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胥志义（江西）
2014年，“苏格兰公投”曾引发各种争议，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也刷屏网络和煤体。解说五花八门。有对统独利弊之分析，有对经济影响之研究，有民主危机之谓，有民主胜利之说。其实，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种统独公投，不管统胜还是独胜，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即一个彻底颠复传统国家时代的出现。它与英国的大宪章曾颠覆专制体制，开启民主时代一样，预示着传统国家和国家观念崩塌的开始。大宪章出现于英国，关于国家的公投也出现于英国，英国的尝试总是新时代的萌芽。
一，国家形成机制的重大突破
我们以前对民主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的运行机制。比如我们说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家”是固定的，“家”的事务由“家”的成员决定。而不是由“家长决定”。此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当“家”的成员不但可以决定“家”的事务，而且可以决定“家”的大小，“家”的建立和组合时，一方面表征民主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反映国家形成机制的重大改变。
历史上国家是怎么样形成的?绝大多数是暴力集团打出来的。所谓“瓜分世界”，就是暴力集团对地域统治权的争夺。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有的很大，领土广阔，有的很小，有如弹丸。为什么大，为什么小，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它是暴力集团争夺的结果。谁的拳头硬，谁的地盘就大。今天你的拳头硬，你是“帝国”，明天他的拳头又硬过你，你这个“帝国”便“没落”了。二战后，基于暴力集团这种争夺带来的战争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伤害，和平成为世界追求。所谓互不侵犯，领土完整的联合国规则，就是企图终止这种地域统治权的丛林争夺。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受到世界一致指责，正是这一观念和规则的体现。但这种规则并没有解决国家的合理形成机制，只是对历史实行截断，把历史国家合理化。
但历史国家就一定合理?比如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原是一个国家，由于中间隔着印度被分割为两个不相连地域，中间有2000公里的距离，这样两个地域组成一个国家是否合理?再比如英国曾号称“日不落帝国”，它管辖着大量的“殖民地”，姑且不从“殖民”是否合理上看，即便从管理角度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群体，实行统一管理是否合适?而且，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原有的国家范围，国家组成不一定适合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它同样要求国家范围、国家组成的变化。把历史国家固定化，固然可避免暴力集团对地域统治权的丛林争夺，却无法通过国家分化组合来更好的促进人权进步，经济发展，管理合理。并不断消解不断产生的利益文化群体冲突。
事实上，国家范围的变化即便是在二战后，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变化既有分离，如一些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有统一，如欧盟的建立。这种变化有的还是通过战争手段实现。但在近代和平的主流之下，越来越多的通过国家之间或群体代表之间的谈判来进行。由于这种谈判只是政治家参与和决定，并不一定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并不是最合理的国家形成机制。香港回归中国，对英国来说，减少了管辖范围，对中国来说，增加了国土面积，所以对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国家范围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是通过国家之间，实际上是政治家之间的谈判完成的。并不一定体现香港大多数人的意志。
“苏格兰公投”与“英国脱欧公投”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形成机制。因而对传统国家和国家观念形成巨大冲击。国家不是打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少数政治家，政治集团之间谈判、妥协、甚至相互勾结制造出来的。蒋介石在收编军阀，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又打又谈又拉，使尽了浑身解数，即便建成一个国家，也很难说这个国家的形成是合理的。只有全民公决才是国家形成最为合理的机制。以全民公决来形成国家，从观念上，实践上，都是前沿的、突破性的，且不一定在目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却是新时代出现的标志和萌芽。
二，国家是管理区域设置，而非“图腾”
英国能够出现“苏格兰公投”和“脱欧公投”，是因为在英国人的潜意识中，国家作为一种图腾的认识在弱化。传统意识中的国家，是一种“神”，需要为其奋斗，为其献身。把国家制造成“神”，是专制者长期宣传的结果，因为专制者是国家代表的身份，忠实于国家就是忠实于他。现代民主谈化专制意识，专制者和专制政权代表国家的说词，日渐失去市场。领土和范围则成为国家图腾的象征。所以，苏联一解体，没有了苏联的领土和范围，也就没有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载体，苏联这个图腾消亡。谁不愿苏联消亡，当然是原苏联的掌权者，而不是人民，因为人民有了新的国家。
