人理解为商业精神和共产党体制的某种混合。西方政客和研究转型问题的学者都相信随着经济的成长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也将和许多国家一样拥抱民主，这大概是美欧接纳中国进入WTO、鼓励中国“融入世界”的考量之一。但事实证明西方错了。借助市场魔力、中国经济长期压抑后的巨大反弹力以及美国人创建的国际经济框架，中国的确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非但没有促进民主，反而巩固了邓后时代共产党的威权统治。今天，习近平的新极权一方面在完善中共一党专政体制和统治方式的精致化，另方面在外交领域一改邓氏留下的“韬光养晦，绝不出头”遗训，而展现出更为积极的作为。党国在东海、台海、南海和东南亚的咄咄逼人，迫使奥巴马政府作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反应。而红色帝国在非洲、拉美、西欧、中东欧的全面布局，更是明摆着要和美国长期较量、以便最终战而胜之。
在上述背景下，中俄走到一起、形成某种准同盟关系一点都不奇怪。站在中共角度，为东面对抗来自美国的压力，党国必须扩展西部战略纵深，保障西北、西南民族地区稳定和边境安全，获得来自中亚地区和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这一切都需要和俄国搞好关系。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军工产品（尤其是军用航空发动机）仍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支撑之一，中国的航母、潜艇、导弹、中远程轰炸机和现役三代或四代战斗机几乎都是在俄式装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 同样，俄国也有结盟中国的需要。叶利钦时代的俄中关系大体不出“正常国家关系”范围，既非结盟，也不敌对，普京本来也是如此。但最近10年来俄与西方关系的日益紧张迫使普京与北京联手。这个进程在2014年3月克里米亚危机后大大加速，双方签署了为期30年、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销合作协定，俄中的准军事同盟关系也进一步形成。2016年6月，普京旋风式访华，与习近平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该声明称：“当前，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我们对此感到担忧”。“个别国家和军事－政治同盟谋求在军事和军技领域获得决定性优势，以便在国际事务中毫无阻碍地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实现自身利益。他们公然无视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安全基本原则，企图以牺牲他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这一政策导致军力增长失控，动摇了全球战略稳定体系”。[7] 声明剑锋所指显然是美国，且毫不含糊。中俄如此高调地发表这样的联合声明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两国的大外宣战略也极其相似。中国官媒正在积极执行“走出去”的战略，把中央电视台办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同样，俄罗斯的“公共外交”也办得有声有色，《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RT）已成为俄官方最大的对外宣传媒体。[8]
从性质上讲，中俄联手与美国的对立是两个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对立，美国本来占有道义上的优势。但现实是美国陷入与中俄的两线对峙，在战略上处于不利位置。更何况过去20年，美国深陷中东、阿富汗乱局不能自拔，这给了俄国在欧洲、中国在东亚崛起的好机会。客观地讲，川普的战略收缩主张也和这个大背景有关，甚至是这个大背景的产物。
那么，川普会如何动作？
首先，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几乎是川普必选。这倒不在于川普个人对普京有好感，而在于川普的美国本土第一逻辑必然要求走向和俄罗斯合作。在川普看来，当今美国的最大威胁是恐怖主义，是“伊斯兰国”（ISIS），川普对奥巴马的批评之一就是处理中东问题不力，反倒造成ISIS的疯长。而ISIS问题又和叙利亚问题直接相关，奥巴马政府由于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要求独裁者阿萨德下台而和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普京长期对峙、反复较力，在这个过程中，ISIS借机发展起来也是事实。川普上任后势必改变奥巴马时期的政策，他大概不会太在意阿萨德独裁还是不独裁，肃清、剿灭ISIS才是最重要的。为此，川普会寻求和普京联手，哪怕这种联手是有限的。在乌克兰问题上，川普也可能和普京妥协，他的承认克里米亚被吞并事实的非正式表态已经是个征候。反过来，普京的俄罗斯也对川普当选欣喜异常。[9] 普京当然希望结束西方因克里米亚问题对俄国实施的制裁，川普当选会大大增加这样的机会。国际媒体早就报道俄罗斯黑客攻击美国民主党总部、有选择地公布不利于希拉里团队消息以支持川普竞选。还未卸任的奥巴马总统下令对此事彻查，普京、川普则双双指责此类报道的荒谬。但川普并未掩饰俄方对其当选的示好。12月23日，川普过渡团队对外公布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写给川普的圣诞贺信，该信称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仍是确保当代世界稳定与和平的重要因素。普京在信里写道：“我希望你就任美国总统后，能够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方式，采取具体措施，重建两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框架，并将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层次，提升到一个有质量的新水平”。[10] 写这封信的普京和半年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签署联合声明的普京，已经判若两人。川普也明确表示“这是一封非常好的信”，“他的想法是对的，我们不需要另谋他途”。[11]
美俄走向缓和似乎已成定局。川普选定爱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雷克斯·蒂勒森作为国务卿提名人选，加重了人们的这一印象，因为这位石油大亨和俄罗斯关系不错。最近又传出，川普过渡团队已经从未来川普政府的“敌人”名单中去掉俄罗斯，而在前不久，美国不少智库还把普京的俄罗斯列为对美威胁的头号国家。
