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晚清何以一败再败（下）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节选
四、庞大的帝制国家
各文明可以相互比较，但是不可用一种文明的价值判断另一种文明，因为其是不同的体系。科学家可以分析、比较苹果与梨的营养成分，但是不能将前者作为价值参照，衡量要求后者。为避免误解，要多说一句，各文明共处，需要共在的空间，因此在各文明之上，尚需要有各文明共认共守的道义原则。
秦朝大体奠定了其后中国政体之框架，去分封，而确立统一的帝制国家。其后两千余年，虽然分分合合，但该体制结构大致不变，仅是不断完善。冷兵器时代，作为大陆型自然农业国家，该政体模式能延续两千余年，且不断完善丰富，且发展到如此庞大的国体，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作为自然农业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可谓发展到了极致，用尽了该文明体系的可能。
但是国家越庞大、越稳定、体系越完备，其变化也就越困难，甚至是在变革中崩溃。2018年3月，美国最大的玩具公司“Toys Rus”倒闭，700多家加连锁店关门，3万多人失业。原因很简单，就是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因为孩子们都上网打游戏了，不再光顾玩具店。如果是一家小店，玩具卖得不好，可以改卖电子游戏卡。但是“Toys Rus”这样的巨型公司却做不到。所谓尾大不掉即是。此类事情比比皆是，是规律。商业如是，国家也如此，历史上的大帝国多是这样灭亡的。
一个国家或王朝进入中期之后，便稳固了，而且政体结构也健全了，但由此也就有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把持各种权势，依靠该政权及体制寄生攫利。国家越大，政权机构也就越庞大，其既得利益集团也就越庞大，越有势力，他们与体制共生共利。国家改革意味将损害他们的利益，甚至使之失去其权力，因此他们会竭力抵制、拒绝进行变革。而且他们本身掌握权力和财富，又由于其权力相连，利益一致，他们会结成权势集团，结构性地阻碍国家变革。这也是大国进入中晚期后，走向没落，难以变革的重要原因。
庞大的帝国，需要强大的中央政权；而改革一旦消弱中央政权，地方即民间权力便会顺势兴起、纷争，国家由此瓦解、分裂。现代国家体制，核心是宪政及分权制约；宪政在于国家需遵循立法规则运行，分权制约在于保障国家尊宪。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制国家，中央权力一旦势弱，国家即动乱，乃至分裂；分裂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于中国分裂即意味内战。
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帝制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核心是实现宪政；而最困难的也正是实现分权制约。分权意味限制、消弱中央权力；而中央权力一旦消弱，国家就可能陷入动乱。因为中国过于庞大，而又没有足够坚实的社会稳定力量——没有贵族或成熟的“资本阶级”。由此，中国的体制变革需要有一个开明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改革中有序地将国家过渡到现代宪政国家。这是晚清先贤们
所期盼而努力的，但竟然失败了。
辛亥之后，中国随即陷入各种内战，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势弱，控制不了各地军阀。袁世凯称帝、孙中山欲军政，都是欲强化国家中央政权。
日本明治维新之变，是废封建，收地方领主权力，集中于国家中心政权——以天皇为代表；并且其是通过战争，强制而完成的。而晚清的立宪改革则是分国家中心权力。二者的权力取向是相反的。英国立宪成功在于有制约君主的贵族阶级（英国立宪不是由光荣革命一次完成的，《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贵族与国王较量了450多年，其间并经历了多次战争。）。而中国则是统一的非封建帝国，没有贵族，又是小农经济，因此没有抗衡皇权的政治力量，虽然官僚集团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性，但官员毕竟仅是皇帝的雇员，没有独立性，可以随时“解雇”。因此，中国中央权力一旦弱化，国家便会动乱，分裂、内战。当然，在工商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产生有实力的“资本阶级”——他们是现代国家的主导者，但这需要时间。问题是，这段过度时间由何而来？而且，在这段过度时间中实行怎样的政治？
中国传统帝制政体经过两千年的磨合、完善，已经成为一套完备的国家运作系统，可以说是达到了自然农业文明的极致。作为一套完整的运作系统，每一部分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危机，甚至崩溃。比如科举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于前现代中国，其既国家选拔官员的方式，也是民间精英人才晋升的通道，可谓于国于民至关重要。甲午后，求维新，维新派提出“兴新学，废科举”，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想的很好，说得也对，但建立新的教育系统、培养出管理及建设现代国家的人才，需要时间，起码二十年，这个时间从何而来？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可谓是顺应了时势。十多个世纪，科举制于中国根深蒂固，科举是“士”的命根子，而“士”阶级为国家中坚，国家之管理全依仗着他们。废了科举，也就废了“士”；于是“士”也就与国家“byebye”；没了“士”的支持，国家之厦就像撤了梁柱子。这就等于大清朝散伙。进而，青年学子们没了前程和出路；于是在那个激烈的年代便纷纷转向革命，连梁启超的命也要革。这是当时的梁启超们绝想不到的。文明是完整的有机系统，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处似乎是该对了，但却带来了别处的大麻烦，甚至是整个系统的崩溃。
