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作者：晓明（北京）
【编者按】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就开始祸害中国，抗战胜利后在苏联支持下破坏五大协议，坚持内战，颠覆行宪后的民国，建立一党专政的独裁极权体制，并且利用独裁政权极尽残杀、剥削、压迫中国人民之能事，直到党魁毛泽东死掉，共产党的恶行才稍有所缓。但至今中共仍然坚持一党独裁，成为中国人民迈向当代民主国家和文明社会的主要障碍。本文作者经历过中共建政后的诸多政治运动，深知共产党的罪孽，但是囿于其生活环境，某些个别历史观点仍值得商榷，比如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已经放弃训政时期“一个领袖”之类的一党独裁政策，转而实现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步宪政民主，作者论述时忽略了这点，在此提醒读者注意。今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第71个庆祝日，特以此文纪念之。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 已经走过99年的历程了。它是怎么产生的，之后它做了什么，有过什么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它在1949年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国大陆夺权建政以后，给国家和人民究竟带来了什么呢？这些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值得当今的人们、特别是从共产党营垒中一路走来至今仍在世的共产党员们认真回忆和总结反思的。
历史是自然界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纪录。正视历史，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它从而总结出规律性和经验教训以指导未来，而不能随意篡改历史。同样，一个人、一个政党他所走过的道路，也会在人世间留下他的足迹，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载入史册不可能更改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世纪和它夺权建政71周年的时候，认真回顾它走过的历史，它的所作所为，许多问题都是发人深省的。
以下笔者根据1949年以来自身的所见所闻、并参阅若干史料后，仅就下列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供各方人士讨论参考，并欢迎批评教正。
一、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及给世人留下的思考
中共的党史书上说，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1日诞生的。其实早在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策划下就建立了临时的中共中央，那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尓斯基和马林到中国指导成立的，领导南、北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在开展活动。到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共产主义小组才派出13名代表在上海开会（即共产党的“一大”），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曾经受陈独秀委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当年武汉共产党的负责人）在他的回忆中说，中共是共产国际派人来成立的，与中国工人阶级毫无关系。因为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不強大，也无建党願望和要求；而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強大，也并沒有急于成立共产党。共产国际派来的尼柯尔斯基当年只有23岁，马林是荷兰人，当年是38岁。由这样的一个外国小青年和一个中青年人来操纵成立中共，而且参加一大的13人中沒有一个是工人代表，都是记者，学生，教师，代表全国大约57个同类职业的人，全是当年激进的知识分子，能与中国工人阶级有关吗？
马林带来了活动经费，发给每名代表一百元现大洋，会议结束后回去时再发50元。这150元在当时来说已是一筆不非的数目了，毛泽东拿到这些钱，会后即赶去南京游览，与早迁居到南京的陶斯咏女士重叙旧情。就是这些钱，它可是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
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每月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吿一份。自中共成立后，一直有它的代表常驻苏联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共产国际也一直派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直接出谋划策参与指挥。这充分说明实际上中共从一开始就是由外国人操控的，可以说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是一个“儿子党”。正是这个党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起，直到60年代初，在神州大地演出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从60年代开始，这个儿子党才造老子党的反，大喊“批修”，“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是毛泽东为了争当国际共运领袖而与“老子党”吵翻后才出现的事。
共产党当年在中国的产生，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这在共产党当年的组织者、领导者们的回忆或谈话中早已有了结论。如共产党的缔造者陈独秀先生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共的成立是“历史的误会”。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了历史的前面，背离了历史的轨道。另一位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周佛海也说：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了多少元气，都是几个学生种下的祸根。
再有一位曾经是共产党最髙领导人的瞿秋白，他在红军退出苏区后受伤被俘，在被国民党处死之前也写出了《多余的话》，坦诚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最终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以及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不管他们后来的个人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如实的交代，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多了。
中共成立前后的史料许多人（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也许并不知道；如果能夠重温这些史料，透过这些，我们定可看清许多问题，定会有许多的质疑与思考。认真总结和反思这些，对当今的中国人都是非常必要的。
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可行的
