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把人“改造”成这样！
—-“劳改队”中亲历之真实情
严家伟
劳改（Laogai），这个已被载入了《牛津大词典》的特殊名词，今天在世界上早已声名狼藉，成了恶罪的代名词与同义语。以至中共不得不将全大陆所有劳改队更名为某某监狱。虽然换汤不换药，但也足以显现某些人在正义的审视下的“心虚”情结。不过当年这个恶魔确也曾风光一时，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贸盛达三江”。劳改队员们在修铁路、公路、伐木、开矿山、挖煤炭、采石棉、炼硫磺……这一切艰险、高危、有毒、有害的场所，被迫进行奴役式的无偿劳作，挥洒血汗，为支撑毛政权的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都创造了巨额的财富。而且人家在榨取了最大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语）后，更志得意满地吹嘘：“伟大的劳改事业”是“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独创出来的、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最有效的方式”。 是什么“前无古人，举世无双的伟大創举”。真应了那句俗话：“吹牛不必上税”。只要不要脸，什么牛都可以吹！
笔者从20岁“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又升级为“反革命）”后便开始与“劳改”结下“不解之缘”。几十年中亲眼见证了它的兴衰变化。可以说是中国“劳改事业”资深的见证人。中共的劳改队干部，每天几乎必念的一句“咒语”就是“我们人民政府就是要把你们改造成为改恶从善、自食其力的新人”。同时还得加一句“没有改造好，就别想出劳改队”。至于怎么才叫“改造好”？谁也不知道。下面就来看看他们究竟把人“改造”成了什么样子。用血与泪写成的事实来驳斥那信口雌黄的谎言。
“从劳改队成立时我就来了”
说这句话的基本上都是原国民党的一些党、政、军人员，有的甚至还是所谓“起义人员”。按共产党的“约法八章”等政策，只要放下武器，不再与共产党政权为敌，一律既往不究，还可“量才录用”。起义人员更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便是一家”。可是这些话都好像是说给外国人听，拿去哄“洋鬼子”的。至于我们自己的“同胞”，对不起，没杀你就对你是“宽大”的了，请君入“队”（劳改队）来“量才录用”接受“改造”吧！
我是1958年入“队”的，因是“反革命”外加“重刑犯”，故关在四川泸州专区监狱。我的那个犯人小组长叫詹裕彬，发似雪，齿牙缺，一副龙钟老态，是国民党的一位文职军官还是起义人员。他看见我完全像个孩子，便问我“你犯了啥罪啊”？我说“右派外加收听敌台”。他问“判多少”？我说“判了十五年”。我想他应为我叹息，谁知他一脸仿佛在为我庆幸地说“好，好，好，判得好轻”。我真有点生气，以为他在调侃我。他才给我解释说“我啥事也没犯，还参加起义，可劳改队一成立就进来了，还判的二十年。你又当右派反党，又收听敌台才判你十五年，还不轻呀”？我无语。不久这个和善的老头就去世了。可能这个时候的詹老先生就“改造好”了。
还有个也是“劳改队成立就进来了”的叫梁鹏举，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军医。此人更“绝”，我看过他的判决书，判决日期是1950年初。是一张已发了黄的劣质纸油印的，但那上面明明印着的是“判处梁犯死刑立即执行”。我吓了一跳，在我面前这个人莫非是鬼呀？经他细指点我才看清“死刑”二字被钢笔墨水划了一直杠（当时中国的文书都是竖排，不是横着排写的）就算是作废无效了。同时在“死刑”旁边也是用钢笔字写了“无期徒刑”四个字，并盖上了一个红色的方方正正的私章印。我问他这是咋回事？他告诉我死刑判下来执行的前夜，刚成立的劳改队负责人来找法院院长说，劳改队里一个医生都没有怎么办？该院长和他从前是一个连的战友，便说“老子送你一个嘛”！于是把梁鹏举弄来将其判决书上“死刑”二字划了一杠，添上“无期徒刑”四个字，盖上院长大人的私章，便送去劳改队了。可惜这个判决书早已不知去向，否则，将是中国“法制”史上最珍贵的“文物”。
不管如何，这还总算有张判决书，我的另一位劳改“队友”叫王毕新四川古蔺县人。在当地曾当过几年的保长。当时的保长还没有现在一个居委会主任的权力大和管的范围宽。可是“镇反远动”一来他就被抓了起来，关了一个多月后，一天来了个穿军服当官的，把他们十几个人叫出去，就像老师公布学生考试的分数一样：张三判刑15年，李四20年，王五又是多少年，就这么一句话。当时给他宣布的是无期。王毕新便问“请问我是什么罪被判无期”？那个官答得更妙“你他妈的自已犯的什么罪还不清楚？还来问我？少废话，没有杀你就算宽大你了，还不老实点”？这个官说的也是实话，当年国民党时期的保长，在“镇反”中没被杀掉的确属凤毛麟角。王毕新一直关到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下令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他才得以出狱，和我一起“就业”。我们还是好朋友，他于十多年前去世。
风都吹得进去，牛都拉不出来
