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创作历程
作者：严家伟
（一）
我出生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中华民国26年（公元1937年）。吾家世代书香。家父严道生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的一位文职官员。有一定文学素养。我幼年丧母。姑姑（父之妹）严芬因足有残疾，终身未字人，父亲遂将我过继与她为子，而姑也喜爱文学。大约是受这些影响吧，所以便“染”上了个爱舞文弄墨的习惯。结果“人家舞文挣功名”我“反被文墨误一生”。这当然只能怪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谁叫我在成年时正遇上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字狱最猖獗，被冤死的人最多，最黑暗、最凶残的的年代，连陶铸、周扬、田汉、胡风……这样中共的顶级文人尚不能幸免，何况我等草民乎？所以1957年我因为成都《星星》诗刊上诗人流沙河一首散文诗《草木篇》受到无理攻击，我当时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为其鸣了几句不平。便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接着更可怕的是又被人揭出有“收听敌台”之“罪”。现在的读者们一听“收听敌台”也许就会认为，是在给“美帝”或“苏修”当特务间谍，那还不该抓你吗？回答是：No! No！所谓收听敌台，就是用收音机去听了一下诸如美国、英国的华语广播，甚至听了港、台广播都叫“收听敌台罪”。今天诸位上网，谁没看过国外网站的新闻或文艺、科技方面的内容？当年便是大罪，我因此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你说骇人听闻不？
正如曾任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欧洲之声》报社总编颜昌海先生在2015年一篇题为为《好一片“美丽的秋海棠叶”》的人物评论的文章中专门提到本人时说的那样：19世纪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宏篇巨著《悲惨世界》中为我们塑造了这么样一个人物典型：冉阿让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外甥而坐牢19年的囚犯，终于获得一纸假释令，得以离开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而这个“现代中国版的冉阿让”（严家伟），并未去偷过面包，也未斜眼去看过谁家女人，更未干过任何有道德瑕疵的事情，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年轻，纯纯正正的学生哥，但其痛苦悲惨的遭遇，却比冉阿让巨烈十分、百分、千分。http://wapbaike.baidu.com/view/2945516.htm?tj=fr_ik_search
本人就这样因文字狱而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甚至老人辞世时也未能见上一面！今已耄耋之年，犹常在梦中出现忙着离开牢笼，盼赶回家去见亲人最后一面之梦境。及至梦醒。已泪湿枕巾，此梦此景，多次重复，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而在现实生活中，我父亲在1960年大饥荒中被饿死。姑母也于1962年病逝。两次恶讯传来，我只能在狱中无奈饮泣。1972年按当年极左之法所判之刑期虽满，仍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强迫留队就业。一直给他们“效力”到60岁才以所谓“退养”的名义准予不再上班。而当时一月只给生活费三百多元。此事直到2008年当局才把我们这批人纳入“社保”有所谓退休金800多元，已是皇恩浩荡了。而当时的中共一般官员每月退休金已达三千、乃至四千元了，这种以经济手段体现的政治歧视，真是极具“中国特色”。
（二）
