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
“新冠”呼啸，寰内传警，全球惊耸。中共政府最初严密封堵疫讯、即速训诫八医——12月30下午八名鄂医发疫警于微信圈，1月1日警方传讯，3日收到训诫书。直至1月20日，政府才被迫承认疫情，23日强制封城。政治，再次通过“新冠”明示对14亿国人的重要性——你不问政治，政治却通过“新冠”来问你。
据《求是》2020年第4期（2月15日），1月7日“新冠”已上政治局常委会，1月22日才作出封城决定，间隔半月，慢慢吞吞，反应可谓迟钝迟缓，根本未体现“将人民的安危时刻放在心上”。相比最初封堵疫讯之迅捷，更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再次裸露“维稳第一”（政权第一）肉身。此外，1月3日中共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疾控中心通报疫情，却不向本国人民通报！难道遥远的他国比直接利益方的国人更有知情优先权？
2月10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戴着口罩向全国人民谢罪：“我们认识不足，未及时采取像现在这样的严厉措施，致使疫情扩散全国、流到国外。”国人迅速愤怒提炼成警句：
把小事拖成大事，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是为什么？
化疫灾为经验，历疫程立防阶，检验政府行政绩效的当然量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难道还不应优先体现于这种人命关天之处？偏偏关键时刻掉链子，七十年都未体现出来。远的不说（1980年代前中共封锁各种负面信息），1988年上海甲肝流疫；2003年北京“萨斯”，为什么还会发生2020年更凶猛的武汉“新冠”？迭经疫情而无动于衷、毫无作为，各地官吏一次次面对疫情惊慌失措，从基层到中央一路习惯性瞒压，一次次丧失限疫于初的最佳期，难道不是一次次有力说明政府的低素质？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未能将经历转化为操作性措施？
疫情汹汹，“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首先经受考验的当然是政府的应对能力。各级“疾控中心”形同虚设，什么都要等待行政官员裁决，百事仰上，政府全能，一长决策百行。因为集权，中共官员很忙；因为集权，只能外行领导内行；1957年就提出的“右派观点”，既然扫帚未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至今尚在的体制病。
1980年代，一些中共高干对文革痛定思痛，对赤政之弊已有深刻总结：
建国30年来的教训告诉我们，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有权加无知。[①]
无知却有权，外行领导内行，各级行政官长平时作威作福，临难时刻莫知应对，一次次“就那样”！
最缺是民主
“新冠”再次裸露中共政府方方面面负弊，而之所以未能设立限疫于初，根柢当然在于各路专家无权参与决策，各级官长也缺乏重大决策权限，只能仰等上意。一处起警，病在全身矣！办不好事，当然根在办不成事。
说到底，中国最缺的还是民主。民主的价值是立体的，不仅体现于政治，更全方位渗透社会。很简单，没有民主地基，官权独重，民权归零，乌纱上授，官场人治，只能形成根深蒂固的逆淘汰，弃金留沙。一茬荐青年英俊望而生畏，一江春水向西流，中共的第三梯队无法招揽“素质过硬、政治可靠”的人才。因为，“政治可靠”=投机溜须，多为宵小之徒，不可能“素质过硬”，而“素质过硬”得有一定主见，多不愿丧失尊严，誰愿掷大好青春年华于必须说假话的官场？
没了人才，还怎么办好事办成事？没了人才，还如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只能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可见，民主是调动社会各方资源的母机，分权是收集智慧的地基，集权只能孵生庸才奴才。
死不认错
李文亮医生都以身殉职了，湖北警方、最高法院仍以“当时处置无误”应对汹汹舆情，直至2月上旬仍不认错，强賴硬撑八名医生“传播虚假信息”；所凭所据仅为八名医生用“萨斯”指称“新冠”的冠名之误（最初对疫名不可能确知），无视八名医生及时报警的重大价值。
“死不认错”的逻辑，缘自毛泽东的“不下罪己诏”，勾连中共一直自我标榜的“伟光正”。没有上级支持，武汉警方怎么可能“坚持”至今？
“死不认错”也再次有力说明中共为权不为民的“维稳第一”，且不说“全心全意”、“一心一意”，哪怕“半心半意”、“微心微意”，面对训诫八医的明显错误，低个头认个错，就那么难吗？当然，这里难在观念、难在逻辑、难在放不下的“伟光正”。
在中国大陆，宪法没有党委大，官印没有人头硬，一切靠潜规则——可干的不可说，可说的不可干。一句“就那样”包含了多少无奈、多少“特色”！国人只能再次领教将疫灾炒作成自我表扬，偌大疫灾都可用“辩证法”转化为垫高石，如最近流行的“我亲自”……
中共的“辩证法”能耐忒大，已有人总结这次疫期「舆论引导」四部曲——丧事当成喜事办、美国阴谋论（毒源不在中国）、我们赢了、中国解救了世界！
结语
很清楚，只要政治一天不公开、一天没有民主、官权一天不由民授，“国家主人”的人民便一天不知国务决策与运行过程，就只能听天由命——任由宰割的羔羊，无法避免各种权益被剥夺（甚至都不知道被剥夺），只能忍受种种潜规则，只能…… 这次瞒压疫讯，当然是最起码的知情权被剥夺。
中共要国人莫计较“党的历史错误”（七不讲之一），承认他的“合法性”，可问题是历史错误还在延续、还在孵生衍化现实错误，不批评总结历史错误就无法制止现实错误，这样的“七不讲”、这样的逻辑，能接受吗？历史评议权、现实批评权，能任由中共独霸独控吗？
透过疫情看国情，特殊性总是带着普遍性，现实一次次很严肃地告示中国的缺失处。
2/24～25/2020 Princeton
注释：
[①]李锐：〈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摘记〉，《李锐文集》第5集，香港社会科学教育出版公司2009年，卷九，第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