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青年广场召开“炮轰市委 揭市委阶级斗争盖子” 大会，将中共丹东市委书记宋克难，原市长段永杰，副书记王鹤、蒋云吾拉上台批斗。在这次大会煽动下，全市开始了层层炮轰党委，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革命”行动，造成领导机关混乱和瘫痪。
——《百年丹东大事读本》（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
1966年9月9日，赤日炎炎。
清早，学生、工人、官员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来到青年广场，在激昂的乐曲声中，陆续进入了事先用白粉划定的方框。八时许，聚会的人已达上万 。人们望着大会主席台，那上端的横额写着“炮轰市委，揭开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会，从来都是市委领导在台上讲话，如今却要被“炮轰”，所以，如此一场引人入胜的大戏，岂能不翘首以待呢！
自从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挥手之间，炮声隆隆，响遍天下。辽宁省会沈阳，8月26日，东北工学院的红卫兵冲击省委大院，提出“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揪出大鬼、老鬼和小鬼”。随后，“炮打”之风刮到了边陲小城，于是，上演了“九九炮轰大会”。时为工业部长的刘仲文作了如下回忆（注）：
当时除了宋克难、王鹤、蒋云吾拉到台上批斗外，还把已调离丹东的段永杰、王坪一起拉回来批斗。大会宣布以宋克难为首的市委几位主要领导停职反省。宋克难书记在被绕场游斗时，脚上的鞋掉了，光着脚走。市委办的刘某某看到后，脱下脚上穿的军用胶鞋给宋克难穿上。当即被人发现，便说这是‘玷污了解放军’，并被指控为‘宋克难的小爪牙，保宋的小丑’，而遭到围攻。
从宋克难的赤脚“游斗”，可见在“炮打”之下，作为此地最高领导的“尊严”已荡然无存。而对其“赤脚”的同情却要遭到谩骂和围攻，可见群情是何等的激愤。而宋克难穿上“军用胶鞋”便等于“玷污了解放军”，可见“左派”不过是革命的“棍子”。这个历史细节显示了，文化大革命之火已点燃了人们的心扉。
注：《求索—我在丹东六十年》作者刘仲文，曾任中共丹东市委书记。
（二）
就像任何一出戏都要排练，“九九炮轰大会”也是经过了一番事前策划的。至于具体如何策划，当时的 “左派”大都已作古了，包括被“恶搞”的宋克难。由于，有关档案列为“禁区”，所以，只好寻访愿意回忆的健在者，虽说难以旧景重现，但也可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我采访了当年大会主席台上的红卫兵小将宋革命，沧海桑田，如今已不再“革命”了，早已改名“国栋”。既是回忆以往，还是称呼“革命”吧。
1966年9月3日，“丹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三一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而司令便是宋革命。据他所言，成立的日子要算作8月31 日这天，在北京受到红司令的接见，几个同学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心潮澎湃，举拳宣誓：“永远跟着红司令在大风大浪中闹革命”。从此，“八三一”便成了丹东二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之前有个“八一八”，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无需赘言了。
当时，主持这个大会的“文化革命小组”，乃中共市委领导文革运动的组织形式。起初小组的组长当然是市委书记宋克难了，后来几经变化，到炮轰之时，宋克难已经不是小组长了，取而代之的是市长李言。
仿佛一切都在效法北京，大会也邀请了红卫兵小将高居主席台，尤为引人瞩目的是，身着一身绿，头戴军帽，梳着短发，一个皮肤白皙的女生，她是空军某部一位老红军的女儿，名叫钟鹤，青葱少女俨然已成为一中文革运动的领导人物——大字报编委会主任。对于这段“峥嵘岁月”，她说，一个16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呢……
她身边是一位肤色黧黑的男青年，不时地和她说话。他叫任传仲，来自北京清华，是“井冈山兵团”的核心人物，而该团司令蒯大富赫赫有名，且受宠于中央文革小组，所以，任传仲也颇有些名声。而且，他“才华出众，写的一手好字，能出口成章，即兴吟上一首挺不错的诗词”。他原本是丹东一中的学生，“据说1965年他以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绩考进清华，可谓才子！”（注）。
所以这次回乡，仿佛小城的天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总有一群学生趋之若鹜。尤其在母校一中的讲演，产生了轰动效应。就如“天王” 歌手催生了一群“追星族”似的，他一时成了学生心中的“偶像”。然而，令众多女生羡慕、妒嫉的，也只能是走近这颗星的人，那只有老红军的女儿了。