因此无奈的我，1997年退后便只有再去谋第二职业。可是当我走进职介场所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只招聘45岁以内的人员，你另谋高就吧。这算是最友善客气的回答。而缺“口德”的甚至还说“六十岁了，我们招来领养老金呀，别开玩笑”。令我啼笑皆非。忽一日戎州南门桥附近，见一房屋及职业介绍所，挂出一张并不起眼的“招聘业务员”广告。其招聘条件开宗明义便是“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家中介公司。我于是走了进去，见一对中年男女。男的那位姓陈，人称“陈经理”。我向他们说明来意。他果然并不在意我的年龄，但却说“这工作很辛苦啊，不少年轻人都干不了，便自行离去。你能行吗？”我说“没问题，什么苦我没吃过？你说具体干些什么事吧”！他说“我们主要是为来求职寻找工作的人介绍职业；或者对房屋有需求的人介绍买房或租房。你作业务员的工作就是要去找谁处在招工？谁处有房要出租或出售。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我们。如果你的信息真实可靠，而又有顾客需要你这个信息，我们公司便会叫你引着顾客去达成交易。从而获得一笔佣金（中介费），我们将提其中50%与你作薪酬”。但他接着又说“工资是全浮动，做成一笔业务次日便付你报酬。若你未作成业务，便一分报酬也没有。你考虑下可否胜任”。我立即答应可以，同意！接着他又说“因此不要求你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你有信息立即来登记，打电话来都行。但是我们一旦有生意，就要立即能联系上你。因此你必须有联系的电话或寻呼机。否则有业务也无法做成”。
这一点若在今天根本不是问题，给他个手机号或加个微信号就行了。可1997年别说手机，连“小灵通”也还没出世。当时的手机大得像个砖头名叫“大哥大”其价格要一万多元贵得吓人，而且去中国电信入个网，“入网费”就要两千多元，通话双向收费每分钟几角，不足一分钟算一分钟。一天如果电话多，话费十多元、几十元不在话下。当时的十多元，够一般人几天生活了。所以坊间有顺口溜云：“大哥大，随便打，一天一包阿诗玛”。 “阿诗玛”是当时一款高档香烟，每包十多元。而有人为省钱，有大哥大也不愿打，去到处找公用电话。于是又有人调侃道“手头抱个大哥大，满街跑去找公话”。这就是当年的特殊的“人文风景线”了。所以当时的大哥大就是大款爷、富婆们身份的象征，一般人根本不敢问津。家庭电话安装一部，中国电信要收所谓“初装费”三、四千元。一般百姓谁承受得得起官方企业这种“敲竹杠”式的收费？这也就是“中国特色”吧！因而陈经理要求我要有“寻呼机”这就是当时最廉价的通讯联系工具。对方要想联系你时拨打市内“寻呼台”，向你寻呼机上发送信号，你的寻呼机便会发出鸣叫声并同时显示对方电话号码。你便可以去街上找公用电话与对方联系，当时公用电话一般为商店附带经营，一条街也只有一、两家，所以你得遍街跑，去找公用电话，那样儿十分狼狈，更怕找到公用电话时别人已捷足先登正在用，你就更像“热锅上的蚂蚁”了。我说的这些事也不过就在二十多年前，现在走路都在玩微信的“零零后”年轻朋友说不定会怀疑我是在瞎编故事。而我则觉得自己却像是个“白头宫女”在说“唐玄宗的往事”了！
（三）
言归正传。当时一个数字寻呼机也要两、三百元。若是今天随便在那里“小消费”一下也要两、三百。而在当时，我几乎是砸锅卖铁才买了这个宝贝寻呼机。而且如果我干不了那个业务员的工作，我这寻呼机拿来有何用？但六十岁的我，似乎仍有“破釜沉舟”之勇气。我就相信自己能吃这个苦，有这个能力，能胜任，能干好！于是我夏顶烈日，冬冒雪霜，起早摸黑，到处寻找房产、职介方面的信息及时与公司沟通联系，对顾客尽量细心尽力为其服务，由于本人诚实守信，再加本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似比那些信息员要稍好一点，因此很快在本市这个刚兴起的行业中站稳了脚，而且干得比较出色。月收入从五、六百元，到一千、二千，乃至三千。在当时本市的一般工薪人群中应居于中等的水平了。就是我原来那个单位中所谓的“劳改管教干部”即便科长级左右也不过如此。当然，人家有其他的不公开的“隐性”收入，那是另外一种概念。
当然，收入增加了，“装备”也就像所谓“革命样板戏”中的胡传揆同志一样可以“鸟枪换炮”了。于是寻呼机换小灵通，再不用满街去打公用电话了。再往下，小灵通更改“诺基亚”或“摩托罗拉”手机，就更方便了。而且拚命工作之余的休闲时光里，本人也可“聊发少年狂”融入到城市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中去，当然，以自己的经济只能是偶尔参与，逢场作戏而已。但对社会与生活地深入，也使我能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方方面面，老少尊卑，红男绿女，林林总总不同的各种人物。从而也看到了多少喜怒哀乐, 多少悲欢离合，多少侥幸与不幸，多少暴发与埋没。看到了多少沉默地忍耐, 多少期待的眼睛, 多少无情的冷笑。多少热泪的悲辛……对于几十年被隔离于尘世之外的我，无疑是给我补上了宝贵的一课。也为我日后进行文学创作，增添了丰富的素材。