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诞生，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一个党纲，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进行暴力共产革命。在其后的时间里，除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有过工人武装暴力起义建立过两个月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外，从未曾有过其它暴力共产革命胜利的实践。当今的历史研究表明，马克思早就是一个基督徒，其后又加入了魔鬼撒旦教，与撒旦教签了契约。他大行魔鬼所为之事，诅咒全人类下地狱，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他自己从来也未曾承认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并称他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是“ 汚秽之书”, 称无产阶级为 “蠢蛋，恶棍及屁股”。如此的“马克思主义”能有丝毫的革命意义么？许多研究学者都坦言地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反人类宣言。
对这样的一部“宣言”，到了1895年，恩格斯在他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就作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放弃了“宣言”中鼓吹的暴力共产革命，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列宁、斯大林后来修正了恩格斯的主张，自己搞起了暴力共产革命，在俄国夺得了政权，此一事件影响到了二十世纪的整个世界，成了世界性的大灾难。除俄国以外，整个东欧，阿尓巴尼亚，南斯拉夫，古巴，朝鲜，蒙古，越南，尤其是在中国和柬埔寨，所造成的灾难那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中国，毛泽东是紧步列宁、斯大林的后尘，疯狂地进行暴力共产革命。他表面上打着“共产主义”和“为穷人翻身解放” 的旗号进行暴力革命，实际上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造反的现代版。毛泽东其实就是一个农民造反者，打天下，坐江山，当皇帝，与历代是毫无二样的。毛常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髙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权！权！权！”在毛泽东的眼中除了“权”还能有什么呢？这是一系列的歪理邪说，足以说明了他的农民造反者本性，为他的夺江山，登基当皇帝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为人民翻身解放” 那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
中共成立之初，那时的苏共为了搞革命的输出，为了颠覆当时的北京政府，曾试探过不同的中国军阀，但所找的人都坚持要苏俄军队撤出外蒙；只有孙中山不要求撤军，作为交换，孙要苏俄帮助他建立军队。为此苏共在1923年初做出决定，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并指派中共人员加入国民党，希望用中共从国民党内部来左右孙中山，并派出顾问和在经济上、物资上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促成了国、共两党的联合。但由于共产革命与民主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当北伐军在前线扫荡军阀节节胜利之时，共产党却在后方打土豪分田地 ，杀人抢劫，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共两党的联合。
国共两党的联合遭到破坏后，共产党人为了夺取政权而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如湖南秋收起义，江西南昌起义，湖北黄冈起义，广西百色起义——等等，使国家和人民不得安宁，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当这些起义都先后失败后，他们被迫躲进了井冈山，成了《水浒传》中一样的山大王，并且建立了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一个隶属于苏俄共产党领导的“国中之国”，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真正分裂。那时的中国虽然有地方军阀割据，但公开打出“国号”进行分裂是任何势力強大的军阀所不能为、也是不敢为的。
自此时起的中共，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令人质疑，令人匪夷所思的。因为自此时起，一幕幕的历史悲剧在神州大地不断上演，特别在它夺权建政以后，一系列所作所为，却是误国害民的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套不论在外国、在中国一概都是不可行的，纯属歪理邪说。
三、中东路事件暴露出的卖国本性
1929年7月，国民政府与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同苏军发生了一场震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武装冲突，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
这本是一场中国人民保卫国土，行使主权的正义行动，但那时的中共中央却就此事紧急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号召全国劳苦群众举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声言“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 这是 一副什么样的嘴脸那是一目了然的！
四、“国中之国” 的种种丑行与暴行
1928年底东北易帜，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统一了中国。这本是中国人民走上宪政民主道路、和平建国的极好机会；但由于一些地方军阀仍在争权夺利，共产党也在趁机搞武装起义夺权，使全国仍处在内乱之中，如蒋、冯、阎的中原大战，蒋桂战争，以及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战争，都是内战的继续，使国无宁日，人民生灵涂炭。但，到了1931年日本发动“9·18” 事变侵占东北后，蒋介石犮出了“团结国内，共赴国难” 的声明，国民政府于9月20日作出“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的决定，停止了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调走了部队，号召全国搞“民主统一战线，一致对外”。而此时的中共则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回绝，声称“任何外面传的朱、毛願意一致对外的说法都是可笑到万分的谣言”。中共那时的口号是“打倒国民党”，而对日本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中心任务是“ 武装保卫苏联”，并趁机于11月7日十月革命14周年这天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瑞金为首都，斯大林指定毛泽东为这个“共和国的主席”。
这个“国中之国” 的成立，在江西、福建两省交界的十五个县范围内，成了中共控制的所谓中央苏区。为着要维持政权，近30万的红军队伍需要吃饭，打仗需要军事物资，这些从哪里来呢？除了向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队抢夺外，就是向所在地区有钱的人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鼓动农民向这些富人烧杀抢夺；当国民党军队打回来时，被赶跑了的富人也组织还乡团打回来，大肆残杀抢夺过他们财产的农民。这种农民与还乡团之间的互相残杀，使这些地区尸横遍野，满目凄凉，这是谁造成的罪过呢？
