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称,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个大杂烩的清单,现在还要加上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杂烩,特点之一是杂。若要捋得清楚,至少要两步。一是,将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后面那些货色区分开。中共已将后者统称为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马克思学说,与列宁主义,也要区别开来,因为它们因为否定“不断革命”与否,实际已分道扬镳。列宁抛弃社会民主主义而另树一帜,这两个“主义”,已完全不同。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学说,或所谓“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所创,其发展过程中,对“不断革命”论的看法从赞同到否定,经历了变化。这一变化,当时的影响似乎不大,却使得该学说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难以继续发展,实际上已经终结。同时,也因为这一变化的不彻底,以及世界形势变化,“马克思主义”顺势而起,在东方社会大行其道,与西方分庭抗礼。如今,它俨然以马克思学说之正统自居,而批评者们,大多居然对此也都认同,轻易地将两者混为一谈,似乎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笔者常深为不安,觉得有必要作理论的说明。

一、马克思学说的状态

马克思学说本身,有所谓“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而它们各自的发展程度,大不相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其学说,从哲学研究开始。他们都曾是“青年黑格尔”分子。他们的哲学思想,发展得最为成熟,体现为辨证唯物主义,以及其社会应用,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基于其哲学思想,他们二人更深入研究经济学,而他们在革命风暴之后的所谓“退回书房”,即为其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的阶段。不过,两人中间主要是马克思在做此研究,恩格斯不得不去应付他家族的企业事务,以支持经常陷入经济困境的马克思,他撰写的一些政论文章之类,也多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表,作为马克思的稿费收入。

即使如此,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体系,以三卷《资本论》为代表,基本观念和体系框架已经完成,但他们二人视为更重要的研究展开的工作,即所谓“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却只是见于马克思留下的那些经济学手稿。恩格斯整理了其中一部分,编著完成了《资本论》第三卷,为“抽象”的阶段画了句点,即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它的手稿留给了考茨基,而他们的这位学生身为政党领导人,没有足够的精力做编著的工作。他总算编辑完成了《资本论》第四卷,而这一卷,题为“剩余价值理论”,意味着其理论论述正在进入到其主体阶段,而其展现却最为原始,缺乏著作的状态。这样,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或者可以说其实还只是一个半成品──马克思的经济学贡献是剩余价值理论,他系统论述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对它的运行及其规律正在展开论述,但这个过程因为他逝世而中断。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论述,是在他对人类社会经济三大形态的观念框架内展开。他的看法是,最初的形态是自然经济,第二大形态,是自然经济中产生的市场经济,它长期地匍匐于自然经济的羽翼之下。市场经济形态的特点,依马克思所述,在于“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而“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一形态,随着资本主义出现,市场经济从自然经济中脱颖而出,并开始显露出其全球化的趋势。《共产党宣言》中对它的最初表现,作了生动的论述。

马克思学说的政治学,即科学社会主义,同样以他们的哲学观念为基础,然而,从一开始,就遇到重大考验。总体而言,他们的基本观念没有动摇,但相应的理论论述还不够系统,因而相对于其它两个部分,状态更差。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不断革命”论纠缠不休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观念,依据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之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他们进入政治学领域,即受到欧洲革命形势影响,以及激进的法国人之影响,他们赞同了带有布朗基主义色彩的“不断革命”理论。这一态度看似顺理成章,却暗藏着巨大的危险。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阶级支持了资产阶级,而当工人阶级展现出它的独立性,即遭到资产阶级镇压,于是,工人阶级反抗,而激进的革命者,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马克思将其称为“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显示出赞同的态度:“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这有其现实性或合理性,但是,它与马克思学说的上述基本观念,却完全相悖。

这两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赞同了“不断革命”,他们为共产主义同盟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其中也透露出这一影响。不过,他们自己的基本观念,看来并没有动摇。

巴黎公社之际,50多岁的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写了宣言,即《法兰西内战》。这时,他的论述很现实,与“不断革命”拉开了距离:“‘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当然,诸如“旧的正在崩溃的”这样的修饰词,体现着某种乐观态度,与“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形成了对照。

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不断革命”论的否定较为明确。1895年,75岁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了一篇导言。他承认,在革命时期,他们以为自己看到了“少数人革命变成多数人革命的前景”,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他明确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

显然,恩格斯认定,“经济革命”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以他对“经济革命”的评价暗示了,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其长期发展的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明确否定“不断革命”,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化向前推进──要推翻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状况”须“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社会主义革命是“多数人的革命”,不是“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

