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中国传统帝制与“新中国”的毛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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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总是将中国当代极权统治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混同一起，说毛、邓或习搞“封建专制”等等。记得巴金老人曾说：“五四”反封建专制不全面，也不彻底，因此后患无穷，导致中国当代的专制，以致发生文革（大意）。这是很糊涂的意识，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惜此观念很普遍。
首先，秦后，中国就不再是封建制，而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帝制。周实行封建制，各分封诸侯自治，因而周天子也就谈不到国家一统“专制”，故而周实行礼制，建立国家整体秩序。周是中国古代圣贤们理想的政治制度，孔子一生所求就是恢复周朝的制度。周体制固然好，但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没有外敌侵犯的威胁；二是由天子到各诸侯都遵守礼制。
如果有强大的外敌入侵，周天子就必需将各诸侯的力量，集中于中央统一指挥，以投入战争。但如此，诸侯就将受中央政权的控制，失去自身的相对独立。中国古代之形成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是重要原因。作为一个农业国家，非集中更庞大国家的人力、物质统一调配无以抵抗北方骁勇的骑射民族。任何一种稳固的政治体制之形成，均有其内外必然的原因，包括地理、气候、食物、地缘、种族、历史传统等等。政治是因势而治，非一厢情愿之事，任何脱离实际，仅凭主观拟想而为都是灾难。
再，礼制的维持建立于天子及诸侯的信约之上，即各方均自觉遵守礼制；诸侯一旦违逆礼制，天子及其它诸侯就可对之讨伐；而天子违背礼制，诸侯也将不再拥护天子。在那个时代，周朝的封建礼制制度是得当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国家规模的扩大，各诸侯势力的不断增长，而中央政权却相对地趋向势弱，封建礼制即瓦解，诸侯挑战周王室，礼崩乐坏，诸侯彼此纷争，天下大乱，战乱延续数百年。至秦，以战争灭六国，统一中国。秦行暴政，因此迅速灭亡，但自后两千余年，中国之正统体制乃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制。
人类群体，规模越小，越容易达至认同，也越容易建立信约及管理；反之规模越大，分歧越多越大，也越难建立信约，如果其不解体，即需要附加强力以维持。古罗马原本实行共和制，但自凯撒却转向了帝制，按照一般的观念，从共和转向帝制，这岂不是历史的倒退？问题就在这里，是“倒退”的观念错了。古罗马四处征战，不断扩张，国家规模翻倍地膨胀，而将军们的势力与野心也随之膨胀，其彼此残杀，政变连连，非更强力的独裁不得制止，因而共和制失效；同时统治庞大的国家及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也需要更强更集中的中央权力，因而罗马转向帝制。道理很简单，几个土匪打劫，商量着办即可；但上百土匪聚在一起，就要有个老大。补充一句，古罗马文明最好的时期，并不是共和制的时候，而是五贤帝的时代。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根于国家的扩张及规模的扩大。
作为自然农业国家，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及大一统的帝制乃是自然。一则可集中国力抵御外敌，二则可制止内乱纷争；这是中国传统帝制——中央集权及大一统的两个主要的政治功能。当然，这是相对而言，中央集权及大一统并不能完全杜绝外敌入侵和内乱，但一个朝代有两百来年的太平也就是好了。
中国古代是自然农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天下太平，无战即是好。当今的民主制度固然好，但是属于工商业化的城市文明，近代之前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而分散的庞大自然农业国家，并无实施的可能。中国帝制延续两千多年不是没有原因的。用当今的“自由”“民主”去要求古代中国，如同指责古埃及为什么不是当今的美国。
中国传统帝制与共产极权体制全然不同。中国传统“专制”仅在国家层面，且限于政治领域。皇权至上——国家终极决定权，官僚集团具体管理国家。其制度即管理模式主要承袭传统——世代积累下来模式，而其主旨原则则是孔子的“仁”与孟子的“民本”精神。古代中国，虽然皇权垄断政权，但是有制度、有道统、有传承、有规矩、有官僚集团的制衡，更有“仁”的宗旨，帝王并非可以任意而为。而且在国家层面之下，政治范畴之外，实行社会自治——官不下县，传统氏族社会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武装——民团，以自保。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标志中国国家实以社会自治为基础。虽然国家层面皇权专制，但是但社会层面则是民治——氏族社会自治。而且，传统中国土地私有，经济自由、贸易自由。由于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没有分封的贵族，因此农民没有人身依附的问题，按照欧洲的观念，中国的民是自由民，可自由迁徙、自由谋生置业，也可通过科举去做官，甚至做到朝廷内阁。因此，古代中国的民没有不自由的命题。诚然，古代中国有贵贱、贫富、上下之差别，甚至悬殊，但是这是可竞争的，最底层的穷人、家庭也可以通过奋斗及机遇，成为富人、贵人。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同样有事实上的贵贱、贫富、上下之别，乃至悬殊。再，中国传统帝制有律法，王子犯罪与庶民同罪，高于法律之上的唯有皇帝，也就是古代中国是讲法治的。