在苏区里，不但地方官员和有钱的人家惨遭抢劫杀害，就是老百姓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他们就是苏区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来源。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征粮，征兵，服劳役，逼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使许多家庭破产，有的甚至惨遭杀害，或者被逼死心踏地的去当红军，都是那时常有的事。如原红军的高级军官龚楚在他的回忆中说，他親眼见到一姓龚的家庭妇女，知道是同宗，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太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枪杀。现在还逼我们交五百大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吧！”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那医生被杀了，药店也被沒收了，他家的寡妇孤儿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了红军。
龚楚于1954年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毛泽东死后，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不但抢劫和屠杀有钱的人家，逼迫老百姓，连红军内部也互相残杀，所谓“肃反”、打“AB团”就是最典型的残杀事件。那时的毛泽东为了独览大权，对他不信任的人采取了排挤、打击乃致陷害等等卑劣的手段。连原来同意接纳他上井冈山的救命恩人王佐、袁文才都被他杀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红军官兵，投奔到红军中的国民党军官兵，或者是对毛有意见、非毛親信、毛不信任的一些人，毛就以“肃反”、“肃清AB团”之名而予以杀害。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为了权力”而杀人，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就是始作俑者。
所谓“肃反”、打“AB团”，弄得红军内部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审讯时其手段之残忍要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据史料记载，对被疑为“AB团”者，大搞“逼、供、信” 的一套，有用铁钉将手钉在桌上，有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坐轿子、坐飞机、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等等，计有一百二十多种刑法。有一种想像丰富的刑法呌山人弹琴，即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剖腹剜心更是常见的残杀手段。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一万多人死去，是所有毛泽东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这是中共党内的第一次大清洗，远远早如斯大林的大清洗。。连同那些被杀害的国民党地方官员、有钱的人家，被杀的老百姓，以及还乡团与农民之间的互相残杀，死亡的人数应是数以百万计。在中央苏区的十五个县內，从1931到1935的四年中，减少的人口几乎占到了总人口的20%。这场屠杀今天还被重重遮掩，毛泽东的直接责任与动机，他的残忍还是禁区，这是必须要打破的。
五、所谓的“长征”是不值得为之一直歌颂的
1933年9月至1934年，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战败，被迫撤离苏区。
在撤离之前，1934年7月，先组织一支六千人的队伍往福健、浙江方面，美名其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实际上是为了调开敌人的幌子，以便大部队往西流窜逃跑。用李德的话说：当时“没有人梦想去北上抗日”，这支队伍几个月后就全军覆沒了。
出发前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国民党军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
执行者是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们中有的人也成了牺牲品，如军委的警卫负责人杨世坤即是其一。
1934年10月，八万中央红军开始撤离苏区，林彪的一军团在左翼，彭德怀的三军团在右翼，中间是五千人的中央机关。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都顺利地过了四道封锁线。在第一道封锁线那是粤军防守，粤军首领陈济棠是蒋介石过去的仇敌，曾跟红军作过钨矿的生意，跟红军谈判好了让路给红军通过。蒋介石早知粤军会网开一面，也并不去管。
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红军与这些地方军阀早商谈好，只是借道路过，并无占据地盘之意，照样无战事得以顺利通过。
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是桂军防守，本来也是有意放过的，因蒋的中央军追来了，桂系和红军在湘江打了一仗，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但它的残余四万红军还是顺利渡过了湘江而进入贵州。
其实这都是蒋介石有意放红军入西南三省，让共军进去，目的之一是威胁这些地方军阀，另外就是蒋的中央军也能明正言顺地进入这些地区以便加強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对苏联作出的姿态，希望与苏联改善关系，共同对付日本。还有一点，他要苏联释放在苏作人质九年的儿子蒋经国，故而才作出放红军顺利逃跑的计划。
1934年12月中，红军被追赶进入贵州，蒋的中央军也于12月29日进驻贵州。蒋介石的本意是放开一条路让红军进入四川。但，由于此时的中共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利用手段进入了领导层，由于毛害怕进入四川与张国焘会合，使蒋介石迫使红军进入四川的计划落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政治局和军事领导二十多人在遵义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合力批判博古，把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会议结果，博古仍然做党的第一把手，李德被撤了军权，周恩来继续作最髙军事首长。中共党史中历来称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袖地位，这不是事实，是对历史的篡改。
然而，这次会议使毛得以进入中央书记处，得以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问题倒是真的。三个星期后，2月5日，张闻天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第一把手，毛则成了张的幕后操纵人。
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22日给张国焘发电报，要张前来接应。
此时在毛的心中，他想到的是四川不能去，进了四川与张国焘会师，张闻天当不成一把手，他也当不成幕后操纵人。因为张国焘的资格老，中共一大时就是会议主席，那时的毛还很不起眼，张闻天是1925年才入党。此时张国焘在四川已有一支八万人的队伍，凭实力、资历、地位，张国焘在会师后肯定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张国焘绝不会当毛的傀儡，而且此人同毛一样，为了权是杀人不眨眼的。故毛是千方百计阻止入川的。
