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有三个活跃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王关戚），其中戚本禹最活跃，人称“戚大帅”。王力，我认识，但没有什么交往。关锋是我领导和导师，关系密切，十多年前，即2005年，我写过《我所知道的关锋》长文，发表在《同舟共进》（两期连载）。其实我和戚本禹的关系也很密切，在文革中，对我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就是戚本禹，并且是他推荐我做了江青的秘书（还是第一任），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不论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后，我和戚本禹都有交往。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写一写《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戚本禹，1931年生，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2016年，在上海病逝，终年86岁。
（戚本禹晚年照片）
（一）文革前的戚本禹
戚本禹从小学到高中时期一直在上海，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诞生后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1958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开始整风运动，林克、戚本禹等八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因当时反右运动虽已基本结束，他们仍借反右运动对这八个年轻干部进行批判，称他们“反党”。毛泽东得知此事，让秘书田家英进行调查。结果毛泽东用唐朝“八司马事件”的故事解救了戚本禹等八人。
戚本禹没有读过大学。他喜爱中国历史，读了不少历史书，1963年他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认为这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该文得到了毛主席肯定和赞赏。1964年陈伯达把戚本禹调到《红旗》杂志任历史组组长，而还没开始工作戚就参加了《红旗》杂志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这两个单位都归陈伯达领导）混合编成的“四清”工作队到通县参加“四清”，戚分在宋庄公社翟里大队，任翟里五队的工作组组长，他们这个组经过一段工作搞出了一个所谓“漏划富农”，获翟里大队工作队的总领队邓力群的认可和支持。
1965年12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翦伯赞提出的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二）戚本禹在文革中
1966年5月，戚本禹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文革发起初期，由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等遭罢免，原由田担任的政治秘书室主任由戚本禹取代，其职责主要为毛主席服务。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1966年，戚本禹在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刘少奇。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从此开始了对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戚本禹在文革中行动积极，到处煽动文化大革命之风，点燃造走资派反之火。他发表了大量的讲话和谈话，助力文革——同时，他的讲话也是研究文革史的重要资料。
1967年7月20日，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及其大肆宣传，严重地造成了军队的混乱，毛泽东为了稳定军队，于1967年8月30日抛出王力、关锋做替罪羊，将他们隔离审查。——当王力、关锋刚被隔离审查时，戚本禹就对我说：“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三个多月后，1968年1月毛泽东又将戚本禹直接投入秦城监狱（后不久，王力、关锋也关入秦城监狱）。王力、关锋被关押14年，1982年释放。戚本禹被判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刑满释放。
（三）戚本禹在刑满释放后
198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后，在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至1990年代初退休。退休后，他开始潜心研究学问，并勤于笔耕。先后著有《大人物的变态心理》（合著）、《先秦人物》、《两汉人物》、《三国人物》、《两晋—明清人物》、《论语今译》（合著），与关锋编辑一百三十多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辞典》（关任主编，戚任副主编）等。
（四）关于《戚本禹回忆录》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2016年5月由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是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仅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也坚决肯定和维护江青。这是他的根本立场，没有任何一点反思。他在这方面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然而，他毕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接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经历了一年多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他无疑是了解不少文革的实际情况的——只要他不隐瞒，不忌讳，实话实说，那他的回忆录是会给人们提供关于文革真相的、别人所不知道的不少素材的，这正是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不能说，这方面的情况一点没有，但和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差得太远了。我举几个例子。
1、戚本禹关于《五七指示》的回忆在网上发表时，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认为他这篇回忆对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对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价值。戚本禹说，“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五七指示’……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还说什么：“文革期间搞的‘五七干校’”，“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防止产生特权利益阶级的有效方法”。（参见《戚本禹回忆录》第401、403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数）戚本禹在文革后的50年，竟然还看不到一点“五七指示”以及依据它产生的“五七干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所带来和造成的种种痛苦和灾难。
2、在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关锋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受到陈伯达、江青赞赏，江青还叫关锋就这个提法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这个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到十月二日《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就公开采用了这个提法。（459页、508页）固然，戚本禹在这里所叙述的也可以说是实际情况，但他掩盖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无数冤、假、错案。
3、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以后，成立陶铸专案组，周总理叫戚本禹任该专案组组长，毛泽东也批了。（567页）戚本禹任组长的陶铸专案组究竟干了些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