（四）
不过令我更高兴的是，我日常工作的环境，社会交往上的人际关系，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人与人之间，虽然还有贫富强弱之分，但己没有了“劳改单位”中那种绝对地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利益的集合。是“在商言商”，有利则共同求财，无利则各自走开。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少了许多官方政治的介入，或者说这种因素已大为削弱。所以同事之间的关系虽有利害冲突，但已不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从而也就多了一些人情味。这是我最高兴的。比如有一次当地的“Ｘ安部门”便担心我会不会借此中介职业去干什么政治活动，于是便去找到某房介职介公司的经理，“了解”我的情况。人家说，我们与严某人只有生意上的往来，从来不涉政治之事。弄得这位先生扫兴而归。事后他们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并问我“他们怎么会“盯上你了”。我只好一笑回答道“他们在发神经病吧”！这种情况与在“劳改单位”里提倡的那种所谓“互相监视”又何异天壤之别？虽然我心里也十分明白，整个中国仍是专制下的一座大监狱，但比之电网高墙内的劳改小监狱，毕竟要宽松一些。何况还可利用它的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之类的口号。
不过我心里也很明白，之所以他要随时“盯着”我，第一是拜中共“档案”所赐之功劳，无论你走到那里，你的所谓“档案”就会跟在你身后，让当地“有关部门”对你了若指掌。其次，当时我已开始在向国外投稿。不过那时只有英国BBC广播公司一家。它当时有两个栏目，一个叫《中国人谈中国》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种现象均可发表议论。另一个栏目叫《听众园地》是发表各种文艺随笔之类的作品。两个栏目都有稿酬，大约是每篇二百多圆人民币。稿件篇幅要求短小精悍，能在十分钟内播完。那时中国民间还没有互联网，当然更发不了E—mail邮件.但BBC却在香港与北京专设有邮政信箱.北京我还记得好像是9082号邮箱。而且我发去的稿件对方竟然基本都能收到。此种情景完全无法与当今中国的封网、删帖相比，社会本来应该是进步的。可中国却是“今不如昔”反不如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那些年了。我寄去的稿件BBC基本都会采用，且很快便播出.当时大陆对BBC广播干扰不大,远比对VOA(<美国之音>)干扰要小.所以我用一台短波半导体收音机基本都能听清.而每次当听到那位播音员说:下面将播出中国四川听众严家伟先生的来稿…..时, 我心中高兴与自豪之感便油然而生。一个被中共当局打成“牛鬼蛇神”的“政治贱民”能得到这家国际大媒体的认同,这当然是一种光荣.亦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正是这种情怀驱动着我在一天劳累之余，仍于晚间灯下奋笔疾书，不只是为了挣稿费，更是一吐为快！当时BBC的来稿中还有位四川听众的稿件也经常被采用播出,此君自称为“莫名堂”当然是笔名,其文笔也很不错.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的朋友、老作家张先痴先生。后来张还对我说，为了少招麻烦可以适当用点笔名。当年鲁迅等人都用过笔名。我听后亦颔首然之。
从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中，我离开四周电网高墙的“劳改就业”环境，步入底层社会，既在商海中滚打摸爬，考察人情世故，也开始练笔写作。收入有所提高，生活得到改善，身心比过去自由多了，而且身体状况一直很好，虽己早过“花甲”，渐近“古稀”。但眼明身健，茶甘饭软。行动自如，健步如飞，使不少年轻人都表赞赏。我也自信是我人生中黄金的十年。享受到了许多过往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乐趣。而不是有些人在写我的时候，把我描绘得像个要饭似的。也许人家是好意，要突出我的苦难。但却与事实不符。在此也顺便说一下。
（五）
