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谢文飞的故事
讲述者：谢文飞
聆听者：陈建刚（简称陈）
【开始时间：美东时间2020年4月1日晚】
陈：文飞兄，你好。
谢文飞：陈律，你好。
陈：现在终于有时间和你聊聊了。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
谢文飞：好啊，谢谢陈律。
陈：你现在时间宽裕吗？
谢文飞：我时间很自由，随时可以谈话，但是wifi信号不太好，不过可以找地方克服。
陈：好。我们日后聊天的机会有的是。我现在想听听你成长的故事。在南方街头运动中，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难，你又很勇敢，我相信很多朋友们想听你的故事。
谢文飞：好啊，我愿意和你说。
陈：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一分钟时间。
谢文飞：好。我叫谢文飞，这是我在17岁的时候给自己取的名字，身份证证名谢丰夏。1976年（身份证1977年）4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桂阳县石马村。2013年8月份开始在广州参与“南方街头运动”，积极参与了广东、江西、河南、山东、湖南、湖北、江苏、黑龙江等地有影响的街头活动。被刑拘过两次，第三次刑拘后与王默同被“煽颠”四年半。其中第一次是2013年9月30日，我与陈剑雄在广州街头拉横幅“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被刑拘一个月，然后取保；第二次是2014年“六四”前夕，再次被刑拘一个月，然后取保，取保期间积极参与了曲阜、郑州十君子、建三江等地的街头抗争活动；第三次是2014年10月初，与王默等人在佛山、广州等地拉横幅“自由无价，支持香港为自由而战”后被捕。
陈：一个简单问题，你觉得在今日中国，你是一个清醒的人吗？
谢文飞：当然，我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我不但清醒而且愿意说出来，愿意做出来。
陈：好。我知道答案的。现在有关于清醒的问题，请你简单回答。第一个，你认可今日中国是富强、民主、文明、自由、法治的国家吗？
谢文飞：我认为中国目前还远远达不到富强、民主、文明、自由、法治的国家的标准。中国目前的强大是建立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的畸型的强大，这种牺牲公平正义、资源消耗殆尽、国富民穷式的强大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且最近几年来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且，这种国富民穷、国强民弱的方式带来的是一个专制政权的强大，但是代价是无数中国人的苦难，巨大的不公不义和人间悲剧。
陳：下一个，你认为中国当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比如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制度改革？社会变革？还是复兴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等等？
谢文飞：全世界稍微关心时政的人都知道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里，所有的问题都大不过追求民主自由、实现宪政的问题大，这应该是国家和人民的第一任务。
正因为政治制度的不民主，中国现在还不能算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现代文明国家，首先得实现民主宪政体制下的政治文明。只有实现了民主宪政，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在共产党的专制极权之下，大多数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富人害怕财富的失去，甚至害怕进牢房，因为财产丢了命。前几年马化腾、刘强东等人穿红军装谄媚红色政权导致股票下跌、李嘉诚等富人转移资产甚至移民海外、马云提前退休，都是因为没有摆脱对再次“打土豪分田地”的恐惧，这个国家随时可以发动类似的运动，“打土豪分田地”，面对一个政权的抢劫，这些人大概和养肥了的猪差不多吧。最近几年震惊世界的“709”人权律师案和新疆集中营以及香港一系列的绑架案都是中国近几年开倒车，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的表现。
陈：你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比如中国和欧美日的对比，中国的文明程度在哪里？
谢文飞：我虽然没有去过这些国家，但是可以看书，可以浏览信息。与美、日、欧等世界上实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只是一个半野蛮半文明的前现代国家。中国的专制制度无疑是野蛮的，在物质方面也只是达到半文明状态。在“国家”层面似乎很富有了，肆意挥霍，全球大撒币；但在民间，还有很多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人。治不起病自杀的、读不起书跳楼的、卖身葬父的、生活难以为继而卖女儿的悲剧，屡有发生。也就是说，中国还远远没有实现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财政补贴育儿养老。中国与美、日、欧等文明、发达的国家相比，至少还相差几十年的距离。