国家范围可不可以改变？比如扩大或缩小，分化和重新组合。如果我们把国家作为一种图腾，作为一种神，当然不能。国家都改变了，图腾在人心中，便变得支离破碎。如何为其奋斗，为其献身？如何爱它，忠实于它？但现代管理理念，国家是通过民众讨论，确立一种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地域管理机构，行使管理职能。国家范围是一种管理区域设置。国家既是一个管理机构，当然必须服从管理的有效性。管理的有效性主要与管理规则管理方式有关，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也与管理区域的设置有关。如果改变管理区域的设置，即改变国家范围，有利于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国家范围当然可以改变。
当一国之内，地区之间，族群之间，矛盾冲突不断，甚至流血事件不断，说明国家现有范围，即管理区域的设置不一定合理。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对国家实行重新组合，就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方式之一。国家范围当然需要稳定，但并非一点都不可变化，如果经济文化产生变化，国家管理当然也要随之变化，管理的变化主要是管理规则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但也不排斥当管理规则方式变化无法消弥矛盾，适应新的经济文化形势时，可以实行国家的重新组合。重新组合可以分离，也可以统一。但这种变化一定不能是专制统治集团之间争夺控制范围带来的变化，而应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海南曾由广东管，后来认为独立成为一个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姑且不论），因而有了海南省。国家与省其实都是一种管理区域的设置，省可以变化，国为什么不可变化？当然，海南独立为省只是政治家的决定，并非人民的选择。但管理区域设置可以变化，则表明管理区域设置不是目的，即国家范围不是目的，管理效率才是目的。所谓的爱国主义，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苏联解体，分解为多个国家，即分解为多个独立的管理区域，对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民主自由的确立，民族矛盾的消解等等，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个可以去研究。根据这种研究，你可以说解体好，也可以说解体不好。但我们现在说苏联亡国，并不是基于这种认识，而是把国当作一种僵化的神，来顶礼膜拜。一旦消亡，便如丧考妣。
三，“领土”与社会体
当我们把国家当作是一种管理的地域区分，或地域的管理机构，便只存在管理的边界，而不存在所谓的“领土”。虽然边界与领土是指一块同样大的土地，但前者只是管辖范围，后者则蕴含利益。
把土地看作国家利益，同样是皇帝或专制统治者长期宣传出来的。以前的皇帝，“开缰辟土”是大大的功绩，丢失国土则是一种耻辱。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把土地和居住于此土地上的人民都看作是他家的。得之是家业扩大，失之被谓“败家子”。久而久之，便变成一种国家荣誉或耻辱。这一观念，根深蒂固。不但深入到政治家的灵魂，而且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灵魂。
如果我们把土地看作是一种资源，一个国家土地多一些，资源多一些，对全体人民有利，确属国家利益。但这是指无人居住的土地。有人居住的土地，土地的主人就是居住于此的人。这块土地就不是一种资源，而是一个社会体。现在世界上，除南极北极外，几乎没有无人居住的土地，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领土”，大多是指一个社会体。这个社会体归这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应该是居住于此土地上人民的选择权利，如何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国家利益”？
领土有争议可不可以谈判？如果是无人居住的土地（包括海洋），当然可以而且需要。但有人居住的土地，能不问一问居于此的人民，看看他们的意愿并尊重他们的意愿？没有这样一种“问一问人民”的民主程序，由政治家来决定这块有人居住的土地属于这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领土谈判就只是土地的争夺与交易。比如香港，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是一个社会体。它曾割于英国，当时并没有问过香港人，后来还回中国，也没有问过香港人。就是把香港当成是一块土地，并成为政治家或国家间交易和讨价还价的物品。我们能把香港看成是一种可以交易的物品，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自身权利的社会体吗？
李鸿章签割地条约，被认为是卖国。他卖的是谁的国？当然是满清朝廷的“国”，朝廷统治的地域缩小了。这些地本来就是满清暴力集团打出来的，送不送给他人是满清统治集团的事，与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有何干系?所以并不是什么出卖国家利益。但他仍有罪。他的罪，不是割地，而是没有问过被割地上的人民，是否愿意接受外国人（或外国人的制度）的管理。同样，外国人获得这块土地，也不是他可不可以能不能获得这块土地，而是他没有问过这块地上的人民，愿不愿意接受他们（或他们的制度）的管理。显然，所谓的领土谈判，实际上是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实施管理的权力交易。现代民主理念，一个社会体如何管理，由谁管理，应由这个社会体的人民来决定，国家和国家的代表政治家无权决定。所以，作为一个社会体，既不是国家利益，也不能在排除这个社会体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国家谈判。
通过社会体内民众的决定，来确立一个社会体归这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或为独立国家，正为英国的统独公投所实践。它彻底颠覆了把土地（指有人居住的土地）当作是那个国家的领土，进而当作是那个国家的利益的陈陋观念。国家不是“领土”的组合，而是社会体的组合。台湾是原住民和陆续的新移民开垦出来并己在此长期生活的，因而是这些人的。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个“中国”是指谁?如果是专制统治者，说台湾是他或他们的，是强盗逻辑。如果是大陆的全体中国人，也有以多欺少的嫌疑。只有台湾人认可中国，台湾才是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