马克思埋头于经济学研究,然而,他对巴黎公社的态度表明,他对现实政治仍保持着持续的观察和高度的热情,而否定“不断革命”所显露的矛盾,也在他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认为“新条件”要经过“漫长发展过程”才能出现并成熟,同时,他本能地展现出更为积极的革命姿态,认为工人“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

资本主义进入长期发展状态,“新条件”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成熟,这个过程,将持续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数百年。

同时,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在这个长期过程里,须保持“向前迈进”的姿态。

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中,工人保持“大步迈进”的姿态。这时他们的“主义”,并非共产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它是马克思学说影响或指导下的“主义”,意味着,工人政党引导着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推动民主政治或民主主义发展,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

那么,工人的“向前迈进”的姿态,就不是立即夺取政权,而是他们自身的成长。

工人们适应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要学习和运用不断发展变化的技术,要在机械化、自动化不断发展之际,越来越多地学会管理。他们这时越来越多地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他们的劳动不再限于生产操作,而越来越多地涉及生产管理,也会越来越多地涉及社会管理。技术的发展变化,会导致重复性、操作性劳动越来越多地为机器所取代,劳动的管理、调节的性质,劳动的创造性,将日益突出。劳动本身与时俱进,而工人作为管理者也会日趋成熟。

马克思在自己的手稿里这样论述,把生产过程的变化,劳动者的变化,作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失去合理性的依据。这将是长期的进化过程。

然而,工人政党在过程中不能袖手旁观,不能无所事事,它们应该尽可能快地成长,而其途径之一,或主要的途径,就是争取执政和执政实践。但是,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之中,工人政党执政,却不推翻资产阶级,那它们要做些什么,却是一大难题──这时,工人政党即使执政,也须适应市场经济,适应资本主义,特别是,它要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规则下的民主政治。

工人政党的政治战略与策略,一点儿也含糊不得。政党的政治实践,不可避免地以争取执政位具吸引力的目标。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仍具合理性的阶段里,它不能依“不断革命”而否定资本主义,它要适应社会的经济、政治现实。

这就需要与“不断革命”相对立的政治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他们的理论说明,还不是很系统,而具体到工人政党的理论观念和战略、策略思想,需要更多的具体论述和实践。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逝世,而工人运动适应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它尖锐地表现为:争取执政的工人政党,即使得到了执政机会,也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去做资产阶级政党所做的事情,而争取执政长期不能成功,则势必造成自身政治力量的涣散,甚至导致其社会基础萎缩。

于是,就出现了修正主义。伯恩施坦所谓“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应该说,恰恰透露出工人政党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阶段里生存、发展的带有灰暗色彩的心理状态。然而,他摆出了全面否定马克思学说的姿态,引发了斗争。

考茨基面对伯恩施坦这样有独立思想的党内同志,似乎留着些情面,强硬不起来,痛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老资格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然而,这一批判的出色表现,其实主要是在哲学方面,在政治方面,则难度很大,杰出的理论家也难有出色表现。

三、“历史顺序变化”与“马克思主义”

从马克思学说,到“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里,列宁的作用很独特。

列宁对马克思学说有很深的造诣。他在革命前夕,一面准备发动“革命”,一面潜心钻研,以《国家与革命》奠定了他的地位。他这部著作,系统论述了马克思学说的国家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学说对“国家消亡”的观念。

在列宁的视野中,“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已在迫近,然而,这两个现实的阶段,他在论述时有所区分,在实践中却混淆起来。于是“十月革命”成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社会里贸然发动的社会“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能不是一个极其漫长的现实阶段,而其中,“国家正在消亡”又“还没有完全消亡”这样一种状态,也是长期的状态。这样一来,社会民主主义被放弃,而共产主义远在天边还很遥远,国家主义乘虚而入,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考茨基、卢森堡,以及普列汉诺夫等人,反对列宁与托洛茨基联手发动的俄国“十月革命”,因为,俄国二月革命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而推翻临时政府,意味着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社会革命”。他们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将运用政权的力量在落后的俄国走向他们自己的专政。

他们持反对态度的依据,是马克思学说。它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运用经济手段来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他们运用政治手段,使用暴力,使用政权的力量,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而不是凭空制造这样的因素。

