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观察家们发觉，中共要做第三份历史决议。每月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于11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将“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这是对外界发出的一个显著信号：是时候做一份新的历史决议了。
中共曾经做过两个历史决议，分别是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在中共某种程度上处于关键发展阶段而做出的，前者是在中国抗战进入新阶段、即将迎来胜利和国共内战的时刻，在经过三年残酷的延安整风、肃清王明的教条主义和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之后，通过历史决议的形式，进一步肃清中共历次路线斗争的影响，奠定和巩固毛的思想和地位，为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统一了思想，继而使中共在内战中最终战胜其对手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者则是在文革结束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思想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之后，面对党内以华国锋为代表的试图全盘继承毛泽东遗产的左的势力和社会上试图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右的力量的两面夹击，通过历史决议的形式，确立起以邓小平为主导的，既不彻底否毛，又要告别毛的发展新道，客观上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可以说，两份历史决议在转折关头，通过清理中共过去的历史遗产，确立领导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由此打开一个新局面，将中共带入一个新时代。
习近平要做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他想起到的效果和作用，也是和前两份历史决议一样。不过，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中共当下是否也处于某种程度的历史转折关头？无论从中国、中共还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力看，当下都比毛所处的延安和邓所处的文革结束过渡期的这两个特殊时期要强，然眼下中共也确实处于困境当中。最大的困境就是面对一个敌对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它使得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多制约，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不友善会引发内部的各种变化，包括某些不可控的变化，目前在中共党内以及中国社会，高压的外表之下其实暗流汹涌。最难测的还是人的思想，是人心。尽管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貌似比他上台以来任何时候都强大，不可动摇，但这是高压的结果。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特别是他的党内同志面对这样一种危局，是不是跟他同一条心，难以把握。可以肯定的是，党内被他打压的改革和开明派，社会已经被边缘化的自由派对他实行的这套治理和政策是高度不满的，尽管现在无力挑战他的权力，但无疑希望他的内外政策出问题，等着他下台，甚至有可能暗中在做着反扑准备。左派和民族主义者或强硬派虽然支持他的做法，可也嫌他不够更强硬，当面对外部更大的压力，他如何回应他们并同时做到不让社会失控，并不容易。因此，外部环境的恶劣随时都有可能在内部掀起激烈的斗争，出现各种变局，现在看似平静，实是被习的强力手段压制下去了，问题是，这种局面他能控制多久。
故对习而言，当下确实是一个关键时期。如果控制和处理不好，他的新时代就有可能提前坡脚或落幕，他必须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意志，让全党尤其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团结在他周围。然而，在国门开放、社会多元的情况下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又何其难也。毛泽东当年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普遍的民智未开，同时中共又处在野的艰苦环境中，有着打天下夺取政权的盼头，而毛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党的干部们服膺他。邓那时能够做到这点，则是因为文革导致毛的极左路线和做法破产，他解放了一大批党内老同志，大家也都服膺他。而现在的艰难时期正是习一手造成的，他的这套思想和做法是否对中国有利，还在接受检验，但他在党内和社会已四面树敌，那些政敌不会把他看作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何况，比起毛邓当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年代，人们的思想更活跃和多元，天然排斥把某个人的思想和观念树为正确。
这样来看，习要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统摄全党的思想和意志，达到前两份历史决议曾经起到的作用，几乎不可能，除非他能够作出一个新的论述，提出一个新的被多数人认可和支持的目标蓝图和政策。从共同富裕看，他似乎在做这样的尝试。但是，即使习近平有意要回归正统社会主义的公平目标来引领中共，他的这个历史决议由于对中共历史的评价本身的变化，将不但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反而会制造对中共历史和党内认知的进一步混乱。
