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统独认同变迁 : 专访杨雨亭
（六四自由论坛，2019年6月1日上午）
曾建元（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国立中正大学传播学系访问学者）
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
主办：华人民主书院、中央广播电台《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纪录：《新大学政论》
曾建元：各位现场以及空中的听众，各位早安，这里是六四《重返广场》特展现场，我们现在要举行的是六四自由论坛，这个活动是由华人民主书院及中央广播电台《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共同合作。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谁在关心中国？──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统独认同变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演讲者是杨雨亭先生。杨雨亭先生现在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候选人，除此之外，他也是诗人、作家、政论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台湾早期的在美国留学生，在六四之前，就已经投入中国大陆海外民主运动。以一个在台湾成长的知识份子，年轻时很早就投入王炳章的中国之春运动。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当时台湾人民不分统独认同、不分族群，大家都团结一致来声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在六四晚会举办的国立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要是由血脉相连大陆民主运动后援会这个团体来举办，血援会的主办大概持续了十多年，到了两千年之后，陈水扁当选总统以后，台湾国内的统独认同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六四在台湾慢慢成为比较少人关心的议题。此后，慢慢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声援六四的群众可以说是稀稀落落的。但是后来产生了变化，今年的六四活动，便是由台湾十数个公民社会团体共同来支撑起中正纪念堂六四纪念晚会的任务。所以，原来的血援会在纪念六四的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台湾另外新的一批、可能在认同上和血援会强烈的大中国情怀有所不同的公民团体。
杨雨亭先生曾经见证过中正纪念堂三十年广场上的变迁，所以我想请这位历史学家、政论家，也是带有浪漫情怀的诗人来为我们谈谈他所经历的这三十年的过程。请杨雨亭先生先介绍一下三十年前六四发生的时候，您在做什么？
献身中国民运的第一代台湾人
杨雨亭：谢谢建元。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写作了一些东西，没有产生过什么太大的影响。我和曾建元在台湾统独光谱上是两边不同的人，我是比较偏蓝的，偏统的；他偏绿，偏独的。但是我们认识有十二年了，是非常好的朋友。十年来，我一直努力尝试了解，不同族群或出生背景不同的人们会一直彼此对立的原因，我认为惟有经过长期地进行观念和情感的交流和辩论，慢慢地认识到对方真正关切的事情与身处困境的状况，才会产生对于彼此的同情的理解，也才可能产生接纳彼此的友谊，基本的共识也才会产生，而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就可能渐趋稳固。孙中山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我将他的后一句话稍为增补「国家之治乱，系乎人心之互信。」也就是「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国家之治乱，系乎人心之互信。」人心不能互信，国家没有可能稳定发展，这是台湾这么多年来的状况，也是香港的状况，两岸之间的状况，中国大陆内部的状况。因此，我多年来主张人们应该主动学习聆听不同立场、不同意见者的说法，不要急于辩驳，尝试学习肯定对方一定有一点正确的地方，于是良性的互动就有机会开始。