2006年在文革中与我同囚于监狱中的黄泽荣先生，因57年“右派”获得改正。判刑一事被改判为“免于刑事处分”。虽然官方把这叫做留有“政治尾巴”。但根据当时有个好像叫什么“五十七号文件”的精神，“免于刑事处分”虽非“宣告无罪”，但仍可回单位安排工作。所以他就回到了原单位成都晚报。不久又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并且发了点不大不小的财，成了个小富翁。并改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铁流”。到了2006年铁流先生与北京及各地一些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朋友（含笔者在内）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纪念的日子，联名向当时以胡、温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起要求当局承认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反右”系“违宪”之举，要求胡温中央彻底为“右派”平反、道歉，并进行赔偿的活动。这事若发生在今天，至少也是“寻衅滋事”定你个“被嫖娼”算对你“客气”。否则就是“煽动颠覆”再挂钩国外“敌对势力”判你个十几、二十年都完全可能。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胡、温中央还是比较克制。虽不作任何让步，但始终保持较为克制温和之态，没对我们这些“右派”老人下“重手”。作为历史，胡、温在这一点上（我只是说这一点）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当然只是仅此一点，就事论事，并不意味着我认同胡温当局的专制统治。
当时铁流为了联名上书之事，专程回四川联系成都右友，并取道宜宾来与我交换意见。那时的铁流还未成“名人”，因而也还是比较谦虚谨慎，当然更没去捧薄熙来，周永康所以给人的印象还不错。何况我们是多年前的旧交、难友。旧友重逢，自然还是有不少共同语言。就在这次谈话中，铁流给我透露了个重要的信息：国外有一批民主刊物,很乐意接受大陆民主知识人的稿件,并有稿酬.过去我们曾在一起，他也见识过我的文笔。因此劝我：年纪大了还去跑什么？坐下来写文章吧！他给我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对我确有很大的帮助，使我开始了向另外一个未知领域的探索。
此时互联网己在中国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而向国外投稿当然不能用邮政通信。必须用电脑发E—mail邮件。于是一切又得从头开始。虽然这时我的经济条件买个电脑己不像当年买寻呼机那么困难。但学习使用电脑对于当时已年届七十的我，许多人都对我表示怀疑，认为我怎么学得会？我则根本不理会这些怀疑主义者。结果事实证明，七十岁也可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而且我要学的只是电脑的一般操作，这是任何有正常智商的人都可很快掌握的，虽然开头有些困难，但都会很快得到解决的。
接着便是投稿，结果是意想不到的顺利。那时国外自由媒体如雨后春笋，大多都付稿酬。如《民主论坛》、《民主中国》、《北京之春》、《观察》、《纵览中国》、《议报》、《人与人权》《自由圣火》等等，等等。香港还有《争鸣》、《动向》、《开放》真是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盛景。更令人感动的是许多自由媒体的主编，编辑，发行人对我的投稿都非常支持赞赏，并热心地提供各种帮助。
我投稿首先第一个“接待”我的是当时正在编辑《民主中国》的刘晓波博士。收到我的稿件后，晓波当天就回了信，不但告诉我稿己采用，并称：你们当年这些所谓右派，实则才是民族的精英，历史的财富。他并自称“晚辈”。如此谦卑，弄得我反有点不好意思了。后来晓波因《零八宪章》惨遭迫害入狱，其继任主编蔡楚先生也对我的投稿非常支持，采用率也是很高的。又如《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先生，不但大量采用我的文章，更主动建议我不要用大陆网易或新浪之类的官控邮箱，而改为谷歌（Gmail）邮箱,提高安全性能与及时寄达效率。并在他老兄帮助下成功注册了谷歌（Gmail）邮箱,一直用到现在，十多年来对我的帮助确实太大，现在大陆许多人都想有这么个邮箱而申请注册不到。有它确实安全方便多了。
