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八九·六四”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最大的导火线是当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含冤逝世，引起许多知识分子、广大学生的同情和怀念，于是自发地走上街头，悼念这位中共开明的领导人，继后悼念活动演变成北京学潮，学生们向当局提出了七项诉求，主要内容是“争取民主、新闻自由、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反官倒、反腐败、官员财产公开”。但中共当局却指控学潮是动乱，最后悍然出动野战军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六四”镇压以后，中共对整个事件作了总结，认定八九民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反革命暴乱，颠覆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被撤职。中共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对学生们提出的民主诉求一律视作洪水猛兽，但以中共定论与学生们诉求作拆解，居然发现两者虽然分歧巨大，南辕北辙，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腐败。尽管中共如何诋毁学运是制造动乱，却始终不敢否定反腐败这个要求，而且在镇压以后对反腐败是作出回应，可见反腐败在三十多年前已是中共绕不过的一道坎。那么中共“六四” 以来的反腐成绩单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总是苍蝇打不尽，小虎变大老虎 ，本文将为读者们作探讨。
当年“八九·六四”所谓“平乱”以后，中共除了拿掉改革派，逮捕民运人士，重点防范和平演变之外，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也引起高度重视 。《邓小平文选》记载了邓小平在 1989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6 日对于党内的腐败现象有这样的讲话：“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邓小平发话后，中共高层有所行动，在 1989 年 7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文件内容共七条，对于各种贪污腐败，滥权作为作出规定和禁止，主要内容是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重点查处大案要案。
由此可证实当时中共自己也知道党内确实有腐败现象的存在，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中共不得不对反腐动了“真格”，下了“决心”，（因为中共从当年至今的反腐并不是真心的反腐败，没有从体制上着手解决腐败问题，也没有真正触及自己的利益集团和对高干子女下手，薄熙来是自我暴露的，非因腐败下台）也着重回应了人们对反腐败的愿望，只不过用群众关心的事来掩盖“六四”时学生们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诉求罢了。从那时开始，“八九·六四”以后的三十多年间，反腐败就成为了中共执政的一个主旋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更将反腐败推上高潮，那么我们就以中共官方历年公布反腐成绩单的内容运用对比、归类、总结、评论等形式作剖析，看看中共反腐的承诺有没有落实，又是如何向人民作交代。
在中央下定决心要坚决惩治腐败，带头廉洁奉公的倡导下，一场人民期待已久的“廉政风暴”席卷全国， 1989 年 10 月 2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检察机关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情况的报告》 ，温故而知新，从该报告我们可了解到当年中共查处官员贪腐的情况，其主要内容有这些：
据检察系统统计，从 8 月 15 日至 10 月 20 日，全国已有 18030 名犯罪分子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其中有县处级干部 401 人，司局级干部 14 人。自首人员交代犯罪金额在万元以上的有 3963 人，其中，1 万元以上不满 5 万元的有 3299 人，5 万元以上不满 10 万元的有 372 人，10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的有 272 人，5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有 12 人，100 万元以上的有 6 人。自首人员交代犯罪金额 18205 万元，退出赃款赃物计人民币 10197 万元。
检察机关受理的犯罪分子自首、坦白的大案、要案有：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审计员吴继驯，自首交代贪污公款 31 万多元的犯罪事实；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信用社会计邓仕涛，贪污公款 22.6 万元；云南省陆良县县长柳竹林，交代其受贿人民币 1.6 万元和冰箱、彩电各 1 台；中国农业银行浙江永嘉县分行唐先分理处记账员应健成，自首交代其挪用公款 44 万元；福建省长乐县农行潭头营业所助理会计林逸，贪污公款24万元。
据统计，今年 1 至 9 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的万元以上贪污、受贿大案 5894 件。已立案查处的县以上干部贪污、贿赂案 496 件，其中司局级干部有 25 名，省部级干部 1 名，即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受贿 1.5 万元案。今年以来检察机关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了一批大案，要案。其中有：黑龙江省石化系统 5 名厅局级干部贪污，受贿案，金额达 8 .1 万元；辽宁省辽河石油勘探局总调度室副总调度长邱智新伙同他人受贿案，金额达 14.6 万元；辽宁省辽阳纺织厂厂长熊家庆和该厂经销处销售计划员常杰特大受贿案，金额达 20 万元。
刘复之还提出“不能光抓小耗子，要抓小老虎”（表明当年还没有大老虎出现吧）。在 1989 年 8 月 18 日中国第一个反贪局在广东成立。
这是“六四”后中共的第一波反腐行动，之后的许多年检察长都再没有在全国人大以反腐工作专题作报告了，是否说明中共反腐工作已取得成果，在党内得到有效压止呢？现实证明答案是相反的，“八九·六四”镇压以后恰恰成了中共全面腐败的触发点和加速器，在当时惩治腐败回应了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后，迎来了苏东波巨变，使已退休的邓小平不得不通过南巡强行令中央的工作重心从反腐败、反和平演变转为开放市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这样腐败现象在市场经济的风潮中又卷土重来，所以在江泽民、胡锦涛年代党内腐败现象已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到 2012 年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后，新一波反腐风暴又声势浩大地刮起了，于是时隔 24 年后，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再次就反贪污贿赂工作向全国人大进行报告，报告中披露：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8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151350 件 198781 人，提起公诉 167514 人。人民法院判决有罪 148931 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 377 亿元。
