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
内容提要：中国当前出现的极权主义转型倒退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政治转型走了将近40年，本已进到一个关键时期，或曰临界点。转型中集聚的力量已经在要求突破瓶颈，在一个或几个政治制度层面实现突破，从而打开走向威权主义的大门，并继而走向民主。就在这个当口，却从权力内部出现一股力量，他们对即将告别极权主义感到恐惧，对极权主义那一套似乎恋恋不舍，而试图阻止转型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想让转型倒退回去，重新回到极权主义的原点。这是当今中国的最大危险。
关键词： 晚期极权主义 转型 国家与社会
2013年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出的《中国民主化指标研究报告2011－2012》中，刊登了我写的一篇专题报告《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和阶段》，之后这个文章由《领导者》杂志2014年第3期又登出来。这篇文章主要想提出一个看法：依据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观察，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形态仍然处于极权主义阶段之中，从民主发展角度看，中国政治转型还没有达到威权主义阶段，离达到民主还相距甚远。这样就提出了一个中国民主转型三阶段论的看法：从极权主义原点出发，向威权主义转型，再从威权主义出发，向民主转型。我在文章中讲，目前中国政治转型是处在晚期极权主义（Late Totalitarianism）的阶段，并不是后极权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更不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这篇文章和传统政治学的看法不一样，因为按照传统的看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早已进入到威权主义阶段，甚至已经进入到要走向民主的发展阶段了。当然我也希望如此。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确实出现了向民主方向的转型趋势，但是从转型的阶段和状态来看，中国仍然处于极权主义的后期，并没有发展到威权主义，更不要说民主的阶段了，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因此从理论上讲，当前很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讲清楚极权主义的转型倒退，这在中国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
晚期极权主义定义中隐含的转型倒退问题
我在《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和阶段》一文中对晚期极权主义的定义从一些方面做了说明。极权主义的政治转型在离开了原点（original point）之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引起了一系列变化。以中国的例子来看，就是在文革结束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宽松政策，主要是在经济上开始采行一些市场经济的做法，一方面从物质刺激出发，逐步认可私营经济，对国营经济进行改革，鼓励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经济的环境中，不只外贸要大发展，而且外资要大引入，把市场经济制度引入中国。这些政策的出现，不仅使中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改变了共产党多年来的国有经济发展结构和公有经济的意识形态框架，还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一系列变化，民间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机会可以发展起来。因此，中国的公民社会得到了发展，意识形态开始松动，个人的信息自由、行动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个人的公民权、知情权，以及个人的或集体的维权活动也得到了发展；中国人开始有了私有财产，不再完全依赖政府，社会自由由此得到了很大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公民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监督政府，要求信息公开、预算公开，政府官员的财产也要公开；社会要求自由选举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不过，中国社会的民主发展也就停止在这里了。虽然有了上述松动和自由，但中国并没有发生政治制度上的突破，仍然停留在极权主义上。诸如：政党制度没有突破，仍然是一党专制，不允许成立政党以及政团；选举制度没有突破，中国唯一的选举是群众组织层面的村委会选举，且已经基本被地方政府所操纵；法律上规定的中国县乡（区）两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徒有其名，要参加独立代表候选人选举的公民在选举中遭到地方政府的刁难，不是被抓，就是被监控，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无法履行，一个基本的自由选举没有出现；在选举法规定的地方人大代表之外，中国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更不要提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了；中国至今没有司法独立，党对律师、检察院和法院都是领导关系，对司法程序严格控制，法官不可能独立判案；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制衡基本不存在，党控制所有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党又领导和控制一切政府行政权力资源；虽然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之实，但是在法律上没有得到承认，至今没有保障公民权益的结社法、游行法、新闻法，出版法等，所有的媒体都被政府和党所控制，党对新闻、电影、网络等实行严格的控制。以上所有涉及到公民自由权利、政治权利的政治制度都没有出现重大的制度变化，只是政府控制程度有所变化，时紧时松。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有了一定的自由，但那是由于传统政治制度的松动而来的，而不是新的制度的出现带来的。共产党控制中国的所有政治制度都没有出现转变，而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基本形态。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类似于威权主义国家所具备的一些政治制度，例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结社制度、公民的自由表达制度、司法制度等。正因为如此，我将中国当前的政治现状定义为“晚期极权主义”，而不是威权主义。[1]
有人会讲：你对意识形态和经济上所有制的变化怎么看呢？这些应该已经有根本的改变了吧！就意识形态而言，客观地说，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失败，对这点中国人是清楚的，共产党也是清楚的。但是为了维护现存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是必须坚持的，虽然这只是个政治图腾，但宣布放弃是不可能的。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可能为共产党作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合法性解释，也无法为未来提供指导，只能做些数字式的简单游戏了。[2] 共产主义是一种教义和政治合一的体制，对维护统治来讲，教义的作用甚至高于政治，这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状态，但是在当前的中国，这一点已经改变了。目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本是靠政治制度强硬而有力的实际操作在维持着。