不过,考茨基身在“苦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欧国家,他认为,工业高度发达的经济条件使工人阶级“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他这样说,是有条件限制的,即专指发达国家。然而,他这样谈论社会革命,或许失之于轻率,因为此门一开,那些“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落后国家的革命者,也跃跃欲试,要在自己那里,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为自己创造新的世界──其实质,这是回到了“不断革命”。

列宁就是如此。他知道,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这些他过去的同志,依据的是马克思学说,但他认为他们墨守成规,囿于书本上的理论。于是他声称,他的“主义”是所谓“革命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个“主义”,其内涵或内容并不清楚,唯一清楚的是,它可以突破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

在列宁领导下,工人政党走出了从社会民主党变为共产党的一步。用列宁的话说,这是脱下旧的脏衣服,换上一件干净衣服,但其实质,是把“不断革命”──当然,列宁是通过托洛茨基──弄了回来。考茨基的一本批评列宁的小册子,标题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然而,他缺少恩格斯那样的威望和理论力量,很难在政治上成功。

普列汉诺夫批评列宁时,他曾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使列宁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这里,“应该等待”的话,与马克思所谓工人“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相比,未免太消极了。不过,他的道理合乎马克思学说。这个道理,用考茨基的话来说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我们不能举行这个革命,正象我们的敌人不能阻止这个革命一样。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举行或准备革命。”

这些话,说得很有分寸。

首先,社会主义革命,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或者说,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旧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要有“胎儿”孕育出来,才能有社会革命。

其次,仅有“胎儿”还不够,它要发育到一定程度,成熟到可以出世,而社会也在准备迎接这个“胎儿”,也就是,出现了革命的形势。考茨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是,他们可以在革命形势出现之际,率领工人参与革命,完成革命,但他们不会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时候“举行”或发动革命,正如敌人不能在革命形势面前阻止革命一样。

俄国出现革命形势,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临时政府尽管内忧外患,面临危机,这时候,需要的是同舟共济,而列宁认为危机即为革命形势,于是发动“十月革命”,粗暴排斥其它社会主义党派,单独夺取政权。

这是仿佛向着同一方向,再多走了一步。这一步,却非同小可。

但是,这样的“革命”,国家主义要与其相得益彰,需要有一点儿创意。

列宁展现了他的创意。夺取政权之后,面对批评,列宁在评苏汉诺夫的札记文章《论我国革命》里反驳说,“通常的历史顺序”可以变化,可以先为工商业文明文明创造前提,建立工农政权,再建设工商业文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当时警告布尔什维克,不可以玩花样,不可以耍聪明,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

他这样说,站在他的角度,大体上可以自圆其说,特别是,他同意批评者关于文明的看法,表现出正视工商业文明的态度,并且他力主实行“新经济政策”,确实有正视市场经济的实践意义。先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曾认为,“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民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尖锐分歧,表现对马克思学说的背离,然而在最基本的理论方面,还是保持住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底线。”

但是,这样的认识,理论上或许并无大错,然而在现实政治中,却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建设一种文明,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数百年的时间,其过程之曲折,或许可以预料,却也难以预料,而在此期间,建设工商业文明是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而保持工农政权,则是另外一回事──现实政治中,保持政权将越来越成为至关重要之事,大多数的共产党人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失去政权就意味着“革命”失败,不能执政就永世不得翻身,甚至“千百万人头落地”之类,那么,他们就要谋求永久执政,而其代价,则是走向背离民主之途,为自己的绝对权力而持续奋斗。

顺序颠倒过来,其合理性在于,共产党人对于建设工商业文明,有了一定的共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他们的多数人,对马克思学说其实一知半解,眼中尽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对于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够“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头脑里几乎缺乏概念。

列宁艰苦地做他的“最后的斗争”,他的“通常的历史顺序”变化有其合理性,然而,它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危险──保持政权,并使其发展为专政,渐渐地凌驾于发展工商业文明之上。它先前是作为手段,后来就渐渐地成为了目的本身,发展市场经济反而要作为共产党政权下的改革开放,才获得新的动能。

列宁生长在沙皇专制时代,对专制、专政,有切身体验。他带领着布尔什维克,领导着政府,清醒地看到,共产党专政在这个有着长期专制历史的国家里在自发成长,他感到了出自本能的恐惧。可以说,他为共产党专政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也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作“最后的斗争”,试图挽回局面,甚至谋求撤换在他眼中“过于粗暴”的斯大林。他承认,“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光彩的──我应当怎么说呢?──帽子,加到它的头上。”他甚至坦言,“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我们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
这样说来说去,道理上说得通,但现实政治的逻辑难以否认:保护国家带着“政治正确”的光环,而保护工人免受国家侵犯,谈何容易。可以认为,列宁的这些话其实透露出,面对共产党的专政,面对国家主义支配一切的前景,他本能地感到了深深的无奈。