4、关于田家英之死已经50多年了，其死的原因至今还有争论，有人说“他杀”（说是汪东兴的警卫员枪杀的），有人（包括田家英的女儿）说“自杀”，戚本禹肯定地说是“自杀”，应该说这是符合事实的。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戚本禹说因为毛主席“不再相信他了”。毛主席为什么不再相信他了？因为他主张“包产到户”，并向毛主席说了假话。本来1962年刮“单干风”、毛主席正和这种主张斗争的时候，他叫田家英到湖南调查，田回京后本来应该先向主席报告，却先到刘少奇那里做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他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做了，受到主席的批评。当时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田家英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412页）就这件事江青曾指责田家英“一仆二主”。当文革还没在全国正式开始的时候，田家英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随从也受到审查，他觉得没希望了，于是就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也有不少失实和错误的地方，这也是应该指出来的。我也举一些例子。
1、讲到“大跃进”时，戚本禹说：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383页）这就是说，“大跃进”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搞起来的。
2、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392页）
3、戚本禹说，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在为派工作组错误进行自我辩解时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453页）这不符合事实。这句话陶铸说“是一个小姑娘、中学生讲的”。（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3次印刷《“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是谁说的？》）
4、关于江青保护知识分子。戚本禹说，江青很喜欢老舍的戏。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对上官云珠，现在很多人说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说八道。从未听说江青说要批判或斗争上官，更谈不上迫害了，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上官是旧演员中最优秀的。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斗争盖叫天啊？……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广东把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了阴阳头，让她去农场养鸡。江青说，那怎么行。她还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呢。她让我去保她。江青还保了作曲家李劫夫……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江青也让我去保护他们。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500——504页）江青在文革中还保过很多老干部。中联部斗争王稼祥。江青知道了就跟王力和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王力和我分别向中联部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做了工作，他们就停止了批斗王稼祥。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农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就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江青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连犯了严重错误的叶子龙，江青都为他说过话，说他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531页）
5、1967年2月16日，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在这次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当晚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先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觉得问题很大，他们立即找主席汇报。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但未表态，而在张、王、姚整理的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576——577页）戚本禹说，张、王、姚2月16日当晚会后就整理出会议记录，向江青和主席汇报，这不符合事实，这个会议记录是后来为开批判陈毅、谭震林等人的生活会才让张、王、姚他们整理的。（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三次印刷《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唯一见证人》）
5、关于批斗王光美，戚本禹说他坐镇钓鱼台和清华批斗王光美现场相联系（630页），纯属虚构；而直接按王力、关锋所传达的江青的意见布置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王广宇所写《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参见《问史求信集》），才是真实的。
6、关于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戚本禹说，（1967年）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没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王力、关锋的错误。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二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随后，叫来了王力、关锋。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做了批评。随后，江青就叫我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把他们送到已选好的钓鱼台2号楼。去前，我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把他们安排好后，我又回到会议室，向领导做了汇报。总理对我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663——664页）戚本禹在这里说的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不对。按王力本人的说法，他们被审查的时间，不是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来的当天晚上，而是8月30号晚上。
8、戚本禹说：关锋的学生阎长贵（我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671）这完全是胡编乱造。文革中，从1967年1月戚本禹把我推荐给江青当机要秘书，整整一年，1968年1月江青就诬我为“坐探”，而把我投人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接着又被流放到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我以受江青诬陷迫害的名义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文革后，1982年关锋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和关锋都住在红旗杂志社宿舍里，一个院，我住1号楼，他住3号楼。当时组织嘱我少和关锋接触，我是严格遵守了的。1988年因遇林青山写了《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谓江青机要秘书该书虽然用的是“阎昌奎’’，实际这是我名字阎长贵的谐音字；此书编造多多，我和他打官司（胜诉）。1989年我和关锋开始接触，一直到他2005年逝世，我和他关系很密切，他有什么事都找我，我也经常去看他，和他讨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明确告诉我，我是他最信任的一个学生。我写关于文革的回忆文章，本着“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古训，不论对谁，包括对江青，我都是这样。和戚本禹说得完全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关锋跟我说：“江青关你七八年，你没说她什么坏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关锋这样说。
（本文写于2018年10—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