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
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政治倒行逆施，终结了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向极权时代回归。习近平修改宪法恢复终身制；抛弃集体领导回归个人独裁；抓捕维权律师和人士，制造709事件；封锁互联网，屏蔽自由言论；砍十字架、毁教堂、抓捕牧师；鼓励高校学生告密，构陷教师；侵占民营企业财产，以“混改”之名行“公私合营”之实；不顾民生艰难，对外疯狂大撒币；强行出台香港国安法，撕毁中英联合声明，摧毁国际金融中心；渗透台湾，以武力威胁2300同胞生命；建立集中营，迫害维吾尔族、藏族和蒙古族，实施文化灭绝；以反腐败之名，行政治清洗之名，迫害不同政见官员。武汉肺炎病毒蔓延初期，中国政府隐瞒疫情，致使病毒扩散畅通无阻。当疫情失控之时，竟野蛮封城，让武汉停顿，酿成严重次生灾难。并勾结世界卫生组织淡化疫情，造成举世惨祸。中共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以致天怒人怨。
7月23日，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的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它宣告了一个中美关系全面对抗时代的到来。蓬佩奥的讲话丝毫不亚于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尽管中共已经意识到西方世界的敌意，又重新戴上了韬光养晦的假面具。但为时已晚，改变中国共产党，结束中共暴政，已成为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无论川普还是拜登上台，打击中共极权的大势已无法改变。正如蓬佩奥政策顾问余茂春强调，这不是中国和美国的战争，而是中共与中国人民及自由世界的战争。
现在，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中共已经进入崩溃期了吗？有什么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作家弧度度认为，当今中共与晚清崩溃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在文章《晚清崩溃前的四大现象》中这样写道：
一、掉入“塔西佗陷阱”
大清末期，数千自费或公费的有为青年远赴重洋留学。在自由的天空下，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大清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来源于制度的落后。为此，他们展开了积极而艰辛的有关“救国存亡”之路的探索。他们利用自己获得的学识结社、办报、翻译西方典籍、宣传先进理念与思想，成为一粒粒唤醒民众的火种。
正是在国内外“自媒体”的大力宣传与启蒙下，才导致不断地有大清臣民从“天朝上国”的酣梦中醒来，对大清统治的合法性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质疑，直至不再相信他们的任何虚假宣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大清明面上推崇的是孔儒等传统文化，实际上推行的却是《商君书》中的贫民、弱民、愚民的既定国策。
最终，两股思潮的急剧冲突终于酿成了大清朝严重的官民对立，陷于塔西佗陷阱而无法自拔的大清统治集团，只能依靠毫无底线的“维稳”来制造恐惧，打压这股觉醒的思潮与进步的力量。然而，随着清醒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来自民间的反弹力度越来越大，再加上国内外舆论与西方列强施加的压力，甚至连久居深宫内苑、刻苦钻研权谋术的老慈禧也意识到“非君主立宪制不能救祖宗遗留下来的江山也”！
于是，在老慈禧的主持大局下，大清终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只可惜，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最终在涉及到八旗权贵的既得利益时，再一次遭到了来自利益集团内部的强势阻挠——他们不仅在会议上集体围攻改革中坚袁世凯，甚至还唆使“坏太监”们用臭鸡蛋狂砸老袁同志。关键时刻，老慈禧并没有站在“改革派”这边，出于对失去“绝对掌控权力”的恐惧，她最终还是听从老袁的建议宣布将改革的期限推至十二年以后，将改革的大难题交给下一代去解决。
二、遭遇“囚徒困境”
世界瞬息万变，大清国破如斯，八旗权贵们却热衷于提笼架鸟、搂着洋婆子热舞寻找“新乐子”，连最起码的“危机意识”也没有。他们不相信塔西佗陷阱，不相信市场经济，不相信民主法治，一次次白白葬送改革的大好机遇，直至逼迫精英阶层走上由“对抗”转化为“反抗”的老路。
当一个政权失去人们的拥护，并不单单是因为它有多邪恶，而是它在文化上、趣味上变成了一种拙劣可笑的东西。人们不会忘记，在苏联、东德的末期，在几乎每一个极权社会的末期，都曾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开始嘲笑它、鄙视它，这样的政权基本就踏上了一条不可逆的死亡之旅。
老慈禧执政期间，尚且知道启用一批“汉人能臣”，让他们充当“中流砥柱”对大清这艘破船进行缝缝补补，大搞“拆了东墙补西墙”的面子工程。然而，自从老慈禧魂归西天后，大清政权便旁落入摄政王载沣与庆亲王奕劻之手，这哥俩一个弄权一个敛财，先后撵走袁世凯气死张之洞，连“裱糊匠”的面子工程也懒得去打理了，只是一味地追求“有权任性”，执政就像过家家般想一出是一出，带领一帮八旗家丁全面实施打砸抢烧的高压政策，最终玩残了别人也玩残了自己，葬送掉了大清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的机会。
可以说，大清统治集团在不断地给人民制造恐惧、画地为牢、严加管控的同时，也正在为自己挖好的坟墓砌上一块块“封门砖”，为自己的寿终正寝提前敲响了丧钟。有鉴于此，留给后人的启示就是：凝望深渊的人要极力避免自己也掉进深渊，编制牢笼的人一定不要将自己打造成权力的囚徒！“囚徒困境”，并不单指百姓会深陷其中，“有权任性者”似乎更难迷途知返。光绪是被慈禧软禁的“替罪囚徒”，慈禧是被八旗权贵绑架并为其服务的“权力囚徒”，八旗权贵又何尝不是被既得利益绑架并走向自我毁灭的“盛世囚徒”？