《北京之春》发行人薛伟先生在华国锋暴政时期被打成“反革命”其被囚禁的劳改队与我所在监狱挨邻接近不过数十里，当时虽未能相识，后来他在“北春”编辑部看见我稿件中说的某些人和事他都是知道的，因此越发感到真实亲切。当然还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例如香港《争鸣》月刊的那位编辑是男，是女，姓什么我都一概不知。但他（也许是她）对我的稿件则似“情有独钟”。前后六年多时间里，我每月寄去之稿,只有一次不和何故未作回复,其余几乎都在48小时内便回信“本刊巳采用，请勿再投他处”。后来更建议我可改用笔名，以免每期发文引来有关方面注意。如此“良言一句三冬暖”的情谊使人久久难以忘怀。与此相似的还有《北京之春》一位署名“扎西”的编辑，他说他是西藏人，留学生来“北春”当义工实习。时间不长，与我交往只有半年左右时间，但我们之间却完全是一种同志、知己友人的情谊。当他告诉我实习已毕要离开北春了，彼此都有依依惜别之感。当然还有早期在观察的那位杨莉藜编辑，对我也十分支持和关心，我一直从名字上主观地把他“定性”为女士，最后才知自己闹了个笑话。
此外当然更应该提到《议报》以及后来的《公民议报》都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几位编辑如雪笠女士等对我都很支持，现在的这位编辑更平易近人，做事认真，常常为了文章中一句话，一个标题都与我反复探讨。敬业精神令人感佩。也许正因为我在投稿卖文的生涯中遇到了这么多的好心人，好朋友，所以我笔耕事业虽起步很晚，七十将近始动笔，但十年下来，并不落于人后。先后完成《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中国并未崛起》、《向腐败专制说不》、《夜阑犹听风吹雨》、《岁月的回音》等五个文集150多万字的作品，虽不敢说怎么好，但都是亲历、亲见，没有谎言，没有空话，更没有半句献媚权势者之媚语，而是揭他们的丑行。只此一点，亦聊可自慰矣！当然由此也曾招来如御用五毛王X宁，红卫兵打砸造反头儿殷惟侯之流的谩骂。这到正好说明我的文字打到了他们主子的痛处。从反面证明了我的成功。
（六）
中共“十八大” 后，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极速左倾恶化，向着毛泽东暴政年代大踏步地倒退。官媒、党媒独霸天下。只有一派假大空话，歌功颂德，曲意奉承之语。不同的异议之声根本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即便是互联网上微信朋友圈里的聊天，也被当局严格管控。任何涉及所谓“敏感问题” 的言论，皆不许出现。轻则被删帖，重－点便将发帖人的账号加以屏蔽封号（笔者一年多中就被封了两次）。如被认为问题更“严重”的，则由当局直接将该微信群封杀，甚至还要追究群主的所谓法律责任。当年鲁迅有诗云“吟罢低头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恕我不恭，鲁老夫子此话在当时的中国应是严重失实。他老人家在《申报.自由谈》上天天指点江山，嬉笑怒骂。既无人定其为“寻衅滋事”也没“人民公安”来请他“喝茶”。而今日大陆报刊上哪有半点发声的空间？
国内如此，国际上的空间也正在不断被压缩。随着世界经济狀况不断变坏，海外自由媒体能得到所在囯官方和民间的资助不断減少。亙联网又使得纸质刊物无法与之竞争。例如香港的《争鸣》，《动向》、《开放》 都曾是能盈利的暢销刊物。但受到不收费的互联网刊的冲击后，终于因资金匱乏或关门，或者宣称付不起作者的稿酬。近年来海外自由媒体的经费更加困难。纷纷相继停发稿酬。使本来就穷苦的大陆民主作家们的处境更雪上加霜。
人是要吃饭才能工作的，而写作撰稿是－项艰巨的劳动，并非像赏月观花那么轻松。所以只要承认：飯，必须用錢买，不吃飯，便无法工作这个简単的常识，便不难理解没有稿酬对大陆本来就穷苦受压的作者群不能不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大陆普通民众穷，而不依附于官方的知识分子、文人肯定亦属于穷人之列。可谓今古－体。所以前人才有“举家食粥酒常赊”，“卖画銭来付酒家”，“ 诗家事业君休问，不独穷人亦瘦人”之类的叹息。而今天中国大陆敢持不同异议的文人知识分子比之过去旧时代那些文人的处境则是更加险恶困难。十多年前当设在纽约的《民主论坛》宣佈无力支付稿酬时，笔者的文友、山东大学教师李昌玉先生（已故）便说“这对中共绝对是个好消息，人家该去烧高香了”。而十多年后今天，差不多所有海外支持中国民主的自由媒体都在步《民主论坛》的“后尘”， 除一、兩家以外，都已无力支付稿酬了。我想北京当局见此情景，肯定会眉飞色舞喜形于色的。
但是笔者也相信立志献身中国民主事业，矢志宏扬普世价值观的中国大陆民主知识份子，无论今后环境如何变化，也决不会因此畏难却步。肯定还会－如既往地批判独裁专制的种种邪恶罪行，肯定还会为中国的民主进步，而勇敢地发声！
2020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