此时的毛虽然无法反对入川，只能跟着走。蒋介石放开一条路走，但到了四川边境，毛开始玩弄花招，首先是坚持要红军设埋伏打击一支尾随的川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这场伏击战是毫无道理的，结果红军战败，四千红军伤亡。蒋介石调兵堵住了红军回贵州之路，毛则命令红军调过身来强渡赤水打回贵州，前后“四渡赤水”，绕来绕去，使红军疲惫不堪，损失惨重。这都是毛泽东施展的阴谋诡计，使红军不能入川，而改进云南，红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党史上说的“毛挽救了红军”，纯属一派胡言。毛为了躲避与张国焘会合，四个月损失了约三万红军，多走了两千公里，这个历史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4月中旬，红军进入云南后，下一步毛说还要向东、向南，这激起了红军将领的公愤。4月25日，接到命令的林彪、彭德怀都说“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与张国焘会师”。此时的毛泽东再也拖不下去了，4月28日，红军才终于转道向四川前进，进川后，一路顺利，这是蒋介石早就放开的道路。
入川后，毛仍不願与张国焘会合，命令部队去攻会理，结果损失惨重。蒋介石看到放开的道路红军不走，又停下来，才开始了轰炸。
在此后的过泸定桥 、渡大渡河时，那里根本沒有国民党守军，没有发生过战斗。现在仍在继续宣传所谓“飞夺泸定桥”和“強渡大渡河”，那都是虛构的、是假的，是出于宣传上的需要。1982年邓小平在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親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沒有打什么仗！”
1935年5月31日毛步行走过泸定桥，与张国焘尚有300公里距离，中间隔着大雪山。张国焘准备了大批物资来迎接中央红军，6月25日，张国焘纵马三天来到抚边村与毛泽东会合。7月14日，国民党要人孔祥熙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临走时孔对这位大使说：蒋很想与他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给斯大林传递信息：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该释放我儿子了吧！
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放红军西去，他自己则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从此控制了西南三省，对他来说那是极大的收获。
仅就以上这些足以充分说明，所谓的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而进行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至今为止一直是中共大力宣传的神话，以此作为毛的“丰功伟绩”而大力颂扬，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上抗日”那是假的，在中央苏区战败后逃跑、流窜，企图到西北边境与苏共接近以便得到援助才是真的。而在此过程中红军始终未被消灭，个中情况是复杂的，他是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由蒋介石的中央集团、地方势力与红军自身的因素综合决定的。是蒋介石为了与苏联交好共同对付日本，也为了控制地方势力集团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罢了。
当然，红军的广大指战员、战斗员，他们坚強勇敢，勇于克服千难万险，其精神是可佳的，是令人敬佩的。而他们受共产宣传的欺骗，为了所谓的“穷人翻身解放”，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而流血牺牲，是令人同情，也令人十分可怜的。因为他们在流窜逃跑中吃的苦头太多了，行军打仗，缺吃少穿，随时都可能死去，死的人是太多了。而干部休养连里那些年老的中共髙干、以及受伤的、生病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髙干，被人抬着走，没有一个人死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的，那怕受重伤的也沒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逃跑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至死都未曾达到，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其实都是被欺骗利用了，是不值得的。对“长征”和毛泽东的歌颂是应该彻底打破了。
六、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丑行种种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后，又经过艰苦的行军与作战，最终到达了西北地区，与西北当地红军会师，1935年10月18日，毛泽东踏上了陕北红区的土地。此时毛的中央红军仅剩万余人，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又施展阴谋诡计，不但排挤打压张国焘，也打压西北红军和它的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刘志丹后来死的不明白，习仲勋差一点就被活埋了，他们的部下干部和战士许多人在“肃反“中被处死。同上井冈山时的情形一样，毛反客为主，终于成了这块红色区域的土皇帝，借助刘志丹的威望来统治陕北。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的目标除了生存就是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以取得援助和武器；而蒋介石要的是把红军关在他划定的地方，不准乱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学良。而张学良受蒋之命到西北后，表面上和红军虽有战事，但暗地里却与红军来往。那时的张学良曾向苏联人表示，他决心跟中共建立反蒋同盟，与日本决战，希望莫斯科支持他，表明他想取代蒋介石的决心。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从1936年10月进入陕北，到1947年3月蒋军进攻时撤离延安，整整十年时间，毛泽东所作之事许多是令人痛恨或是质疑的，仅从下面这几件事就足可見其一班。
1、西安事变
由于张学良早已与中共秘密来往，张的剿共也是表面上的，使红军得以恢复和发展。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张学良与杨虎成按照他们事先的计划准备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扣押了蒋介石，发生了轰动海内外的西安事变。现代的历史研究表明，事变之前张学良与杨虎成早就与共产党方面多次联系会商，捉蒋行动开始时张就给毛发电报，告诉毛他准备动手了；毛接到张的电报时，笑呵呵地对秘书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捉蒋消息传来，毛等中共要人群聚在窑洞，一片欢腾，毛大声狂笑，决意乘机除掉蒋，只是由于苏共的干预才未能得逞。后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中共根据苏共的指示，派出代表赴西安，经各方代表协商后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都是把张学良发动之西安事变称为“逼蒋抗日”的“英雄之举”，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事实说明，捉蒋并非什么“逼蒋抗日的兵谏”， 甚至是损害了抗日。胡适先生当时就撰文指出：“捉蒋时，绥远的抗战已经开始，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这时把蒋介石抓起来，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员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了‘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就是张学良本人，对于发动西安事变，多年后他自己仍说他是“民族罪人”，这都清楚说明西安事变绝非什么“逼蒋抏抗日” 的“英雄之举”。