其次，美中关系。与美俄关系相比，未来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引发更多的猜测乃至争议。川普竞选和当选后言及的美中关系涉及两大议题：经济问题和南海、台海问题。先来看经济。不错，川普在竞选过程中对北京发了不少狠话，批评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和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抱怨中国抢走了太多美国人的工作机会。面对中美贸易间美方的巨大贸易逆差，川普扬言要对中国产品施加45%的进口关税。最近（12月21日），川普任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保罗·梅拉吉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担任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White House 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任一职。纳瓦罗写过几部关于中国经济和军事扩张的著作，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的强硬派。美国之音报道纳瓦罗被任命的消息用了这样的标题：纳瓦罗来了，美中会有贸易战吗？[12] 很多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一些中国民运人士为此欢欣鼓舞，认为这样一场贸易战势必重创中共，加快中国民主转型的进程。
然而，情况未必如此。有关数据显示，中美两国如今在经济上已经高度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债权国；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2007—2014年，中美贸易额从3021亿美元增至5551亿美元，年均增长9.1%，相当于同期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约4.5%）的2倍。[13] 诚然，中美贸易，美方呈现巨大逆差，2015年的纪录是：双方交易总额5981亿美元，其中，中国向美国出口达4819亿美元，美国向中国出口1162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为3657亿美元。[14] 但这个数字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有相当部分的价值由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所组成，比如iPhone手机的生产，芯片来自韩国和台湾，显示屏来自日本和韩国，设计来自美国，最后这些零部件在中国组装，再把成品销往美国。从商品附加值的角度看，一部从中国运往美国的iPhone，实际上是韩国、台湾、日本、中国和美国自己在向美国出口。据德国银行的一个专业团队计算，这部分商品附加值在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总值中约占37%。[15] 这意味着，如果川普决定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用提高关税或减少进口的办法缓解逆差问题，将打乱全球的生产贸易链条，而不是仅仅惩罚中国。此外，川普提出的重振美国经济的办法包括大规模减税以刺激投资以及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加就业等，但这些办法势必导致赤字财政，而赤字财政又是和贸易保护主义相矛盾的。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学经济学教授陆丁就曾撰文指出，“特朗普（川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认为，只要消除美国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甚至贸易顺差，就可以使每年的GDP增长加快一个百分点，创造更多就业。问题在于，根据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在赤字财政扩张、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形下，用贸易保护来实现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只是舍本逐末，难以奏效。因为财政赤字攀升意味着国债增加、推高长期利率，必然吸引资本流入来填补国内资金缺口，使美元升值，从而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大贸易赤字，导致财政和贸易出现‘双赤字’。美国的经常项目正是在八十年代初里根经济扩张时期出现庞大逆差，美国从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从供给侧来看，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实现贸易平衡，必然搞乱美国产业的国际供应链，提高其生产经营成本，即使没有招致贸易对手的报复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也会得不偿失，阻碍生产力的提升。”[16]
另一方面，川普若发动贸易战，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也不可简单回答。来自美国的报复当然有杀伤力，但说动摇中国经济根本则言过其实。经济学常把投资、消费、净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的确是对经济增长原理的生动表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6708亿元人民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000亿元人民币，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31亿元人民币，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45741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41255亿元人民币，进口104485亿元人民币，货物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或曰净出口）为36770亿元人民币。[17] 显然，净出口这一项对整个经济盘子的贡献占比并不大（就算北京官方统计数字有水分，其大致比例也不会太离谱）。当然，如果真的贸易战开打，某些出口商品的被阻会连带影响国内投资和消费，这笔账的实际计算要复杂得多。但鉴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东方不亮西方亮，局部发生的贸易战不会伤及中国经济的整体。更何况在中国对外贸易构成中，美国只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虽然是第一大出口市场。