刚刚建元介绍我，其实我没有那么重要，一生基本一事无成。我是在一九八二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矽谷工作的时候，参加王炳章发起的《中国之春》杂志以及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当时《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演变成一场席卷性的运动，但是最后归于令人惋惜的结果。相对于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对于台湾民主进步党在思想、人才与财务上的帮助，海外中国民运对于中国大陆内部没有产生民主化政治团体以及有足够影响力的思想过程来看，海外民运至今是一场失败，至少是不成功的中国民主化运动。事后回顾这个的性质，十分复杂。王炳章从来并没有呼吁过打倒中国共产党，而是主张「肯定邓小平，超越邓小平」。但是我们台湾出来的留学生许多是坚决支持中国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而主张台独的留学生不可能参加中国之春与民联；当时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移民，不少经过大跃进、中国文化大革命，就是所谓苦大仇深的大陆人，他们多数不愿意去肯定邓小平，反而认为中共应该及早结束一党专政。王炳章夹在这其中，逐渐变得更「革命」，并且和台湾的国民党党部以及情治系统有所联系，这并不是说王炳章为国民党工作，而是大陆人普遍深受共产党教育，熟悉统一战线观念和工作模式。王炳章尝试利用各式各样的力量为其所用，包括中共内部的改革派。王炳章也在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我所知道的，后来王炳章和国民党的关系并不好，他曾派遣我回台组织中国之春与民联工作，我相信国民党方面是非常不高兴的。这些秘辛，我是第一次讲出来。胡平担任民联主席以后，任命我为对台联络部的主任，我经常以这个部门的名义发表意见，《世界日报》常有报导。但是后来发生很多变化，我发现大陆出来的朋友们受到共产党的影响非常深刻，对不同看法的人极为容易产生敌意，认为一定别有用心，就形成了共产党式的内斗，激烈地斗了很多年，互相指控对方是国家安全特务或国民党特务，有写信告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还有写给台湾情治单位的，有可能也告到过中共国安单位。虽然不少人认为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的混乱局面一定受到中共方面的破坏，但是我身在其中，担任过民联旧金山（San Francisco）分部负责人，领导旧金山工作，是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第一代人，我认为主要的内乱内斗因素还是来自于中共长期整肃反革命、肃清内奸的习性与文化，这和太平天国的情形相当类似。还可以说，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有一点像一九二零至三零年代的国共合作反过来的情形。我是以国民党子弟的身份，参加以共产党教育出来的人为主的民联民主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中一直有比较左和右的拉力，后来就拉断了。当时我从来没有和国民党方面负责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工作的党和情治主管谈过话。去年，我才有机会和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退休主管见面，了解当年发生的部分情形。国民党方面二十多年来，总共资助约两亿新台币，但是后来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内部太乱，彼此相争乱告，有的可能是中共方面布的线，有的可能是台湾国家安全局方面布的线，还有听说告我和钱达可能是倾共的，后来台湾的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毛铸伦告诉我，中共方面认为我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实在太荒谬。结果，实在是达不到效果，反而国民党方面不同的部门经常陷入抢功的情形，因此上层认为没有什么意义，就渐渐只保持一点象征性支持了。事后，我认为国民党运用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并不成功，完全没有类似中共统战工作的整体性与功能的作法。一方面，当时也受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战略影响，而将民运做为其一个侧翼去反共，这是不正确的作法，使得海外民运部分地国民党化、情治体系化，必然得不到大陆内部许多改革派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的支持。这和近年来的海外民运部分地美国化、中情局化或者台独化、民进党化是一样的问题。