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 13368 人，其中厅局级 1029 人、省部级以上 32 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 100 万元、挪用公款 1000 万元以上案件 4834 件。不断加大对贿赂犯罪的查办力度，立案侦查利用职权索贿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 65629 人，故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嫌疑人 23246 人。2008年至 2012 年查处的受贿、行贿犯罪人数比前五年分别上升 19.5%和 60.4%。
从这两份前后 24 年的反腐报告对比，中共的反腐根本对腐败分子毫无威慑力，受贿案件、立案人数、涉案金额都是急剧上升，报告中所谓不断加大对贿赂犯罪的查办力度，可是你总是追不上整个官僚系统全面腐败的速度，说明中共的腐败现象有增无减，下面我们再看中共这三十年来另一张反腐成绩单，附表：
1990 年至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所作工作报告中“关于惩治腐败犯罪”内容的具体统计数据
| 年度 | 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 | 审结，判处人数 | 报告所提到的腐败分子 | 被告人职务级别统计 |
| 1990 | （一）16270 件，比上年上升 33.79%
（二）在“通告”规定的限期内审结案件8250 件 |
（一）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人12896人，比上年上升31.16%
（二）在“通告”规定的限期内判处 12461 人，其中适用“自首坦白通告”从宽判处的 3715 人，从严判处的 1595 人 |
司局级干部 12 人，县处级干部139人 | |
| 1991 | 24330 件，比上年上升
47.44% |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人 121053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缓）的，占给予刑事处分人数的 33.91%，比上年增加 3.32% | 处级干部 147 人，司局级干部 8 人 | |
| 1992 | 28466 件 | 20670 人 | 原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贪污公款索贿总达人民币141 万余元；原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收受贿赂现金和物品共折合人民币 180 万余元，均被判死刑 | |
| 1993 | 五年来共审结案件101831 件 | 五年共判决 77547 人，五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犯罪数额在万元以上的25602 人，其中 10 万元以上不满50 万元的 1003 人，5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 54 人，100 万元以上的 31 人，犯罪数额最大的达 313万元 | 县处级以上干部 638 人，其中司局级干部 38 人省部级干部4人 | |
| 1994 | 27323 件 | 22106 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 6863 人，比上年上升 7.17% | ||
| 1995 | 审结万元以上的案件9465 件，比上年上升73.93%，犯罪金额在30 万元以上的案件347 件，在 100 万元至1000 万元之间的案件72 件，1000 万元以上的案件4件 | 对贵州省计委原副主任，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闫健宏个人和伙同他人贪污 220 万元，挪用公款 240 万元，投机倒把获利 40 万元，受贿 2 万元一案，被判处死刑，对贵州省公安厅原厅长郭政民受贿 17 万元一案，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 副部级干部 1 人司局级干部28 人，县处级干部 202 人 | |
| 1996 | 审结万元以上经济犯罪案件 14402 件，比上年上升 15.92%，其中 100 万元以上的案件 296 件，上升 71.1% | 审理建国以来受贿金额最大的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原处长王建业受贿案，王建业共受贿人民币 450 余万元，美元 75 万元，被判死刑 | 已审结被定罪判刑的司局级干部 35 人县处级干部 396 人 | |
| 1997 | 审结万元以上案件15827 件，比去年上升9.89%，其中 100 万元以上不满 1000 万元397 件，上升 60.73%，1000 万元以上案件 59件，上升 20.41% | 65424 人，比去年上升 4.38% | 判处县处级以上干部 408人，其中省部级 1 人，司局级 43 人县处级 364 人 | |
| 1998 | 五年来判处犯罪分子 158806 人，其中 1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3448 人，100 万元以上 174 人，犯罪数额最大的达 2100 万元 | 共判处县处级以上干部 1610人，其中司局级 171 人，省部级6人 | ||
| 1999 | 18468 件 | 15670 人 | 指控省部级领导职务陈希同，姜殿武，辛业江 3 人 | 地厅级干部 54 人，县处级干部434人 |
| 2000 | 15748 人 | 省部级干部 2 人，地厅级干部 65 人，县处级干部 367 人 | ||
| 2001 | 17931 人 | 对成克杰、胡长清，以及贪污挪用公款 5，095 万元的周长青，贪污公款 7，272 万元的许杰、杜建生等犯罪分子，依法核准死刑 | 省部级公务人员 3 人，地厅级公务人员 52 人，县处级公务人员 350 人 | |
| 2002 | 20120 人 | 省部级公务人员 5 人，地厅级 89 人，县处级 419 人 | ||
| 2003 | 五年来共判处 83308 人 | 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 2662人，比五年前上升 65% | ||
| 2004 | 22986 件 | 判处县处级国家工作人员
458 人，地厅级 73 人，省部 级 6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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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 24184 件上升 5.12% | 判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772 人，其中省部级
6 人，地厅级 98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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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 24277 件 | 判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1932 人，其中省部级