当然，川普对中国的某些批评是合理的，比如他要求中国遵守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终结非法出口补贴，更改过低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等等。但这些问题与其说是经济的，不如说是政治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只有在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体制下才能成为事实，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恰恰乃党国自身命脉之所系，既关乎党国安全，也是党国对外扩张的有力工具。奥巴马力倡的“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定”（TPP）本来是为了应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而发起的，它企图设定更高的门槛，捍卫真正的自由贸易原则，保护人权，同时反对中共利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以及政治上可靠的大型私营机构来达到政治目的。但川普却要废掉这个协定，生怕此类多国协定让美国吃亏，殊不知在战略上乃是极其短视之举。
总之，像中美两个如此庞大、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体，真的爆发贸易战，势必“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商人出身的川普总统究竟会在这个问题上下多大决心？走多远？
再来看军事。面对烫手的中国，真正让川普焦灼的还不是即将爆发、或大或小的经济战，而是围绕台海、南海（部分意义上包含东海乃至西太）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最近的“川蔡通话”激起众多猜测，川普称蔡英文“总统”也被一些人解读为要打破“一中原则”，川普内阁中一系列军人面孔的出现则被视为未来川普外交将更加强硬的明确表征。但，川普真的会为台湾而和中国一战吗？
台海上空的战云
台湾问题的确是中美两国外交的重要节点。20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结果产生了两个均号称代表中国的政权，一个是内战中取胜的共产党政权，一个是战败后不得不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美国本来已对腐败的国民党心生倦意，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于对抗共产主义的需要而再次向蒋介石伸出援手。1954年美台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SA and ROC）》，条约称“各缔约国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任何一方缔约国领域的武力攻击，即危害自国的和平及安全”，这里对缔约国“领土”及“领域”的定义是：“中华民国”指台湾及澎湖诸岛，“北美合众国”指其管辖下的西太平洋诸岛。条约还规定：“关于在台湾与澎湖诸岛及其周围，为了防御所必要的美国陆军、空军及海军，基于互相同意所决定，中华民国政府许诺其配备的权利，美国政府予以接受。”[18] 美军在台海地区的存在，其法理即由此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联合公报，中方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则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美方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19] 1979年北京与华盛顿正式建交，但美国国会同时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强调这一建交之举“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一期望”，“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为此，该法律规定继续“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人民”，同时“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和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20] 站在北京立场，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只是美国的国内法，不具国际法效力，而且是对中国内政的肆意干涉；而在华盛顿看来，通过这个法至关重要，它关乎美国的立国原则，那就是对民主体制和人权的捍卫；它同时也是威尔逊精神的体现，就便我与一个强大国家建交，也不能允许它通过非和平的强力手段让弱者臣服。这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国出动两个航母作战群威慑北京、保卫台湾岛的美方逻辑，也是至今美军在西太保持强大存在的根本理由。当然，更广泛地说，美军在东亚、东南亚、西太的存在还和维持这个地区的海上安全相关，毕竟这里是重要的国际水道，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石油运输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这里需要国际警察，而美国曾长期担当这个角色。
再来看北京。今天的中共当然远非1996年可比，它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军事巨人。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和全球外交极其活跃。按中国官媒的说法，习的雄心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设想，在中共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共建政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此即所谓“中国梦”。其实，习的真正的梦是党国中兴、红色帝国崛起的“强国梦”，目标是扫平周边，扩展外围，在价值观和国家实力两方面与美国争雄，最终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引领者。
