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中国与西方公众的认知差距日益扩大,显示双方的分歧冰冻三尺

来源:《外交家》

原文链接:https://thediplomat.com/2021/11/chinese-people-think-china-is-popular-overseas-americans-disagree/

作者:Brian Wong

译者:莎莎

2021年11月4日

卡特中心和调查机构RIWI本月公布了一项对中国公众意见的联合调查。调查结果有两大发现:一,中国公众(至少是网民)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态度近年来明显转差;二,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坚信,中国的国际声誉普遍来说是好的,哪怕不是极佳。

这些发现必须放在两个更广泛的趋势的背景下来解读。第一个趋势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日益恶化。2021年2月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敌人的美国人已激增至45%,比一年之前翻了一番。从澳大利亚、荷兰到英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口比例都在攀升,这些国家有很多人对中国领导人能否在国际上“做正确的事”表示怀疑。

这一特殊的趋势反映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关系的恶化、紧张局势的升级以及相互之间愈演愈烈的唇枪舌剑。然而,这一事实本身所能引起的担忧,远不及所谓的二阶认知错位(second-order perceptual misalignment)来得那么强烈——中国广大民众仍无视上述民调结果和数据,愈发坚信中国在国际上有口皆碑。他们认为中国为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有效且实用的替代方案——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北京对抗新冠病毒反应迅速、计划周密。这一看法令中国民众的本土士气大振,他们坚信,随着自由民主话语从巅峰转向式微,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崛起。因此,中国人这种自认为祖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看法,至少在国内,是与坚持 “中国模式”(实际上在学术圈和智囊圈中类似于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但被描述为 “西方道路 “的全面对手)相辅相成的。

如何理解认知错

中国人对本国的国际形象自我感觉良好,而另一方面(有争议地)中国却名声不佳——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人这种认知上的落差?

在某些评论人士当中,存在这样一种颇具诱惑力的倾向性结论,即认为中国公众是可想而知地、系统性地被政权“洗脑”或“操纵”而产生了妄想。然而,这样的结论下得过于草率,既欠推敲也不厚道—中国公众并不是旅鼠。并没有证据能证明国家工程和信息操纵是认知错位的主要成因。最近的文献表明,在反思中国的外交政策、民族主义以及北京与世界的整体互动时,有两个重要的趋势值得我们考虑。

首先,鉴于中国民众愈渐呈现出的异质性,我们应该对“中国民众完全由自上而下的同质化的力量塑造”这一流行的看法抱持怀疑态度。李成的开创性著作《上海中产阶级:重塑美中关系》一书指出,一个兼收并蓄的、思想开放的、进步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而他同样也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侵蚀表示质疑。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是21世纪中国城市的缩影,在那里,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开放市场等价值相得益彰。Kerry Brown的《五城记—一个英国人的中国梦》一书强调了香港和西安市民的多面性和他们的通透,他们分别通过西化与本土历史文化的视角,重新想象和探索各自的中国身份。这些著作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公民——特别是与改革开放前的时代相比——与国际的联系是愈发紧密的,与国际脉搏是愈发相通的。如果将自由开放的互联网仍说成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判断,尽管许多信息资源仍在法规上受到限制。学成回国的“海归”对“他山之石”往往有深刻的、来自经验的见解。这些观点都提醒了我们要警惕本质主义的解释,因为它剥夺了公民的能动性,无论他们是草根阶层、企业家还是富人。

其次,中国有关外交政策的公共话语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而这些因素并不完全涉及或完全由最高层政府(即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引导。Yu Jie最近给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简报(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1-10/2021-11-01-who-decides-chinas-foreign-policy-jie-et-al.pdf.pdf ) 强调了省级当局、国有企业和其他相关的地方或省级角色在塑造中国外交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中共宣传部、统战部和国家安全部的联合努力意味着许多中国公民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然而,省级和地方对这种意识形态和信条的确切边界存在争论空间,无视这一点也是不公平的。

这两点有望阐明我们为什么要对 “自上而下强加 “的说法持怀疑态度。那么,我们探索工作的下一步就是考虑其它解释在这里起作用的可能性。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是以 “自强 “为中心的叙事的有机上升,这个概念为中国 “重返 “国际舞台提供了规范性的理由,也被广泛认为是经验性的证据。自强——借助于国家力量的意象(因此中国网络界以 “强国 “作为自我描述)和对 “外敌 “的蔑视——被视为不仅仅是一个激励的目标;它还同时被理解为过去几十年来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几十年可能继续的事情。许多中国公众–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富人–都相信,中国一直在努力追赶,并将很快在原料经济和战略/政治方面超过美国。那么,“中国饮誉世界”这一认知,就可以被解释为这种信心的有机副产品——这种信心很可能是错位的,但绝不是仅仅单靠国家机器就能强加的。