6 人，地厅级 178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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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 23733 件 | 判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 825 人，地厅级 92 人，省部级9人 | ||
| 2008 | 过去五年共审结 12 万 | |||
| 件，同比上升 12.15% | ||||
| 2009 | 55959 件，同比上升11.66% | |||
| 2010 | 25912 件同比上升
0.1% |
26226 人同比上升 2.0% | ||
| 2011 | 27751 件同比上升7.10% | 28652 人同比上升 9.25% | ||
| 2012 | 2.7 万件 | 2.9 万人 | ||
| 2013 | 过去五年共审结 13.8万件 | 过去五年共判处 14.3 万人 | ||
| 2014 | 2.9 万件 | 3.1 万人 | 审结薄熙来，刘志军腐败大案 |
这是中共官方公布的反腐数据，从当年“八九·六四”后刘复之到 2013 年曹建明的反腐报告，以及高院这三十二年的报告中对腐败犯罪的通报，透过以上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作解读，就能清楚明白当年中共“六四”以后信誓旦旦向人民表示要清除党内腐败现象是否兑现了，铁的事实将这二三十年中共越反越腐的真面目呈现在国人面前：
1，报告中审结的贪污、贿赂案件和判决的腐败分子没有出现过减少或下降的字眼，只有上升、增加的用词出现，年年反腐，而腐败现象却层出不穷，有增无减。我们看一组数据，是报告中每五年总结判处腐败犯罪分子的统计，只有 2003 年是同比下降的（肖扬的报告没有提到下降）:
1993 年五年共判处 77547 人→1998 年五年共判处 158806 人（翻了一倍）→2003 年五年共判处83308 人（下降近一倍，但这五年正是江泽民主政以腐败换稳定，闷声发大财最疯狂的时期，也是中共反腐最松懈的时期，下降并不能证明反腐有成果，肖扬当年的报告反腐内容较简略，也没有提到数据下降了）→2013 年五年共判处 14.3 万人（数字又上来了）→2018 年五年共判处 26.3 万人（又差不多翻倍了）。所以当习近平上台，王岐山主政中纪委掀起一场中共历来最强力的反腐运动，在 2012 年至 2017 年间这几年反腐高潮的数据是创新高的，之后 2019 年 2021 年 的数据又都与报告中常年的差不多，说明一场运动式过后并没有将党内的腐败现象压止住，腐败依旧保持高位，何来中共吹嘘的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态势？
2，报告中对犯罪数额的描述也可看到中共这三十多年的腐败现象不但有增无减，而且还与时俱进，节节上升，从“六四”后八十年代末期公布的贪腐数额 1 万元以上不满 5 万元起步，到 100 万元以上有 6 人→1993 年100 万元以上有 31 人，犯罪数额最大达 313 万元→1998 年 100 万元以上有 174 人 ，犯罪数额最大的达 2100 万元。以后的历年报告就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了，一定是贪腐数额太惊人吧，十八大以后上亿元的案例已比比皆是了。
3，将报告中所点名的腐败分子具体受贿的数额 ，一一列出来，看看中共官员这三十年来是如何屡创受贿贪腐高峰：
1989 年，县长柳竹林 1.6 万元和彩电、冰箱各一台；新疆自治区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 1.5 万元（当时列为大案）→1992 年，原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 141 万余元；原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 180 万余元→1995 年，贵州省公安厅原厅长郭政民 17 万元→1996 年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原处长王建业 450 余万元，美元 75 万元（当时列为建国以来受贿金额最大的案件）→1999 年，原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主要犯玩忽职守罪（略）；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殿武 17 万元；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业江 19.3 万元，海药公司股票 73 股→2001 年，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 4109 万余元；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 544 万余元，巨额财产 161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2014 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2179 万余元，贪污公款 500 万元；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6460 万余元→2015 年，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 3558 万余元；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1095 万余元→2018 年，原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1.29 亿余元；原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由军事法院审理，没有公布受贿金额，只公布郭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 7708 万余元；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 1.1 亿余元；原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 2.46 亿余元→2019 年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1.7 亿余元→2021 年 ，原陕西省省委书记赵永正 7.17亿余元；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 17.88 亿余元，另贪污公款 2513 万余元。
这就是中共向大众公布的反腐奇观，从 1989 年“六四”之后出台的《反腐工作报告》到 2018 年赖小民被查处不到三十年的光景，查处的受贿金额不断刷新纪录。跟大家算一算，当初一个小县长到一个自治区副主席贪腐不够 2 万元起步至赵永正的 7.17 亿到赖小民的 17.88 亿，增长了 11.175 万倍，各位，看到这个答案太震撼吧！
