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法学博士）
8月16日晚间，年仅58岁的中国铁道设建筑集团董事长陈奋健坠楼身亡。知情人士指，陈奋健是从北京德胜门附近的新桥饭店17楼跳下身亡的。
中铁建在2020年《财富》“世界500大”中，排名第54位，在2019年“全球250家最大承包商”，中铁建排名第3位。陈奋健2018年7月调至中铁建任职前，他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经理。中交建集团2019年在央企中排名第18。
中国铁建官网上，关于陈奋健的最后的一条工作动态，是8月13日他赴雄安新区会见河北省相关官员。
6月24日至8月15日，国资委党委第二巡视组入驻中铁建。陈奋健是在巡视组结束工作的第二天跳楼的。在6月24日的巡视动员会上，陈奋健还作了报告，他说：“要主动配合服务，加强沟通衔接，坚决服从巡视安排，全力保障巡视工作顺利开展。要严守纪律规矩，坚持以上率下，真实反映情况，自觉接受巡视监督”。
知情人士称，8月13日巡视结论已经做出，完全没有涉及陈奋健的问题。
据统计，自2012-2019年7年间，中共就有超过260位政商高官非自然死亡。
2014年1月4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白中仁在家中坠亡。2015年至2016年，多名中共证券业老总与地方国企董事长以坠楼等方式自杀，包括国信证券执行长陈鸿桥、长江证券董事长杨泽柱，以及“东北特钢”集团董事长杨华等。2018年7月，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在赴法国进行公务考察期间，离奇地从14公尺高墙跌落坠亡。2018年10月20日，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在其澳门住所堕楼身亡。11月6日，官媒《人民日报》附属刊物《新闻战线》前总编辑胡欣被发现于报社36号大楼堕楼身亡。随后在同年12月，国企“中海发展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利宾，在台北王朝大酒店跳楼身亡。2019年8月25日，深圳市水务局办公室主任操敬德堕楼身亡。2020年7月，湖北荆门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廖明国在老市委大院坠楼身亡。
有段子说，现在老百姓都不敢在政府大院附近行走，因为说不定市长、书记大人就会呼啸而下。这些官员平时胡吃海喝，大都肥胖，身体沉重，砸到谁谁亡。你想行人大都升斗小民也没贪腐，却要与贪官携手走完生命旅程，这事谁愿意干啊。
为什么中共官员自杀成风，视死如归呢？当今中共的官员少有因贪腐而被判处死刑，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官员选择自杀呢？评论人士谭刚强认为，中国的贪污是制度现象，只要这种制度存在，贪污就不会终结，而自杀只让案件无法追查。如果真的调查，像陈奋健这样级别的官员，没有一个是清白的。首先是制度的问题，这个制度对每一个有权力者来说，都可以腐败。没有约束力，所以任何人坐到那一个位置，都可以贪污。但这话也不绝对，个别官员自杀就很悲壮，很有正义感，如四川省万源市原市委书记王成军在跳楼前就赋诗一首《别万源》：“挥手别万源，步履多蹒跚。回首望乡亲，未语泪满眼。山高地瘠薄，成事何其艰。诸君力拼尽，事倍乃成半。莫道十年苦，为民苦也甘。从今夜夜思，梦里是巴山。”这哪里是自杀，简直就是从容就义。
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中共官员自杀的行为，如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自杀的成本是继续生命所值的全部；活得太痛苦就会想到自杀。”也就是说，自杀行为的产生，是因为行为人觉得继续活着的成本太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认为，官员自杀是一种出于理性的选择。贪官自杀的收益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三，免受刑讯逼供或被他人栽赃被迫认罪。
我对中国贪官自杀现象也曾进行过思考，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绝望。根据中共的潜规则，一旦查处，政治生命终结，以前的努力和业绩都化为青烟。中共没有公正的司法，不可能通过司法维护权利。绝望导致官员万念俱空，如其苟活不如一死百了。
二是刑讯逼供和被羞辱。中纪委、监察委高效办案的真经就是刑讯逼供。2013年，原湖北黄梅县地震局长钱国良因经济问题于4月8日被黄梅县纪委“双规”，6月19日死亡。官方报道中，他的死因是呼吸衰竭，然而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死者图片显示，钱身体枯瘦，身上布满了擦伤和割伤。原河南三门峡市法院官员贾九翔被“双规”11天后死亡，官方说法是心脏病突发，但其家人称贾的尸体肿胀瘀紫。除了刑讯逼供外，中共对贪腐官员还采取电视认罪的方式羞辱。中共的潜规则就是，官员在位时纵容其腐败，一旦查处就下死手，置于死地而后快。落马官员的命运比普通民众悲惨得多。
三是保护同伙和利益相关人的既得利益。自杀导致证据链断裂，案件调查终止。对于尚未落马的官员无异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你保护同伙也就变相地保护了利益相关人的既得利益。不自杀，只可能鸡飞蛋打。
四是中共变相鼓励官员自杀。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黑社会，既然入伙，就要守道上规矩。对于一些涉及高层官员的贪腐，办案人员会暗示被审查官员最好自我了结。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陈奋健死因上。既然巡视组报告根本没有涉及到陈奋健，他为什么要自杀呢？有人说，曾经有中纪委官员就中交建集团的事找陈奋健谈过话，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有大的贪腐问题。为什么他还要自杀呢？中国官员自杀除了贪腐和抑郁症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有被社会关注，那就是恐惧而产生的心理变态，即被迫害妄想。举个例子吧。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1955年肃反运动时，被父亲的妾诬告“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这本来就是很荒唐的控告，但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代，童书业很恐惧，以致出现了神经症状。他一度向学校递交请求书，承认自己为反革命，要求将自己管制起来。后来，他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又忧心如焚，无法自制，找到校领导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们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来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被迫害妄想症不是抑郁症，而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
在习近平以反腐清洗政治对手的形势下，没有一个官员是安全的，他们长期处于恐惧之中，不知道哪天会祸从天降。现今中国已经演变为一个法西斯警察国家。中纪委、监察委官员被赋予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官员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官员们会因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被列入了黑名单，灾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每个官员都无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门，晚上是否还能平安回来，所有人都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天长日久，恐惧就变成了被迫害妄想。这个现象在斯大林时代很普遍。
斯大林大清洗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时代，也是最恐惧的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风声鹤唳，官员人人自危，对汽车声、门铃声、电梯声和楼梯声充满了近乎病态的恐惧。许多住在高楼上的官员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苏联外交家季维诺夫，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肖斯塔科维奇是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晚年他曾对友人伏尔科夫说：“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
今天中国官员几乎都因恐惧而精神高度紧张，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下，官员的心理会出现变异，即使没有贪腐，也会认为自己十恶不赦。我认为，陈奋健很有可能是因恐惧而被吓死的，演绎了一起极权政治下的乌龙事件。现在我们推演一下：
国资委的巡视和中纪委的约谈使陈奋健魂飞魄散，惶惶不可终日。他觉得官场无常，朝为人上人，暮为阶下囚。陈奋健在中共体制内混迹多年，受贿行贿的事也没少干，抱怨习近平和中央的话也没少说。巡视组的到来和中纪委约谈使一直高度紧张的陈奋健顿时精神崩溃，认为老大果然动手了。他一想到可能遭遇的刑讯逼供和电视认罪，不觉万念俱空，如其声败名裂，不如一死百了。于是，他想起年轻时看过的日本电影《追捕》中的杜邱的片段：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一直走下去，别往两边看，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于是，陈奋健也就融化在蓝天里了，从此远离了那个令他彻夜难眠的黑帮，再也没有恐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