我的那篇文章谈中国民主发展的阶段，实际上是谈中国民主的转型问题。当时定义中国的政治现状为“晚期极权主义”，有一层隐含的内容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治转型中的倒退问题。其实，转型本身就有多种可能，或向前转，或原地踏步，或向后转，向后转就是倒退。以中国情况来看，出现向后转的原因是极权主义转型在制度建设上没有突破，所以向前走的力度有限，无法突破转型的制度临界点。极权主义向民主的发展需要第一步先达到威权主义阶段，但是在体现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建构上，中国却一个都没有实现。正因为向前转在制度方面没有任何突破，由此从现行状态下向后倒退的可能性不只很高，而且会比较容易。
民主倒退在目前世界上是一个现实问题，不止中国。倒退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三波民主转型中的国家在转型中出现问题，而转不过去；二是一些已经转型为民主体制的国家出现问题，而从民主国家倒退回去。前者最明显的是例子是“阿拉伯之春”。这场运动中出现的民主转型国家除突尼斯之外，其它国家都遇到了问题，而导致转型失败。一种是维持了秩序但回到了专制，像埃及；一种是陷入了混乱之中，像叙利亚、利比亚。后者的倒退，就是已经转型为民主国家之后，又发生倒退，回到威权主义体制，泰国就是一个例子，军政府废除民选政府，实行了军管。但军管是有时间和状态限制的，一旦军管结束，权力就要回归人民，重新实行选举。泰国打算在2017年重新实行选举。所以即便是这样的民主倒退，也只是临时性的。最坏的结果是不断循环，而不是暂时性倒退。[3]
威权主义发生倒退时，会有一些现代民主建构起阻遏作用，例如工会、社会组织、甚至反对党的存在，以及议会的作用，还有法律，这些制度（institutes）的总体或某些部分，会阻止民主的倒退。但是在极权主义条件下，由于上述多元民主政治的制度因素都不具备，倒退所遇到的阻力会小许多。极权主义政治发展或转型一般取决于政策的变化、领导人的开明程度，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并未得到多元政治制度的支撑，缺乏基础。因此当政策发生变化、领导人更换、或国际环境变化以后，已经取得的政治成果很容易被否定，倒退很容易发生。理论上讲，这种倒退出现的时间会比较长。倒退之后，再继续前进的动力仍然要取决于政策、领导人的变化以及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一般是倒退带来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使得社会的不满加大，导致政治动荡。这些变化会要求政治环境总体的放松，从而使得某些政治或社会自由重新回到社会手上。总之，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循环。既然缺乏威权体制的某些民主设施及其阻遏作用，极权主义的倒退也就不会像威权主义一样只是短时期的行为，而更有可能出现较长时期的倒退。
以中国为例。虽然我们有了三、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但由于所有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都没有取得突破，已经取得的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就会面临倒退的危险。这种在“极权主义”政权形式下隐含的转型倒退问题现在应该明确地点出来，而不能再用隐含的方法表达了。
极权主义倒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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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
在极权主义之下，社会成员是没有公民权的，国家不承认有这样的公民权，甚至不承认有一个独立社会的存在，国家就代表了社会。国家声称，国家是代表人民的，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这个权力由国家来体现。因为不存在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也就没有单个的公民权问题，也就不需要有保障公民权的制度和法律。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政府就是这样解释社会和公民权问题的。[4] 但经过改革开放多年后，中国社会的公民权利还是得到了很大发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壮大；维权运动的发展；一些隐含有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和制度的出现。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不是政府恩赐的结果，而是社会发展和自由出现的自然结果。公民社会的出现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自由的扩大，包括结社、言论、迁徙、职业选择等方面自由权的扩大，再就是和无数侵害公民权益行为的斗争中发展出民间力量。到目前为止，中国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不但出现了大量有独立行为和意志的社会成员，而且出现了大量由这些人员组成的社会组织（不论是否被官方承认），它们体现着公民社会不同的需要，包括个人兴趣、个人信仰、社会公益、权利的保障和维护、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讨论，等等。从草根性的到层次更高一些的社会组织都有，而且涵盖了有关社会利益的几乎所有方面，也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从数量上看，公民社会的成员力量已经可以占到全体社会的20－30%，从公民社会组织的数量上看，已经达到数百万。因此可以讲，一个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在中国出现。这个公民社会的状态是，成员虽然众多，而且发展很快，但组织化的程度仍然很低。就组织化程度而言，依我的看法，基本上是以草根性为主的，以及一些草根性组织之上的二级社会组织结构。[5]
政府对公民社会采取的是警惕、压制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承认，二是压制。但这种政策却没有阻挡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政府不得已开始部分地承认。一直拖到胡锦涛任期即将结束，也就是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中国才开始进行所谓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准备对社会组织中的一部分加以承认。那些将被政府承认的主要是些社区服务类、公益类社会组织，政府容易控制，而不包括维权类、宗教信仰类、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十八大以后，这一改革也基本上停顿，原来计划要出台的新版社会组织管理条例也不见踪影，而一些维权类社会组织则被政府所取缔。政府更同时通过了一系列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例如《外国社会组织在中国活动管理法》，就是想制止中国公民社会和外国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从根本上切断中国NGO组织的生存空间。一系列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的出台，其目的毫无疑问就是要阻止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出现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公民权益受到伤害的事情。首先是农村。最早的农村反抗出现在四川和湖南，时间在90年代后期，那里的一些地区因为地方政府乱收费而导致农民大规模维权抗争，他们包围政府、焚烧警察汽车和政府办公楼等。这样的维权抗争后来在全国各地蔓延，不仅农村，城市地区在本世纪初也出现了维权抗争活动，主要是土地拆迁问题。之后维权领域进一步扩大，几乎所有公共利益的空间都发生过维权活动,且长期维持在每年十多万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个数量级上。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公民权利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学者、维权律师、社会组织都开始关注公民权问题。