“扫平周边”本身就是一个艰巨任务，也是习氏全球战略的第一步。中国的北面、西面和俄罗斯、蒙古、中亚国家接壤，借助和俄罗斯的准联盟关系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这个方向大体无虞。西南方向和印度有领土争议，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所以必须保留巴基斯坦这个战略盟友。中国周边的敏感区域主要在南面和东面，包括南海、台海、东海、朝鲜半岛。北朝鲜政权对北京来说是一块“鸡肋”，既不能丢弃，又麻烦不断。以金正恩如此挑事、用不断升级的核武试验威胁美韩来看，他被美韩收拾是早晚的事。习近平若真的勇武，先行出手搞定朝鲜才是大手笔，但习显然不会这么干，这不但在于它会涉嫌“干涉内政”，北京不好向世人解释，更在于有更重要的战略目标必须先行考虑。那么，这个目标是钓鱼岛？也不是。中日恢复邦交后的很长时间里，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一直被北京淡化处理，民间保钓人士常常被政府压制，以免“影响中日关系大局”。钓鱼岛问题的突然升温发生在习近平接掌政权前后，中国官媒大肆炒作日方把钓鱼岛“国有化”是改变现状，中国军方则宣布建立“东海识别区”，中国的海警船也加强了对钓鱼岛临近海域的巡逻。这一切固然有向日方示威的味道，但更多的是做给国内看的。刚上台的习近平需要凝聚人心，提高威望，需要军队的支持，对外示强的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是最得手的工具。对谁示强？日本最合适，它有过侵略中国的历史，是天然的好靶子。偏偏赶上日本也是强人上台，安倍晋三主政，两国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数年。但这种紧张不意味着真的会开打，日方提高防卫水平本来就是被动之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开火，中方示强则带有作秀成分，真的开打岂不弄巧成拙？再来看南海。在这片充满火药味和主权争议的海域，中国本来是后来者。虽然早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就宣称对南海U型线以内巨大海域拥有主权，但限于海空军能力不逮，此话也就说说而已，1946年国军占领太平岛还是借助美国人赠送的军舰才上去的。在后来的30年里，越南（包括统一前的南越）、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纷纷下手，抢占南海岛礁，到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参与这场竞赛时，越南已经占有南沙地势最好的20多个岛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户。但中国军人在南沙问题上表现出更长远的战略眼光。被称为“中国马汉”的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不但提出“近海防御”的新概念，把“近海”范围扩大到整个第一岛链范围内的海域，而且提出到2020年，中国海军要突破第二岛链，走向远洋。[21] 南沙显然是必争之地。其战略价值在于：西有助于控制马六甲海峡（中国进口石油的85%要路经此地）；东乃突破第二岛链的支撑；北则形成对台湾岛的合围；此外南海还是中国战略核潜艇的理想藏身之地，这里水深，可以保证中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这就是北京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大力抢占剩余不多的南沙岛礁，并在最近数年加快填海造岛、扩建岛上军事设施的原因所在。
最后看台海。经略南海的战略意图之一是解决台湾问题已如上述。据笔者看，彻底结束两岸分治、“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才是习近平最可能认定、也最需要达成的战略目标。首先，既然“中国梦”乃“强国梦”，两岸统一自然是“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标志，习本人亦可就此奠定与毛邓等同甚至高于毛邓的历史地位，这种诱惑对任何独裁者都不可小觑；其次，从内政角度看，拿下台湾有助于提升中共在大陆的执政合法性，而使大陆经济的、政治的、人权的种种丑陋退隐其后，也彻底断掉藏独、疆独、港独之念；再次（这一点其实更具现实紧迫性），台湾岛内民意的发展正在越来越远离“统一”而趋近“独立”，多年来中共通过经济统战收买台湾政商高层和普通民众的办法收效甚微，民进党上台更令两岸统合的前景逆转，用一些鹰派军人的话讲“和平统一”已经无望；[22] 最后，收回台湾乃习氏南海大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需要。鉴于川普当选后美俄关系改善给中俄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习很可能加快对台湾问题的部署。当然，这个大动作对习风险不小，虽然理论上说拿下台湾有多种选择，最佳选择自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武力解决毕竟是一切选择的最终基础，稍有差池就可能满盘皆输。习敢不敢赌这一把？也还有待观察。
总之，台海、南海是中美较量的第一线，是未来真正的火药桶，双方都有充分理由拿下这一局。那么，如果发生冲突，从纯军事角度看前景又将如何？美国兰德公司7月29日发表研究报告，对此进行了沙盘推演。这份题为《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War with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的报告假设战争将在2015至2025年期间发生，可能有四种战争场景：迅速高强度战争、长期高强度战争、短期中等强度战争、长期中等强度战争。战争的强烈程度取决于双方领导人是否下令各自军队对敌方力量予以毫不犹豫的打击。考虑到两国有足够的资源打一场长期战争，战争持续的时间将取决于哪一方先失去战争的意愿或是意识到打下去将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报告总的结论是：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一旦美中开战，美军并不能确保战争按自己预料的方向发展，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一旦开战，尤其是两国陷入长期的高强度战争，中国的损失会更大，带给美国的是国民生产总值5%到10%的下降，而中国的下降幅度可能高达25%到35%。[23]