中国海外民运，必须要走出独立自主的道路，和中国人（包括台湾人、香港人）应走的道路相结合。海外中国民运的问题，检讨起来，多数还在中共本身的性质上，中共教育出来的人，基本上就是模塑出的共产党人（极左时代，叫做「新人」，如雷锋），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人和人的关系非常脆弱和危险，极容易受到谣言与阴谋的影响，在心理和观念上产生两条路线的斗争。所有的争执情况，就是中共政治运动中斗争斗倒对方的情况的翻版。中国人要脱离这样的心理和行为模型，可能还要经过两代人。后来，我慢慢淡出民运，但是仍和过去一起革命的老同志们保持良好关系，如在狱中的王炳章、美国的胡平、薛伟、汪岷、于大海、冯胜平、林樵清、林心声、钱达、鲁国明等，可以有一生的友谊，虽然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小。而由于参加中国海外民运，我才认识到什么是共产党的一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不只是一群有共同理想的左翼中国人而已，而是由于常态性处于地下党的隐蔽作战状态，需要高度纪律，并且受到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革命路线斗争影响，完全地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化。因此，为了革命而采取暴力与欺骗倾向的手段非常严重，道德界线模糊，最后形成了共产党同质性的文化。中共建立新中国后，将所有治下的中国人共产党化。
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使我对于两岸关系，主张采取「互相沟通、彼此认识、制定保障双方政治实体，促进双方文化及商业互动良性发展的框架」的中长期战略。我和近年来一些外省第二代和本省同胞受到中国民族主义影响的人不同，是因为我有早期参加民运和大陆朋友一起工作的经验。事实上，中共除了我刚才论及的先天性容易互斗的特质、意识型态的狭隘以及缺乏信心开放舆论与开放政治以外，中共有不少优点，是我们很难学习到的，比如坚持独立艰苦发展、不受强国干预内政、走自己的道路、寻求中国复兴等等有骨气的作风。相较之下，国民党和民进党过度依赖美国，相当程度矮化了中华民国与国人的国格与人格，长期下来，中华民国和台湾成了美国保护国下的扈从关系而不自觉。我也不是反美，我过去长时间在美国受高等教育并且工作，美国文化对不同价值观的人的宽容，以及美国人的创新能力，是人类历史中，非常少见而且可贵的。但是，我不是美国人，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是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其中尊重多元与宽容异议以及共同分享与创新发展，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相当困难的部分，从这一点看，我们必须学习美国文化的精神。
国共两党的时代快走完了
六四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冲击，在此之前我算是民运老革命。六四之后出来的年轻孩子们认为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成员大都是苦大仇深派的，而且台湾人参加民运的不懂中国的情况，只知道国民党那一套。六四当时的主要主张是言论自由和更开放的思想和政策，和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主张中国民主化，并不完全一致。六四北京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学生后来明星化、偶像化情形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六四主要成员还包括中共内部出来的改革派，对于中国内部的情形相当了解，后来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和民联之间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因为背景和路线不同。民联成员除了少数中上层结构，中下层的不少，我认识的许多参加民联的大陆朋友没有绿卡，生活压力很大，和过去一年来韩国瑜支持者韩粉基层结构有点类似。而民阵成员年轻化，有的是中共内部改革派，有的是经济发展的受惠者，他们发言，振振有词，言之有物，代表中国新时代的新兴力量。西方国家一般对于以六四为代表的中国流亡者给予相当优渥的对待，所以民阵成员中许多居留没有问题，一开始的起跑点就好，有几位当了牧师、经营事业都非常成功。和民联成员多数的苦大仇深以及庸庸碌碌的处境几乎两极化。