语云“侯门深似海”，这劳改队的“门”比侯门、比海还深。进去容易得很，所以叫“风都吹得进去”，想“出来”那就困难了，所以叫“牛都拉不出来”。我刚到泸州专区监狱与我一起干活的一个人，一看就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其父是国民政府驻日使馆的一个官员。他本人是因“文化特务”罪被判无期徒刑。我第一次请问他姓名时，他说：我的名字就是“先生”两个字中间加个“我”字。在那样恶劣环境中说话还能如此幽默，到不失文人本色。这位先我生先生，当时不到四十岁，改造中非常积极，除了干活积极，还给大家读报，指挥大家唱专门编的“劳改歌”，我还记得什么“劳改当中两条路，我们罪犯要认清……”。在学习发言中经常听他说“我虽然是个无期犯，但我相信人民政府不会把我关死在劳改队里，我相信自已会改造好，回到社会上，回到人民怀抱里去重作新人……”。可是正如一句诗说的那样：落花虽有意，流水却无情。人家“人民政府”好像没听见他这些话似的。从五十年代关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的先我生垂垂老矣，别说出劳改队，无期徒刑也原封不动。
终于皇恩大赦来了，1975年一切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政人员全部释放，先我生合此条件。但他却已一病不起，肺结核，肺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什么都一齐向他袭来。当第二天便要送他出狱时，他一激动血压更升高，病情更加恶化。我当天就在病房值班。想着咱们毕竟相识几十年。我走到他病床前看望他，他拉着我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要回…回到到社会上去，我不…不要死在劳改队里”。我也诚恳地对他说“先老兄，听我一句话，你千万别激动呀，明天一早就送你出去，出去又怎么样嘛？何必激动”？我内心是想告诉他，在毛泽东暴政下，全国都是一座大监狱，从这“小监狱”走向那“大监狱”，何必如此激动？当然这话我不敢说出口。但他就是平静不下来。由于他已呈全身衰竭状态，我们也不敢大量用镇静剂。到了凌晨４点左右，呼吸开始不规则，出现医学上所谓的“潮式呼吸”。随着心衰也来了。什么山梗莱碱，可拉明之类的抢救药都收效甚微。黎明前他终于“走”了，这下永远离开了劳改队。
像这样从劳改队成立就进来，从青壮年一直关到死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岂止先我生一个？我在劳政队医院里见得太多了，他只不过是个典型。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早已五体投地的愿意臣服于中共了，可是我们“伟大的党”就是对他们一万个不放心。总认为他们还没“改造好”，放了他们，谨防就要天下大乱。
许多侥幸出来了的人已是半痴半傻
平心而论，邓小平下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不管是出于“统战”还是什么目的，都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但这些侥幸出来了的人，由于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被“改造”的时间太长，对外面的一切都好像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的人一样，一无所知了。一些人更被“改造”得来半痴半傻，说话行事往往叫人看了哭笑不得。
我前文提到的那位梁鹏举军医，他被释放出来后与我在大街上不期而遇。大家几十年老相识，我于是主动向他打招呼。谁知他竟像告诉我什么喜讯似的对我大声说“哎哟，严生产员，我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了”。弄得周围的人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们，不知这“严生产员”是个干啥的。“生产员”就是劳改队最早给“就业员”的一种别称。我当时只好转身就走开了。
更令人尴尬的是，那些被释放的人都是被关了几十年，不少人都是又老又有病。送他们回家除了劳改队干部到当地公安局办好入户手续外，还得加个医务人员带点急救药，以防他们死在路上。我这个“就业员”就成了“最佳”人选。1980年中大半年时间我几乎都在干这个差事。而这些被釋放者似乎已“习惯”了劳改队那一套，开口说话言必称“报告管教”。 例如坐在火车上，他要去解便，竟然站起来对着劳改干部立正姿势大声说道“报告管教，我要去解个小便”，劳改干部一脸得意地答道“可以，去嘛”！他们这一“表演”不打紧，弄得车厢内的其他乘客像看稀奇动物似的看着我们，不知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怎么上厕所还要“报告”请示？