这样惊人的腐败大飞跃，试问地球哪个执政党可匹敌？可惜中共这个惊爆的个人贪腐金额增长数据被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认证官遗忘。为了让读者们更清楚中共腐败透顶的事实，我们再以一个著名的案子作对比：1983 年初，广东省海丰县原县委书记王仲，因犯贪污缉私物资罪和受贿罪被判死刑，该案被誉为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而轰动全国，王仲贪污、受贿总金额为 6.9749 万元，这个在当时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 100年的工资收入。又以今时赖小民贪腐 17.88 亿与三十多年前王仲贪腐 6.9749 万元对比，增长了 25635 倍，如果以现在一个科级干部每年 20 万元的年薪计算，赖小民的贪腐总金额相当于科级干部 8940 年的工资收入，前者是一百年总收入能相抵王仲的贪污总金额，后者则要接近九千年才能相抵赖小民的巨额贪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以李克强总理去年在回答记者问题时称“中国人均年收入是 3 万元人民币，但有 6 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 1000”的这个数据来计算，就更加不可想象了，想必是一个腐败世界纪录的诞生了。现在中共官员的腐败程度，跟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腐败相比，简直是天文数字了，那时的腐败分子，以今天的眼光看，几乎都可算得上是清官了，现实就是这样滑稽，当年中共誓愿要反腐败反官倒，结果现状是更腐败更官倒。
另外，赖小民的巨额贪腐还不是最高的，据《中国纪检监察报》今年 2 月 27 日报道：中纪委披露了“内蒙古反腐败斗争史上迄今第一大案”——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李建平，把下属企业当成自己的“钱袋子”和“提款机”，还侵吞国有资产，违规进人 862 人，涉案金额高达 30 亿余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远高于以上的赖小民和赵永正的涉案金额之和，中共官员的贪腐可为“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可以预见，今后一定有贪官打破这个贪腐记录，逍遥法外的大蛀虫还多得很。
我们知道中共这三十多年总是拿 GDP 不断增长的经济数据来炫耀政绩，中国 GDP 由 1989 年的不到 1.72 万亿元人民币（具体为 17179.7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90.03 万亿元，增长了 51.4 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近三十年来中共官员贪污受贿金额增长为 11.175 万倍与 GDP 增长为 51.4 倍相比较，可为土丘见泰山，中共这个彪炳的腐败成就，没有在“七·一”百年大庆中向全民昭示，真是党的重大损失。发掘出中共这个腐败骄人的业绩，这样触目惊心的数据，令大家对中共反腐还充满信心吗？
由此我们重新体会到当年“六四”时学生和广大市民提出的“争取民主、反腐败、官员财产公开”等诉求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及时、多么的远见，哪来的动乱、颠覆？实际是善意地帮助中共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因为当时人们已发现腐败现象与经济发展形影相随，但是还是处于萌发状态，只在少数官员中发生，没有形成整体的、深层的和系统的腐败，所以如果中共能回应学生们的诉求，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舆论监督，成立反贪污腐败独立机构，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等，一定会把刚刚冒起的腐败现象压止下去，反腐倡廉会令整个社会风清气正，绝不会形成今天十官九贪的局面。可惜以邓小平为首中共保守集团，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坚持独裁统治，竟然出动军队血腥镇压反对腐败的学生，制造震惊中外的“八九·六四”事件。当“六四”屠杀过后，中共当局为了掩抹罪恶的血迹，做了一个反腐的假动作，转身就引领全民“一切向钱看”，于是九十年代在官场掀起一股贪腐逐利的狂潮，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成为各级官员追逐的目标，这样全党腐败由此而生，也标志是中共邓小平改革开放年代产生大腐败的起点。因此，“六四”镇压的后果就是关闭了政治改革的大门，却启开了中共官僚全面疯狂腐败的大门。
在中共以上每年的反腐成绩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共腐败的全景图：从小耗子到满目苍蝇，从小老虎到大老虎甚至巨虎，职务级别一个比一个大，形成中国官员腐败的大满贯：从小小的村官到科级、处级、部级以及各地省、地、市官员至正国级的周永康；腐败涉及的部门有政法委、军队、司法、公安、宣传、财政、金融、国企、政协、林业、文教卫，纪委等等多个部门，在官方的反腐报道，找不到哪一级官员，哪一个领域不出现腐败分子，就连所谓清水衙门的环保局官员，也利用环评监测、验收等手段，从中收受企业贿赂。可见当今官场已是全方位的系统性腐败，不像毛时代那种走后门、损公肥私、特殊待遇的小打小闹问题：也不是改革开放之初八十年代那种沿海走私、倒卖批文，收受彩电、冰箱，极少数贪腐几十万或上百万的问题；而是贪腐数额惊人地达到过千万甚至数亿元的问题。确实，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现在非法所得一般都超过千万，几百万元的腐败分子已基本绝迹了，而且越是级别不高的官员，腐败起来似乎越没底线，小官巨贪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报道正厅级贪官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原书记徐长元，坐拥 2714 套房，总面积达 43.3 万平方米；原西安市常委，市直机关工委书记杨殿钟，私藏有黄金 558.94 斤。
下面为大家列举几件令人喷饭的中共官员腐败奇葩：
1，在 2013 年 9 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河北，全程参加并指导了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在会议上，13 名常委悉数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然而数年以后，竟有 6 个人因贪腐而落马，倒台的有：原省委书记周本顺（贪腐 4001 万余元）、原常务副省长杨崇勇（贪腐 2.06 亿余元）、原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贪腐 1.4 亿余元）、原组织部长梁滨（贪腐 557 万余元）、原政法委书记张越（贪腐 1.5 亿元元）、原宣传部长艾文礼（贪腐 6478 万余元），同一届省委常委有 6 个腐败分子，这说明中共官员的腐败状况是全局性、系统性的，也有的是家族式、链条式、窝案式或塌方式的。原来这个当年著名的民主生活会他们在总书记面前的并没有坦承问题，而是相互包庇腐败行为，这岂不是在当众戏耍总书记？因为习总书记对生活会的评价是：“红红脸，出出汗”，确实当总书记过后知道这些贪官的模样，就是如此的表情吧！
2，被称为“中国第一大金融腐败案”的原华融资产管理董事长赖小民，在他家里搜出 2.7 亿现金，在藏赃款的房子里形成一道道壮观的现金墙，重量是 3 吨。这个数字刷新了原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 2.3 亿的记录，清点时当场烧坏 4 台点钞机。赖小民还被指有 100 多套房、100 多个关系人、100 多个情妇，有关部门查明，赖小民通过华融置业等子公司，在广东省珠海市开发了某地产项目，共 120 套房，其中 100 套房通过假摇号，分给了他的前妻及诸多情妇，所以被人戏称为在同一个小区，所有的孩子都喊他爸爸。这就是中共贪官淫乱狗血剧情。