中国近年来由于经济上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重要的一极。但这种重要性是因为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中国的“世界加工厂”和第一人口大国的消费市场决定的。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大量企业外迁，导致经济下行，后继消费乏力，中国这种依赖于经济发展的在全球大撒币建立起来的“重要性”，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陈：自由和国家你认为哪个更重要？
谢文飞：自由远比国家更重要。因为国家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存在的，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的国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压迫自由，剥夺自由，剥夺人权，这对于被压迫者来说其实就是监牢，不是国家，亡国等于解放，当然这种所谓的“亡国”，仅仅是一个残暴政权被推倒罢了。
没有自由的人没有“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几乎与动物没有区别。几百年前，就曾经有买卖奴隶的贸易存在。被随意买卖的奴隶没有做人的尊严，也没有自己的国家。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黑人就是被从非洲或欧洲卖到美洲的。
陈：你认为是什么阻碍了中国人的福祉？比如制度，团体，人，思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等，或者你懂的，不能说，等等。
谢文飞：中国的专制制度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大多数人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是专制制度在给中国人施加苦难，阻碍了中国人获得真正的幸福。
但中国又是一个幸福指数相对较高的国家。这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所定义的幸福，不是一种基于人格独立、能够自由思想的幸福，而是一种类似于动物追求温保、交配、生儿育女方面的幸福。七年前，网上流传一幅图：一头猪趴在猪栏上面，图片上配有文字“有吃有喝的要人权干嘛？”就是对这一种幸福的辛辣讽刺。
陈：你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
谢文飞：政府和人民之间应该是职员与僱主的关系。人民通过纳税的方式为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了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所需，政府就必须依照人民的意愿为人民提供服务。如果政府的服务态度不好或不能很好地履行服务，人民就有权撤换政府。当然，这是理想状态，是文明国家的状态。在一个专制极权的国家里，是没有纳税人的，我们只不过是被剥夺、被压迫者罢了。
陈：你如何界定你在中国的地位？自由，平等，民主，人权？
谢文飞：在中国，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的自由。即使是执掌权柄者，也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他被权力所奴役，他害怕一旦失去权力以后，会被他的政治对手关进监狱，甚至是要他的命，就像他现在一直在做的那样。在这样的政治恐怖的意识形态之下，没有民主制度保障不同政见者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也就没有平等和人权可言。至于我本人，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民主，更没有人权，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现状。
陈：你认为中国当今最缺乏的是什么？
谢文飞：中国急需制度变革，中国应该走民主宪政之路，在国家层面确立普世价值观。将民主宪政这一最高的世界文明成果拒之门外，是执政党的最大罪恶。如果说执政党之前所有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都有其历史根源，人民可以部分谅解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从经济上吸收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成果，使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要拒绝民主宪政这一最重要的文明成果的话，这样的执政党将是不可饶恕的。
陈：你如何看待爱国？你认为应该如何爱国？