有一次送一个姓黎的人回泸县，在沪州市把他一切入户的手续给他办妥了交给他。那劳改干部便对我说“你送他去泸县，我还有点事”。泸州市到泸县就过一座沱江大桥便到了。我也想偷懒去逛一下街，所以我把他送到离大桥不远处便对他说“你过桥回家好了，我不送你了，再见”！谁知不一会儿他又慌慌张张回来找着我说“管教呢，管教在哪里”？我说“你回你的家嘛，还找他干啥，还想念他呀”？他哭丧着脸说“公安员不准我过桥，叫我滚开，过不了桥怎么回家”？我当时也让他搞糊涂了，不知是咋回事？他所谓的“公安员”就是把守劳改队大门的兵，这泸州过桥与他何相干？仔细问他，最后才明白，原来当时沱江大桥上有个岗亭，里面站了个武警兵，据说是“护桥”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这位老兄看见岗亭里站着个带枪的兵，便按几十年来进出劳改队的规距向这个兵用立正姿势报告道：“报告公安员，我要过桥”。这桥上之“公安员”自然不懂劳改队那一套，于是白他一眼不理他，他便以为那个兵不同意。于是按劳改队的规矩，二次、三次地“报告”。那个兵以为他是疯子，便叫他“滚开”！我当时听了，气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后才由我拉着他的手将他“护送”过了桥。这不知是笑话，还是悲哀？
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契訶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在俄囯专制制度下被压变了形的“可怜虫”。可是再伟大的文学家恐怕也构思不出这么精彩的情节。这大概就是劳改政策的威力与伟大吧！
丢掉没人要的“包袱”
还在邓小平“大赦”在押国民党军政人员前的1975年，毛泽东也特赦过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官员。这批人年龄大，关押到七十年代后期别说谋生，连生活自理都困难。有位王一鹗先生成都人，是国民党的团长，抗日将士。此人不但是位爱国军人且颇有文彩，还对京戏很内行，拉得一手好京胡。在劳改队我俩成了忘年之交。他常悄悄出示一些当年抗日战争中写的诗词与我看。我还记得有“拚将热血染疆土，喜看城头舞汉旗”，“决战沙场酒不浓，半轮明月似雕弓，男儿未管黄金印，潇洒风怀忆小红”。我问他“小红是谁”？他说是和他十分要好的一名京戏女演员。看来当年应是位倜傥风流的軍官。
“大跃进”中我们在古蔺“新生煤铁厂”时，那个厂长叫郑守坤，酷爱看京戏。于是叫王一鹗选囚犯中会唱京戏的组成个京戏班，并用公款制了些道具服装，名义是“活跃犯人的文娱生活”，实则是他要看。当时劳改队中劳动强度非常大，又吃不饱，许多人都累死、饿死。戏班里可以不干重体力活。王一鹗便把我选进戏班去。我悄悄对他说“我不会唱京戏”。他说，“不要紧，我有办法。我们这里没有女子，京戏可以男扮女装，你年轻漂亮，把你装扮成个配角丫鬟，站在夫人小姐身旁，只说几句道白台词就行了”。就这样，我“混”进了戏班，躲避了许多重体力劳役之苦。才免于被累死，王一鹗可以说是救了我一命。他被特赦后送回老家，妻子嫁人了，儿女怕受株连不管，当地政府东拖西推，老人家最后生活无着愤而投水自尽—-我听见这消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另外还有个人叫李昌凡也是个国民党军官，七十多岁，却因中风留下后遗症，不但行动困难，说话吐字都不清，连大小便都要人护理。他有个儿子在重庆附近的万盛区。在此之前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人送回家去被其家人拒绝不收。最后只好找当地政府来施加压力強制执行，非常麻烦。于是监狱孙股长把我叫去对我说，你跟着蒲管教一道送李昌凡回家。他儿子还不知道李昌凡的病情，你们把他送到家放下就走。一定要完成任务呀！大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样子。
我只好一切遵命。沿路全由我背着上、下车，喂饭，解便都须我护理。到了万盛，这位“蒲管教”先去公安局把一切入户手续办好，然后由派出所的人先去敲开他家的门，我像冲锋陷阵一样地背着李昌凡便冲了进去，把他稳稳地放在床上。李昌凡见到儿子不禁老泪纵横，想说话却吐字不清，不知说些什么。他儿子、媳妇见了老人自然也一脸惊喜。还没回过神来，我们的“蒲管教”便对他们说“他好多年没回家太激动了，你们等他休息一会儿再和他说话好不好？我们另外还有任务，我们走了”。说罢递个眼色给我，我们转身便飞快离去。等到他儿子弄清情况后，一切都是“生米煮成熟饭”了，管他要不要，谁还理他……
最后一个是我的“笑话”
回到重庆我们休息了一天。那时囊中羞涩，只有到街上去逛逛。我看见山城影剧院正在上映电影，票价才5分。我想这点“消费”我还能承受。等我来到售票窗口只见贴着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毒草影片《决裂》示众批判上映，外国人与四类份子严禁入内！”我像触了电似的，吓得回头便走。走出几十米外，心里才突然明白过来：外国人他们自然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这个“四类份子”，又没有像《水浒传》上的林沖那样脸上刻有“金印”，他怎么认得出来？你怕什么？想到这里我也禁不住想笑，但终于笑不出来。我一向以不接受他们的“改造”而自豪。今天看来，自己还并未完全作到，有时甚至和那位过桥要向“公安员”报告的黎先生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罢了—-这就是毛式赤色专制与“洗脑”的超级恐怖，无处不在，无人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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