四、假的就是假的

马克思学说发源于欧洲,它对“不断革命”的否定未能充分展开,未能完善科学社会主义,遭遇到修正主义的批评,而“不断革命”要恢复生机,再较发达的欧洲终究有限。

问题是,市场经济有其全球化的自然趋势,这时的政治发展,也相应地形成了其全球化规律,而这就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的机会。

在俄国、中国这样的“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仍然习惯于“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社会里,革命成功固然艰难,而纵然付出巨大牺牲而夺取了政权,也就立即面临重大抉择:发展民主政治,还是谋求永久执政?

其实,共产党人对此早就心里有数,而且越是在“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所谓落后国家里,共产党越是对此有坚定的信念──打天下,坐天下。

不过,共产党也有还算认真的时候。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总书记胡耀邦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里这样说,“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化的说法:“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否产生出“新社会因素”,它是否“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社会主义是否具备了经济的必然性,是否已经是旧社会所孕育的“胎儿”,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简单化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能成功”的问题。

即使如此,已经算是够难为中国共产党人了。翻翻它建党初期以来的几个版本的党纲,可以说,它念兹在兹的,是以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社会主义的经济成熟程度之类复杂过程,不在它的视野之内──习近平喜欢做梦,喜欢“不忘初心”,还真是心有灵犀。

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社会里,孕育出新社会的“胎儿”,这时,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成功;即使它遭遇政治上的失败,此后还是很有可能成功。但是,在资本主义只经过萌芽状态或初期甚至中期发展的社会里,就不是这样。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主义者即使付出巨大牺牲取得军事的政治的胜利,建立了政权,也还是不可避免地面临市场经济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现实趋势与需要;而这里的危险是,他们会屈从于国家主义,为保持自己的政权,无视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无视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

渐渐地,他们蜕变为专制主义者,为永久执政而敌视市场经济,敌视民主,敌视马克思学说──代之以他们编造出的各种自己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撕下所有伪装,敌视民众。而他们对待市场经济,态度的确会改变──列宁时代的改变尚有其进步意义,到后来,这种进步意义会大为减少,因为此时,国家主义已经在支配着共产党人,他们不会拥抱自由资本主义,他们喜欢的是权贵资本主义。

人们看到,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走在这条路上,无一例外。

“马克思主义”,因为世界在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平衡地发展,它得到了机会,粗暴地背离社会民主主义而步入歧途。无论它展现为“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乃至习近平思想,诸如此类,都只是适应共产党专政的各种国家主义版本而已。

中国共产党正在操办它的百年党庆,党魁习近平还煞有介事地指挥开展所谓全民“四史”宣传教育,宣传中共的所谓“伟大光荣正确”,所谓“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似乎这样就能洗白它的错误和罪行。

这个史,那个史,无情的史实摆在世人面前: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经过近四十年战乱,新政权稳定下来,出现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数年之间,居然就生长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来。它不是“脱胎于”资本主义之母体,天晓得是从哪个石头缝,或哪支“试管”里,鼓捣出来这么一个怪胎。

就算是“社会主义”吧,却经过了四十多年,直到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世界市场对中国开放,才终于崛起。中共又开始唱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调子,竭力将崛起之功归于它一党专政的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崛起也好,“复兴”也罢,都与“社会主义”或“中国模式”没有什么关系,而它长期阻碍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仍不放弃它的垄断、控制以及各种干扰,“国进民退”、“顶层设计”为标志的新版计划经济愈益强劲,一直都是崛起与“复兴”的系统性障碍。

中国共产党建政已七十多年,“伟大复兴”仍在梦境之中,它的“社会主义”之步履蹒跚,只是在与权贵资本主义成为好朋友之后,才有了些强悍的底气。这不由得提醒人们,上个世纪之初,基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与东方社会的“社会主义”,几乎同时出现,从两个方向,发起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攻击。前者的崩溃,只不过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似乎正在显现更强大的反西方的势头──反西方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它是基于它的国家主义,根本看不见未来社会“新条件”的影子,而且极其敌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纳粹之国家社会主义,是前车之鉴,还是未竞之业,考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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