谢文飞：我们每一个觉醒了的“准公民”，都应该不遗余力地宣扬普世价值观，不与当局同流合污，不做任何与普世价值观相悖的事情。在此之上，如果有勇气有担当，在清楚自己的处境和所能承受的代价的情形下，应该坚持政治反对立场，坚持不懈地抗争。在某种情形下，不惧付出任何代价，就像李旺阳、刘晓波、秦永敏、胡石根等民主先行者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一样。正所谓：无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无有勇者无以图将来。
陈：你如何看待你受到特殊关注或者被当做政治犯处罚的身份？冤枉？羞耻？自豪？无所谓？等等。
谢文飞：至于我个人，只恨自己觉悟太晚，在走向街头抗争之前，被中共白白奴役了整整20年。正如我在法庭之上发表辩护词所说的，我被当作政治犯受审，是我个人的耻辱，同时也是13亿人民的耻辱；但同时也是我的荣耀，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我为我受到执政党以法律的名义施予的惩罚感到耻辱，但我更多的是因为自己敢于站出来公然反抗中共的专制暴政而感到自豪！作为一个政治犯，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这恰恰是我个人人格可以欣慰的一点，在这个大监狱一样的国家里，我没有逆来顺受，我没有卑贱地苟且偷生，我在反抗，即便哪一天死在暴政的手里，我也是欣慰的。我是一个精神自由并一直在为自由抗争的人。
陈：你是如何获得信息的？
谢文飞：主要通过网络。我是从2008年底开始上网的，但直到2012年上了微博、2013年翻墙上了推特、脸书等国外的社交软件以及谷歌、维基百科等网站以后，才完全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是怎样的邪恶。防火墙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中共害怕我们知道他们过去犯下的、现在正在犯下的以及将来还“坚决不改的”种种罪行。
陈：说说你的家乡、童年、父母？
谢文飞：我的家乡在90年代以前是一个物质贫乏、信息闭塞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充满苦难，少有幸福、快乐的体验。我的父母几乎都是文盲，除了教会我保持善良、勤劳、朴素之外，不能给我的人生道路提供任何指引。
陈：你受教育的情况呢？求学经历？
谢文飞：陈律啊，这经历说来满是心酸。由于我从上学开始，一直到后来退学，家里一直非常贫困，几乎每一期都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最后一个拿到课本。在桂阳重点中学的第五个期，开学一个星期都没有给我发课本，因此，初中最后一期我没有去学校自动退学了。这是我的经历，因为家境贫寒我不能接受完整的教育。我不怪我父母，他们善良、勤劳，但连供养孩子上学都困难。后来我逐渐开阔眼界，了解到教育、医疗、养老，这其实应该是政府负责的事情，这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但是在中国，这种巨大的不公之下，我就是一个受害者。你知道的，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之下，还有数不清的受害者。
陈：记得当时的上学学习的内容吗？戴不戴红领巾？你如何评价你接受的教育或者中国的教育制度？
谢文飞：我小学的时候是戴过几年红领巾的，戴多久就不记得了。但只要老师不强调的时候，我们都不戴。学校里都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在学校的洗脑教育下，从小就背熟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在心里面对“伟大导师”充满了崇敬的心理。回想当时我也是一个白纸一样的孩童啊，完全被洗脑教育玷污。也正因为这样被洗脑的经历，导致觉醒来后更多的愤怒！
1989年我刚考上初中就发生了“六四”事件，开学典礼上，退伍军人转业的学校党委书记王世干给我们讲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大学生被利用发动暴乱”等等说辞，直到我上网之后才发现自己被洗脑了，大学生被污名化了。现在回想，我除了在学校学会认字以外，我接受的所谓教育不都是洗脑教育吗？我知道考大学、考研究生都要考政治，什么马列毛之类的精神垃圾。中国的这种洗脑从婴儿到一个人成人死亡，每一天，涵盖整个教育过程甚至生命的每一天。
我早早辍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但又何尝不是一个所得，我没有花费父母血汗做到教室里继续被洗脑好多年。
陈：当时你都喜欢读什么书呢？
谢文飞：我从小学开始学写古诗，升初中之前喜欢上了文学。退学后一度想自学考大学，因家人不支持而忍痛放弃。16岁出来打工，历尽艰辛，见识到社会各种黑暗和不公平之事。加上爱好文学形成的敏感心理，使我养成了心怀良善而又疾恶如仇的性格。
陈：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以前看到你发的诗句，还看你和诗人王藏交流的信息。
谢文飞：哦，你看到了啊。我和王藏兄沟通很有收获。
陈：父母对你的影响？
谢文飞：我刚才说了，我父母都几乎是文盲，农民，又家境贫寒，除了教给我勤劳、淳朴、善良、忍耐以外不能在世界观方面给我任何指引。