刚开始国民党也非常支持六四以及民阵，但是民阵的组成部分中以改良路线的比较多，国民党有适应不良的现象，这反映出国民党的思想和工作方式的老化，缺乏鲜活的统战策略与手法，机械化地要求别人反共（或反独）。所以国民党和民联的思想和气息比较接近。而民进党比较接近六四与民阵。这同时也说明国民党本身停留在威权思维当中，像中共一样地需要改革与改良，但是国民党没办法专政，失去了长期性的观念与策略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在我的眼光中，国共两党的时代几乎快走完了，再一意想保留过去的作法与特权，迟早会被历史的波涛所淹没。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国民党尝试改善跟大陆的关系，造成部分蓝营对六四看法和海外民运中反共派的分歧，使得不少六四成员开始反对国民党，认为国民党亲中与亲共。反而在这十几年来，绿营或者台独派对六四与海外中国民运的统战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像现在这个六四展览，曾建元的团队组织得非常好，场地选择很有智慧，展出内容丰富。所以我非常赞扬曾建元的作为，蓝营中还找不到这样的人。
六四是台湾与民运历史分水岭
曾建元：刚才杨先生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也许在台湾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就是海外中国民运最早是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医学博士王炳章先生发起的中国之春运动。当时中国之春运动也曾经震撼了蒋经国总统，蒋经国总统对中国之春运动，无论是从中国国民党的体系或是从国家的体系，都给予大力的支持，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发生之前，我们台湾政府对于中国民运的态度。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蒋经国总统已经过世了，当时继任的是李登辉总统，而他也才刚刚就位，面对六四的问题，刚刚继承蒋经国总统的党国体制权位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李登辉总统，在立场上面，还是延续蒋经国总统支持民运的路线。可是经历过六四这样的一个转折，可以说前六四的世代和后六四的世代出现了，然后一九九三年在海外民运发生了华盛顿会议整合失败后的大分裂。民运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也导致台湾对中国海外民运的支持产生某种程度的困惑。后来民运阵营当中产生的冲突分裂不断，继而造成台湾对民运认识上面产生混淆。因为民运的各个团体派系的出现，使得台湾本地不论是当时的国民党党政机关，或者是关心民运的台湾知识界，在六四之后，仅管在价值上是支持民运的理想，可是在具体的支持行动上面，始终对民运的内斗困扰不已，我大概有这样的印象。
杨雨亭：这个题目在台湾或是在海外并没有很深入的讨论，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公开讨论对于民运及六四的分歧点从何而来。首先，我谈一下台湾的情形，一九八九年以后，李登辉时代的来临，回头看，当时大家都不清楚以后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结果是台湾社会中统独和蓝绿的问题慢慢地深化起来，当初李登辉总统可能也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本土的政治和文化力量聚拢起来了以后，逐步形成了自己主体性的历史记忆，就造成很大的社会族群的困惑与分裂，使我们过去所认为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意义日益分歧以及对中国和台湾的认同产生差异。因此，近年来为什么台湾内部会对六四的认知产生分歧？主要是一方面我们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同开始产生歧异，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两岸的和平交流，六四的问题就被搁置下来。并不是说蓝营或是外省人就反对纪念六四，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台湾内部的统独对立也反射出两岸关系变成过去不曾有的蓝绿红三方的复杂矛盾性，六四在其中成为难以处理的一个障碍。我们一些人对中共政治的改革立场已经变化，我是在年纪越来越大以后，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倾向政治改良而非革命（像刘再复一样地放弃革命），而部分六四出来的朋友们似乎仍然倾向于中共垮台，这个立场偏向于台独对中共的态度。因此，六四与部分海外民运分子和台独及民进党有共同的敌人与共同的价值观，结果绿营与民进党起而取代蓝营与国民党过去的角色，尤其是继承蒋中正蒋经国两蒋时代的反共体制以及与美国的关系，六四对于民进党变成一个非常好运用的议题，造成王丹、吾尔开希、曹长青等人以及不少海外民运分子包括余杰等在绿营得到很多支持，而在蓝营得到很少的支持，甚至是批评，整个形势的逆转十分地戏剧化，这就是目前大概的状况。
