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大半生,回头去看,个人经历微不足道,只看时代。大半个世纪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时代的分水岭”,而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分水岭”应该是2012年。

2011年,苏联解体20周年,当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苏联解体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对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都要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来掂量。要做出正确的评价,可能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苏联解体后,世界是更加和平了,还是更加动荡了?全球经济是发展了,还是衰退了?人类文明是进步了,还是开了倒车?”仅一年后,文章中的观点就有“问题”了,以至于后来给人的感觉,十年前在人民日报发的有些文章,现在连互联网都发不了。

关于说苏联“没有一个是男儿”的传言,在网上流行有好长一段时间,是真是假,一时难辨真假。不过,在今天这样一种情形下,本人还是宁信其有。

苏联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苏联红军是伟大的红军。说前苏联没有一个是男儿,不仅说不通,简直就是诬蔑。我相信,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听得懂汉语读得懂中文,苏联人民一定很反感,甚至会抗议。他们绝不会因为苏联人民包括苏共那两千万党员和平成功改制,就承认他们“没有一个是男儿”。

在苏联解体这起事件中,有意思的是,苏联全体人民包括苏共党员都接受了,不接受的反而是苏联之外的极个别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想想就有意思。中共的外交辞令是“各国人民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中共对世界各国人民对自己生活的选择都是理解的,可到了苏联人民这儿为何就不成了呢?

苏联人民选择了他们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我们很多人就要去总结一套估计在苏联人民看来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不说,甚至还要责怪他们没有一个是男儿呢?是不是太过分了?这算不算有些人自己常常拿来当武器批判“敌对势力”的“双重标准”?

最有意思的是,有些国人,讲话前后自相矛盾,甚至今天跟昨天都矛盾,更谈不上半点逻辑性。就这样,还在那儿强调这强调那。别的咱不担心,只担心像这样一种情形,国家怎么顺应历史发展,又怎么能跟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

几年前,网络上流传一篇网文《从“更无一个是男儿”作者花蕊夫人说起》,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这篇文字深刻含蓄,完全可称之为一篇上好杂文。

作者的意思,后蜀孟昶宠妃花蕊夫人那篇“述国亡”的诗作,即“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军齐解甲,更(一作宁)无一个是男儿”,尽管“有一种悲壮之情”,且显得“很爱国”、“有骨气”,甚至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形成鲜明对照,问题是,如果从人类历史发展,特别是从人性来看,当时那十四万军士果真个个是“男儿”,就好吗?

资中筠当然不会像我这样直白地去问,她只是在文章中说,“我现在已经习惯于从‘人’的角度、从大历史走向看问题”,于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同是一句话,同是一段历史,关键就在于你看问题的角度,角度是正确的,看问题得出的结论也就是正确的。如果角度错了,最后得出的结论非但与正确的结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就拿花蕊夫人这首已经流传上千年的名诗来说,一千多年来,大家都是“看好”这首诗的作者,那十四万军士男儿却不如一女子。可当资中筠从“人”的角度,从大历史走向再来看,就完全推翻了过去一千多年人们的“成见”,且无可辩驳。

资中筠当然是写文章,但她以历史作根据,借历史记录告诉我们:孟昶在位31年,尽管史称其前期励精图治,征伐、扩土,成一时之盛,而且在文化上也有建树,据说用木版刻书肇始于他。然而,此人后期坐享天府之国的富庶繁荣,纵情享乐,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他本人文艺修养很高,擅诗词、音律、书画,与另一位亡国之君南唐李后主有相似之处,可在压榨民力、挥霍国库,奢靡无度这方面,则远超李后主。而那花蕊夫人也不过是投其所好,以其才艺、聪明,在饮食、声色方面别出心裁,多有“创造发明”。历史告诉人们:这个宫廷以它统治范围的全国之力供一人、一家的挥霍,财尽、民怨,最后众叛亲离,连最亲信的大臣也逃亡降宋,因此,“亡国”是必然的。

资中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赵宋大军压境时,士兵‘齐解甲’,‘君王’不战而降,恐怕是最人道、明智之举了。而那位花蕊夫人却满腔怨恨,责怪十四万‘男儿’没有奋力战斗保卫他们孟家的‘江山’。须知,那‘十四万’不只是一个数字,每一个‘男儿’都是血肉之躯,都是人生父母养,如果君王决定号令他们奋力抵抗,让他们横尸城下,为自己继续在那豪华的宫殿中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以供妃子一笑,人性何在?退一万步说,假设那一场战斗暂时退了宋兵,‘王朝’苟延残喘,终究也挽救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不过百姓多受一些煎熬,沙场多一些枯骨,于民何利?”

读了这段话,已经不能只用“深刻”来表达了,可以说直如醍醐灌顶。不论从人的角度,还是从大历史走向,忽然觉得那十四万军士以及国君孟昶没有做“男儿”,未必不是正确选择;就是那些逃亡降宋的亲信大臣,我们也很难像今天一些糊涂蛋们对批评人士所诬蔑的那样是“汉奸卖国贼”。一如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就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说过的一句话:既然党不是人民的党,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不亡又如何?亡了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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