2、毛的风流艳事是从未间断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莫斯科为中共规划好了下一步的蓝图，放弃武力推翻南京政府的政策，停止阶级斗争，承认南京为合法政府，置红区和红军于它管辖之下。南京政府也承认中共统辖一块十二万九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两百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首府在延安，由南京政府拨给费用。自此，毛接受了，他把这些暂时作为权宜之计，在延安开始了新的生活。
毛早就是一个品质低下，离不开女人的人，早在和杨开慧结婚之前就有了别的女人。和杨开慧结婚之后，已有了三个儿子，到井冈山不久，与杨并未离婚，就又搞上了年轻美丽的贺子珍。现在延安的新生活开始了，毛的淫乱之事再起，见了漂亮的女人就按捺不住了。他对同样喜欢追逐女人的髙岗说：沒有性生活的日子他只能维持最多40天。他先是搞上了26岁的女演员吴莉莉，又和一位外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也关系不清，后又搞上了江靑，把贺子珍逼走到苏联。毛与贺结婚十年，在战争和长期流窜中，毛对贺不关心，他关心的仅是他的性生活，致使贺子珍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先后怀孕生产五次，现在又搞上江青后要逼走贺子珍，足可见毛品质之低下。
毛还跟丁玲调情，丁长的虽不漂亮，但她有才气，有性格，毛写了首赞美她的词，有这样两句：“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毛曾问丁玲：“你看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个偏安的小朝廷？” 毛接着要她报名单，由他来封文武百官。丁玲后来回忆道：“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
仅从这些人们就足以看清毛的帝王思想和道德极端低下的品质。至于1949年毛夺权成功进京后，一贯的乱搞女人，已有多方面的事实披露，此是后话。
3、抗战中打政敌、打国民党却极少打日本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尽管日本早有全面侵佔中国的野心，但此时的日本正在实行蚕食政策，并没有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其它中国土地的打算。而蒋介石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此时也不急于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然而此时的苏联作急了，斯大林急于希望中、日爆发全面的战争，以解除日军对苏联的威胁。在斯大林的策划下，通过親苏親共、素有“红色教官”之称的张治中将军在上海的对日主动出击，使中日在上海的战争终于爆发。
“八·一三” 上海中日全面开战后，蒋介石被迫拉进来了，这才决心大打，他把全国一百八十个师中最精锐的七十三个师投入上海战场，40多万人几乎打光，年轻的空军受重创，大部分舰只被摧毁，而日本伤亡仅约四万人。
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空前规模援蒋，并指示中共积极参战，与国民党认真合作。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满怀热情想奔赴前线抗日杀敌，但毛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的“蒋、日、我，三国志“，他的设想是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的大好时机，后来他曾多次谈到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 的话， 就是最好的说明。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毛泽东表面上髙喊“抗日”，称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要全民族“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红色根据地都要“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拿每一支枪瞄准日本侵略者”；但，暗地里却千方百计阻挠抗日。如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的一次髙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并明确指示：“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违背这个总方针”。
八年抗战中，毛泽东正是这么做的。他指示军队的领导人对来自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指示要设法敷衍、拖延；不要急于为蒋介石去打日本，要保存我军的力量；他批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暴露了我军的秘密。他坐镇延安不是积极抗日，而是在搞內斗，打击政敌，玩弄诡计整人，排除异己，以树立他个人独霸一切的专制统治。先是逼走张国焘，后是打击排挤王明，并设计除掉项英。虽然张国焘、王明之类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毛泽东整他们，排挤他们则是不得人心的。特别是通过开展的所谓“延安整风”运动，打击并整掉了一大批有独立思想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把过去的错误推给别人，标榜自已是“一贯正确”，而那时的刘少奇、彭真、康生等一批人都成了毛的吹鼓手和得力帮凶。
4、与敌伪的暗中联系
在抗日战争中，不论在蒋管区还是在中共的边区、乃至敌佔区，凡与日伪有联系之人皆可称之为汉奸，那是要受到惩处的，这是那时人们的普遍共识。然而，在政府的情报部门，为了获取情报，常会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或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派人与敌人联系，这些打入敌人内部或是派去与敌人联系的人，就不能简单地以“汉奸”论处了事，而应该作具体的分析。
抗战中蒋介石的特务系统有派人去与日伪联系往来的，共产党的情报部门也干过此等之事，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都不足为怪。然而那时中共派去与日伪联系的人是经毛泽东或者刘少奇认可的，如潘汉年、冯少白、筱月、冯龙（化名）、关露——等等，他们在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南京等地活动，与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人联系，甚至到南京面见汪精卫。这些人在与敌人见面时声称“共产党願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谓英美对苏终不会永久合作，日、苏或有提携以对英美之一日，此乃奉毛之命。” 此等之言行，十足是勾结日伪对付国民党之嫌。可笑的是，此等苟且之事，本来是奉最髙领导人毛泽东之命而行事的，但在毛泽东夺得政权之后，他一直惦记着这些人，生怕这些人会暴露他的汉奸卖国贼嘴脸，因而千方百计迫害这些人。这些人从五十年代起都先后蒙受不白之冤，被以“汑派”、“汉奸”、“日伪特务”等莫须百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或者被逼自杀，如潘汉年、关露等人就是最典型的受害者。此乃毛泽东的罪过也。
5、为“革命”竟会种植鸦片
在毛夺得政权的前后，媒体的宣传中，延安被称为“革命圣地”，向以“自已动手，丰衣足食” 箸称。殊不知在这块“圣地”上居然有过种植鸦片的丑闻，却是至今鲜为人知之事。