陈：你如何理解爱国？这种理解在你成长过程中有变化吗？
谢文飞：当然有变化啊，我们每个人不都是从小接受洗脑教育吗？在洗脑教育之下，所谓的爱国，其实都是被扭曲、被污染的，现在回头想，经过洗脑后的“爱国”，其实就是一种蠢，是独裁者希望的那种蠢。
我从小一直是个爱国的人，这和父母教导尊老爱幼，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我直到2013年才有了一种健全的爱国观。爱国首先是要爱这个国家的人们，我不相信一个无视这个国家的人们的苦难的人是一个爱国者。其次是要爱这个国家的文字和文化中引导人向上的部分，比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而对于一个有志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爱国者来说“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陈：你刚才背诵的几句话非常好，特别是孟子话，於我心有戚戚焉。诸子百家，我还是比较喜欢孟子。
谢文飞：是啊。我以后还会继续多读一些书的。
陈：今天很晚了，我们先谈到这里，明天继续。
谢文飞：好的陈律。谢谢你，你好好休息。
【开始时间：美东时间2020年4月2日晚】
陈：文飞兄，我们接着昨天继续。你有没有加入共青团或者中共？
谢文飞：没有。我从没有想过要入团或入党。
陈：那是不是说你小时候受的洗脑教育对你没什么影响？
谢文飞：有影响啊，说来羞愧，我也是洗脑教育的受害者啊。
在我上网之前，我一直相信教科书里面的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党。因为我所有接受的教育，所接触到的文字都是这样说的，洗脑是贯穿一个人的每一天呢。因此，在2006年7月1日，我还写了一首一百行的长诗《党啊，你是我心中永恒的太阳》，歌颂那个教科书里面被无限美化了的共产党，当年我三十岁整。我当时在浩生服装有限公司打工，这首诗获得公司“七一”特刊的特等奖，老板还给我发了奖金和荣誉证书。回头想想，多羞愧啊，被蒙蔽到30岁，做了30年奴隶不自觉，还在赞美统治者，赞美侮辱、伤害我的这帮土匪。
2008年我开始上网，刚上网时，就把这首诗放在了QQ空间里面，后来我人是觉醒了，但是忘记删除这首诗了。2013年被陈剑雄等人发现后，令我无地自容，我立马将它删除了。当然，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痕迹，一个被洗脑的痕迹，也是一件大羞耻。从此更加痛恨共匪对人们的洗脑，导致整个中华民族的智商被摧残，人格被矮化，我发誓此后务必堂堂正正做人，以雪前耻。
陈：听你这样说对你从被洗脑“爱国爱党”到后来的觉醒，影响最大的是网络？
谢文飞：是的。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闭塞、高度信息控制的大监狱，我们从小都被洗脑教育，看不到真相，我们能看到的几乎全部都是假的。爱与不爱都要听共匪的指挥，任何事情答案都是现成的，以共产党的答案为准，几乎禁止我们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我是上网之后，慢慢了解到了越来越多的真相，思想认识才有了根本的变化，才算是觉醒了。
陈：在你觉醒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重大的事情吗？对你的人生改变有影响的？
谢文飞：我或许可以说一说，算是我的个人小故事。2000年我在东莞厚街一家工厂里与所有工人一起，被从车间里带到新围收留所关押了一夜，毫无理由，但是工人就是这样被任意欺压。后来我通过带头罢工讨回了公道。这件事也让我也认识到这个社会有多么的黑暗。
2002年我堂叔的妻子死在东莞厚街医院，2002年4月27日，我协助堂叔在厚街法院立案，时隔七年之后，到了2007年7月25日才一审开庭。开庭时在楼上办公室开的，不允许旁听，死者的尸体未经法医鉴定就被医院偷偷火化掉，骨灰不知去向。我堂叔败诉了。说到这里，陈律师，中共的司法哪里有一点公平，就是欺压平民百姓的工具罢了。
庭审结束后，我村里的律师谢新彪对我说：“以你在这个案件中的表现来看，你不去考律师真是太可惜了。”我回答：“中国的司法这么腐败，我不可能去考律师的，即使我做了律师也没有用。”那时我已认识到中国是不存在司法公正的，但还没有认识到，司法不公正是由于一党专政之下，立法、行政、司法皆听命于党，司法不独立造成的。
陈：文飞兄，你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吗？
谢文飞：是的。2007年。陈律，你知道的，我不是否认人权律师的价值，只是，在一党专政之下，人权律师也是被统治的对象，你们的能力也得不到施展，专制的国家怎么可能讲法律？没有司法独立，一党独裁的司法，也就是走一个过程，侮辱、欺凌这些被统治者。我后来从我自己的案子更看清这一点。709案，你们人权律师被抓了这么多，就是这个结果吧。
陈：文飞兄，这一点想法，我们俩是完全一致的。当专制露出獠牙的时候，人权律师已经退场或者被退场了，因为已经无法可讲了，现在中共的套路是直接暴力。多少案件直接不允许律师介入，或者中共给安排“官派律师”，从这一点来看，中共基本废除了辩护制度，连伪装都不需要了。我很钦佩你在2007年就有这个认识。2007年，是我刚刚开始做律师的一年。说多了。
谢文飞：我是在现实中看到、感受到这种不公，这种司法黑暗。
陈：你说一说你思想转变的这个过程？
