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再度占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事国的座椅之际，中国的人权状况跌至文革以来的历史新低。大量因言获罪案件和普遍使用酷刑，让中国人瞠目结舌、莫谈国事；对人数多达数千万的、比欧洲人口最多的德国还要多的少数族裔和宗教信仰者的迫害，已然常态化——维吾尔穆斯林将可兰经扔进河中，被下游的异国居民拾到；基督徒在网上贩卖圣经及相关书籍，亦被判处重刑，即便是官方三自教会的网站，也将“基督”两个字遮蔽掉或用拼音字母“JD”替代之。
刘晓波生前曾期望他本人是中国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他成为殉道者之后，中国的文字狱如春风野草、遍地狼烟。一些昔日并不构成文字狱的文字和行为，在习近平时代却被控以重罪，且对家属的迫害变本加厉。
2020年5月30日半夜，五十多名武警包围云南楚雄一栋居民楼，逮捕了85后诗人王藏，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初，刘晓波也被控此罪，但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之一；而王藏是一名并不具有广泛公共影响力的小众诗人，只是写了几首读者寥寥无几的讽刺诗歌，就成为此罪的又一名牺牲品。王藏被抓后，为其伸冤的妻子随即也被抓——在刘晓波案中，刘霞虽被长期软禁，但并未被抓捕及控以重罪；但在王藏案及王怡案中，王藏的妻子王利芹和王怡的妻子蒋蓉都被抓捕并被控以重罪，这是中共极权统治升级的重要信号。
王藏夫妇被捕后，四个孩子的生存陷入绝境：四个孩子由奶奶独自照看，被围困于家中，与外界隔绝。大儿思梦今年八月左手曾骨折；小儿思梵患淋巴炎肿大；好心人快递去的日用品遭到没收；王藏的表哥被带到派出所，讯问两天；王藏母亲的智能手机被警方没收，换给她只能打电话的老人机；王藏夫妻的银行卡被扣，保险公司报销的医药费无法取出。中共要株连九族、赶尽杀绝。
1980年代出生的女性公民记者张展，是年轻一代维权律师。她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本可成为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却选择做人权律师。被取消律师资格后，她在网上批评共产党一党专政，遭警方约谈、传唤及威胁。2019年，张展因在微信等网络平台转发香港“反送中”抗议视频及文图数据，并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声援香港，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期间被两次做强制性“精神病鉴定”。苏联政权曾将异见人士当做“精神病”处理，此做法在习近平时代广泛使用。
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泛滥，张展亲赴武汉做疫情报导。5月14日，她在武汉某宾馆被警方带走，次日以“寻衅滋事罪”刑拘。6月19日，被以同罪名正式批捕。在被关押期间，张展以绝食抗争。看守所内每天有两至三个人将她按住，强制灌食。在中国监狱中，连绝食的自由都没有，政治犯更不可能像曼德拉那样通过绝食争取到某些自由权利。
另一位维权律师余文生，因为言论招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余文生是2015年“709大抓捕”案件的辩护律师之一，曾为王全璋等多名同行辩护。在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开幕当天，他发布一封名为《建言中共十九大罢免习近平、全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公开信，当夜即遭到抓捕。
余文生在狱中饱受酷刑，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据其妻子许艳透露介绍，家属至今无法与被关押在徐州看守所的余文生会面。律师在会见时发现，余文生右手伤势明显恶化，并连续咳嗽20多天，右边的一颗大牙掉了，左边的牙齿不能嚼东西，很难吃饭。
被中共控制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会讨论王藏案、张展案和余文生案。但是，中共的恶行不可能永远被遮掩在铁幕背后，越来越多西方政府和良心人士知道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真相，并为王藏、张展、余文生等政治犯及其家人奔走呼号。西方民主国家需要在失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外，建构一个新的处理国际人权事务的平台，致力于制止人权迫害事件，恢复人权捍卫者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