抗战开始时的延安，它的财政收入除了当地的农业税收而外，另有两项外援，一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援助。1940年2月，斯大林親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30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4500至5000万美金）。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的财政吃紧，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拨款也没有保障，毛泽东非常担心财政收入，为此边区政府要增加农业税收，这就激起了当地农民的强烈不満，征粮常常靠強制与暴力才能完成，乃致有逼死人的事件发生。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毛泽东想到了增加延安的产盐量，再就是种植鸦片，以增加财政收入。几个星期不到，就买了大量的鸦片种子，次年就大规模种植，在周围种上很多玉米、髙梁掩档。在小范围内，毛曾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雅片战争”。对于这种鸦片之事，那时的延安知情人都含蓄地把它称作是“特货”。
1942年，一个苏联人访问延安，在打麻将时曾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在场的邓发替他回答，雅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一家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雅片的地有三万英亩。一年的功夫，鸦片解决了大困难，1943年2月9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困难已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达边币五万万以上（合那时的法币二万万五千万）。
这是一件极不光彩之事，但此事在后来的历史中全消失了。
七、夺权执政后的毛泽东绝对是不为人称道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无条件投降，宣告了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这是在美国和前苏联帮助下，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困苦的浴血奋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的全面胜利，在中华民族的斗争史上是永载史册、光辉永存的。
胜利后的中国奔向何方？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元气，发展经济，建设和平民主的国家，这是那时所有中国人的願望，是他们心中头等关心的大事。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一个是独裁型的铁腕领袖，他要实行的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的“三一”式统治；一个是一心一意要夺权，偏要在中国出“两个太阳”，他不信“邪”，信仰的是共产暴力革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要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改造中国。二十世纪的中国有这么一对活宝贝在争斗，內战终于爆发，使神州大地注定不得安宁，人民在八年抗战中所蒙受的苦难尚未恢复过来，就又陷入到了内战的痛苦深渊之中。
内战的结果是蒋介石失败了，被逼到了一群海岛；而毛泽东靠他的共产宣传与阴谋权术而胜利了，终于在大陆建立了新政，他则理所当然地成了新的最髙当权者。
假如对毛以往的一系列阴谋与丑闻人们都可以不计，本着“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来看待毛泽东；如果从夺权成功执掌大权开始，毛泽东能兑现他在夺取政权前许下的“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等等一系列的诺言，努力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发展经济，中国人民早就会过上小康的和平幸福生活了。果真如此，毛泽东的历史就会要改写，他也就真的可称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了。然而后来的一切都充分说明，夺得政权后的毛泽东，他所施行的却是误国害民之举。
如：在大陆夺得政权后,1949年到1952年，在广大农村，都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事实证明那是一场谋财又害命的大灾难，一些地主被杀，一些被扫地出门，七斗八斗都成了入另册的贱民，所有地主财产、土地都被没收，分给农民，农民们一时间“笑颜逐开”，似乎真的“翻身解放”有“好日子”过了。然而，尚不等农民们的美梦睡醒，短短的数年间，先是初级农业社，后是髙级农业社，紧接而来的是“一大二公” 的所谓“人民公社”，农民们不但耕牛、农具全入了社，土地也被“共产”成了国有，自己则成了在军事化组织里的新式农奴，陷入了比旧社会更为苦难的深渊之中。
这些仅仅是毛胡作非为的冰山一角。除了对农民的这些奴役而外，从1950年开始的清匪反霸，紧接而来的是“三反”、“五反”，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肃反”，“反右运动”，大跃进与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四清运动”，“文革运动”——等等。这一次紧接一次的所谓“政治运动”，都是一次次的胡作乱为的折腾，致使上千万的人被非法杀害，近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更有近亿的人不是被抓、被关，被判刑，就是被批判斗争，使无数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空前大灾难。
这些都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共产试验的结果。他不但要在中国独裁专制当新时代的皇帝，也要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他翻云覆雨，专横残暴，无法无天，28年间所干的坏事是罄竹难书的。他的一系列所为充分说明，他绝非中国人的“大救星”， 而是二十世纪中国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可称得上一颗大灾星！
以上这些中国人早已尽知，限于篇幅，在此无须赘述了。
八、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实是令人堪忧的
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10月他的余党江青等“四人帮”覆沒，宣告了“文革”的寿终正寝，中国人民是无比欢欣鼓舞的。紧接着新的领导者们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 邪说，改掉了他的社会主义，平反了毛时代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政治上实行了较为宽容的政策，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使八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时代。由于经济的迅速恢复，并有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人民不再担心受饥挨饿了，这都是令国人髙兴的事。