固然，古代中国，“国政”是皇帝和官员的事，民不得参与。但是在庞大的自然农业国家，于一个乡下农民，国家是遥远的事，交通、信息封闭得有时连换了皇帝都不知道，何谈“参政”？农民于国家所求仅是非乱、少税赋，并无决议国政的要求，他们的“政治权利”体现于氏族社会自治中。如果谁家子弟想参与国政，那就通过科举，去做官，这倒是民的权利。作为古代庞大的自然农业国家，将国家交给经过科举选拔及有实际经验官僚集团去管理，乃是最优方式。
按照古希腊人的观念，民主制意味人民直接参与治理国家，重要事务由全体公民大会决定，少数重要官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仅一年，而多数官员由公民抽签担任；法庭也是由公民组成，即公民团审与判。雅典伯里克利将民主制推到极致。但这需要国家充分小方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规模限于：国家全体公民可以聚集到一个广场，人数大约是5000至6000人。如果国家过大，人口过多，民主制度——公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即无法实行。而只能由公民推选出代表，管理国家，此即当今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制。按照古希腊人的观念，当今的代议制不算民主制。美国3亿多人口，900多万平方公里地域，如果没有现代交通、通讯，当今的代议民主亦不能实行。
当今欧美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来工商业化城市文明之体现，而且是由基督教文明中孕育出来的。我们不能以此作为唯一标准，要求、衡量人类以往的历史以及所有的文明。人类有多种文明，不同的地理、生态、种族、历史而生成不同的文明系统，而且各文明在不同的时代亦呈现不同的形态。就其生成背景及限定条件，它们都是合理的，而其彼此间的差异也是自然的。
文明在漫长的时间中逐步生成的，是世世代代的生存经验的淘洗及积累。因此文明首先是继承，最重要的还是继承，任何时代文明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继承而来。文明的继承和维护，远远重要于变革、纳新、创造；是由于在传统中变革、纳新、创造之困难，这些词语才被极度强调、放大；但要对文明有完整的认识，就会看到传统的意义远远大于变革、纳新、创造。当然，人类的生存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有时甚至很剧烈，因此传统需要变革、纳新、创造、调整，但是这只能是在承继传统的核心与主脉的前提下进行，而不能将传统全盘推翻、抛弃。根的原因就是文明是漫长的时间中经验的积累，其必需成为所有成员的具体经验，潜移默化进入人日常生活的细节，方能有效运作。没有开天辟地、一蹴而就的新文明，所谓的开创新天新地的革命，都是毁灭性的灾难。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重要区别就是，英国革命仅限于政体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是以往的一切全盘推翻打倒，“社会革命”、“宗教革命”、“文化革命”等等。“大革命”后，法国很大努力就是恢复被打倒的“旧传统”。
对于任何一个文明体，即使有一部更好、更先进、更成熟的文明摆在面前，其也不能将抛弃自身传统，将“先进文明”全盘拿来。这不是该否、对错、好坏之事，而是做不到。“先进”文明再好，但并非一拿就来，而需要在漫长时间中点点滴滴地学习，使之变为全民的具体经验。即使我们的传统是旧的落后的，但如果我们抛弃它，而学习“先进”又需要漫长的时间，那么这段文明空白怎么填补？其结果只能是，抛弃、打倒了落后的旧文明——起码是文明，“先进文明”又一时学不来，于是便陷入野蛮、暴乱、虚妄、疯狂，滥杀乱革、翻天覆地的大灾难。
文明之首要、重要之事是继承和维护，其次方是变革、纳新、创造。文明肯定需要根据时代、生态进行变革、纳新，需要向其它文明学习——何况是向更“先进”的文明学习，但需要在继承自身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维护其核心价值与主脉。也就是说，文明的变革与革新，是其自身的调整与生成；而非抛弃一个旧的，拿来一个新的；自然，变革与革新所受到的文明固有条件的局限，也是需要以实接受的。
因此，我的想法与巴金老人相反。“新中国”之灾难，并非是由于继承了中国五千年的“封建专制”，反之倒是摧毁中国传统文明的结果，由而整个国家、民族陷入集体疯狂，人的原始野蛮、恐惧与残暴，在“新天新地”的召唤下，得以合法释放。如果说，中共革命、毛中国与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有一致性，那是因为野蛮、恐惧与残暴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文明的意义乃是压制它，而建立“人”的共生秩序。而当文明衰落或崩溃，野蛮、恐惧与残暴便会解脱文明的束缚，汹涌而出。这在任何文明中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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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体虽然是大一统帝制，但中国传统文明仍是是伟大的文明，其是一套完整、有效、成熟的文明体系，而且相当稳定。当然，它是自然农业文明，但它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自然农业文明。人是自然生物，有不可根除的野蛮性，任何文明都有其天然的局限、欠缺、乃至黑暗、残酷的一面。这是普世人性所在。虽然欧洲文明有更大的活力，更有创造性，成果更辉煌，但是完整地看欧洲的历史，其则更动荡、有更多的战争、也更霸凌、野蛮。人类并不光彩，每部文明史都充满血腥、黑暗。
