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的转折点
楊建利
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2019-nCoV，这一名称中的2019隐含着极强的讽刺意义：在疫情的发生地中国，2020（不是2019）年1月10日之前，公众几乎对此一无所知，而任何关于这一疫情的言论对于谈论者来说都具有几乎和病毒一样的危险性。整整七年的习近平统治，中共政府对社会言论的打压早已超出了传统的“敏感”领域而无限蔓延，长期重压之下，当这场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没有任何医疗界人士象2003年Sars爆发时的蒋彦永那样公开对民众示警，即使如此，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等人的小范围网络聊天还是享受了与709律师同样的待遇，被中国警方和中央电视台未审先判地予以定罪。（在这篇文章完稿时，得到李文亮医生病逝的噩耗，心中无限悲愤。您的星星，照亮您回家的道路，李医生，您走好。）
（网络图片：官员戴N95口罩，而医生只能戴普通外科口罩）
特别讽刺的是，早在17年前，言论管制就是另一场疫情蔓延的罪魁祸首，中共政府没有从中接受任何教训。也许这样说有些过于笼统，应该承认，胡温上台之初的非典事件和孙志刚事件促使中国政府被迫相当有限度地为网络言论松绑，但这一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在《零八宪章》之后再度被收紧，更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被蚕食殆尽。
时间仅仅过了七年，即使回首胡温的僵化无为，今天的国人也会有恍如隔世的喟叹，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长者”江泽民。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习近平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就政治勇气和政治谋略来说，习近平令当初的观察者大跌眼镜，遗憾的是，习近平政治的鲜明色彩却不能不令人担忧：集权统治、个人崇拜、排斥异见、打压言论、漠视人权、颟顸外交、定于一尊……
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已经摆脱几乎所有国内国外制衡力量，而变得越来越自信狂妄，一意孤行，让一切批评言论都无力到近乎可笑和自怨自艾的程度。在现代文明背景之下，这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了。
然而，习近平政治的种种特点，几乎从所有的方面刺激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戏剧性爆发与蔓延，放大了全球乃至全球灾情，足以引起全社会的警醒与思考，可以说，病毒的爆发让习近平政治的弊端暴露无遗。
一，习近平时代对言论的打压和对舆论的强制性引导已经使批评声音的监督功能丧失殆尽，这一力量的弱化和政府对信息的空前垄断使中国只剩下一种观点、一种意见、一种声音，那就是习近平绝对头版头条的讲话与“思想”，而不会给蒋彦永、李文亮留出任何版面和网络空间；
二，习近平政治不仅压制民间言论，也让中共党内声音“定于一尊”，绝对的忠诚和政治正确几乎成了衡量官员优劣的唯一标准，忠诚是针对习近平的，判断政治正确与否的标准不是法律，不是中共惯例，而是习近平个人的喜好与“奇思妙想”，在纪委扩权的习近平政治特色之下，官员越来越谨小慎微、失去个性，政治挂帅的习近平时代，官场风气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湖北和武汉主政的四位官员、国家卫建委、疾控中心、红十字会等官员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暴露在世人面前，毫无例外地就是一群昏官庸官，说他们是一群既无勇气和担当，又无基本判断力和执政能力的混蛋，并不为过。究其原因，除了逆淘汰的作用之外，还有就是习近平不仅让民间力量成为失去组织能力的一盘散沙，实际上也用越来越繁琐的官场程序让各级官员相互牵制，不敢稍越雷池。
三，习近平政治的中心词，对官员来说，是忠诚，对民间来说是维稳。维稳不是习近平首创，但在习近平时代被发挥到极点。这一举国体制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从而削弱政府正常功能之外，也有赖于对“不稳定因素”的简单定义，比如针对异议人士、维权律师、上访者等社会成员的黑名单制度，千方百计预防的是国家安全（实质上是政权安全），而不是首先考虑保障社会的安全。本来就很弱小、以公益议题联系社会成员的社会纤维、个体与公权力之间的有机体—公民社会–被消灭殆尽，结果呢，当病毒因言论失去预警能力而大规模爆发的时候，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反应机制近乎幼儿园水平，象无头苍蝇一样，疲于应付。
四，在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中，习近平将中共政府应对病毒的防控措施描述为“最彻底、最严格”。这六个字也可以说是习近平政治的特点之一。对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的打压是“最彻底、最严格”的，对政敌的清洗是“最彻底、最严格”的，对西方普世价值的防范也是“最彻底、最严格”的，奇怪的是，习近平一再号召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却连马克思推崇的“辩证法”思想都置之脑后，处理复杂的国内国际事务，有些需要“最彻底、最严格”，有些需要“最开明、最耐心”，而不能出于对权力的迷信而一味采取“最彻底、最严格”的做法。由于中共官僚系统本身就素质不高，加上“政治忠诚”的要求之下官员们越来越简单化处理问题，“最彻底、最严格”的要求必然沦为“一刀切”，而为日后的恶果推卸责任。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湖北之外的省市也大量采取“最彻底、最严格”的隔离手段，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运转的极大困难，毫无论证、不许讨论，简单粗暴，各级官员“宁左勿右”，现实利己主义愈演愈烈，只要不影响官位，管你老百姓死活。