中国军力的迅速增长的确是事实。如果说1996年北京面对台湾海峡耀武扬威的美国航母只能望洋兴叹，那么今天中共军方已经有了可以对付航母的有效手段，那就是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据报道，这种导弹威力大，射程远，发射平台机动化，导弹飞行达到高超音速，且末端高速机动突防，又可采用多枚、多型号导弹齐射、饱和攻击战术，令航母编队防不胜防。美国《空中力量》杂志称之为“冷战后第一种有潜力阻止美军海上力量投射能力的武器”。[24] 该导弹1500公里射程可有效覆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在台海战事发生时，可有效阻遏美航母舰队进入第一岛链驰援。美军机从本土飞越太平洋路途遥远，而若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或澳大利亚加尔文空军基地的美军机奉命起飞驰援台湾，北京即刻就可以视日本或澳大利亚为参战方而予以打击，战争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美军若想阻遏中共军队进占台湾或消灭东风21-D对航母舰队的威胁，除非直接攻击位于中国大陆沿海各省的陆基导弹发射平台及战略指挥中心，这意味着战火将烧向中国大陆本土。这种情况下，北京势必采取更激烈的反击行动，把关岛甚至夏威夷均视为打击目标。有人不相信解放军真有什么战斗力，理由是中共军队早已腐败得一塌糊涂。在笔者看来，腐败是事实，中共军队在军力上已有长足的进步也是事实。现代战争是高科技战争，并不需要“200米内硬功夫”。纳瓦罗在他的新书《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中甚至预言可能爆发核战争。据纳瓦罗看，“核战争的可能性在于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独裁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分裂状态。中国政府的最终目标不是要增进中国人民的福祉，而是要永远地掌握统治权力。因此当中国领导人发觉在中美战争中他们可能会失败的时候，就会使用核武器来保住手中的政权。”[25]
总之，这将是一场巨大的赌博，是真正的意志较量，无论对习近平，还是对川普。问题在于，习有参与这场赌博的足够理由和动力，川普有么？未必。川普的重心是美国本土，不是遥远的台湾；纵令川普是个逞强好胜的总统，商人本性也会让他在重大决策之前仔细计算利害得失。他真的会为美国基于价值观对台湾作出的承诺而去拼死一战，甚至要冒自身严重经济衰退和核战争的风险？按照我们的假设和既有经验事实，这不符合逻辑。当然，丛林规则也可能促使川普铤而走险，他的“让美国重新强大”也可以这样解读，但这样的话，美国的战争行为将失去道义的力量，无论输赢都已经是另外一种含义。
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川普以台湾为筹码，迫使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让步。川普的不按常理出牌，打破几十年惯例而和“台湾总统”通话，也可能包含这样的心机。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北京恰恰是精于此道的老手。北京会一方面高调宣布台湾问题事关根本原则，不容任何人做“筹码”，打“算盘”，另一方面则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给川普些面子或好处，而达成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战略目标。中国人早就流行一句话：能拿钱摆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可能反倒更大些。
多级世界：福音还是噩梦？
如果事情真的沿这个方向发展，将是北京的巨大成功。美国退出台海、甚至退出西太，中美实现亚太“共治”。另一方面，美俄关系改善，美国承认俄国的部分地缘战略利益，中东、乌克兰不再成为美俄较劲之所。这样，美中俄分别鼎立，一个多级世界形成。
事实上，早在2016年4月，川普就表达过要和俄罗斯、中国“友好相处”的意愿，并强调除中东外，这将是未来川普政府的外交工作重点——
我们渴望和平地生活，并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友谊。我们与这两个国家有严重分歧，所以必须擦亮眼睛对待他们。但我们不一定非要成为对手。我们应该基于共同利益，求同存异。像俄罗斯就已经看到了伊斯兰恐怖主义令人恐惧之处。
我相信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并改善关系是可能的。常识告诉我们必须结束这种敌意的循环。有人说俄罗斯人不讲理。我会试着看看。如果我们不能为美国谈成一笔好生意，我们会立刻撤出谈判席。
要进入一个繁荣的新世纪，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是另一重要步骤。中国尊重强国，让他们在经济上占据优势，我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尊重。我们和中国有庞大的贸易赤字，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方法来平衡这种赤字。强大、聪慧的美国一定是能和中国结交好友的美国。我们可以彼此获益，而互不干涉。[26]
甚至，这个设想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也确实有人对此做过论证。在哈佛任教的英国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前不久撰文《特朗普（川普）的新世界秩序》，该文试图解读老资格的美国外交家基辛格近期的言论，认为基辛格给当选总统川普的建议是“无论在贸易还是南海问题上，不要与中国陷入全面冲突，而要寻求‘全面协商’，力求实现对话机制、推行《世界秩序》一书中主张的‘共同发展’政策。”另一方面，“鉴于当前的俄罗斯是一个实力削弱的遭受重创的后帝国时期大国，普京渴望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的、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力量，而不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的屈从者”，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目的不仅需要交易技巧，还需要理解对方。“基辛格认为交易的核心是要让乌克兰成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任一方的前哨”。弗格森甚至推测基辛格在暗示川普，在寻求地缘战略均衡方面，一战前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堪为榜样。“罗斯福的战略出发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一种强权，而不是道德性的非凡化身。如果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有义务凭借其实力占得优势。” 正因为如此，西奥多·罗斯福不赞成多边裁军和集体安全等自由主义设计，也对伍德罗·威尔逊的主张不以为然。那么，“追随着老罗斯福的步伐，特朗普（川普）会有怎样的战略构想呢？有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就像老罗斯福一样，特朗普（川普）跳出了威尔逊提倡的所谓保障“集体安全”的思维桎梏，也不会再愿意让美国为国际合作支付昂贵的账单。与此相反，他会极力促成由地区间大国共同支配的国际新秩序。”弗格森甚至用了个吓人的名称来称呼这个“新秩序”，那就是“中美俄威权主义联盟”。[27]