谢文飞：好。因为被洗脑的原因，现实中看到的种种政府腐败、黑暗和不公平，我以为只是下面的官员素质太差、“党性不够”造成的，我以为越到高层越是公正无私的，因为中国的历史一直强调“选贤任能”，身居高位的人肯定是“贤能”的，几十年的新闻联播都是这样宣传的。我没有怀疑过。后来发生了根本变化，那就是我上网之后。
陈：当时你多大年龄？
谢文飞：当时是2012年，我当时36岁了。哎！多惭愧，多可惜，多愤怒……
陈：为什么这样说？
谢文飞：我被洗脑、愚民化到36岁。36年的时间，在被共产党愚弄中度过，如果不是我爱看书、爱追求真相，至今还不是一样，还不是一样“爱国爱党”，我的青春这么多年就是在这种欺骗、洗脑中被浪费了。2012年上了微博与推特后，我才逐渐接触到孟德斯鸠、洛克、伏尔泰等人的思想，才认识到中国的一切社会弊端都是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权力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再加上看到很多在中国看不到的真相，这对我思想转变的冲击很大。
也是在2013年，通过在网络上与人交流，我才有了“人权”的概念。在这之前，无论我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没有接触到人权的概念。我还在腾讯微博上与台湾民进党的中执委的洪智坤先生争辩，反对他说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说法。我当时认为人权和主权最多并行不悖，理由是，如果人权大于主权的话，战争时期汉奸出卖国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了。洪智坤先生等人就告诉我，战争时期不是一种社会常态，战争时期为了保卫国家主权而采取的一些带有侵犯个人权利的一些措施，正是为了保障人民在战争之后继续享有战争之前所一直享有的权利。我通过认真地思考与洪智坤先生等人的辩论，最终接受了“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
陈：你觉得到那个时候你算是觉醒或者清醒了是吗？
谢文飞：是的。我总算从30多年的愚民、洗脑教育中看到了真相，看到了文明的方向。
陈：这种认识的改变，对你带来什么影响？如何改变你的生活或人生？
谢文飞：我一旦认识到我在这个国家里是完全被侮辱、被损害的，我的人权被剥夺殆尽，我看清了这个监狱，我立即不能忍耐，我几乎立即开始反抗。
陈：你说的反抗是哪种方式的活动？
谢文飞：你或许听说过“南方街头运动”。
陈：是的，我知道，很钦佩你们。
谢文飞：从2012年上微博开始，我基本上就不看官方报道了。2013年至2014年，我在全国8个省20多个城市参与各种旨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捍卫人权的活动，其中尤以街头活动为主；同时每天都在网上接收海内外的信息，与各种不同观点的人交流，最终和几乎所有的异议人士一样形成了普世价值观念。这个过程中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有相同理念的朋友。
陈：可不可以说，对于你思想的转变，网络信息起到决定作用？
谢文飞：是的。是在互联网上我发现了大量中国的真相，当下的真相和历史中的真相，我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一些珍贵的思想，这启迪了我自己如何思考，如何追索。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网络改变这个世界，将是必然的结果。通过网络，我实现了我的自我启蒙。感谢美国为人类提供了互联网。中共设置网络防火墙的做法是邪恶的，总有一天，防火墙将会与中共一道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陈：你觉得对于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或者启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吗？或者说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元，更便捷？还是其他？
谢文飞：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阅人阅世来看，我觉得起决定性作用的还不是信息或者获取信息的方式。因为，或许你也有相同经历，我们看到一样的信息，绝大部分人还是不思考，拒绝觉醒，甚至有很多人排斥信息，自愿被愚民，继续被愚民、愚弄，这样的人，即便成堆的信息放在面前，他们连看都不看。所以，我觉得开放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只要有开放的心态，愿意去接受新的事务、信息，愿意思考和追求，心存最朴素的良善，怀有平等心的人，无论其当下的认知如何，终将会醒来。因为良善之人积极向上，自然将趋同于普世价值。哪怕是患上“脑残症”的人，只要他愿以全面开放的心态接收并消化所有接触到的信息，他也能不治而愈。耳聪目明，愿意接受不同的信息，愿意思考，自然能心如明镜。
反之，患上了软骨病的权力奴和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拜金奴，永远都不会真正醒来。所谓趋利避害，达到极至之人便会利令智昏，而在我们生存的当下这种人比比皆是，他们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不知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想让他们醒来无异于痴人说梦，难于登天。