六四那年
六四刚发生的时候我在旧金山，那个时候我们被召集起来，要去华埠见六四的一位重要领袖柴玲，她当时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女生，瘦瘦小小的，当她出现在会场时，我们好像看到明星一样地蜂拥而上。经过了三十年，他们也都有点年纪了，后来我和吾尔开希、贝岭等人在台北还偶尔碰面。
国民两党如何面对六四与二二八
曾建元：有一个历史上的小插曲可能对于两岸关系的变化影响重大。在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二二八事变爆发以后，台湾历经国民政府的镇压与清乡，后来国民党政府对于二二八的处理很像现在共产党对六四的处理，把所有相关的档案封存起来，尝试在人民的记忆当中去抺灭有关二二八的历史。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每年都举办纪念二二八的活动，当然当时对国民党来讲，这个可能是冷战或是国共斗争的一环。当然国民党对共产党每年举办二二八的活动非常不高兴，但是纪念二二八成为在北京非常重要的关于两岸关系或者共产党与台湾连结的重要活动。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卸任副总统之后，在陈水扁总统在任的时候，曾经在二零零五年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在那一年，共产党为了表示对国民党的善意，唯一一次停止纪念二二八的活动。这件事让在北京当年因为二二八逃亡的台湾人非常生气。当时我人在北京访问，陈炳基老先生特地跑到我下榻的北京皇冠假日酒店跟我抱怨这件事情，说，非常可恶，为什么国民党一到北京来，共产党就放弃它原来的立场。我心里在想的是，共产党是一个专制体制，它看待二二八，是拿来做跟国民党关系的政治上的利用，对我来讲那不足为奇。但是，那个象征意义非常重要，对于二二八的亲历者来讲，对于过去在冷战时期，历史被湮灭而看到在全球唯一纪念二二八的是在北京的这些人，长期因为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纪念而支撑下来的台湾人来讲，共产党当时这样的举措，的确令人非常不满和失望。以这个例子，我们回头来看国民党处理六四的议题，它可能以为不谈六四是对于共产党的善意，可是它可能忽略掉，不谈六四，或是回避六四的议题，可能会和中国大陆的人民，或是当年因为六四而受难的群体可能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疏离。这是我当年亲身的体会，我感觉到国民党的确是在连战登陆之后，对六四的问题比较避而不谈，开始回避，我想某种程度上，海外民运或是六四的亲历者，为什么在近年对国民党有很多批评，我想可能也跟国民党把六四做为跟共产党重新恢复关系的筹码，或是不知不觉加以利用以获取政治上的某些效果，导致六四的纪念在传统国民党阵营，或是统派的阵营当中，开始发生立场的分歧。
血援会退出纪念六四广场
接下来请教杨先生，过去有血援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每年举办纪念六四的活动，请谈一谈您在回到台湾之后，参加有关六四活动的经历。
杨雨亭：其实我参加血援会大概不过几次。有一次，我们在中正纪念堂外面集合，只有六个人，由钱达带领，我们就骑单车绕着中正纪念堂转圈。可见六四在台湾是非常冷的议题。而当时绿营对这个议题也相当疏离，因为起初是国民党一头热，而绿营把六四当成中国内部的事务。第二年我们再办的时候，发现蔡英文来了，她那个时候是民进党主席，她来慰问我们，带来了媒体，国民党方面只来了中央党部前大陆工作会副主任徐新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那时候差不多就二、三十个人。我们看到民进党和绿营在办活动时的动员性很大，而蓝营与国民党的精英份子的性格强，草根的力量非常弱，所以根本鼓动不起群众来。所以，党产拿掉以后，国民党等于根本没有力量靠自己生存发展了。
国共都不愿直面自身历史
二二八事件和六四是不是可以同等对待？我从来没有听过正式的论述，这两个性质不太一样，绿营有这样的思维，应该有其目的。我所认识六四的朋友们在回顾六四时，其实它当时是在追求自由，那时候还没有谈民主选举这个事情。自由是民主的先驱，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所以能够自由发言、自由出版在一九八九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个时候在大陆可以说是一个潮流，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赵紫阳已经考虑让共产党委员会离开学校，所以造成极左派非常大的反弹，这反映出赵紫阳是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影子。