维权运动的发展也带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在公民权呼声日益提升的压力下、同时也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政府对一些法律进行了修改，同时出台了某些新法律，一些公民权利看似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但是中国的发展从来没有达到依法治国的程度，也从来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凡涉及到公民权的法律审判基本都是政治类案件，是依照党的政治正确原则进行审判的，而不是法治的结果。相反，在法制旗号下，近年来大批律师被抓，一些维权组织被关闭和取缔，网络被严加管理，大量消息被删除，一些大V的微博和微信被取缔。这样的结果导致社会上维权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都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凡此均表明中国的公民权利近年来进步不多，而倒退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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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是排他的，一元论的，绝对的。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左翼极权统治的基础之一，依靠这种意识形态所宣导的信仰、理论和教条，中国共产党获得许多人的拥护和支持，建立起一个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意识形态利用各种宣传办法，让人信其为真，而且是真理，是未来，并加以崇拜。从本质上讲，它已经在共产党手中变成为一种宗教和神权。这样的意识形态加上对领袖个人的崇拜，成为毛泽东搞文革的基础。文革失败已经使人们对中共意识形态的“真”表示了怀疑，尽管这种怀疑尚未导致中共意识形态的崩溃。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条之一是让人相信私有制的不合理。但文革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共打破公有制的垄断、引入物质刺激和市场体制以后，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直到取得世界经济第二的地位。这样一个事实颠覆了中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奉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原则，即私有制罪恶原则。人们感觉到私有制并不那么坏，而公有制却问题太多。[6] 大家都逐渐明白了，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原来依据中共意识形态所建立起来的经济、社会制度，就是要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要和“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邓小平也明白改革开放和原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要保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回避这种冲突。因此邓从一开始就避免在理论上进行争论，不提和少提意识形态。依靠这样的办法，邓小平避免了经济改革中的意识形态冲突，而一门心思发展经济，这是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使中国敞开了对外封闭的大门，中国老百姓和国外开始了大量接触，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上百万留学生到外国学习。当中国人民真正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之后，方知这个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强得多，不只是生活富足，而且这些国家的人民比中国人享有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也公平得多。这样，大家虽不明言，心里却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并不为“真”（truth），而是一个骗局。实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破产了的，但在不争论的政策下，所有人都不会明白讲出来，大家都在装傻。[7] 发展经济，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也就是了。
但是，从中共方面来看，不提意识形态或淡化意识形态不等于中共放弃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共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只要中国不接受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中共就不会放弃这个意识形态。到现在为止，中共还没有为自身统治找到一个可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苏联东欧的极权主义垮台时，曾对中共意识形态造成巨大冲击。为了摆脱合法性危机，中共稍稍放松了对某些领域的管制，开始允许宗教和传统文化的复归活动，甚至对中国传统宗教实行了某些鼓励政策，让它们发展起来。最为重要的是，中共想通过适当宽松，将意识形态危机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点。这就导致江泽民时期“三个代表”的表述，和胡锦涛时期“政治文明”提法的出现。目的，都是试图将意识形态危机降低，即通过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既没有否定中共原有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在某种程度上向“普世文明”靠拢或至少不那么敌对，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示好，并且能够和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接轨。也可以认为中共想用一种新的表述走出其意识形态危机。从实际效果看，虽然并未找到一种适合中共的新意识形态，但这样的做法却让中共可以避免在意识形态上陷入被动。
然而，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和重新表述，都没有办法阻止改革开放对中共官方意识形态造成的伤害。中共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中空的，需要有新的内容填补，这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却无法实现，因为找不到一种意识形态既可以维护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又可以让社会广泛接受。在新的来不了、旧的又离不去的情况下，中共意识形态的危机是无法否认的。邓小平采用的降低意识形态敏感性的做法，只是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却无法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基础，而非意识形态化等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最终仍然会伤及到旧有的意识形态本身。特别是，对于那些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而言，这样的意识形态处理方式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意识形态淡化政策并没有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只是将意识形态搁置起来。