习近平要写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不只是对中共的某一段历史做评判，而是对中共成立百年来的历史做一个总结。毛做历史决议时中共不过成立20余年，虽然历史决议批评了陈独秀开始的中共历代领导人的错误，但重点是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邓做历史决议虽然也涉及中共建国前的历史，但主要是对建国后尤其文革十年的这段历史和毛的错误做一个评判和总结。习的历史决议针对的是中共一百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包括他本人执政的八年。中共现在把百年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四个阶段，用中共的话说，第一个阶段是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第二个阶段是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第三个阶段是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第四个阶段是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换言之，习的历史新决议已经为四个阶段进行了定调。可显然，按照这种写法，就根本谈不上总结经验，而是和稀泥，搞调和。
习若真正尊重历史，从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就必须诚实面对如何评价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中共历次重大事件和重大错误的问题，至少是不能回避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它们和毛邓两代中共领袖密切相关，评价毛就少不了他和前面三起事件的关系与责任；评价邓就少不了他和后一起事件的关系和责任。可以说，不管怎么写，习都会左右为难。
在前两份历史决议中，毛是通过否定之前的历次党内领导人的左倾路线错误，而达到凸显自身路线正确的目的；邓是通过否定文革来肯定改革开放的正确。当然，和毛评价其前任比起来，邓在评价毛时，往后退了一步，很有“技巧”或节制。一方面，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彻底否定了文革——历史决议将文革表述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一方面，对毛又小心翼翼，历史决议虽指毛对文革要负主要责任，但同时又认为，毛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其一生而言，毛“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分裂，原因在于，邓清楚，如果像毛否定他的前任或者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这将会给全党造成更大思想混乱。因为毛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中共的天下是毛打下来的，而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苏共还有列宁在前面挡着，所以如果彻底否定毛，中共也就完全丧失了合法性，而如果不否定文革，则中共不能从毛的阴影中走出，邓的新路线也就没有合法性。所以邓对毛用了既肯定又否定的二分法来规避这一难题。
从习对毛的一贯公开评价和他要回归正统社会主义的要义来看，他在历史决议中会淡化毛在建国后所犯的历次错误，将这些错误说成是社会主义探索出现的失误，不会把它们直接和毛挂起钩来。但对文革，无论他内心怎么喜欢，他都不可能采取肯定的态度，而会维持邓版历史决议的评价和看法。因为如果他肯定文革，则意味着否定了邓版历史决议对文革的结论，也就否定了邓版历史决议本身，势必会遭到中共主流意见的反对，即使他想一意孤行，在这个问题上逆多数人的意志，也是不行的，但习对待这段历史，会采取重点提成就而少提错误的做法。
对待邓也一样，习和邓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有不同理解，习事实上也部分抛弃了邓的改革开放。但他不会否定邓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个中共赋予邓的角色，对于六四这个邓的最大“污点”，习版历史决议大概率会维持中共过去对六四事件的“动乱”定性，但有可能对学生参与这一运动的动机，作出某种新解释。对习和中共来说，任何对六四的评价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不去触碰这块“伤疤”，而让它继续“悬置”，在时间中慢慢被“遗忘”，然而，既然是历史决议，就不可回避它。至于改革开放出现的其他问题，历史决议也会涉及，但不会直接归咎于邓，也不会归咎于江和胡。总之，对邓和改革开放，会以正面肯定为主。
习会把重点放在他上台以来开创的新时代上，对新时代的成就、特点和历史经验大书特书。中共的习时代，确实呈现出很多新特点和“新气象”，但它对中共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只有未来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显然和毛邓做历史决议时是不同的。中共在做第一份历史决议时，毛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虽然也有六七年，但在中共党内尚没有今天习近平的权力，所以那时很少提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决议将毛的思想和路线抬到全党。中共的第二份历史决议，邓第三次复出三年时间尚不到，之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邓在那时恐怕只是萌芽，没有成形，其权力和地位就更不如现在的习近平。习做了八年两任总书记，成为核心也六年，习的新时代思想的提出也四年。尽管新时代还只经历八年，但新时代的思想、路线、政策的主要内涵和做法都已呈现。从这个角度看，第三份历史决议要写出新的内容，提出新的思想和目标来，确实困难。这也就意味着，习版历史决议涉及到新时代时，很可能把新时代已有的东西以“历史决议”的名义再重复一遍。
习近平决定十九届六中全会讨论中共百年的历史经验，也许他的主观目的是要站在百年的角度，对中共历史及其意义重新进行解释，写出一个同过去有别的中共来，赋予中共继续统治以新的历史合法性。但他隐含的真实的目的，是要借“历史决议”的形式，抬高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从而为在目前这个困难时期继续连任以凸显历史选择的合法性，排除理论和思想上的干扰。就此而言，“历史决议”者，不过是借历史的名义，贩卖历史选择的正确性和正当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