3，广东茂名纪委对外通报称，化州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反贪局原局长郭志玲，利用举报信敲诈当地官员，作为一名反贪局长，她经常研究的是化州市各单位“一把手”的“含金量”，每当反贪局收到有群众对化州各单位“一把手”的信访举报，她的神经中枢都会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好几天。手中的举报信就是郭志玲生财的敲门砖，她先把当事人“请”到反贪局，再让当事人家属“急”起来。“火候”到了，郭志玲就会通过中间人找当事人家属谈判，根据当事人职位的含金量高低谈好价钱，之后，当事人必须按照郭志玲设计的付钱流程将钱送出去，收钱之后就会让反贪局放人了事。一个反贪局长居然能依靠反贪发财，你说这贪污腐败还怎么反？而且还玩得如此专业，中共贪官的水平是超班的。
4，三湘第一女巨贪，看守所里也风流。据《检察日报》前几年披露，因贪钱财又贪色而落马的女贪官湖南省建工集团原副总经理蒋艳萍，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曾放言称：“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了”，她仅用 10 年的时间，从一个仓库保管员升至副厅级的湖南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副总经理，贪污敛财达 1000 多万元人民币，她主要依靠的两大绝招是：送钱送礼，猖狂行贿；出卖肉体，想方设法傍住那些手握重权而贪财好色的高官。出身普通的她不但用身体拉 40 多个官员下马，而且她被判死刑待核批期间，竟然连监狱长也因受她勾引跟她上床，结果把她搞大肚从而获“免予死刑”，这件案件当时引起轰动。
5，人们通常知道贪官们收受钱财、金条、别墅、情妇等已不稀奇了，看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贪腐 1.53亿余元）的判决书，其中一项是王保安竟受贿的是两个儿子，都是代孕的。腐败到这样的高度，真是令人无话可说了。判决书披露：2013 年到 2015 年期间，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曾多次到山东潍坊做一件隐秘之事——取精，他想要儿子，有人花了 340 多万找人帮他人工代孕。出这笔钱的人叫关成善，他是一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王的违规帮助下，关成善就成功申报了 1.8 亿元的巨额国家补贴。作为回报，关成善在网上找了两家中介帮王保安生儿子，弥补了王口中的“遗憾”。2015 年，大儿子出生，52 岁的王保安已经当上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世事难料，2016 年，小儿子出生刚一周，王保安被通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6，浙江殡仪馆主任受贿购劣质柴油火化尸体：中共浙江省纪监委公布一宗贪腐案件，主角是乐清市殡仪馆原主任郑旭强，他让自己的“铁杆兄弟”卢某某承包殡仪馆的火化柴油业务，并收受好处费，然后任由卢某某在采购柴油量上造假，以及渗杂劣质柴油。采购劣质柴油火化尸体，这样也能贪！可见中共官员腐败程度已经没有底线了，总之凡是党控制的东西都能贪。
还有军队也是腐败的重灾区，“八九·六四”前军队还是一遍廉洁的净土，很少传出腐败现象，但踏入九十年代，在拜金主义的风潮下，军队内部的腐败现象就急剧扩散了，中共军队与其说是一个作战部队，不如说是一个企业，军方拥有工厂、医院、房地产、酒店等所有这些都是贪污的机会。中共军队由于是封闭的独立组织，外界更难以知道其内部情况，所以其贪腐的程度也远远高于地方的党政机关。特别是徐才厚、郭伯雄主持军委时期，军队腐败现象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十八大以来，据统计军队反腐呈“2+8+160+18000”的大势，就是 2 名副主席、8 名上将、160 名中将少将和 18000 名校级军官落马，这样的军队高层群体性腐烂，完全超乎局外人的想象能力。这些“军老虎”分布广泛，涉及中央军委、四总部、陆海空三军（七大军区机关）、二炮、武警，以及多个军事院校。在军队系统中，获得高级职位的标准不取决于你的能力，而是你能陶多少钱，不只是军队高层，贪腐现象也蔓延到第一线军队中，军纪紊乱，贿赂横行更是有目共睹，在军中升官，包括司令、军长、团长、营长和连长等职都有一定的“行情”，甚至二等功、三等功之类的荣誉，也全都可以用钱买到。军队从当兵、提干到转业，到边防部队走私军火、走私产品和守护矿山、守护森林的处处可见腐败。军队腐败当然不只是军官腐败，军工企业也是如此，在去年中印冲突中，军车车身被击穿，导致士兵死亡，军方控告，传出军车腐败案，致使东风集团两高层落马，原因是东风集团制造的军用越野车“东风猛士”涉嫌用低价钢代替高质钢，层层收回扣，层层分赃。中共如此腐败的军队，已成烂泥一团，毫无战斗力。怪不得在 2013 年 1 月，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把中共解放军列为腐败“高风险级”，因而中共军队腐败堪称世界任何军队之最。
下面我们继续看另一张成绩单：
两岸三地分别是中国、香港、台湾国际清廉指数历年的得分和排名对比表
| 年度 | 评比国家和地区数 | 中国 | 香港 | 台湾 | |||
| 得分 | 排名 | 得分 | 排名 | 得分 | 排名 | ||
| 2020 | 180 | 42 | 78 | 77 | 11 | 65 | 28 |
| 2019 | 180 | 41 | 80 | 76 | 16 | 65 | 26 |
| 2018 | 180 | 39 | 87 | 76 | 14 | 63 | 31 |
| 2017 | 180 | 41 | 77 | 77 | 13 | 63 | 29 |
| 2016 | 176 | 40 | 79 | 77 | 15 | 61 | 31 |
| 2015 | 168 | 37 | 83 | 75 | 18 | 62 | 30 |
| 2014 | 175 | 36 | 100 | 74 | 17 | 61 | 35 |
| 2013 | 177 | 40 | 80 | 75 | 15 | 61 | 36 |
| 2012 | 176 | 39 | 80 | 77 | 11 | 61 | 37 |
| 2011 | 183 | 3.6 | 75 | 8.4 | 12 | 6.1 | 32 |
| 2010 | 178 | 3.5 | 78 | 8.4 | 13 | 5.8 | 33 |
| 2009 | 180 | 3.6 | 79 | 8.2 | 12 | 5.6 | 37 |
| 2008 | 180 | 3.6 | 72 | 8.1 | 12 | 5.7 | 39 |
| 2007 | 179 | 3.5 | 72 | 8.3 | 14 | 5.7 | 34 |
| 2006 | 163 | 3.3 | 70 | 8.3 | 15 | 5.9 | 34 |
| 2005 | 158 | 3.2 | 78 | 8.3 | 15 | 5.9 | 34 |
| 2004 | 145 | 3.4 | 71 | 8.0 | 16 | 5.6 | 35 |
| 2003 | 133 | 3.4 | 66 | 8.0 | 14 | 5.7 | 30 |
| 2002 | 102 | 3.5 | 59 | 8.2 | 14 | 5.6 | 29 |
| 2001 | 91 | 3.5 | 57 | 7.9 | 14 | 5.9 | 27 |
| 2000 | 90 | 3.1 | 63 | 7.7 | 15 | 5.5 | 28 |
| 1999 | 99 | 3.4 | 58 | 7.7 | 15 | 5.6 | 28 |
| 1998 | 85 | 3.5 | 52 | 7.8 | 16 | 5.3 | 29 |
| 1997 | 52 | 2.88 | 41 | 7.28 | 18 | 5.02 | 31 |
| 1996 | 54 | 2.43 | 50 | 7.01 | 18 | 4.98 | 29 |