中美俄之间当然不可能达成什么“联盟”。如果真的实现中美俄的三足鼎立，这将是一个新的丛林世界的诞生。然而，与19世纪以前的丛林世界不同，新的角逐者除了民族国家利益以外，还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深刻冲突，这自然主要指美国和中共所代表的中国。基辛格之所以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广受批评，恰恰是因为他自认为了解中国，又和中共几代领导人有着长期交往，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共等同于中国，有时还要从“文化”上去找根据。据美国之音报道，基辛格建议川普“把一个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放在他的个人班子里，作为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同时“美国领导人应该认清这个国家根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而不是被双方之间目前存在的一些纷争挡住视线”。[28] 然而，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和解读中共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有些美国学者或政界人士往往把“文化”搞得十分神秘，结果反倒误读了自己的对象。今日中国的许多问题固然和文化有关，但首先是政治的、哲学人类学的。至于“这个国家根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基辛格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错的，因为“这个国家”可以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可以是作为中共党国的中国，而这两者是有重大区别的，其“根本利益”并非一回事。党国向来把政权的安全视为高于一切，为此它可以从根本上伤害中国民族国家利益，比如，它可以向北朝鲜这样一个荒唐的血缘共产政权长期输血，说穿了是因为平壤和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权类型上属于同类；它也一定要视美国为它的根本对手和敌人，说到底是因为美国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对中共政权有“颠覆”之虞——至少在中共领导人自己眼里是如此。所谓中美两个大国“不冲突”、“不对抗”，不过党国领导人公开的外交辞令而已，“无声的较量”之类内部语言才更真实地反映中南海独裁者的认知。这正是从长远看中美之间不可能达成“战略均衡”、也不可能有什么“共治”的理由。前不久基辛格在一个对话场合称“如果中美两国进行对抗，整个世界都将分裂”。[29] 但这位资深外交家不愿意承认或不愿意说出的另一个逻辑前景是：今天美国为避免分裂而寻求和中共的无原则妥协，明天就会有美中之间更大的分裂。作为民族国家的大国可以彼此形成“均势”而长期共存，但性质上根本对立的大国政权之间却永远存在对抗，因为至少在专制政权一方，它将永远把民主体制视为对自己的威胁。[30]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美俄“多级世界”绝非福音，而是噩梦，因为中美之间（更严格地说是中共党国体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宪政民主制度之间）的决战势不可免，这场根子上由政权性质不同引起的国家争斗将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没有任何妥协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或故意模糊这一点，是基辛格一类政客的根本错误。他长期被中共党国政府奉为座上宾，不是没有理由的。
那么，怎么办？
到此为止，本文基于经验事实和逻辑推理得出的推断，均指向川普可能接受基辛格此类建言，因为它与川普本人的认知和行为取向相吻合，也符合现实主义理论家眼中的“美国利益”；但本文的逻辑同时证明，这样一个21世纪的新霍布斯世界对人类并非福音，而是灾难，因为它在看似合理的大国妥协和“合作”过程中，给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和机会。这个红色帝国虽非要重新举起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大旗，却势必要用一套包装完美的“中国模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说辞挑战文明人类今天拥有的一切。[31] 根本扭转这种前景的唯一可能，是美国坚定其民主、人权的建国理想，继续担任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角色，向当年抵御苏联扩张一样抵御当今红色帝国的扩展、渗透。在这里，美国总统的职责尤其重大。川普不能只是商人眼光的美国总统，而必须在美国历史和价值观方面补课。美国民主体制也面临考验，在必要时以高瞻远瞩和有力的权力制衡来弥补总统可能的过失，纠正其可能的战略错误。美国的重新强大是必要的、应该的，仅就此点而言，川普并没有错，但这个强大一定要以普世价值为前提。美国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只要这个利益不与人类的整体利益相矛盾，而是在促进人类的整体利益。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才赢得进步人类的广泛尊敬。
更详细地讨论未来美国的国家战略不是本文的任务，但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共红色帝国的崛起，笔者以为美国应该做的事情起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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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洲、欧洲、澳洲和北美的盟友建立更紧密的战略联盟，共同抵御红色帝国的扩张，而不是战略收缩，重回孤立主义，若如此，将铸成历史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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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但这个缓和将基于和中共党国全球博弈的立场，而非传统的民族国家地缘战略立场。普京不是习近平，他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和西方一争高下的想法，他想要的只是西方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承认。这种承认或部分牺牲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的利益，但在全球战略天平中，这种牺牲可能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集中力量解决全球最大的威胁。