第二点——即Jude Blanchette在他对民意调查结果的精辟评论中提出的一点—— “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西方人’不要假设全世界都赞同我们有关北京的叙事。” 对此,我想补充的是,在过去的五年里,在那些传统上被许多国际评论家忽视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并没有遭到太多排斥——而且还有可能改观了不少。所有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多数人甚或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他们的国家是一个积极因素。墨西哥、南非、巴西、尼日利亚和阿根廷,截至2019年,其民众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积极评价都有两位数的增长。在这些国家中,很少有国家是西方的传统盟友–尽管它们肯定不能轻易沦为表面上的“中国 ”集团的成员。因此,如果我们将中国网民看待国际社会的方式解释为反映了世界各国的一个特定部分——即那些对中国越来越容易接受的国家——那么,自我评估的分数就不会那么离谱。这里的明显反驳/警告是这样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大多数中国网民所认为的国际社会是什么;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断定他们关心或不关心并无定形的“西方”的观点–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评估和调查。

做何结论?现在做什么?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三个结论。首先,中国政府需要认真对待上述错位现象——不是因为他们正在失去国际上仍坚定不移支持中国的盟友,而是因为中国公众对重要的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实际的国际社会之间日益分化,而国际社会的投资、资本和与中国的互动一直是促进中国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下去只会对中国的人民不利。突出来自西方的敌意并不意味着向他们屈服——事实上,执政党和民众都有充分的理由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团结在更加积极、富有成效的争强好胜的民族主义的周围,这将为建设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带来积极的推动力。然而,为了让务实的政策制定者和官僚获得政治资本,在确实可以寻求妥协的问题上推动温和和灵活的立场,必须承认现状是有问题的。

第二,那些要求对北京的国家媒体和宣传机构进行明确的反击和指责,以改变中国本土“人心”的人,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他们做了一个方便的假设,即对西方的敌意是党内炮制和刺激的产物,而不是中国公民对他们眼中的西方同行的排斥性、干预性和居高临下的言论所产生的真正不满。这种简化的框架——即认为那些回避西方和他们所提供的东西的人必然是被洗脑了——是无益的、居高临下的,而且不利于恢复美国甚至备受指责的五眼联盟在中国的形象。如果华盛顿真正关心它在中国的形象和软实力——它应该这样做——它将受益于这样的认识:把中国公民看成一个受压迫的整体,缺乏自由流动的信息,因此普遍无知,不可能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除了那些喜欢在其政治上的言论中把中国幼稚化的人。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观察中国的人士应该摆脱只关注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态度的做法。那些居住在非西方或非自由民主国家的人的看法、判断和态度,对衡量全球舆论同样重要。如果“民主”世界的人确实在寻求改变他们的形象,使他们的自由民主品牌再次吸引他们传统影响范围以外的人,那么现在是时候承认,对华盛顿领导的秩序的不满是非常真实的。中国可能无法提供一个全面的替代方案或灵丹妙药,但当涉及到重新赢得那些被几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和鹰派干预主义所疏远的人们的心时,西方将面临艰难的考验,而不是一蹴而就。

中国和西方公众之间不断扩大的认知差距令人震惊,但并不令人惊讶。大流行病和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争斗只是放大了先前存在的紧张关系和长期的怨恨;文字一直都在墙上。随着中国的崛起,它需要学习如何驾驭一个不一定能接受其行动的世界——特别是当其最近的声明是以尖锐的、绝对主义的言论为基础的时候。中国还必须警惕把它所看到的和全部现实混为一谈——尽管我相信官僚和政治系统中的许多人都很清楚这一事实。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至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之间的认知差距正在扩大,仅这一点就值得关注。

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正在寻求与中国进行对话和即将进行的交流的西方国家必须继续这样做。一个孤立、隔绝和疏远的中国既不符合该国14亿人口的利益,也不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缓解利益冲突和激励机制需要基本的理解一致。反过来,理解的统一也需要策略和节制。

【议报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