| 1995 | 41 | 2.16 | 40 | 7.12 | 17 | 5.08 | 25 |
国际清廉指数是一个监察腐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每年制定和公布的，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国际贪污状况列表，清廉指数根据各国商人、学者与国情分析师，对各国公务员和政治人物贪腐程度的评价，清廉指数采用 100 分或 10 分制，80—100 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 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 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但透明国际组织特别指出，全球清廉指数统计上没有囊括私人领域的腐败，也不包括普通民众对公权力腐败的感知。所以，从中共近三十年的严重腐败情况来判断，中国在排名榜上的分数和名次竟然居中游水平，应该是有很大的水分。但出乎大家所料的是，中共自己也不太认同这个国际清廉指数，在 2014 年 12月 3 日，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华春莹就“中国 2014 年清廉指数排名下降”作出这样的回应：2014 年中国“清廉印象指数”评分和排名与中国反腐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现实情况完全相背、严重不符。中国反腐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自有人民群众的公正评价，不以透明国际“清廉印象指数”为标准。事实上中共媒体对这个每年公布的腐败排名榜一直以来报道很低调，官方甚少作评论，实际是中共并非不认同中国的得分与排名，而是这份国际排名的成绩单羞于向民众交代而已。
尽管对中国的得分和排名有些异议，但我们从以上表格公布的数据里，也可让人们知道中共腐败的严重性，对考量中共反腐成效仍有参考价值。这份 180 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腐排名榜，我们看到香港历年不仅达到合格的分数（以通常的 60 分合格线为标准），而且成绩优异，台湾 2011 年前仅在合格线下徘徊，之后就超越合格线，年年有进步，成绩有目共睹。而中国的历年数据就十分难看了，连年不合格，一直处于 25—50 分之间的腐败比较严重区域，而港台却在反腐、防腐方面做得比大陆好得多，中共还吹嘘什么制度自信、党的先进性，党媒会说谎，可数据绝不会，对比港台的数据，优劣立判，令中共无地自容吧！就算是 2012 年习近平上台后掀起反腐打贪风潮，声言“老虎苍蝇一把抓”，其反腐举措并没有大幅度降低中共的腐败现象，所以中国在其任内的清廉排名也没有进步，可见腐败已是中共一种无可救药的绝症。
我们以香港的得分和数据为例，一直位列于排名榜前茅，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位居第二，堪称华人社会的典范，为什么香港从 6、70 年代公共服务机构贪污成风，到 1974 年成立廉政公署后，惩治腐败取得卓越成效，致使香港被公认为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反观中共年年高喊反腐，从邓小平讲反腐败这个关必须过；到朱镕基准备 100 口棺材，99 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即使近年习近平推行强力打虎拍蝇运动，但中共官场的贪腐风气，至今始终 未能有效压止，主要原因在于中共顽固坚持一党专制，拒绝一切行之有效的监督。所以明摆香港有反贪肃贪的成功典范，世界廉洁国家的好经验中共就是不采用“拿来主义”，而偏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搞什么中纪委反腐，只不过是明朝锦衣卫、东厂的翻版，中国历代反贪官没有成功的例证，中共在历史垃圾堆捡来的反腐模式，更不会成功。
最令人不耻的是中共竟有以下如此反腐歪论愚弄中国人民：
一，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能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一个不受监督的政党，一个绝对掌握权力的政党，不应验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吗？中共也逃避不了。以上一个个中共各级官员贪腐的生动例子，赖小民、周本顺等之流能如此惊人的贪腐，形成自己的小王国，就是无人能监督的结果，权力一到手，就大贪特贪，还有什么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别说自我监督，光相互监督，上下级监督都出大问题，笔者发现中共高级官员手下的得力助手往往就是腐败分子：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时的得力左右手徐才厚、郭伯雄；朱镕基的心腹爱将朱小华；胡锦涛的亲密管家令计划；甚至连被誉为“反腐败沙皇”的王岐山自己亲信干将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也因贪腐于去年落马。这不是与中共宣传标榜有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能力形成反差，简直是世界反腐的大笑话，中共的这种谎言，等于不准广大人民监督我，实际就是中共垄断权力为了自己搞腐败，并且自己腐败无人能管。不然，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非要到贪污几千万甚至上亿才发现。所谓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必定是自欺欺人，根本解决不了中共自己的严重腐败。
二，官员财产公开不适合中国国情。官员财产公开是一条国际通用，行之有效的“阳光法案”，已被公认为反腐最有效的举措。早在 1987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但三十多年过去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总是“只闻雷声不见甘露”，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已经连续 7 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决议，全国人大一直没有作出回应，中纪委、监察部给他的答复也只是“正在积极展开工作”等等，而一直以来中共各级官员对财产公示的怪论是“不适合中国国情”、“时机尚不成熟”、“引起社会混乱带来不稳定”。其实，面对日益腐败的中共，人们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等，已基本达成共识，只有财产公示，真正让监督权力回归民众，才是防止官员腐败的最有效途径。官员们众口一词反对财产公示，就足以证明其财富是见不得光的非法所得。什么“不适合中国国情”，难道教育、医疗产业化就适合国情？什么“时机尚不成熟”，难道延迟退休时机就成熟？什么“引起社会混乱带来不稳定”，难道让大量工人下岗；贱买国企；非法侵占农民耕地就不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可见中共的无耻与自私。更令人心寒的是公民自由表达这个反腐败的方法却被认定为犯罪，前几年南京有一位 70 岁的老太太，因为在自己的车上贴了一张“官员财产公开”的字幅，结果被警方诉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九个月。如果你强力打虎拍蝇已有七、八年了，并宣称“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宁可得罪官员，不可得罪十三亿人民”，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却交白卷，这些“豪言壮语”就显得苍白无力了，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打虎反腐等于白忙一场，如果现在七常委能带头公开自己财产，上行下效，那么反腐才真正有意义，如果现在整个官场是廉洁奉公的，那么一个自信的政党何惧“阳光法案”，不公开就是因为许多官员家庭财产严重与家庭收入不相符，难以向人民交代，一党私利造成的恶果。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到官员公示财产时有这样的论述：“谁不愿意公示财产，就一定是贪官！一定是禽兽不如的东西！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公示自己财产。”这样精辟的观点简直打脸中共，大谈什么一定要清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没有“阳光法案”的实行，腐败的土壤只会越来越肥沃，反腐败无论力度有多大，都难以走出愈反愈腐的怪圈。
