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中共小知党（二）——早期苏区
中共的“以愚为贵”乃是从娘胎带出来的先天症，“无产阶级先锋队”——越穷者越革命越高贵。而以穷反富，本就是逆历史理性的真正“反动”。管子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穷者虽应予怜，但岂能因贫而贵，成了拥有“合法”夺取富人财产的天然资本？同时，穷者自忙衣食不暇，大多不识字不读书，少知缺识，而无知者势必厌恨有知者，这才演绎了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毛氏这一观点，得到毛粉胡乔木的确认。1
毛氏早期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5-12）——
反动派的知识阶级……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2
北伐军兴，共产党喊出“打倒知识阶级”。1927年1月《现代评论》，张奚若（1889-1973）撰文〈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
这个新危机是什么？就是近来所常听见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湘粤一带所标榜的“打倒知识阶级”政策。3
一、阶级路线
1928年6～7月莫斯科中共“六大”，全面贯彻阶级路线，刻意提拔工农，无知少识的向忠发因“产业工人”当上总书记，赤区出现口号“打倒知识分子”。4海陆丰赤区开会，工农干部坐前排，知识干部在后排。51930年代初湘鄂赣苏区，“一个是文盲的雇农当省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那时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吃不开的。”6
1932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一批干部进入中央苏区，刚性推动工农路线。李志民（1906～1987，上将）：
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7
1933年夏，江西中央苏区16个县419名县级干部——
受过中小学教育的25个，可写普通信件的129个，共占37%弱。此外略识文字而不能写东西的181个，占43%，完全不识字84个，占20%强。8
二、出尽洋相
福建长汀有些区委书记汇报工作时，“涨红脸，什么也报告不出。”问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只答复‘我不识字’，‘决议又看不懂’就完了。”9
红色宣传员去宣传“李卜克内西及卢森堡纪念日”，群众问宣传员：“李……卢……在哪里？”他说：“在团部。”10
1931年，红三师搞了一场政治测试——
在三师全师党的代表大会中，举行了一次政治训练，受测验的人都是党内活动分子，测验的结果是：有把罗章龙认为现在中国革命重要领袖的，有把苏联和英国当为殖民地的，有把反帝大同盟当为反革命组织的，有主张反对游击战争的，有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最惊人的有好几个连政委都把国际联盟当作全世界革命的参谋部。11
三、苏区赤吏
以这样的阶级路线、以这样的无知者从事“改天换地”的地革命，结果当可想见。1931年7月7日，中央苏区《苏维埃》（中革军委机关报）第2期：
乡苏罗主席、赖秘书总是打人。他们威风很大，拿到政府内就打屁股！还有一个姓丘的现当赤卫队长，他过去当过兵，非常恶，专门打人……罗主席穿得很好，专偷别人的老婆。12
另一篇赤区文章——
不到操不上政治课不识字不做墻报，宿娼争风打架上酒馆。
各部队都有许多嫖娼的、赌钱的、抽鸦片烟的。13
宁化县独立游击支队营——
内容腐败，吃大烟、嫖姑娘的很多，纪律松弛。14
四、识字者为目标的“肃反”
知识分子干部有一蔑称：白脚杆。15
1932年初，苏区开始大肃反，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中共闽浙赣省委报告：
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16
红四方面军仇视与乱杀知识分子最为严重。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装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洗。17
一位逃出湘鄂西大杀“改组派”的红军老战士晚年自述：
当时，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肃反委员会”定成了“改组派”。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当时还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庆幸。18
1934年，川陕赤区竟出现这样的肃反逻辑——
知识分子必然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19
起点本就歪斜的小知党还反智，以落后反对先进，以愚昧反对文明，还能折腾出什么？还能将国家拽往哪儿？1949年后的寰内赤难，实为不幸而必到的“车站”矣！
25～27/10/2018
Princeton
注释：
1.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11。
2. 国民革命命第二方面军司令部：《革命》半月刊（1925-12-1）。转载《中国青年》（广州）第116～117期（1926-3）。收入《毛选》删幅近半。参见王来棣：《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明镜出版社（纽约）2008年，页306。
3. 《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347。
4. 王元化：《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211。
5. 高华：《身分和差异》，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页6。
6. 钟期光：〈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回忆湘鄂赣边区史实之二），载《中共党史资料》第八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99。
7. 《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页221～222。
8. 中共江西省委：〈党的组织状况〉（1933-9-22），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687～688。
9. 荣光：〈掩盖消极怠工的好办法〉，原载《青年实话》（团中央机关刊物）第16号（1932-4-25）。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103。
10. 〈丘泮林闽北巡视报告〉（1930-10），《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页217。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103。
11. 〈巡视三师的零零碎碎〉，载《武库》（红三军团政治部主办）第7期（1931-12-31）。参见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页335。
12. 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110。
13. 国平：〈转变中的三师的党〉，载《武库》第7期（1931-12-31）；〈反对腐化〉，载《武库》第9期（1932-1-21）。参见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页335。
14. 〈霍步青给稼祥同志信〉（1932-11-8），中央档案馆：《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中央档案馆印制1984年，页273。参见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页336。
15.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26。
16.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页561。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页102。
17. 《成仿吾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111。
18. 彭小莲：《他们的岁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1年，页87。
19. 张国焘：〈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肃反的情况〉，载《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