由于意识形态在现代极权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性，尽管可以不讲或少讲意识形态，但必须承认正统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反对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的人士，就可以利用正统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来反对这种转型。我们可以从穆斯林国家政治转型中看到这样的例子，虽然穆斯林国家在性质上与共产极权国家尚有区别。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乃是用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神学反对向民主的转型，反对向世俗主义的发展，以至用恐怖主义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在中国极权主义转型中，有利于转型的非意识形态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淡化政策，如果没有找到新的意识形态替代物，久而久之也会带来极权主义原有意识形态的危机，意识形态信仰仍然会大范围地降低，以至可以再次伤及到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那些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会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是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不能放弃、不能退让、不能修改，只能坚持。特别是遇到政治性挑战的时候更要如此。这种意见如果占了上风，就会出现极权主义转型在意识形态上的倒退，并拉动社会和政治的倒退。实际上，多年以来，“三个代表”和“政治文明”之类多少有些修正主义味道的表述对那些极权主义原教旨主义来说一直是无法容忍的。因此，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一直有一种要将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请回来的发展趋势，例如唱红歌、念红书，甚至有人希望将文革也重新请回来，等等。当然，对于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来讲，这是对抗当前中国思想、概念和意识转变的唯一办法了。尤其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衰微，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还在信仰共产主义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将原有意识形态请回来，中国的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彻底消失，共产党也会失败。但实质问题是，目前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只是一种政治力量，在理论上、观念上已经无法解释现代社会的生活和变化；他们的理想和观念及其对当代社会各种现象的解释，是反社会的，可笑的，甚至是令人恐怖的。这种意识形态只有依靠政治上的强力，才能压住非意识形态和思想解放的力量。近年来，各地出现拆教堂十字架、抓教会领袖、封锁网络、抓网络大V、批判资本主义、唱红歌讲红色传统、重新鼓吹共产主义、鼓噪纪念文革、以及在大学课堂上抵制西方教材等等现象，凡此都是有利于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复归的。此类活动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这可以看作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倒退现象。长期以来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的非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淡化政策由于意识形态的倒退有可能被放弃。
3.政治改革
极权主义经济改革在进行的过程中，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即伴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和社会的进步，政治改革是否也需要进行呢？这个争论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从逻辑上推论，政治改革应该和经济改革配套进行，即便略微晚一些，也应该是基本同步的。而到了我们所讲的晚期极权主义阶段，政治改革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情了。
就官方而言，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已经提出政治改革问题。邓提出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建立任期制等和总结文革教训有关，也为当时的经济改革起到支持作用。到了8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全面铺开后，改革遇到了许多阻力，新的政治改革的要求随即被提出，这就是邓小平的行政改革（虽然仍用“政治改革”的提法），目的是加强行政效率、减少官僚主义等等。1986~87年中央政改办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包括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完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政府信息公开、推进选举制度改革、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实现司法公正等。这些改革超出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范围，但也基本符合邓提高政府效率的行政改革初衷，是和经济改革相配套的。[8] 但是1989年政治冲突的结果，使得这些改革方案无法真的推行。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了一个大难题。
邓小平1992年南巡，将行将熄灭的经济改革之火重新点燃起来，这一次邓小平接受教训，再也不提政治改革了。在1989阴影下重提经济改革而拒绝政治改革，必然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官员对政府及党的前景信心丧失，利用权力不捞白不捞的想法盛行，腐败加剧；二是腐败蔓延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加剧，全国的社会抗争和反抗都在逐渐加大。这两者都可以归结为政治改革的缺位。极权主义执政党一方面在寻求转型，找出路，另一方面又在加剧内部矛盾，他们不敢用政治改革的方法来解决内部矛盾，对民间和社会则充满恐惧。
从现在情况看，国家和社会的矛盾仍然在继续加大，并没有缓解的气氛出现，但同时政府内部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这样的问题通过政治改革是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但中共不想走这条路，而是用加大社会控制的办法，试图压制社会的不满，结果反而使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更加激化。共产党担心用民主的、法治的办法将引发更大的冲突，导致专政政体的崩溃。对于党内腐败问题，共产党决策者一方面恨之入骨，但是又不愿意用让社会介入的办法解决，例如官员财产公开、社会选举官员等，仍然是担心动摇了体制。目前不要提选举，甚至连最温和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都不敢在中国实行。显然共产党对社会已经极度恐惧和不信任，除了镇压之外，无法再面对社会了。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已经进入极权主义后期的现实，而且在继续倒退。
90年代以来，中共也推行了一些政治改革的办法，大部分办法其实都是1989年以前由赵紫阳领导的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内部准备的。90年代开始推行的农村基层选举，很受社会各界赞扬，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但这个选举遇到了来自体制内的阻力。当农民真的要选举产生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时，就会和基层政府（县乡两级政府）发生利益上的冲突。这个时候，“基层民主”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从90年代开始的基层选举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政治改革，到如今，这样的“基层民主”虽然没有被取消，但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了。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目标是要更多的财富、自由，更多的平等和公正，以及更多的民主。这些都是和极权主义体制相冲突的。本世纪以来，由于权益受到伤害和财富的损失，为了维权，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自由民权运动，公民参选、公民抗议和示威、公民表达意见的大规模发展虽然也逼迫政府做了些有限的改革，例如某种程度的预算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允许公民有限参与基层公共事务（例如社区内的参与），但这样的改革力度太小，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无法平息社会对政府的不满。因此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国家与社会之间无法对话，也没有交流。政府对社会的基本办法，就是镇压和收买两者并用，控制社会不满程度，压制网络不同意见，打击律师，但是看不到丝毫进行政治改革的意象。中国政治改革是逐步地在向后倒退，这个趋势已经进行了好长时间。