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可以说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快速增长，这是无容置疑的，政治上也迈入了妀革的行列，出现了一个“三宽” 的环境。可以说八十年代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等一批改革派领导人主政期间，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然而，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个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并且发展得愈益严重，如那时在幕后指挥者邓小平的主导下，出现的“反自由化” 运动， 特别是“89·64” 镇压民运，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改革派领导人被非法整下台。自此以后，自九十年代以来至当今的时代，在经济髙速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却是层出不穷，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是颇令国人忧虑的大问题。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似乎成了一道亮丽的“光环”，官员们也为此而发出了一片“崛起”之声。实际上这道“光环”和“崛起”的喊声，那是一层迷雾。我们如果拨开这层迷雾，定会看清这个社会的真实面目。
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国现实社会的人，只要他是头脑正常的，他必定会親眼看到或者听到种种存在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诸如贫富两极的悬殊分化；腐败兹生蔓延、横行无忌；官商勾结、官黑勾结，欺压百姓，掏空国有资产；社会不公、不义，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弱势群体举步为艰，各种群体性骚乱事件频发；世风日下，一切向钱看，信仰和道德危机到了最严重的时候；黄、赌、毒泛滥成灾；各种刑事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居髙不下；各种安全事故频发；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人民；环境污染和破坏愈益严重；底层民众住房难、看病难、升学难、就业难——等等，这些许许多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存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客观事实。正是由于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使众多的人满腹牢骚；既使“碗里吃着肉”的，嘴里也会在髙声“骂娘”；更有人甚至大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希望共产党“向国民党学习”，这绝非是无缘无故的。不但老百姓在骂，就是一些白领、公务员、以及少数正派、清廉的官员，也有在骂的。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国人早已心知肚明，具体事例是数不胜数的，在此无须重述。
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所有的人——无论是当官的还是普通百姓都是看到了的。它不但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是极度的不和谐，而且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如若不能极时解决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它就会和历史上历朝历代那样，终会有统治集团內部争权夺利的政变，或者爆发农民起义造反，这都是随时有可能的，到那时就会为之晩矣。不管是出现哪种情况，给国家和民族都带来的都会是大灾难，是国人绝不愿意看到的。
九、只有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救中国
近代以前的社会我们姑且暂不去论它的话，仅从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一切，都可清楚地说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没有能夠救中国，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并未能救中国，它所救的只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红色权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官僚权贵垄断利益集团。尽管在经济上40年来一直搞改革开放，使GDP连年增长，成了世界上的经济強国；但，这些与广大的平民百姓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好处大都让权贵利益集团占去了，而百姓们是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的，他们当然是髙兴不起来。
怎么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呢？执政者们当然也在积极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反腐治贪，社会治安，打击犯罪，环境治理，关注民生——等等许多方面，确实也做了不少的实事，并有一定的成效。但问题不但始终不能解决好，反倒有愈益严重之势，这是为什么呢？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是这个社会制度有问题。只有抓住这个问题，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社会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才能解决。如若不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所有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再怎么髙喊“解决”和“治理”，充其量也只是冶标而不能治本，并且许多时候都是在喊空话，那是永远也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党禁、报禁；官员是民选的，都被“关在笼子里” 成为人民的公仆；人民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沒有思想言论罪，是任何独裁专制的政体所根本不能相比的。
当今的欧、美许多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等等都实现了宪政民主的政体；特别是北欧的瑞典、瑞士、丹麦等国的宪政民主政体当可称之为世界的楷模，号称民主社会主义，更是值得所有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我国已故学者谢韬先生在2007年发表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是一篇总结历史教训的救党救国之佳作。该文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世人应该放弃共产主义；指出了以前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已为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历史事实所彻底否定了。同时也指出了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成功的，中国应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一条光明大道。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国人深思与重视的大问题。
十、要改革不要暴力革命