因此，我们需要抛弃对文明的虚幻，否则就真的陷入乌托邦的陷阱。“五四”新文化即带有乌托邦幻想，1949年的“新中国”与之是有关联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在任何时代，人都受限于环境、条件，其可为性相当小，人的存在，绝大成分是“不得不”，除非是希特勒似的疯子，而人类最大的罪恶与灾难即来于妄行。靠谱的政治大多是，不是选择更好更理想的，而是选择更实际、害处更小的。文明总是相对的，没有完美的文明，所有的文明都局限有阴影。我们考察文明，只能根据当时的地缘、生态及历史条件，而不能剥离这些抽象论述。用今天要求过去，用此裁断彼，说到底是出于权势。
中国传统上的中央集权大一统有种种弊端，比如压抑了地方，否则各地方生成出诸多小文明体，即丰富文明的形态，亦促进文明间的竞争，刺激文明的活力。但这仅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大一统推动文明的普及，促进经济发展、物产流转，多种文化的融合，而且庞大的文明体更稳定，更可经受挫败与撞击，更可能在时间中持久延续，这是大一统的好处。欧洲近代，现代国家之形成，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统一国家与强化中央政权；也就是由诸多封建诸侯，走向统一的国家，并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国家。中央集权、大一统并非就一定是坏，在人类以往的历史，它也曾是有益的，是人类文明史中重要的成就。当今，诸多学者动辄即批判中国数千年“大一统专制”，全不顾及历史。中国古代之大一统中央集权，有弊端，但更有文明的积极意义，否则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域都将处于自生自灭的野蛮状态，或者各族群彼此残杀灭绝。文明总是具体历史中的文明。
启蒙运动有种不好的东西，就是抹杀历史，否定之前的欧洲文明，将整部中世纪说成是黑暗的，不可救药，仿佛文明从“启蒙”才开始。“Enlightenment”这个词就很有代表性。其实，在欧洲的文明史中，中世纪很重要，其完成了对欧洲各野蛮民族的文明化，整合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明的主体框架，奠定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基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中世纪生成的果实。全盘否定过去，打倒过去，这种激进的“进步观”很有害。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直线的历史进步观的进一步极端化。
毋庸置疑，古希腊文明比古中国文明有更辉煌的建树和创造。但是文明的诞生与形成是天意，也就是其由种种客观条件与因素偶然形成的，包括骤然降临的天才。这些均是非人所能决定的。文明是命运。古希腊文明之形成有种种原因，半岛环海、山丘地形、阳光充沛、爱琴海通达欧亚，以及希腊少粮食而盛产橄榄、葡萄，这些决定了古希腊形成众多分立的城邦，经济多依靠酿酒榨油、航海与贸易。古希腊文明从其始便具有工商、城市文明的特点，由而产生公民制与政治民主。再。我们讲希腊文明，多强调它的城邦、工商贸易，但古希腊还有一重要元素被忽略了，这就是海盗传统——广义的海盗。荷马史诗所吟咏的阿克琉斯即是海盗，“我坐船去毁灭了12座城，并且在这美好的特洛伊平原上毁灭了11座城，我从这些城堡得过无数美好的财物。”。海盗是海洋文明的开拓先锋。近代西方国家与古希腊很像，工商、城市、加海盗，这也是他们特别重视古希腊文明的原因。
再，古希腊文明之所以如此辉煌，也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得益于古埃及、两河流域及腓尼基文明的影响，也就是说古希腊文明是有来源和借鉴的。而中国传统文明则是原生文明，主体上没有继承、借鉴它文明的好运气。
古希腊的历史总共600多年，鼎盛时期不过200多年。古希腊灭亡的原因之一即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与中央集权，其数百个城邦，纷争内战频频不断，战事远多于其它地域。希波战争中，希腊虽然最终战胜了波斯；但之后，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同盟却爆发了延续近30年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内战耗尽了希腊，最终被新兴起的罗马所灭。反之，古希腊的继承者是罗马帝国，是罗马延续了古希腊文明，并将之推广到整个地中海地域。前前后后，古罗马存在了近两千年——包括东罗马。向前，罗马吸纳了古希腊；在后，罗马收纳了基督教；罗马构建了“希罗基”（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的完整框架。当今所有基督教国家都是古罗马的子孙，包括美国、俄罗斯。如果古罗马不实行中央集权的帝制，就成不了帝国，如果不是帝国，就不可能征服统治如此广阔的地域，而非此，古罗马就不能整合如此庞大完整的“希罗基”文明体系，进而也就不可能有当今的欧美诸国。同理，古代中国文明与之类似，只是中国文明的扩张是融合，而非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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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将人类古代的帝制——所谓“封建专制”与毛极权制度相混肴？因为前者属于文明，后者是反文明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事实。