美国亦将就此摆脱两线作战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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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缓和关系还有助于中东问题的解决或部分解决，同时缓解欧洲的移民压力。英国“脱欧”，法、德、意等国民粹主义和排外势力的抬头均与此有关。解决移民危机对于整个欧洲的稳定是重要的，其代价则是中东地区民主化进程的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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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方面，坚定地遵循美国基于价值观立场对台湾作出的承诺，台湾是华人地区民主转型的典范，我们当然不能低估2300万台湾人民捍卫自身安全的意志，但两岸军力毕竟相差悬殊，战局一开，结果不难预料。而阻止战争的根本保证是加强美军在台海、南海和整个西太平洋的存在。目前美军尚有能力这样做，再过10年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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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由贸易原则，贸易保护主义解决不了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就知识产权、公平贸易等问题和中国政府进行严肃谈判，为此不惜做好“壮士断腕”的准备。同时，应重新回到贸易与人权挂钩的政策，哪怕这会让美国消费者付出代价。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的高度捆绑已经成了西方政治决策的负资产，一直在限制民主世界的手脚，欧洲的衰落加剧了这个问题。美国需要和欧洲协商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对中国人民来说，可能发生的贸易战将影响他们的收入和日常生活，他们将要付出的是为中共党国和民族国家捆绑而产生的代价，因为当西方通过制裁或其他手段遏制中国政府的不公平交易时，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会被殃及。
以上战略举措，或许可以减缓红色帝国的崛起势头，并反过来促进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中国能否实现民主化，是21世纪最大的政治悬念。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世界才能真
正迎来和平。然而，现实是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高压统治已经造成中国万马齐喑的可怕状态，中国的奴性文化正在新一轮个人崇拜中沉渣泛起，中共的新国家主义正在腐蚀、同化新一代“愤青”，中国的经济虽然问题重重，但并非全无转圜之地，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手段仍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总之，中共惊人的学习能力和近乎完美的独裁统治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现象。当然，另一方面，这个国家毕竟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民主化潜能已有巨大积累，体制内和民间仍在积蓄能量，蓄势待发，但它需要必要的条件。中国民主化首先有赖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但它同时又是文明人类的共同任务。正因为红色帝国影响所及已经是整个世界，中国民主化的意义就不仅仅是13亿中国人民摆脱专制、获得解放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人类告别谎言、摆脱战争威胁的保证。
简短的结论
当今世界需要的不是霍布斯，而是康德。尽管多级世界符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假设，却早已不合时宜。我们必须面对民主与专制的长期缠斗，虽然这种缠斗打着民族国家的旗号，并把二者搅在一起。根本问题是，人类倒退回丛林时代，不但是文明的耻辱，这个地球也承受不起。
从长远看，民主必须战胜专制，这是人类在更高水平上建构共同家园的前提。无论这一天还有多远，我们必须为此努力。这里的“我们”，包括中国人，包括美国人，包括所有进步人类。10多年前，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政府’或某种形式的‘全球公共权力’（这个‘全球公共权力’肯定比今天的联合国拥有更多的实质性权威）是可以想象的，那么它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专制主义国家彻底退出人类历史舞台”。[32]
今天，我仍然秉持这样的理念。
（张博树：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客座教授，本刊共同主编）
[1] 见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页13。
[2]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页258。
[3]这篇演讲的中文全文见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19974。
[4] 同上。
[5] 专访中文全文见http://www.guancha.cn/DonaldTrump/2016_11_15_380588.shtml。
[6]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前身是苏联海军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瓦良格号，正在建造的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仍然采用此类航母的形制。过去20年间，俄罗斯专家参与了中国歼-10、JF-17（枭龙战机）和高级教练机L-15的研发。除了以俄罗斯军工产品为基础进行再研发以外，中国也从俄国直接进口军事装备。2015年1月，中国空军飞行员抵达俄罗斯学习驾驶苏-35战机，中国已和俄国签订合同成批订购这种战机。中国还将购买俄罗斯的S-400导弹系统，以加强对东海、台海地区的威慑。（参见胡逢英、吴非著《俄罗斯公共外交与地缘政治》，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页122~125）
[7] 声明全文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6/26/c_1119111895.htm。
[8] 关于俄罗斯大外宣和RT的情况，胡逢英、吴非的前引书有详细介绍。