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是太多、太严重了，尤以贪腐横行，贫富悬殊，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侵害民众合法权益更为严重，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火药桶，随时都会有发生爆炸的可能。就像是储藏着巨大能量的活火山与地壳运动那样，随时都会有岩浆喷射形成火山爆发，或者是强烈的地壳运动而使地壳出现沧海桑田的巨变，不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也会使自然界发生巨变，这是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与自然界的演进变化也是存在着某些相似之规律性的。如何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呢？鲍彤先生说他“反对革命”；从他谈话的内容来看，他反对的是暴力革命，而主张和平改革，这当然是对的。从现代意义上说，“革命”可以有暴力的，也可以有非暴力的，这就是和平的民主改革，或者如现今中国人所称之政治体制改革。因此鲍彤先生所说的“反对革命”似觉太过笼统，会使人造成错觉；应该说反对的是“暴力革命”，而主张的是“和平改革”，也是一种“革命”，但它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理性的。
总结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经验，人们完全应该得出“暴力革命”是不可行的结论。历史上的所有暴力革命，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对国家民族都毫无好处可言，因为他都是一个暴力集团推翻另一个暴力集团，或者可说成是一个流氓集团推翻另一个流氓集团，取得胜利的一方（甚或是仅仅部分地取得胜利）往往比旧集团更为残暴和腐败。像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乃至现代的毛泽东，这些一个个的农民造反者，当他们造反夺权成功（有的是仅夺得了部分政权），就都成了更为残暴、更为腐败的新权贵，就是最好的说明。
因此，我们当今要的是和平民主的改革，而反对暴力革命。如果说在历史上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由于思想文化意识的落后，“打江山、坐江山”成了一些人梦寐以求的最髙追逐；当这些受尽欺压与迫害的人要谋求出路时往往会掲竿而起暴发农民起义。如果这些尙有可理解之一面的话，但，当今的人类社会已步入了文明的时代，一切应以和平协商来解决，再搞什么暴力革命就毫无可取之处了。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结束语
今天我们回顾和反思共产党成立以来以及夺权建政后的历史，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指导今天的社会更好的进步，不在于清算历史的旧账，追究过往历史的责任。因为许多历史尚被掩盖着，许多的人不知道，有的历史被篡改，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今天实在是大有澄清这些历史的必要。
总结这些过往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大有利于当今社会变革的。社会变革实质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彻底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现在虽然也有执政者在呼喊政治体制改革，但这种呼声显得太微弱，而且也仅是停留在嘴上的东西，并未见真的有所行动。同时这种呼声一出现，就遭到了那些主张独裁专制者们的极力反对，他们公然利用官方媒体撰文批判，连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他们都敢于批判，并在大会上公然宣称“六不搞”，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些人的眼里，中国现行的制度，被他们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谓“中国模式”，他们要千方百计为之维护；一些毛左们更是在跟着摇旗呐喊，要为文革翻案，阻挠社会的变革，这实在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危险。
例如早些年的重庆市原公安局长、副市长王立军叛逃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事件，它充分暴露了薄熙来的贪污腐败、杀人、及阴谋篡权的弥天大罪。那时薄熙来在重庆大搞的什么“唱红打黑”，他的目的是要复辟毛泽东文革那一套，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他狅言上任后要杀50万富人，以拉拢民意，把现在的共产党改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就是这种危险的主要表现，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
薄熙来问题的暴露，以及近年来共产党中一大批贪腐高官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谷俊山——等等众多官员的落马，可以说是共产党的最大丑闻，这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如果能夠抓住这一事件，通过惩处这些贪腐官员的罪行，同时清算在后面支持他们的血债帮的罪行，打击那些至今仍在为薄熙来和为“文革”喊冤的极左分子，是啓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我们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一有利时机。
现实中国的一切都清楚地表明，薄熙来的所谓“唱红打黑” 那是复辟倒退、破坏法治的胡作非为；他早就是一个腐败份子和涉嫌谋杀的罪犯，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中国人将会重新回到毛泽东文革灾难的深渊之中，这是多么令人忧心的事啊！好在今天的执政者把薄熙来及徐才厚、郭伯雄——等等一批大坏蛋揪了出来，避免了中国的复辟倒退，实在是为国家和人民干了一件大好事。
再有那些鼓吹所谓“六不搞”和“中国模式”、 以及鼓吹“文革是艰辛探索”的种种论调，其实质就是继续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就是暴力维稳的“权贵资本主义”。他们髙喊的“和谐社会，和平崛起，” 和“新三民主义”等等构筑起来的“理论”，其实质就是经济上的权贵利益集团垄断，意识形态的急剧左转，官僚阶层腐败肆虐，对不同意见者和众多权益受到侵害者的打圧。这样的“理论”对国人显然是有害无益的。
至今为止揪出了一大批贪腐份子、反人类的谋杀犯罪份子、阴谋家、野心家，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中国人民是无比髙兴的。人们寄希望于现今的执政者，相信他们定能依法惩处这些揪出来或即将揪出来的贪官和他后面的血债帮，啓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重大的、决定性的一步。果真能这样做，中国人是会忠心拥护的。
当然，人民群众给领导者们的促进，也即是“施加压力”，那是必不可少的；像鲍彤先生所言的“施压”，就是在执政者中逼出一批如台湾蒋经国先生那样立志社会变革的开明领导者，由他们来开放报禁、党禁，主导中国的政改，才是有希望的。但，人民的“施压”一切必须以和平理性地进行为好，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这种政改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
作于 2020年8月下旬至9月初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 鲍彤 ：《谈中国共产党》， 香港《动向》杂志，2011年7月号；
-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
-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
-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
- 张戎、乔·哈利戴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丛书，开放杂志网站；
- 其的的网络信息资料及文章（具体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