我们看毛“新中国”的三十年（毛后，中国进入后极权时代，暂不论述）：
一、剥夺全民私有财产。农业，没收所有农民土地、牲畜，地主被抄家，掠走所有财物。工商业，没收私人企业、厂矿、商店、房产，以致小饭铺、裁缝店均收归国家。全民无私产，赤贫，唯有效忠“党”，为其所奴役。
二、摧毁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自治，朝代变，国家变，但中国农村社会不变。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基础。但中共统治，大规模屠杀乡绅，摧毁乡村自治社会，在乡村建立党支部，设立民兵，将党的统治一竿子插到乡村基层，进而成立公社。以致数亿农民沦为“党”的农奴。在城市，取缔或收编所有的民间团体，党控制每个单位、街道、个人。人类文明传统中，国家和社会是两个层次，国家由政府专权管控，但社会则是民自治，这是文明的正常形态。因此传统君主或帝王专制是有限的，仅限于国家层面，而社会是民治。而共产极权摧毁民治社会，将社会从民手中夺过来，由“党”来控制，以党取代社会，由而党权力便控制到每一个人。这是共产极权统治与传统君主、帝王专制的重要区别。
三、大规模屠杀、迫害，实行恐怖统治。毛统治以“革命”治国，而革命就是“枪杆子、笔杆子”。土改杀了200万以上的地主，镇反又杀了百万以上的反革命（1954年公安部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千人，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反右，300万人被打成右派，遭到监禁、流放、劳改。文革，近200万人无辜死亡，十数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0多万，700多万人伤残。胡耀邦说“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毛时代，人不仅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哪怕不经意地说错句话写错个字——即使是孩子，都会遭至灭门之祸。“党”监控到每一个人，鼓励“人民群众”相互揭发斗争，儿女检举父母，学生告发、批斗老师。“党”控制公检法，随意地抓人、刑讯、关押，乃至处死。文革期间，红卫兵更是可以随意地抄家、施暴、虐杀。
四、剥夺人的基本生存权。“新中国”，言“自由”、“人权”乃是反革命罪，甚者会被处以极刑。“新中国”之残酷，不在没思想、言论自由，而在于人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人生理性的生存被压低到极限。“新中国”实行户籍制度，各级政府设置人事部，城市住民不得迁徙、改换工作，除非是“组织”调动，或经过其批准。农村，农民不得更改农民身份，不得迁离本村，不得去城市做工，饥荒时，即使饿死，也不得外出逃荒。毛时代，农民一年劳动所获，除留下口粮外，全部充公，而留给农民的口粮则压到最低限度，至邓改革前，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区农民一天劳动所得仅有几分钱。六零年前后几年，3000至4000万农民饿死。在城市，实行配给制，除特权者外，居民仅仅是勉强维生，衣食、日用品、住房均被压到最低限度。
五、国家以“革命”为本。中国传统文明是以民为本，而毛则以“革命”为本，持续不断地发动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将人民投入持续的灾难。对其外，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珍宝岛战争、以及援助第三世界各国革命；对内，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大跃进、反右、四清、文革。毛之“新中国”，就是将中国打造为全世界的共产革命基地。毛的一生及他的意识，中心就是革命、造反，为之不惜毁掉中国、人类。毛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毛“革命”即：暴力与乌托邦妄想，以前者去实现后者。
六、等级制的“阶级斗争”。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封建制，人没有固定的身份，因此不是阶级等级社会。中国有官民、贫富、贵贱之分，但都不是固定的阶级，民可为官，富可变穷，贱亦可成贵。这与欧洲封建制完全不同。中共立国后，一是实行户籍制，二是实行阶级等级制，这是其极权统治的两个办法。在中国，政府为每个人设立档案，档案中有两个栏目：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这就是其被划定的阶级。在社会学上，由非阶级等级制转为阶级等级制，是社会的大倒退。
在制度条文上，中共的阶级等级划分是：一、革命干部、军人；二、工人阶级；三、贫下中农；四、平民；五、知识分子；六、资产阶级；七、地富反坏右。