4.对外开放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中共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需要对外开放，否则经济没有办法发展，贸易也没有办法做。但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影响还是共产党所不想看到的。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共的对外态度还算大度。邓小平第一个主张中国留学生可以到国外去学习，不只自然科学，而且也包括社会科学。中共一方面坚决反对西方意识形态和思想，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坚持了对外开放政策，也允许西方的思想介绍到中国。但是最近以来，随着国内意识形态问题的严重化，随着公共知识分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国家与社会矛盾冲突的加大，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中共政策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加强对国外机构与中国公民社会联系的控制。还有一个是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层面加强控制。
前些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加深，国际NGO组织在中国也得到了发展机会，诸如贫困问题、公民权益问题、妇女问题、环境问题等，都是中国民间组织和国际民间组织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有些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而中国社会还没有引起关注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问题、动物保护问题等也随着国际NGO的进入中国而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问题。事实上，这些年正是全球NGO组织大发展的时期，大量国际性NGO组织利用中国开放的机会到中国来发展，这种发展既是观念上的，也是资金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国际NGO组织往往对相对应的中国NGO组织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帮助，直接帮助中国NGO的发展。国际NGO组织也在很多领域和中国政府合作，一些体制内机构也拿国外NGO的钱做项目。
但是到2008年后，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国际上的颜色革命问题，仿效俄罗斯的做法，限制国外基金会的活动，要求政府部门不许再拿国外基金会的钱，政府部门也不许再用外国基金会的钱出国学习、进修和参观。大学在完成和基金会的协议以后，不得再继续使用外国资金。这些规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政府机关不再使用国外资金后，这些资金更多地进入中国民间社会，使得中国的民间NGO壮大起来，中国政府原来的控制外国社会组织对中国影响的目的不但没有实现，反而促成了社会力量的壮大，中国公民社会得到了发展的好机会，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
在中国政府看来，要想加大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除了压制社会本身外，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要切断中国公民社会和国外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限制外国社会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这成了中国政府的一个既定政策。2015年和2016年，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包括《国家安全法》、《网络管理法》、《反恐法》，此外还出台了《外国社会组织在中国活动管理法》，试图控制外国社会组织在中国的活动，掐断它们和中国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
在意识形态方面，共产党开始老调重弹，一方面重新鼓吹共产主义，加强对国内舆论、消息、新闻、文化、电视、报纸、网络的控制，对舆情的严格监督成了共产党的重要工作；另一方面中共也试图控制外国意识形态的渗入，在他们看来，这会对中共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这是一个非常难办到的事情，因为经济上必须继续和外国做生意，科学技术上还要交流，国境也要开放。怎么办？中共的办法就是控制社会科学、新闻、意识形态层面与西方的交流。一方面在媒体上开展批判西方意识形态的活动，加大封锁新闻；另一方面禁止中国的大学使用西方文科和社会科学教材，限制和西方的思想、文化交流。
这样，从控制外国社会组织的活动到控制对外文化、思想的交流，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实际上是降低了。而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是在倒退，而不是向前走。
极权主义转型出现倒退的动因
中国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转型过程出现了倒退，而不是前进，这是一个事实，那么促使中国转型倒退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1.没有制度的改革和保障
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内，中国政治制度发生的变化非常小。有些制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了变化，是为了赶上时代的需要和受到政治气氛和人心变化的影响。经历过文革，人们对个人崇拜、党内斗争、阶级斗争都非常厌倦，因此当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共进行了这些方面的改革，例如废除终身制，建立任期制和退休制等。这个做法得到了体制内外的广泛拥护和赞扬，也符合那个时候的人心所向。但是所谓的邓小平“庚申改革”也不过如此。这些变化适应了文革后的需要，但是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开放而有进一步的推进。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并没有发生，也就是没有从政治过程、利益表达、权力制衡、公众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更多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基本上是原体制内的松动和调整，而不是新体制的创新。事实上，原有的体制基本没有动，体制内没有民主，没有权力的制衡，也没有真正的选举；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保障基本公民权益的制度也没有出现。而且，邓小平本人作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并没有真正退休，一直在控制着权力。他搞的“核心”体制，一直延长到现在，党内始终有一个真正掌权的最高“家长”，即使退休以后仍然有足够的权力监管台上的人。这样，退休制虽然实行了，但终身制还是在最高权力层面事实上保留下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党对权力的控制和各级官员对权力的追求，仍然是极大的诱惑，这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保证了权力对资源的绝对控制，对社会的绝对控制，这种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带来了无数利益，使得中共官员们几乎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掠夺社会。总之，在利益和权力结盟的诱惑下，控制了权力的中共再也不想进行任何像样的或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了。他们试图打消社会一切要求改革的呼声和行动，也不断地消解内部产生的呼吁政治改革的意愿。因此，从文革结束后政治制度的某些松动到现在又逐渐合拢，体制内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消失；权力欲望和控制资源的需求又逐渐成为统治精英的主流。甚至，个人崇拜又开始出现，对社会的控制则更是越来越严酷了。