三，借反腐败为自己歌功颂德，体制产生贪官，还说这是个好体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晒反腐成绩单，揪出的贪官越多，成果越大，越能体现中共自己更伟大、光荣、正确；越能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越能证明中国共产党能清除腐败。这些论调完全是侮辱十四亿中国人的智慧，整个社会贪污遍地，还以腐败为荣，荒唐极致。把自己的劣迹当做政绩来歌颂，这是中共一贯欺骗和愚弄百姓的手段。就如新冠病毒由于中共早期隐瞒疫情，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病毒扩散，致使新冠肺炎在武汉大爆发，后来更令全世界大流行，中共自己闯下弥天大祸，却反过来自我表功什么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战胜疫情，为世界作出榜样。这是一个（题外）最生动实例，同样在反腐问题上中共也耍这样的花招，岂有将反腐抓大量贪官作政绩向民众宣扬，因为无官不贪是制度性的原因，而腐败是社会最黑暗、最丑恶的现象。按照中共的逻辑是颠倒黑白，等于官场不是越腐败越黑暗，反而是越腐败越光明，这是中共最邪恶、愚民的一面，也是中共顽固地维护这个腐败性体制的借口，这种政治腐败比经济腐败更可怕。
最后我们再看中纪委公布的中共最新反腐情况，是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于 6 月 28 日，在中共百年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姿态向全国亮出反腐成绩单。中共的反腐，是先由中纪委对有问题的官员实行双规调查开始，这叫自己人查自己人，也叫先家法处置，再呈送司法机关审判，这是中共特色的反腐，所以肖培代表中纪委在发布会上公布的一系列反腐数据，比以上历年高院或高检的报告更具权威、更震撼。肖培给媒体的反腐数据有以下的内容：
在党中央领导下，截至今年 5 月，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案件 380 万件，说细一点是 380.5 万件，查处了 408.9 万人，反腐败力度相当大，我们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是 374.2 万人。全国纪检监察机构共立案审查省部级领导干部 392 人，厅局级领导干部 2.2 万人，县处级领导干部 17 万人，乡科级公职人员61.6 万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 453 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83.4 万人，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62.6 万件。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21.7 万件，处理 32.2万人。党的十九大后，查处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39 万余件，处理了 35.9 万人。查处扶贫领域问题 28 万件，处分 18.8 万人。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我们查处了 9.3 万个案件，处理8.4 万人。这样管党治党的力度、惩治腐败的力度，作家二月河曾经说，翻遍中国历史都找不到。在党中央领导下，谱写了新时代反腐斗争的新篇章。
去年年底，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8%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遏制腐败充满信心，这比党的十八大前的2012 年的调查提高了 16.5 个百分点。我们党探索形成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路径。
这是又一份中共自我表功的官样之文，不过我们从肖培反腐介绍中的官方数据，更具体了解到中共腐败的程度是如此的震撼。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王岐山主导的这场反腐运动，确实打了许多大小贪官，反腐败力度之大，如肖培所讲的，中国历史未有、世界历史罕见。那么正好说明了中共这三十多年的腐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官员更贪污、更腐败，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腐败，还有什么面目向国人炫耀反腐政绩，看看当年邓小平提出反腐败是“抓个一二十件”，到了现在所发生的腐败案是上百万件，经历了三十多年，中共这个反腐关根本过不了，也无法向人民兑现承诺，这是一个不打自招的自我表功，在肖培所晒的这份中共反腐成绩单上，我们又看到一个世界奇观式的中共腐败：
据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 6 月 5 日，中共党员总数万 9514.8 万人，这意味着在过去八年半以来，将近十分之一的党员（883.4 万人）被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其中近一半（408.9 万人）被查处，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这八年零 5 个月个共有 3070 天，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案件380.5 万件，等于全国平均每天审查 1239 件，查处 408.5 万人，等于平均每天有 1332 人被查处，这难道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大犯罪集团吗？又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我们再看这一组数据，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 62.6 万件；查处涉及民生和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39 万余件，处理 35.9 万人；查处扶贫领域问题 28 万件，处分 18.8 万人；在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中查处了9.3 万个案件，处理了 8.4 万人。这些合计有近 140 万件的众多腐败行为都涉及广大群众的实在利益，那“七一”讲话中标榜“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可耻的谎言，谁能相信，实际中共奉行的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还有什么资格声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中共的腐败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腐败世界各地都有，但别人是个人腐败，中共是制度性腐败，其严重程度和牵涉规模是大面积疯狂式腐败，虽然这份成绩单查出数以百万计的腐败分子，却只是冰山一角，因而习近平如此高强度的反腐也难言成功，他是一种运动式反腐，只要中共继续执政，永远每天都能抓到一大批贪官，所以目前习式反腐做到所谓“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已是天花板的上限。而且这份成绩单再漂亮，也有两大软肋为人诟病：