在事实上，革命元老、党政军各级领导是国家统治阶级，也是享有特权的阶级，他们掌控国家各级政权和财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党信任的阶级，党榨取他们的血汗，但也利用他们的愚昧和暴力统治社会。平民是中性的。知识阶级，党将他们视为潜在的敌人，一方面控制他们，一方面利用他们的知识技能。党之所以将他们的地位置于工农阶级之下，就是利用工农的愚昧和暴力，压制威慑知识阶级，羞辱知识阶级，让其自卑，擡不起头。同时，也在政治上收买工农阶级，让他们觉得是自己高于只是分子，是国家的主人。再，党制造出来的两个敌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资”阶级。他们在社会最底层，是“贱民”，任人歧视、践踏，并且党给他们戴上“国家、全民敌人”的标签，他们可以被随时随意地拉出来批判、斗争、殴打、游街，乃至被公审处决。党之所以制造出来两个敌人阶级，就是为了实行恐怖统治，威慑全民，领袖、党随时可以将政敌、异议者、不听话的人、不忠诚的人、甚至看不惯的人，打为敌人阶级，让他及其家人永不得翻身。毛制造操纵“阶级斗争”，既清洗政敌，又威慑人民，鼓动人民群众的盲目革命激情，而人民也可以自觉高人一等，有了可以发泄不满、怨愤、暴力的对象。阶级斗争是实行极权统治的主要手段。
七、领袖制。中国传统帝制是一完整的政治体系，皇帝有终极裁决权，但并非随心所欲，皇帝有天——崇天、有仁德要求、有史、有祖训、有传统、有制度、有礼仪、有官僚集团的制约等等。国家、百姓罹难，皇帝要发罪己诏。但共产极权实行领袖制，斯大林开创在先，毛将之推到极致。革命领袖是现世神，高居一切之上，没有任何制约，可肆意而为。毛说自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镇反，他指示按人口“千分之一”比例杀人。反右，毛先是信心满满倡导大鸣大放，一看势头不好，转眼就镇压，将数百万人打成右派。大跃进、文革都是毛个人异想天开的“伟大创造”，前者饿死数千万人，后者让数亿人彼此恶斗残害，折腾了十年。
八、全面毁灭文化。在中国秦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秦始皇焚书坑儒均是大罪大恶，可见历朝历代是如何尊崇文化和知识人。但“新中国”建立后，则以国家暴力，有计划地全面彻底的摧毁中国文化、迫害知识阶级。毛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共产革命与极权，否定人类全部的历史和文明，并欲以人民暴力摧毁之，而在地球上建立万年永固的共产天堂。中共夺取政权后，毛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清洗知识人，摧毁所谓“封资修文化”，批《武训传》、批《清宫秘史》、思想改造运动、反右、乃至文革。自“新中国”建立至文革结束，除极少数外，几乎没有不曾遭受过迫害的知识人——包括党内知识分子，甚者处决、自杀、终生监禁、流放，轻者批判、斗争、自我认罪、下放劳改等等。中共所谓的“封资修文化”，“封”即中国传统文化，“资”即西方文化，“修”即苏联文化——这一条是斯大林死后补上的。也就是说，除了马列思想、毛思想，人类所有的文明、文化均是糟粕、反动的，要打倒、摧毁。先是禁、批、改：禁书禁言禁思，对人类之历史、文明、文化展开全面的批判；改历史、教育、改文字、改风俗；一路推进，到了文革进入疯狂状态：烧书、砸学校、斗老师、挖坟掘墓、换街名，连老屋门上的字都要抠了。最盛时，全中国只有一本红宝书，全国人民的忠字舞，文革末期才又增加了八个样板戏。当今，中国社会及民族的整体流氓化，根于毛时代对文化的彻底摧毁。
九、颠倒文明价值。文明是困难的，因此人类自古以来就是竭力维护文明。国家、民族是共生体，不论其对外如何，但对内的文明原则是共生，扬善止暴，因此其核心价值是：仁爱、公正。任何文明体，任何时代，其终极价值都是如此，否则该族群即彼此残杀，这也就是国家、民族崩溃、解体时的现象。基督教文明的爱、中国文明的仁义、佛教的慈悲、犹太教的十戒、都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生原则，而且这些核心教义、价值是人的言行准则，充盈社会日常生活。
而中共革命与极权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并且暴力与专政是根本手段。毛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共产党的哲学史斗争的哲学”。说到底，中共革命是：贫民抢劫有产者；游民消灭精英，夺取政权；愚众打倒知识阶级；野蛮推翻文明；砸烂以往，开新天新地。其是以仇恨为始，暴力摧毁为行，虚妄为目的的革命。仇恨、斗争、暴力是中共革命与极权统治的核心，即毛所说的“纲”。我们说共产革命与极权是反文明的，是有根据的。看看中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以澎湃为代表、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土改、“新中国”的镇反、大跃进、文革，在今天看来都是恐怖主义的，比伊斯兰国更甚。
中共革命与极权本质上是游民革命与政权，这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李自成张献忠的造反是一致的。毛本人就是此三人的综合翻版——他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太高擡自己了。只是在新时代，这股中国历史中最野蛮、残暴的游民造反力量被苏俄收编，苏共给了它共产意识形态、“党”的组织模式，也给了它具体的领导，以及资金、军事的有力支持。这使中共得以夺得中国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的胜利即苏俄的胜利。特别是在国共内战中，如果没有苏俄的资金、武装、外交的全力支持，中共绝无赢的可能。
中共革命与极权本质上是游民革命与政权，这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李自成张献忠的造反是一致的。毛本人就是此三人的综合翻版——他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太高擡自己了。只是在新时代，这股中国历史中最野蛮、残暴的游民造反力量被苏俄收编，苏共给了它共产意识形态、“党”的组织模式，也给了它具体的领导，以及资金、军事的有力支持。这使中共得以夺得中国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的胜利即苏俄的胜利。特别是在国共内战中，如果没有苏俄的资金、武装、外交的全力支持，中共绝无赢的可能。