2.资源雄厚的维稳力量
应该讲，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可观的，GDP连续20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使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原因何在，会有许多分析和研究，这里不多论。本文关注的是经济增长产生的政治后果，可以说，它对极权主义政治转型的倒退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般而言，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由于政府对权力的控制和对资源的掌握，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常常导致对社会的侵害，例如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从老百姓手中拿到土地和房产，而政府却可以转手在市场上得到好价格，于是政府财政大为改善，有了足够资金去增加人力，进行维稳工作。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维稳费用非常高，一部分预算安排由中央政府出，但是相当大量的维稳资金是要地方政府配套出的，而且中央将维稳作为地方政府考核的中心内容，地方政府必须出大量的钱来保持地方上的稳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维稳的钱加在一起，是非常高的天文数字。这个数字隐藏在不同的政府预算项目中，是难于统计到的。
此外，为了维持对网络的控制，各地宣传部门也在组建网络信息办公室和网评员队伍，加强对网络信息的控制，这些人力和设备都需要大量资金。由于有资金保证，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目前是足够维持的。这样大笔资金的投入，也是当前极权主义回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只要有钱，就可以压制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也没有必要进行政治改革。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不改，你能怎么样？只要这样的局面维持下去就好了。
3.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清理
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在意识形态上共产党站在不利的一边。所以邓小平不准进行理论论辩，因为争论起来，一是经济改革会进行不下去，二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彻底破产。一旦出现意识形态争论苗头，共产党总是先加以控制，不让争论扩大。多年来，自由派和保守派其实都想开展理论上的争论，都让共产党按下去了。然而，30多年下来，意识形态分歧并未减少，却在不断扩大，两边都可以从现实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保守派认为官员腐败普遍，社会弱势群体受到政府欺负，资本家为富不仁，外国老板大赚中国人的血汗钱，等等。只要能找到这样的证据，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中国老百姓在受二茬苦，遭二茬罪。因此毛泽东打倒走资派是对的，文革也因此是必要的。但是同样的情况看在自由派眼里，却是另外一番解释：中国官员贪污是因为没有建立起社会对政府的监督机制，社会弱势群体受到官员欺负是因为社会没有权力，因此要让社会有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等。但是掌握权力的政府，往往对自由派严厉打压而对保守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知道保守派不要分共产党的权。
由于多年来从未对文革和1949年以来的其他政治灾难认真清理过，对共产党早已过时的意识形态也刻意回避，这使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在党内和社会上仍然有很大市场，官方媒体也会兴风作浪，把它当作打击自由派的武器，打棍子、扣帽子，但绝不给自由派足够的空间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当权者知道，这个意识形态早已过时，如果允许自由辩论，没有人会接受那样的意识形态说教。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倒退的动力是足够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目前中国政治转型倒退的原因。
会退回到转型开始时的原点吗？
如果将文化革命前和文革中的中国政治体制视为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形态，再将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视为转型过程的话，那么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体制状态就可以称为极权主义的原点，也即基本形态的极权主义。改革开放前后的这两个政治阶段虽然有一些差别，甚至是不小的差别，但是形态上却可以视为同一个类型。文革可以看作是依靠意识形态和毛的领袖魅力而高度动员的极权主义。这是中国极权主义的基本形态，也是这个形态从文革后开始转型的原点。那么，目前出现在晚期极权主义形态中的倒退，能否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回到它的原点呢？从当前情况看，有以下几个主要要素在和这样的倒退进行反抗、抵制和斗争，试图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向前走，而不是向后退。这些力量并不是制度性的，而是社会性的。
1.官员中的民主潜能
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级政府和党务部门、官方的社会组织部门、国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已经换了两代人了，改革开放初就任的这一代已经退休。现在的干部和前一代人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变化表现在以下方面：从学历看，受过高等教育或比较好的教育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大，成为干部的主要群体；国家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考试及格成为干部任用的基本条件，公务员专业化的程度有很大提高；40年后的中国已经处于开放的环境，知识和信息来源都很多，很多官员有到国外旅游或学习、考察的经历，知道国外的情况；社会多样性的变化，也使得干部处于多样化的家庭背景下，例如许多官员的家庭有成员或亲戚从事商业活动或社会活动，所以他们对社会多样化的现实完全了解，甚至直接或间接参加了这些活动。
就个人而言，新一代官员一般对改革开放持支持态度。虽然也有相当多的干部站在政府立场上抢老百姓的地和房子，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势为自己和亲友牟利，但总的来看，广大官员的思想是比较开放的，他们不愿意共产党下台，也不愿意中国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年代，他们对当前的倒退很反感，也很忧虑。中国政府中相当多的官员对民主并不反感，他们了解国外的情况，很多人有地方工作经验，了解基层的事情，知道为什么社会对政府普遍反感甚至反抗。至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他们也知道必须用民主的办法，用尊重人民权利的办法来解决国家和社会间的矛盾。这也是这些年来在地方政府中基层改革和政府创新仍然有动力的原因。他们不满意甚至反对中国政治上的倒退，希望继续走改革的道路，走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但是他们不希望社会动荡不定，可以走得慢一些、稳一些，但是不要停顿，更不要倒退。