六四的背景并不是只有学生而已，它还有很大的中共内部的改革势力，造成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非常激烈的斗争。当然后来赵紫阳这派人失败了，可以说中共保守派出动军队镇压六四，其实是镇压了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也就是说，六四运动的失败，断送了中共政治改革的契机。我长期以来，认为六四广场上掺和了不少中共保守派派出的积极分子激烈煽动，使得六四无法收场，给保守派在邓小平那里得到镇压的口实。大陆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怎么可能让党委离开学校呢？共产党离开了学校，就失去了年轻人的支持，共产党不可能继续再专政下去。很多人对六四不了解，以为是学生起来要求自由民主，其实它有一个很强的政治背景，不是只有表面的那样。因此，六四基本的问题和背景和二二八事变并不一样。不过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是当政者以军事力量镇压民众，我也不能完全地反对这样的看法。
曾建元：这两者发生的背景、历史的脉络有所不同，不过就当权者在事后对于事件的处理，其实有非常相像的地方。因为二二八之后，台湾进入动员戡乱和戒严时期，并不是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之中，所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强力压制有关二二八平反的问题，那个情况跟现在中国大陆一样。像中国大陆，甚至有人认为它已经从威权倒退为极权，所以对六四的问题更加地敌视，譬如像今年可以看到关于六四的议题、人物都受到中共高度的打压，这个力道可能是三十年来的一个高峰，因为现在的打压还结合了现代的电子监控技术，这个状况是空前未有的。
统派的生态
我想再请教杨先生，当时六个人的场面，血援会的朋友有没有思考到台湾面对六四的态度，该怎么样去改变这样一种态度；或者说，血援会有没有意识到台湾民意的认同的结构是变化的，要用什么样新的方式让台湾人民重新来认识中国，这个问题在血援会统派的圈子里，有没有这样的思考？
杨雨亭：这个问题牵涉到蛮深的台湾社会内部对于中国与台湾认同的问题。血援会是独立的，我和他们并没有隶属上的关系，只是好朋友的请托参加六四纪念活动。从更大范围上来讲，台湾的统派其实很分歧，不是独派所理解的铁板一块。比较急统的跟中国与中共比较接近，这就是中国民族主义。还有一种是被台独逼到角落，心理上希望及早统一以消除他们在台湾受到台独在心理上或言语上的逼迫，这样的人还不少。许多人包括我，长期受国民党教育与生活在国民党的体制内，虽然到现在整个社会已经完全地改变了，我们这些人还是没有脱离过去的心态：中国是伟大的、希望中国是好的中国、希望大陆能改革，这些多数是比较沉默的一批人。另外还有本土蓝。所以在台湾统派分为三大块，第一个是相当亲中的，也许有百分之十；中间占百分之六、七十，原来是军公教的家庭出身的，安分守己，可是他的意识型态造成他认同一个中国，而中共还不承认中华民国，变成一个相当尶尬的状况。本土蓝就不同了，有的倾向独立自主，喜欢中华民国的历史，喜欢这个体制、这个文化、这个文字，认为在其中可以安身立命。
中共只会拖延平反六四
我们在和中共接触的时候，希望他们及早平反六四，希望他们赶快把这事搞清楚，那几个逃出大陆的孩子们和改革派加起来有没有两三百个人都不晓得，王丹现在五十几岁了，再过几年就是六十岁的老头子了，还有什么好怕的。我常跟共产党讲：「你们不要再不让他们回去了。」包括曾建元老师，中共让他们去大陆有什么问题呢？你把他们放在北京三天、三个礼拜、三个月，有没有人理，我都很怀疑。中共本身自信心不足，处理这事的手法非常粗糙，所以这个问题有点像刚才建元讲的，变成国民党的二二八，到后来一直拖延，变成越来越严重。
纪念六四的新一代群众
曾建元：我们现在《重返广场》六四特展的现场，现在进行的是六四自由论坛，今天邀请到的是杨雨亭先生，请他来谈三十年来，中正纪念堂纪念六四活动的广场上，群众国家认同的变化。
从刚才杨雨亭先生所提到的，在最低迷的血援会时代，只有六位在广场上支持六四，后来跑来一个不速之客蔡英文。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后来会演变到今天所看到的恢复到相当的局面？当中其实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王丹。王丹最早是到国立政治大学的台湾史研究所任教，后来又到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任教。在台湾期间，他的著作除了政论之外，他自己本身就像杨雨亭先生一样，也是一个诗人和作家。王丹的作品在台湾非常受到欢迎，也因为六四事件，他的形象深入人心，所以王丹在台湾的校园当中举办的巡回演讲或中国沙龙非常受到年轻学子的欢迎。