作为游民革命与政权，中共自然是野蛮而残暴的，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此观之，便是当然之事。看看毛时代的“新中国”：以穷为贵；以卑贱为荣；崇暴力，鄙礼仪；尚愚昧，毁知识文化；灭精英，而举愚民；仁义道德为反动，苦大仇深、造反为真理，等等。清楚这些，就会明白毛之“新中国”为什么会如此黑暗、残暴、荒诞。在人类文明史中，这是最可悲的一幕。
十、劣胜优汰，民族野蛮化。中共集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下层知识青年。他们经“五四”新文化洗礼，叛逆传统、社会，但个人却无出路，受左翼思想影响——当时世界是左翼思想为时尚，因而接受了共产意识，投身共产革命。在共产革命中，他们类似神甫，是共产意识的布道者、凝聚剂，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中国的共产革命。但正是由于他们信奉共产主义，有知识，而不断遭到清洗，可以说，除个别人外，他们几乎没有逃脱被清洗命运的。二、社会流民精英——流氓无产者。他们处于社会底层、边缘，不务正业，低文化，却生命力旺盛，不甘命运，反社会，有野心，有能力。他们投身共产革命是打天下，实现抱负，出人头地。此类人，在任何乱世，都会是造反骨干。在共产党队伍中，他们是中坚，是实权实干派。中共各级领导主要是这批人。刘青山、张子善是赶到当当上，被倒霉地抓了典型，但中共干部，从上到下大多如此。因此，毛愤愤地谴责“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这也确是毛要反动文革的原因之一。但毛本人也是一与二兼有之。三、被裹挟进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是中共胁迫强拉进去的，比如土改中，大批农民被强征入伍，为中共去打仗。再，一部分农民是因为灾乱中失去生计，为了吃饭而加入中共队伍。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听信了共产宣传，而投身革命。此类人中，能力强的会晋升为骨干，被提拔为干部。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是为中共的炮灰。
中共靠枪杆子打天下，赶走国民政府后，以军队接管中国各地政权。而中共军队各级领导大多是以上第二种人。他们多是杀出来的，没文化，或低文化，残酷、愚昧而妄为。建国后，中共在官员、干部遴选制度上，实行阶级划线，信任“工农兵”，从他们当中提拔苦大仇深的、效忠“党”的，敢于“斗争”的，而排斥知识分子，排斥“地富反坏右资”家庭的子女。由此，我们可以看清毛时代中共政权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其性质是什么？
毛“新中国”，中国的各级政权，从基层农村，到区县、省市，到中央，乃至毛本人，主体上是由游民——流氓无产无业者掌握。中共政权本质上即是流民政权，近乎太平天国——中共是成功的太平天国。这也就是中共统治为什么如此黑暗残暴，能做出大跃进、文革如此荒谬绝伦之事？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各级官员多是愚昧残暴的流民。看看大跃进中，李井泉治理四川，吴芝圃治理河南、张仲良治理甘肃、黄巖治理安徽……。他们与毛治国是一个模式，即流民当政，毛与他们是大小之别。中共土改之残暴，也是因为中共在土改中依靠的对象——土改积极分子，是乡村的苦大仇深的人、混混、二流子。整部中共革命与统治都是如此。文革，老红卫兵们豪情万丈，抄、烧、砸、虐杀，他们只不过是模仿他们的父辈，而且是小巫见大巫。
自然，凡加入中共的也会接受共产意识，并受党组织的约束，但是共产意识及革命本就是主张暴力、残酷斗争的，反人性，为“主义”不惜摧毁一切，这就是使流民的暴力合法化、正义化，由而也就更加残酷。毛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他夸大了自己，如果没有背后的苏俄，毛连延安的山头也守不住，“新中国”与其说是中共的胜利，不如说是红色苏俄的胜利。再，秦始皇、马克思再怎么糟，都不会搞出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那么荒唐的事。毛哪里是治国，而是无休地折腾、施暴、作孽，他就是洪秀全加李自成、张献忠。从延安到“新中国”，斯大林在，对毛是个罩子，斯大林一死，毛就起身造反，毛的梦想就是，在斯大林之后，当全世界共产革命之王，将中国打造为世界的“金田”根据地。
中国自古都是举贤任能，学而优则仕，科举制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文明取向，这个取向的核心价值是仁义。国家的官员、人才的选拔，以仁义为基本原则；国家要交给文明程度高的、有教养的、贤能之人来治理。而毛时代中共政权的官员、人才遴选制度是以“阶级划线”，在实践斗争中从“工农兵”中选拔，最典型的是文革期间从造反派中选拔中央领导；工人军人进驻大学领导大学；废除高考，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在文明史中，这是逆向文明，优汰劣胜，结果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大倒退：贫穷化、反智化、野蛮化、暴力化，也就是反文明。
毛后，邓实行改革，改变了毛路线，比如放弃阶级斗争、发展经济、重用知识分子、恢复高考、对外开放等等。但为了维护中共政权，邓定下了“四个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国由极权进入后极权时代。由于有“四个坚持”的限定，中国即无法恢复文明的核心价值，即正义。没有这一条，文明的整体秩序即无法建立。虽然，表面看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繁华昌盛，但国家、社会的内部却是散乱、非秩序的，其稳定的维持与运转，主要是依靠利益与暴力强制。中国社会既缺乏共识、公义、道德、信约，也缺乏法治，国家、社会趋向黑社会化，民族、人民则趋向流民、流氓化。中国的前景很悲观，很难逃脱大崩溃的命运。这此种不幸状况是毛时代既奠定的。