2.公民社会的抵抗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对目前公民社会的力量达到什么程度有不同看法。中国促进极权主义转型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公民社会，政治倒退则对公民社会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例如一些领袖人物被抓，一些公民维权组织遭到取缔，网络言论受到严厉控制，这些自然影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没有看到公民社会的萎缩，只是看到策略的变化和应对方法的变化，公民社会仍然很勇敢地在面对转型倒退带来的压力。从实际状态看，公民社会仍然在壮大，只是组织化过程受到影响，组织化程度有所降低。当然，也确实有人担心，中国公民社会是否会因转型倒退、极权主义回潮而就此衰落？
我以为，目前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还不至于使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停顿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公民社会大发展有其内在的原因，既和长期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关，也与社会内部的需求有关。从长期发展看，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发展这一内在趋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达到目前的状态，要想退回去已经不可能，至多是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但增长和已经实现的规模不会大面积地倒退回去。在经济增长和规模效应的影响下，中国的社会发展也难于停顿。虽然社会的自由程度会因为倒退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已经得到的自由被完全取消则是不可能的。从社会内在需要来看，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其自身原因和内部动力，例如不同的信仰组织、自主组织、自助组织等均会继续发展，政府对此会非常不高兴，也试图阻挡，但难以奏效。另外，中国公民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产生于维权过程中，维护社会自身的权益，包括公民权利、经济权益等也是内在的需要。只要有对社会的欺负，就会有社会的维权和反抗。而在返回到极权主义原点和中国经济下滑过程中，侵犯公民权益的事情会进一步增多而不是减少，中国社会的反抗也一定会大量出现。这是一种天然的反应。目前高压下中国各地的社会维权运动仍然没有减少，道理就在这里。只要各地政府仍然在侵夺社会的权益，抗争就会不断产生。
第二，社会应对政府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一些社会组织采取了“平行发展策略”，就是以关注社会本身的建设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主，不去主动批评政府。而在各地经济都不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除非不得已也不愿意对本地的社会组织发动攻击。这样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互不干涉，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就有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有利于社会组织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也有利于今后的发展。依靠这样的策略，中国公民社会有可能渡过眼前这一劫。另外一种策略的变化就是“分散策略”，所谓“分散策略”，指社会不去关注社会组织化的程度，而去关注社会组织横向的发展。一个大的组织可以分散为许多小组织，甚至个人，以单兵或小组织方式开展活动，这样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且，在政府高压下，分散策略更加灵活，使政府顾不过来。以上几种社会应对危机的策略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
公民社会的抵抗和抗争形式的变化，会一定程度上消解转型倒退给社会带来的压力，甚至会阻止倒退。当然，如果极权主义的倒退力度进一步加大，有可能引起社会的更大反抗，乃至带来整体性动荡，届时中国极权体制的承受度和政府维稳能力均会受到严峻挑战。
3.对外开放的影响
中国极权主义体制想回到原点去，但在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中国的原点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持续，是与中国体制的对外封闭紧密相联的。在封闭状态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可以随意解释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而中国人也就相信了这些东西。但在开放条件下，再要进行这样的信息封闭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当今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解释已经不是依靠意识形态了，政府也明白没有“专政”力量的支持，没有多少人会认同所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不过是一个合法性招牌罢了。如今中国极权主义合法性的来源主要依靠制度力量和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可以给老百姓带来实际生活的变化和对未来美好的“梦”。而要维持经济增长，就必须保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这里的逻辑关系是，只要保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变，极权主义体制倒退的空间就不会非常大，国内会反对，国际上也会反对中国的闭关政策，而如果坚持这样做，经济必然衰退，导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完全流失。
4.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国家政策是维持国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保持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他们将此视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基础。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中国式称谓），在政府眼里是位居次要地位的，是为了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和对国有经济做补充的。因此银行贷款不会向民营经济的方向倾斜，私营经济的经营存在许多问题。但是中国私营经济仍然和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资源要从政府要，资金要有政府的支持，要不断用“好处”贿赂政府官员。这样一种政商关系在中国是到处可以看到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民营经济也是真实的存在，有自己的利益和影响。民营经济总量在GDP中的百分比高过了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中的就业人口也已经高于国有经济的就业人口。实际上，从规模和作用来看，民营经济已经是不可或缺的。