然后一个关键就是香港局势的变化，使得有相当一批的香港年轻人选择到台湾升学，我所知道，以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为中心的一群香港澳门和台湾学生，最早开始组织社团时务社，和王丹合作，而以他们为中心，开始串连台湾各个学生社团，组成了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而由他们来接手六四广场的纪念活动。一开始人数也是非常稀落，因为主办人除了王丹之外，其实大都是香港侨生，由香港学生去号召台湾学生加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让新的一代的台湾学生重新认识中国，而且也认识到香港的情势，特别是这些香港学生置身在台湾的校园当中，所以和台湾的社会有非常多的对话机会，有非常多的连结。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后来慢慢地被本地学生所取代，所以，目前来讲这个工作会是以台湾本地的学生为主，但是它仍保留原来关心香港、澳门的精神。
这个是近年来，主办六四的单位的变化，血援会那一代的人逐渐凋零，因为他们年纪比较老了，和台湾新生的群体比较脱节，但是台湾有另外一批原来和血援会没有关系的，甚至在六四时还没有出生的新一代，受到香港的影响，他们接手六四的薪火。华人民主书院事实上就是在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从协助他们的角色慢慢地接手主导六四纪念的活动。三十年来，从血援会到今天由华人民主书院来承办六四相关的纪念活动，这个演变的过程，我在此做以上的分享报告。
定位台湾，重新认识中国
最后请杨先生谈谈对于今后台湾在面对六四的纪念活动，或是面对未来，我们国家在面对中美新的情势之下，我们怎么样来重新认识中国？
杨雨亭：这个题目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事实上，血援会明天在台北市立社会教育馆要办一个纪念六四活动，标题是：「反对王丹」，这个是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双方对于中国、台湾问题，面对六四产生了很大的困难，甚至解构了我们对六四的看法。关于刚才建元所讲的六四的历史接续，六四在台湾是好题目，甚至于是好的学术论文题目。建元指导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中蓝绿红都有，他很了不起。今天绿营对六四的配合或是运用，是高度成功的，很多大陆出来的朋友，包括王丹、吾尔开希、曹长青、余杰等，他们现在和绿营的关系很好，因为他们反共，反对共产党的政权，因为他们是受害人。而我们面对国家统一的大问题，要怎么办呢？还是一个难解的问题，绿营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是中国，中国等于中共，他们是一体的，所以反对中共就等于反对中国，这是他们的逻辑的一部分。未来台湾的问题怎么办？建元他们现在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计画重新建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一个完整的或是一个新的中华民国论述，尝试进行《宪法》上的解释与修改。这个处理方式对于温和统派将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如果建元他们把中华民国在台湾有效地建构起他们论述的正当性，以包容温和光谱的蓝营，未来民进党会不会去台独化，变成中华民国化，产生一个不再寻求北上的南明政权？我不晓得这个方向会不会走出来，如果没有蓝营中的人一起参与，我认为是走不出来的。如果成功，其结果是造成传统蓝的困境、还是使外省人更加容易地在台湾落户，目前无法判断。所以，明年在面对六四的时候，蓝营多数仍然会举棋不定。
曾建元：今天是很难得的对话，我们让贯穿了中正纪念堂三十年，不同参与的群体、不同时代所反映的观念，在今天的论坛当中有一次交锋对照的机会。我想今天所谈的这个主题，也是这三十年来很难得可以去反省的过去的一段历史。今年的六四纪念晚会，我做为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其实我也会表彰三十年前参与台北六四晚会主办的血援会的前辈的贡献。无论如何，在民主的价值，反共的立场上，我们是一致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莅临。我们下一场的论坛是在下个星期一的上午十一点，我们会邀请到当年《血脉相连，两岸对歌》晚会主办单位唐山乐集所安排的大学生主持人薛云峰教授来为我们见证，六四屠城那一夜，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欢迎各位下礼拜一的上午十一点再次莅临《重返广场》六四特展的现场，让我们共同来回顾六四的历史，谢谢。
民国一○八年九月九日十一时三刻
台北晴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