十一、翻版的天平天国。中国文明是世俗文明，因此中国传统政治重实际，重人性，保守，求稳求容，求天下太平。当然，所有的政治都有黑暗、残酷、权谋的一面，但中国传统政治的正统观念是：仁政、宽容、融合、中庸。但共产革命与极权则是将所有的事做绝的政治，其虚妄一个乌托邦目标，施以暴力革命与极权统治，横扫一切。毛“新中国”三十年，灭了地主、乡绅、资产阶级、知识界、传统、“封资修”文化、各宗教，毁了教育、大学、几代青年、无数家庭，滥杀施虐、死了数千万人，几亿人遭受各种迫害。毛以共产主义教，取代了洪秀全的上帝会，重复了前一个世纪的太平天国。中国会不会再来一次太平天国、毛革命？很难说。
以上十一条，是毛“新中国”极权统治的要点，我们看看其中哪一条与中国传统帝制相同呢？二者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形态，后者是文明的，前者是野蛮、反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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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组织、共产革命，以及共产党的极权制度，这些均是西方文明中变异出来的，是西方正统文明的异端。中国传统上的本土文明产生不了这些。不是说中国传统文明更好，而是中国传统文明中不具有自生共产主义思想与革命的基因。比如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根于犹太教、基督教的弥赛亚精神。而在中国传统中不存在“解放人类”的思想，甚至没有“解放”这个社会词语。苏共之成功，得益于共产党组织系统的建立，严密、秩序、有效、高纪律、有共同的信仰、有牺牲精神。作为世俗的自然农业文明，中国人完全没有创建此种严密而有效的组织的能力。看一下基督教的历史，就会知晓，共产党的组织模式来于基督教会——基督教会的异化，特别是早期基督教会。而欧洲、俄国共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延伸和极端化。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剧烈的冲击和巨变，在翻天覆地的裂变中，欧洲产生了种种极端的思想、主义、运动、革命，共产主义思想与运动只是其中之一。共产革命的宗教性、绝对化、排它性、极端性，也是和基督教一神崇拜相关的。
在欧洲，有关“共产主义”只是一种世俗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影响也并不大。只是在落后的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其中关键之处在于，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将之打造为宗教。这包括：将共产意识神化，为解救全人类的唯一真理，并使之成为精神信仰。将领袖树立教主，先是马克思、再是列宁、再是斯大林，他们是神，崇拜的偶像，绝对正确，即是共产真理。党组织宗教化，以共产信仰为凝聚、确立领袖的权威、神秘化、集体化、个人对组织绝对忠诚、惩罚叛逆者、清洗不纯者、定期学习汇报思想、建立崇拜仪式、宣誓尽忠、奉献、为党牺牲生命，等等。在基督教历中，凡叛逆的异端教派，都会建立类似的教会组织。再，共产主义的排它性——一神教，否定人类既存的所有宗教、信仰、思想、制度、文化，并欲消灭之。
苏共正是在落后的俄国将“共产主义”打造为宗教，而有巨大的号召、组织、行为的力量，特别是收到了加以残暴的国家力量，而将苏联建立成庞大红色“神权”帝国。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席卷全球，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它被打造为宗教，从而为十数亿人所信奉。近代，新旧时代交替，世界陷入混乱，危机重重，人的意识、思想、精神尤其如此。科学击垮了传统宗教，唯物论泛滥——以科学解释世界，但是人生命的深层有宗教的需要，于是貌似科学的共产主义便很容易地被宣传为拯救人类的新希望，于是便成为了一种现代精神信仰，加以“党”及其所推动的运动、革命，便成了宗教——一种现代异化、异端的宗教。
共产主义革命成为宗教的危害是：1、欲在世俗人世建立彼岸的天堂——共产主义；2、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共产天堂；3、共产意识为唯一真理，批判、否定人类全部文明，并以暴力摧毁之；4、以领袖为现世神，全民膜拜；5、否定人性，生命的价值，大规模屠杀；6、建立极权制度，对人的全部剥夺及完全的控制。
经过列宁、斯大林两代苏共领袖们的打造，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地成为了宗教，并夺得俄国的政权，建立了庞大的红色苏维埃帝国，斯大林为教主。斯大林早年是东正教第比利斯圣灵神学校的优秀学生，但他以后叛教，投身共产革命，并且他最终以国家暴力摧毁了东正教，将俄国打造为“红教”极权帝国，而他则将“帝王”及“教皇”集为一身。于此，斯大林的确是天才，“伟大”而残暴的“现世神”。斯大林建立红色苏联帝国，还有一个制度来源，即蒙古帝国的全民军事化——千户制。蒙古曾统治俄国200多年，对俄国的影响深远，“蒙古”是俄国民族血液的一部分。斯大林所建立的通过“党”来统治国家与全民的制度，综合了基督教会与蒙古的千户制的组织形式：在城市，将全体市民组织到各种单位——厂矿、机关、商店、学校、医院、街道…….；在农村，将全部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而“党”在单位、军队、集体农庄均设立组织——由基层始，对之实行控制与领导。而党组织是金子塔式的，上级管辖下级，下级对上级负责，逐级递升，集中到中央，再集中到政治局，而政治局则全全服从领袖斯大林个人。这是苏俄创造的国家极权模式，中共及“新中国”整部“党”、军队、社会、国家组织模式的都是由此而来的。