五、散漫的国民性
中国传统文明，是冷兵器时代自然农业文明，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其将周而复始地运转下去。十九世纪后，中国遭到西方现代工商文明的猛烈撞击，一败涂地；中国要自救，只能学习西方，改变自己，晋身至现代工商文明。也就是，晚清面临的改革是由自然农业文明体系向现代工商文明体系的转型，而非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因此，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种文明体系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经过不断的经验积蓄、选择，而逐步形成的，其潜移默化，渗透人的潜意识，而成为人日常的生活习性。比如，作为自然农业文明，人畜种植很是艰辛，但是却不需要严谨与秩序，加之是小农经济——自由的个体户，重私利——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此中国人勤劳，却比较散漫，做事差不多即可；其不太适合大社会、集体化、秩序化；也缺少公共意识、民族和国家意识。甲午之战，中国军力尚强于日本，但却战败；中国非败于武器、经济，而是败于散漫的国民性，军队组织、后勤保障、将士素质、指挥调度等等均做不到日本人的严谨、秩序、服从、效忠、一丝不苟。在战争中，后者是取胜的关键。
以上国人之弱点决定中国走不通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迅速强国强军。日本是封建领主制，农民附属于领主，没有人身和经济的自由，而且日本是等级制，并有武士阶级，加之日本式领土狭小，是岛国，这些造就了日本国民的服从、效忠、尽职、守秩序、集体化的民族特性，这些决定日本容易进行全民动员，一体化，实行国家主义。
关键所在，中国散漫的国民性很难形成法治与契约精神。中国儒家讲秩序及社会性。但中国是大国家，小社会，中国乡村是宗族社会，规模不过数百人，社会管理有族长，有儒家伦理道德就够了，用不着法治和契约，在中国，走出乡村宗族社会就是“江湖”，“江湖”是非秩序的民间社会，其原则是暴力加侠义。因此中国一向缺失法治和契约精神。但法治及契约精神则是国家实行宪政的基础。国民缺少法治及契约精神，即使是确立了宪法制度也难以实行。辛亥后，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立了宪法，成立了议会，但由上至下没有遵守的，尤其是共和之先行者孙中山。
国家经济向工商业转型，当然要靠民营经济，民营厂矿、铁路……,这是方向。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起始只能是官营，因为民间尚没有这个能力——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1904年，四川官府筹办川汉铁路，其后四川乡绅要求官办改民办，政府应许。但是接手修路的民营“川汉铁路公司”，并没有修筑该铁路的能力，因此难以维持，而且公司管理混乱。该公司主管挪用筑路资金去炒股，却赔了300多万两银子。此时，正赶上清政府要将川汉铁路收归全国；而“川汉铁路公司”也正维持不下去，顺势欲敲诈朝廷一笔，让其补上炒股亏损的300余万两。
清廷自然是不答应，公司炒股亏损，拼什么要转嫁给国家？该公司为了给政府施加压力，向股东们隐瞒炒股亏损，以“爱国反帝”为口号，在民间发起保路运动。结果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且此事件引发了辛亥之乱，大清灭亡。保路事件显示，清廷和民间都没有法治和契约之精神：政府不能强制收购民间资产；该公司也不该隐瞒炒股亏损，敲诈政府。权力及国民如果没有法治和契约精神，即使立宪也是一纸空文，宪政无以真正实行。辛亥之后的民国正是如此。
此仅是个案例。由传统自然农业文明转型为现代工商文明，是一个整个国家全民族全面而逐步学习、改变、调整的过程。文明在于细节，也就是成熟的文明需要渗入人的亲意识，进入社会生活，成为人日常生活的习惯。而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点滴成河的漫长过程。进入现代文明，并非只是确立国家宪政体制，如果现代文明的主要元素未能成为权力及国民的品质，该体制即不能运作。
就国民性，中国人很适合私人经济，即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因为国人崇尚私利与财富，并且不辞辛苦。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国家除垄断政权之外，其它大致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民间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按晚清洋务的路数，只要无战乱，历史给予充裕的时间，中国就会自然出现有实力的工商阶级，而成为社会中坚，由此也就会逐步健全法治及契约制度，国家从而走向宪政。不幸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重重，未曾有此时间与环境。
六、结束语
理想地看，晚清或民国向现代宪政国家转型，需要5个条件：一、国际上的和平环境；二、稳定的国内政局；三、开明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四、保守儒家“仁义”之道统；五、开放、宽松、自由的经济及文化。
此仅是个过度时期，但如果具有这些条件，晚清可以有序地由传统自然农业文明转入现代工商文明，并最终实现宪政，成为于中国民族、国民及人类有益的国家。可惜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持续不断，阴差阳错，中国最终却走上了1949绝命之路。
2018年5月 于伊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