五，七年的政治挂帅之后，突如其来的疫情暴露了习近平时代部分政府功能的丧失：责权不明、调度无方，更谈不上未雨绸缪，怀疑和不信任市场力量，却也不具备计划调配能力。一言以蔽之，习近平政治已经给中国社会民间、政府体系乃至自己的党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如果不是这场疫情的爆发，这一点还不足以充分展现出来。
疫情发展到今天，关于追责的话题很多，几乎所有的深究都会追溯到习近平本人。即使社会预警信息缺失，在现代信息时代集权政治和底线维稳思路之下，独裁者获取信息的能力实际上大大增强，习近平应该从一开始就知情。然而，我们看到，1月20日，钟南山接受官媒采访，才确认病毒“人传人”，武汉官方统计的确诊病例也开始猛增，国家卫健委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列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防控，从这一天起，武汉疫情才进入普通中国人视野，也正是在这一天，习近平对疫情做出“重要批示”，一时间，最高领导人、各级政府、媒体、专家似乎同时睁开了眼睛，这个时候染病的人数可能早就超过官方认可数字的上百倍，但在此之前，由于习近平没有做出批示，疫情便不“存在”。这是一个来得太晚太晚的批示。毛泽东曾有诗云：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一个人对言论的垄断和霸道，是一个十四亿人口国家的荒唐和悲哀。
我不想一一评论当前诸多防疫工作的得失，有人说，“幸好这一疫情发生在中国”，言外之意是中国政府具有超越法律的动员手段和整体一律的力量，然而，不具备这种手段的政府，又怎么可能“最彻底、最严格”地屏蔽疫情信息！
种种责问与声讨，无论指向武汉、湖北、卫健委还是习近平，在习近平政治之下，依旧是无力的，七年的政治倒退已经对中国社会和政治造成结构性的损伤，民间和党内都已失去制衡习近平权力的有效手段，而习近平在疫情迅速蔓延之际，也没有任何一句话的自我批评，更谈不上认真反思，最多只是对一些防疫不利的低级官员进行免职，而不是他亲自下台，这也可以被视为他继续集中权力的手段。列宁主义早已让我们看到，以组织化力量对抗分化的社会具有惊人的效果，除非足够多的人同一时间采取反对行动。可以想象，当疫情稍有缓解的时候，各种“正能量”的歌功颂德将铺天盖地而来，而主旨内容将是习近平与党的英明领导。
然而，一些最深刻的改变往往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我深知习近平政治“最彻底、最严格”的威力，但我不怀疑中国人认知世界的基本能力，在习近平的舆论一律之下，中国和所有现代国家一样，内部同时存在各种声音和观点，无法进行精确数字统计的此消彼长比简单的表象更为重要。我不预言习近平政治何时结束，但这场疫情中的诸多信息表明，习近平政治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怀疑、憎恶和挑战。疫情的蔓延是习近平遇到的一个麻烦，但不是唯一麻烦，中美贸易战、全国性猪瘟、香港反送中抗议、台湾的抵抗等事件显示：种种麻烦正以越来越大的力度和越来越高的频率，对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形成强烈冲击。一个人总是麻烦不断，怪罪运气不好是牵强的，我的理解是，悖情逆理、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注定遭遇挫折，并使得矛盾丛生。一场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对后续社会运转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而经济上的困难将会增加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出现的概率，次生灾难将接踵而来，内部求变的动力会越来越强，不仅中共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国际因素也可能更多成为迫使中国变化的外力。
七年来，习近平政治再无神秘可言，戏路就这么多了，各种花样不断的“思想”、“论述”，各种“斗争”，各种“最彻底，最严格”的打压与迫害已经让他的政治形象定格，幻想的人已寥寥无几，失望不满的人遍布朝野，习近平政治将成为公开或私下吐槽的焦点话题，也许这才是最关键的。这场疫情不仅暴露了习近平政权应对危机的迟滞、无能、颟顸和低效，也暴露出社会各层面因习近平政治所造成的各种累积性的矛盾丛生，习近平政治一方面不断制造问题，一方面除了维稳大大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官状病毒”、“组织化失序”、“制度化无能”等外强中干的本质得以显现。用了七年的时间，习近平走到了比肩毛泽东的独裁地位，小小的病毒让“伟大”、“强大”、“自信”、“中国梦”、“贵族气”、“大学问”，“新时代”，“思想”、“人类共同体”等堂皇的名词包装的形象一夜坍塌，习近平政治的威严“领”“袖”之下的破裤子露出了屁股，这可能成为习近平时代的转折点。我深信，你如果总是悖情逆理、违背自然规律做事，天理与人情就会循自然规律强力反制，一刻也不会休息。
2020年2月6日 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