中共是苏共创立的，这是苏联红色帝国部署东方战略的一部分，是苏共势力在中国的延伸和扩张。中共的人员组成是以上所说的三种人，但是苏共以共产信仰、党的组织模式，将他们收编。苏共与中共的关系是主体与从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且苏共给中共提供资金、武器、军事顾问，甚至直接任命，改换中共最高领导。虽然到延安后，中共有了某些独立性，但基本还是受苏共控制和领导的。比如毛本人就是斯大林选定的中共领导者；再如，西安事变，按毛的意见是要杀掉蒋，但斯大林指示释放蒋。二战后，也是斯大林指示毛赴重庆和蒋谈判——毛本不想去。国共内战，毛和斯大林的意见虽然有分歧有矛盾，但这仍是上下级之间的分歧、矛盾；而在整体上，中共对国民党的战争，是按照苏联对抗美国的大战略需要进行的，中共凡大决定都经过斯大林的首肯，有的直接就是执行斯大林的旨意。国共内战中，苏联援助了中共大量武器装备，非此中共即不可能打败国民政府。
“新中国”，整个国家建构模式都是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军队、司法、公安、教育、宣传、文化……,可谓是全盘苏化。这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极权制度是苏联搬来的。苏联是“新中国”的教父，“老大哥”；“新中国”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的卫星国。
这里，我举一个象征性的事例。毛死后，尸体摆放在国家中心广场，作为永久“领袖”，供人世代瞻仰膜拜。这是向苏俄学来的，列宁、斯大林死后，尸体被供奉在红场。一个国家将尸体“保鲜”，作为“神”，供奉在国家中心，让人民膜拜，这是及其野蛮、恐怖、愚昧而又丑陋的事情。人类文明从未有过的这样的事情，这是红色苏俄的“伟大创造”。不要小看此事，这是共产革命与极权的终极象征，显露了其掩盖的本质。共产意识宣扬唯物主义，但是共产党却需要制造神，用以鼓动人民革命，并统治人民。神是不死的，而“领袖”却会死，共产党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他们的“唯物”办法，就是将领袖的尸体“保鲜”，供奉在国家中心，让人民继续膜拜。但是他们不会懂得，在宗教中，这是尸体崇拜，尸体崇拜是对死亡、地狱、魔鬼的崇拜。因此，在人类种种文明中，都是将人的“尸体”恭敬地送走，或埋于土，或焚于火，送他们到另一个世界——冥界，而将生留给此世，而死者的魂灵也由此解脱。唯物主义可以解释物界，却隔于人的生死，当共产党背弃、摧毁人类既往的文明传统，自己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崇拜尸体的邪教。共产革命之如此惨烈、残酷、凶恶，乃是根于革命党内心之“深仇大恨”，由而迷恋暴力、虐杀、残害、屠戮、死亡，就是要施暴、摧毁、呈见地狱。尸体崇拜，是共产革命的象征符号，如果再加上红色党旗——鲜血、镰刀锤子的党标——暴力符号的，这幅象征图像就完整了：死亡、鲜血、暴力。以宗教意识看，共产党就是魔鬼教。其苏俄传入中国，并最终统治了中国。
由上，我们可以看清，中共革命及“新中国”，其思想意识、党组织、国家极权模式都来自红色苏俄，而与中国传统帝制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形态。如果说，中共革命、“新中国”与中国本土传统有什么关系，那就是中国本土的流民造反，被纳入了苏共的政治模式：共产意识、党组织、极权制度。这就使中共革命不再是中国传统上的流民造反，而成为有中国特色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家思想、道德伦理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与价值，国家、社会均是按此建立秩序的，而且国家、社会这两个层面也是由儒家思想、伦理纵向贯通。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框架。中国国家虽然庞大，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规模很小，自然农业的氏族社会大者也就千把人，小村子不过百多人。中国的民，在氏族社会内，遵从儒家思想伦理，是文明的；而如果个人出离氏族社会——包括天生的罪犯、混混，或者氏族社会解体，其变成为流民。古代中国，国家对民没有保障机制，民一旦成为流民，便无依无靠，生计无着，于是求生便是唯一之事，为之付诸暴力也是自然之事。流民相汇就是江湖，进而形成黑社会，江湖、黑社会也讲“义”，但是暴力为本。如果遇到国家战乱或大饥荒，大批农民即沦落为流民，他们为饥饿所困，自生自灭，一旦遇有机会便铤而走险。聚众暴乱、造反。流民是中国自古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流民也是中国最具暴力和破坏性的力量。
上世纪初，大清朝终结，社会急剧变化，陷入军阀纷争的乱世，由而产生大批的流民。流民汇入苏俄到中国的扩张及左翼思想的潮流，便成为中共革命。中共革命是中国本土流民暴力与欧洲、俄国的共产思潮、革命及极权模式之汇合。这是中国文明及基督教文明中的两种异端、负值元素的集成，也就是两种文明中最不好的东西的集合，并由此给中国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这是中国文明的不幸，也是世界文明的不幸。
2018年10月至11月 于伊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