三、“明斯基时刻”到来
在八旗权贵与一帮阔佬遗少的顽强阻击下，大清的改革最终功亏一篑。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非但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在八旗家丁们“有权任性”的胡乱折腾下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急剧攀升态势。
简单归纳起来，大清的社会危机主要包括：其一、诚信危机。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官员视民众如草芥，民众视贪官为仇敌。道德沦丧土匪横行，底层互害高层内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无论宣传什么表什么态干什么事都玩不转了。其二、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包括通胀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三部分。大清虽然号称GDP天下第一，但是大部分税收都变成了列强与八旗权贵们共同瓜分的蛋糕，民众所得少之又少。政府举债，铜钱贬值，外资银行逐渐控制着大清的经济命脉，洋货不断冲击着传统手工业，民众的购买力降至史上最低点。其三、灾难危机。大清末年，西方工业蓬勃兴起，大清却仍然安于自给自足的小自然经济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每遇灾荒之年，农民流离失所，官府却拒绝施予任何救助。被逼上绝境的灾民，要么“易子而食”，要么“啸聚山林”，朝廷追加的“剿匪”饷银几乎占去大清财税的半壁江山。
大清统治集团轻视各种危机却致力于“暴力维稳”的结果，注定了“明斯基时刻”的必然降临。所谓明斯基时刻，指的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描述的时刻，即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明斯基观点主要是经济长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的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危机总爆发的表现形式为政府入不敷出，最终宣布破产；疯狂印钞年代，危机总爆发的主要形式表现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最终激起民怨。
四、坐等“蝴蝶效应”
既然没有人愿意去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没有人有勇气去排解各种社会危机，那么，唯一的解决之道就只剩下继续挥舞胡萝卜和大棒隐瞒危机打压真相，一厢情愿地将灾难爆发的时间无限期向后拖延，直至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毁灭性灾难，说白了就是举国沉沦，大家一起坐着等死！那年头，谁都看明白了，既然说真话有风险，那就继续自娱自乐地歌颂盛世直至娱乐至死吧！
谁都知道雪崩之前的日子是最难熬的，但是为了苟且残喘大家还必须艰难地活下去，大清国民与大清统治集团比拼的就是谁活的时间更长。谁都知道泥足巨人必然坍塌，谁都知道深刻巨变终会到来，但是深受明哲保身的传统熏陶的大清臣民就是打死也不往外说。但是下意识里，他们总在盼望有一只美丽的蝴蝶在不经意间轻轻煽动一下翅膀，有一声轻嘘提前引爆雪灾，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忽然从天而降！直到那时，大家才会轻吁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解脱了！
既然大清统治集团迷恋枪杆子的威力与笔杆子的魅力，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建议，执意一条道走到黑，那么，迎接它的就必然是被暴力推翻！问题是，大清体量庞大，很难轻而易举地去撼动它的根基，除非强有力的局部哗变或者全面爆发抗争才能让它轰然坍塌。但是，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先驱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采取各种“敲山震虎”的方式一步步去撬动强权的缝隙。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先驱们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的舍身取义下，才导致了一只蝴蝶在不经意间轻轻煽动了一下翅膀！最终，看似无比强大、拒绝任何改良建议的大清腐朽王朝，终于在漫天蝴蝶挥舞的翅膀下灰飞烟灭，三岁的清帝溥仪在北洋嫡系的逼宫下发布了“退位诏书”。
大清灭亡留给后人的启示就是：看似武装到牙齿、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强权和举国体制，实则百弊丛生、腐朽糜烂、不堪一击；而看似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民主制度，实则是安装了各式减压阀、自我修正能力极强、能及时排解社会怨恨的实用良方！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大清的悲剧会不会成为中共高悬的明镜或警钟呢？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官员都知道他们将自己活成了一个卑劣无耻的笑话，他们自己却总将自己当成神话不会破灭的盛世传奇！这不抗美援朝，手撕美国佬的神话剧又要上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