第一是《解放军报》在 2015 年 5 月 27 日，发表对两位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的落马评论：“高级干部位高权重，出了问题就不是小问题，政治上出了问题危害更大。郭伯雄、徐才厚贪腐问题骇人听闻，但这还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要害是他们触犯了政治底线。”这就道出了习近平反腐败的真相，只不过是借反腐打击政敌，揽权独裁，只要你忠于和拥护习核心，腐败问题一般是不会追究的。习近平以反腐败作为权斗的工具，清除异己，震慑党内“双面人”，达到自己的个人政治目的，又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一大发明。
第二是红色家族与反腐败绝缘，纵观习近平反腐败这八年来，大批落马的官员，如周永康、郭伯雄、孙政才、赖小民等，他们都出身于平民家庭，而在打虎榜上，看不到有红二代、官二代的身影，是他们父辈管教太严，所以没有贪腐行为吗？非也，这些红二代正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代表，高干子弟群体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那些垄断行业，无不是中共权贵所控制，搞腐败、豪取国有资产更是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大部分家族都是呼风唤雨，富可敌国的豪门族阀。红二代除薄熙来以外（上面已提到薄并非因贪腐落马，却以腐败入罪），其他红二、三代，官二代根本没少一根毫毛，说明习近平反腐只是选择性的，难以服众，缺乏正义感。这些红色权贵正是谁也动不了的“铁帽子王”，持有免罪“丹书铁券”的特殊群体。而“八九·六四”以后出台的“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的决定，则形同虚设，利益面前，高干们早把这个决定抛到九霄云外，从来没有谁去执行，只是哄哄老百姓罢了。中共当局是有意让高干子弟群体利用特权经商，肆意掠夺国家财富的。举一个与邓小平家族相关的案例：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浙江温州人，出身普通农民，从商多年，
于 2003 年左右与邓小平外孙女邓卓苒结婚，成为邓小平家族的成员，之后在红二代、官二代幕后支持，创办并担任安邦保险董事长和总经理，安邦在 2004 年创办之初，注册资金仅 5 亿元，到 2014 年突然增资 499 亿元，达到总注册资金 619 亿元，投资规模超过中国人寿和平安，吴小晖当年背靠红色家族，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但后来不知道他得罪了谁，于 2017 年被警方拘留，并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由上海市第一中院一审宣判：吴小晖以集资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105 亿元。随后在 2019 年 7 月 29
日，上海第一中院又开出对吴小晖案的执行裁定书，除没收财产 105 亿元外，还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752.4851亿元。吴小晖被没收、追缴共计人民币 857 亿余元的财产令人咋舌，这又是一个破记录的数字。如果把这巨款存入银行，一天的利息就接近 1000 万元，或者相当于每天高中两次彩票大奖。权贵如此搜刮民脂民膏令人发指。
这件案件并非腐败案件，吴小晖掌握的安邦保险属于私企，他并没有任何官职，但符合高干子女经商的标签，最特别的是这个非红色血统、只是攀上红色贵族枝头的驸马爷吴小晖居然能违法敛财 857 亿余元，是赖小民贪腐17.88 亿元的 48 倍，反映出当今中国如果是真正的红色贵族、官二代他们巧取豪夺的财富更是天文数字了，因此高干子女经商的危害比官员贪腐更甚。而习近平不断强调的所谓的“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就是保他们自己的荣华富贵永续，为所欲为地收割人民的韭菜。
以上列举的一份份中共反腐成绩单、所报道的一系列反腐案件，正是这四十年来中共党内从偶然性微腐败走向全面疯狂性腐败的历程，已经是登峰造极、猫鼠不分、冠绝古今中外的境界，如果国际透明组织举办地球“腐败奥运会”，那么团体、个人、单项的金、银、铜牌，中共官员肯定是十拿九稳，奖牌大户，腐败成绩确实非常优异。中共一直这样评价自己：1949 年 3 月 23 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70 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就让我们也来评审中共的这份答卷：毛泽东统治了中国 27 年，最后将国家搞到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这是中共自己对文革反思的表述），毛进京赶考肯定不合格，如果那个毛左有异议，请你自觉移民去北朝鲜尝试挨饿。如果谁将一个制造国家大浩劫的首领来称颂为伟大领袖、人民救星，肯定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之人。再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是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是大大改善了，可是却带来道德大滑坡，物欲横流，贫富悬殊，社会公平无法实现，而且腐败滋生蔓延、横行无忌，这份答卷别说是优异成绩，令人民满意也强差人意吧!无论中共自己自吹自擂，用中共自己公开的数据作分析就是最大的说服力。只要中共独裁体制的存在，腐败就是不治之症。习近平反腐打贪这么多年，腐败却永远打不完就充分证明一切，而且总结中共这三十多年的反腐斗争，已陷入一个难以言状的怪圈，每次腐败现象在被打击而有所收敛之后，又以数倍的疯狂在恶性膨胀。所以中共的腐败只能永远在路上，中纪委反腐只不过是抓倒霉的游戏。
《邓小平文选》刊有 1985 年 3 月 7 日邓小平论述中国改革的一段讲话：“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是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这段当时对改革充满信心的豪言，中共从来不敢搬出来以邓小平理论作宣传，邓小平可惜还未料到：如果发展经济，导致腐败遍地，权贵暴富，那就是在绝路上狂奔了。即使中国现在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但这个所谓伟大复兴的背后，是如此不堪的肮脏，腐败成为中共“亡党亡国”魔咒，还值得为这种“中国模式”狂妄自大吗？中国这场深刻改革的成败得失，邓小平早已一语成谶，恰似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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