民营经济的多年发展，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这有几个特点：一是民营经济是自己经营的，政府对大的、重要的民营企业会加以控制，甚至可能很严，但全部控制却不可能；民营经济的用工规模、企业人事安排等也由企业自己定，而不受政府辖制。这些均表明中国民营经济的某种独立性。他们虽然不会反抗政府，但会在乎自己在经济上、社会上的自由地位。这种状态很接近公民社会。它也决定了民营企业家们不会支持极权主义体制的倒退，因为倒退到原点的极权主义是很难容忍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的。
5、意识形态难题
从中国国内状态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瓦解，这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呈现出更多活力时，谁还会相信共产主义的说教呢！根据国外学者的看法，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实际上来源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当邓小平用另一种方式刺激了中国经济发展时，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原教旨主义就开始崩溃了。可以说，东欧和前苏联极权主义的垮台，其部分原因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不同，前苏东国家已经宣布放弃了共产主义，中共自己却从来没有承认放弃了共产主义，仍然在理论上认定共产主义是中国党的最高意识形态，是中国人应该相信的信仰。但近40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现实却是，各种世俗的“主义”，各种不同的信仰，西方的文化传统、习惯都已经进入中国，中国人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所需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实际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已经出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向。这个时候，政府想倒退回意识形态原点，又怎么可能？在中国极权主义官方意识形态已经破产的情况下，回到原点的意识形态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强迫民众认同的意识形态又会有多少吸引力呢？没有社会的自觉自愿，转型的原点怎么能回去呢？
转型前景会如何？
以上叙述证明了，中国当前出现的极权主义转型倒退是一个现实存在。中国政治转型在走了将近40年后，本已进到一个关键时期，或曰临界点。转型中集聚的力量已经在要求突破瓶颈，在一个或几个政治制度层面实现突破，从而打开走向威权主义的大门，并继而走向民主。就在这个当口，却从权力内部出现一股力量，他们对即将告别极权主义感到恐惧，对极权主义那一套似乎恋恋不舍，而试图阻止转型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想让转型倒退回去，重新回到极权主义的原点。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该如何估计极权主义的转型前景呢？一种极大的可能性，是中国将处于一种长期的停滞中，向前走走不了，向后走也走不远。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因为自己的利益，不想进行任何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因为这会威胁他们手中的权力。但是倒退也很难，因为经济需要发展，立足于经济增长之上的政治合法性需要也不允许经济停滞，对外开放会继续产生影响，公民社会也会和倒退展开抗争。从统治阶层内部讲，对倒退持反对意见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的倒退真的走下去，重建领袖至上的个人崇拜，重建那个已经有气无力的意识形态，都会使这个政府的任务异常沉重；如果再导致社会的大抗争，以及内部的分裂，很有可能使中国政府遇到前所未有的难局，甚至导致体制的快速崩溃，和苏联东欧当年遇到的情况一样。因此，在前进不得，后退也不得的情况下，可能的结果是长期的僵持不下，停滞在那里。而到一段时间之后，前进与倒退的力量可能都会重新组合，或拿出最后的一击，看哪个方面支持不住，这样中国的转型就会出现新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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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论述见我的文章《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和阶段》。
[2] 例如三个代表、四个坚持、科学发展观等，都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做任何有意义的解释和发展，而仅仅是一种政策上的说明。我们很希望看到共产党有对现阶段状况所做的依据马克思基本理论的说明，但是到现在却依然什么也没有。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能力做。
[3] 国民党在1947年实行宪政，到了台湾以后，宣布戒严，以至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威权主义，而不开放中央选举。国民党对这个原因的解释是那个阶段是戒严期，不是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不能有民主。但是在80年代宣布戒严期结束后，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开放选举了。台湾的案例是一个军事管制维持了30多年的例子，算是比较长了。一般来讲，这种军管阶段维持的时间都不会长。以此次泰国为例，如果在2017年能够开放选举的话，也就是3、4年的时间。
[4] 改革开放前的许多文件就是这样解释的，甚至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官方文件仍然这样解释，由于此类解释甚多，这里不再单独列举。
[5] 参看李凡出版的几本书，特别是《当代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巨流出版社，2011年，高雄。
[6] 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西方出版了不少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亡的探讨，其中一些作者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灭亡和中国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很大关系，因为中国经济改革证明了私有制好于公有制，这样就从根本上颠覆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崩溃导致了后来这些国家政权的崩溃。这样的结论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多年以后，中国现在开始重新辩论这个问题，而且内容是中国要重新扛起世界共产主义的大旗，坚持社会主义不能倒。其实从历史上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搞垮的，至少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不承认吗？所以，重新在中国开始的这个讨论颇有些荒诞，更多的则是可笑。
[7] 其实所有人都明白这个事情，左派和右派都清楚，只是大家都不说出来。有趣的是在经济发展以后，现在却有人一定要捅破这层纸，要争个意识形态的水落石出，就只能是鱼死网破的结果了，也就是大家都来谈这个“假”东西，虽然报纸不谈，但是在微信上这样的讨论是大量的。讨论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假。
[8] 关于1980年代政治改革描述最好的几本书是当时在政改办工作的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吴伟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以及陈一谘写的《陈一谘回忆录》中的部分章节。这些人都参加了当年政改办的工作，应该都比较可靠。几本书都在香港出版，国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是空白。
李凡，北京民间机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
本文首发于《中国战略分析》季刊第1期，2016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