[9] 据说，川普当选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正在开会的俄议会竟然全体起立鼓掌。
[10] 见财新网2016年12月25日报道《普京致信特朗普（川普）圣诞 俄美关系困局待解》。
[11] 同上。
[12] 见http://www.voachinese.com/a/peter-navarro-US-China-Trade-2016-12-22/3647246.html。
[13] 见甄炳禧《中美经贸合作竞争新态势及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链接见http://www.ciis.org.cn/gyzz/2016-01/15/content_8536715.htm。
[14] 澎湃新闻：30秒看中美贸易30年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65302。
[15] 华尔街见闻：“如果中美贸易战真的爆发”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76840。
[16] 陆丁《“特朗普经济学”离主流经济学究竟有多远？》，载FT中文网2016年12月7日。
[17] 有关链接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18] 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86576.htm。
[19] 见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zywj/lhgb/t705065.htm。
[20] 见https://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html。
[21] 见詹姆斯·霍姆斯著《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页34~35，及李黎明、刘文祥著《新战略论》中“刘华清关于突破第二岛链的设想”，电子版链接见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uGDnh6YAwR8C&pg=PA490&lpg=PA490&dq。
[22] 例如，解放军退役中将、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在2016年12月17日环球时报年会上就说：“台独”现在是岛内主流民意，而且越来越独，不可回头，2020年前发生军事冲突是肯定的，而一旦爆发台海战争，解放军很可能一举夺取台湾。见环球网有关报道《王洪光：2020年前后会爆发台海战争》http://taiwan.huanqiu.com/article/2016-12/9823878.html。
[23] 有关报道见http://mt.sohu.com/20160801/n461934073.shtml。
[24] 有关报道见http://mil.news.sina.com.cn/2014-01-15/1018760176.html。
[25] 见美国之音2016年11月25日报道：简介纳瓦罗的新书《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26] 同注3。
[27] 见凤凰国际智库2016年12月11日《基辛格忠告特朗普（川普）：组建中美俄威权主义联盟》http://pit.ifeng.com/a/20161211/50398376_0.shtml。
[28] 美国之音2016年11月18日《基辛格在美中关系上给新总统的建言》http://www.voachinese.com/a/trump-us-china-kissinger-20161117/3601545.html。
[29] 人民网2016年12月16日《基辛格：中美如果对抗，世界将分裂》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1215/c1002-28953249.html。
[30] 有些现实主义国家关系理论家不承认政权性质对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比如以主张“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著称的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认为“无论中国实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是成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国家，这都无碍于它的行为表现，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一样在乎安全，况且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页3）这位美国学者大概没有意识到，专制统治者会为他的这类观点鼓掌。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看，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必须严肃批判。
[31]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来习近平在阐述中国外交政策时越来越多使用的一个新概念。中国外长王毅曾专门撰文鼓吹这个概念，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波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契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有着深刻丰富的理论内涵”，“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高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奋力开拓、阔步前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谱写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新的辉煌篇章。”见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5月31日《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368155.shtml。
[32] 这篇写于2004年的文章标题是《全球治理与民主——兼论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重构》，该文收入拙著《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277~336。
本文首发于《中国战略分析》季刊2017年第1期，链接见http://zhanlve.org/?p=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