大会进行中，突然，有个学生跳上主席台抢夺麦克风，说要揭穿大会的“保皇”阴谋，会场一时骚动起来。这时，台上一个头发梳得整齐，年过半百的人有些惶恐，他是大会的领导者，“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市长李言。他急忙请任传仲“救场”，因为，任传仲虽非中共市委的“领导”，但却是来自皇城的“钦差”，中央文革小组撒向全国各地的“炮手”，而且在学生中也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注：《良知的拷问——一个文革清华头头的心路历程》孙怒涛
（三）
记不清任传仲讲了什么，但几句话便平息了大会的波动。
大会通过“揭盖子”，抛出了市委的“三条黑线，一个总根”，即以蒋云吾为首的反革命文艺黑线，以王鹤为首的反革命公安政法黑线，以王坪为首的反革命工业交通黑线。“一条总根”，就是“一把手”宋克难。
最后宣布：将“牛鬼蛇神”游街示众。于是，摩托车开道，四十余辆汽车鱼贯驶出会场，在车上被挂着大牌子，按下头颅，接受群众夹道“欢迎”的有：
市委书记宋克难、副书记蒋云吾、孙建华；副市长赵曰学、宋志以及调离而又押回的段永杰（市长）、王坪（副书记）。
接着便是“四大金刚”：绸一厂党委书记曲仁清、汽车改装厂党委书记王扶毅、绢纺厂党委书记杨德斌、化学纤维厂书记钟山。
然后便是“五虎上将”：工业部长刘仲文、工会主席于志坚、计委主任张新华、经委主任魏兆寿、财贸部长李泽峰。此外，尾随其后的，便是各基层被揪出来的“当权派”。
七经街是小城一条主要的宽阔大道，如今已经显得狭窄不堪了。大道两旁早已拥挤着人群，并且，像洪水一样向街心漫延。所以，“防洪”的警察不停地呼喊和驱赶。终于，人们翘首以盼的车队出现了，人们骚动起来，不停地涌向车旁，骑在大人脖子上的小孩，快乐地喊叫：我看到啦！我看到啦——！有的人跟着汽车跑，为的是多看几眼。
街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语录歌曲，游行的队伍挥拳喊着口号，天地间充斥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在如此的喧嚣之下，人是很难安静下来的，何况，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
在这次盛大的节日之后，“游街”作为小城的一道风景，大街小巷时有发生。
文中提到被游斗的“四大金刚”之一钟山（1943年加入中共），一次游斗到家门口，年已古稀的母亲听到嘈杂声，走出家门，一看自己可怜的儿子，胸前挂着大牌子，就像村里土改斗地主一样。她听红卫兵说，儿子反对毛主席，便拖着一双小脚，颤抖着走到儿子面前，举起一只手朝儿子的脸上扇了一巴掌……
儿子流下了痛苦而委屈的眼泪。
刘仲文记载（《求索——我在丹东六十年》）：1965年10月，为欢送段永杰夫妇的合影。前排左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言、市委委员周力生（段永杰夫人）、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段永杰，市委第一书记宋克难、市委书记处书记王鹤。后排左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陶贵春、孙建华、市委常委刘仲文、市委书记处书记蒋云吾。
（四）
“九九炮轰大会”之后，宋克难被“停职反省”，从此，一蹶不振，“挨斗”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直至十余年后，幸而“解放”（注1）。而参与将宋克难炮轰下台的“左派”，也未能逃出浩劫。市长李言的外孙女褚晓白在回忆录（注2）中写到：
1966年秋天，无情的风暴猛烈袭击这位慈祥的老人，大字报、拳头、皮鞭雨点似的袭来，造反派把他从二楼扔下来，以至肋骨摔碎三根。
九九炮轰大会是小城文革的一个历史性拐点，由此，政府消失了，社会陷入了更加动荡和混乱。对于当年台上的人物，我很想知道任传仲的结局，也许，因为我是一中学生之故吧。
1967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三万余人的宣传队（工人、军人）开进了清华园。面对突如其来，声势浩大的队伍，团派司令蒯大富惊恐万状，以为遭到了反革命围剿。因而下令抵抗，于是，在作战部长任传仲的指挥下，宣传队有5人牺牲，数百人受伤，这便是“七二七流血事件”。
后来，随着蒯司令的被铺（1978），任传仲也锒铛入狱。蒯大富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由于，蒯是名人，所以，网上多有信息。而任传仲却不然了，所以，我最后打听到的只是：任传仲出狱不久便死去了。
但是，最令我内心感到震撼的是如下的一段文字：
任传仲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哭：“啊！——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有罪啊！——啊！——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有罪啊！……”
任传仲蓬头垢面，衣衫脏烂不堪，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眼前的场景又神圣又悲惨，真情真泪，魔鬼亦难重新造就此种复杂境界和荒诞。（注3）
注1：1979年3月1日丹东市委《为宋克难、宋志两同志平反的决定》。
注2：褚晓白《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功臣——缅怀我的舅爷丹东市长李言》
注3：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作于2020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