排斥所有超出自身经验之外的信息的人最是无可救药的。所谓“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是也，不明是理，而妄图启蒙他人之人，自身也是需要自我启蒙的。
所谓的启蒙，从来都是自我启蒙外化的结果。外界只能提供生存的土壤、水、空气和阳光而已，如何生长、长成什么样子，全凭种子自身决定。
陈：听你说这些话，我真怀疑你初中都没有读完。
谢文飞：是初中没读完。但我比较爱看书，还算是个喜欢学习、喜欢追求的人。
陈：我们不说将来，只说过去。我看了你被判刑的《刑事判决书》，2016年4月6日的判决，马上要四年了。
谢文飞：是啊。和我同案的王默兄，刚出来一个月有被抓进去，我现在也有危险，可能随时被抓。
陈：为什么？又什么预兆吗？
谢文飞：共匪国保经常来找我啊，电话来威胁啊，不让我说话，不让我写东西，说随时可以抓捕我，我一举一动都被监控。国保前几天又威胁我，说随时可以把我再弄进去。
陈：我们先说你的判决书上说的这些事，比如判决书说你发表或者转发反对共产党的信息，比如“共匪几十年来匪性不变”，“灭共是说推翻这个政权，然后重建国家，现在大家都是奴隶”、“一党专政、遍地是灾”、“党国之下无公民”、“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你现在如何看待这些行为？
谢文飞：这些话哪一句话是假话？我说这些内容都是真实的内容，都是事实。我们俩不需要多论证这些内容。我清醒之后立即明白这些道理，立即接受这些道理，这都是我个人从生活中可以得到印证的中国的现实。
陈：判决书说这些行为是从2012年以来的事情。
谢文飞：是的。我清醒之后立即表达我的想法。
陈：我想知道的是，这些道理或许是很多人都明白的，但绝大部分人，或者说在明白这些道理的人中，至少99%的人是不会公开这样表达的，或许全国勇于走到这一步的仅仅几个人而已。你也知道，你的公开表达给你带来了牢狱之灾，坐了四年半监狱，现在还时时刻刻有危险。在你被判刑之前你也被拘留过，有过各种威胁，你应该充分知道自己行为的风险，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公开表达呢？
谢文飞：言论自由是我的基本人权啊，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事实，即便与事实有出入，我也有说话的权利。既然言论自由是我基本的人权，我认识到这一点，我就立即去捍卫这种权利，去行使这种权利。我知道其中的风险，这几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在看守所被虐待，等等，我不是不知道风险，我只是不愿意屈服，不愿意屈服于别人统治我。如果别人统治我、欺压我、霸陵我，我还卑贱地跪着苟且偷生，说实话，如果我这样做，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所以，我就是要对中共暴政发出我反抗的声音。我愿意因为捍卫我的人权、因为说出真话而遭受任何苦难。
陈：你在被羁押期间也喊“打倒共产党”？
谢文飞：是。以前在广州拘留所，所有人都听到我喊“打倒共产党”。管教要求我们每天唱国歌，别人唱国歌的时候我就喊“打倒共产党”。在看守所审讯我，我就在来回的路上高喊“打倒共产党。”
陈：：多说两句啊，我知道你的生存状态一直比较艰难，个人经历又非常坎坷，我之前听到过一些说法，比如说美国独立战争，出来挑头闹独立革命的那些人，都是乡绅、一方富翁，都有体面的工作，等等，这和今日中国的抗争者对比有很大不同，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差别？
谢文飞：陈律，我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等富起来在来反抗专制呢？或许会有人有这种疑问，甚至觉得中国的反对者都是草根，无业游民，等等。这是不了解真相。真相是中共对中国人的控制应该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残暴严密，在中共的统治下，如果像维持个人基本尊严和人权的前提下发展个人事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每一步都需要向共产党屈服。我当年打工的那个公司，一个公司，挣钱盈利而已，为什么搞一些向共产党谄媚的活动呢？因为这是必须的，你不屈服共产党就会扼杀你的企业。对于个人也是如此，不屈服者，中共几乎会断绝我们的生路，更不要说在保存一点生命尊严的前提下发财致富。现在都是2020年了，我们还是处在这样一个没有一点人权的状态，我要做的就是立即抗争，立即发出我自己的声音。不自由，毋宁死，我认为，我们一旦认识到自己处在这个不自由的状态中，我们应该立即争取自己的自由。
陈：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吧，以后有时间再聊。多保重的话我真不愿意说了，苦难不是我们自找，我们都是被动的受害者，不是我们自己想保重就能保重的。但还是希望你能平安。文飞兄，你知道的，很多人很钦佩你的勇敢果决，包括我。
谢文飞：谢谢陈律。
2020年4月3日
注：2020年4月29日晚，谢文飞再次被抓捕，然后被以寻衅滋事为名刑事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