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化人生欲何为—-我的儒家缘和中国梦
余东海
一
马家时代可分为三期,毛时期是马左,马克思加秦始皇;邓时期是马右,马克思加华盛顿;習时期是马中,对马家左和右、传统和西方都有一定程度认同,又比较倾向传统和儒家,马克思加孔夫子。儒家虽潜龙勿用,已一阳来复。
儒家的来复是物极必反、剥极必复、否极泰来这个易理在起作用。前后三十年,是吾民吾国剥极否极的时候,也是吾儒剥极否极的时候。一阳来复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天道循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的。
儒家的来复也是为国家的泰来打基础做准备。等到儒家三阳开泰的时候,就是国家泰来的时候;等到儒家飞龙在天的时候,就是中华文明重新辉煌的时候。那时正如东海一副儒联所言:儒主神州,神州大化;道援天下,天下都安。这副对联寄托了东海的追求和理想。大化、都安,广西二县名也。
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可就的。从潜龙勿用到飞龙在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出现停滞、突进、倒退、或跃在渊等现象和各种困难风险,在所难免。但困难风险不至于太大,不至于再大到过去那样过不去。借用毛氏的一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就,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儒家逐步复兴的过程,就是民德民智逐渐上升和文化气候、政治氛围逐渐回暖的过程。儒家代表着历史的大势和中国的未来。
东海当年归儒,完全是出于对儒家文化的高度默契和切实体悟,却无意中顺从了这股历史之势。我的归儒当在2004年底或2005年初。2005年4月为文《孟子精神的现代意义——五四反传统思潮再思考》,结尾曰:
“这种大丈夫精神,陶冶我的情操,开阔我的心胸,鼓舞我的斗志,让我自信自贵自尊自强敢言敢怒,在政治高压下保持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吾仰孟夫子,每读《孟子》,深感处处闪耀着思想和人格的光辉,深感与夫子意气相投,心灵相契,精神相通,深感当今国人向孟子学习、向孟子看齐的必要性。老枭生于两千年前,便是主张仁政的孟子;孟子生于二十世纪,应是追求民主的老枭也。”
不过,当时虽然归儒,思想仍杂,诗学佛学道学西学杂成一团,只能称为儒门杂家。2006年写过一文题为:《诗化人生,礼化官民,儒化政治,化成天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口号之二》,杂想远大,大而无当。诗化人生固然不错,远远不够。最好的人生应该是儒化,即仁义化、良知化、君子化。人生高度儒化,形成君子团队,获得三界高位,才有望儒化政治,非一介诗人和布衣所能也。
当年归儒,没有任何其它考虑,完全是被儒家文化所征服。
二
常有人以古今、新旧来判断思想的品质,认为古代思想就落后,不值得现代人奉行。殊不知,思想固然有大小、优劣、对错、正偏、正邪之别,但判断思想品质的标准,并非古今、新旧、先后和中西,而是实践和良知。儒家思想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圣王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的结晶,由孔子集大成。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去验证,或者凭良知去印证。
判断一种文化体系好不好,可从三个方面考察之:一思想理论,二文化群体,三实践成果,三方面品质构成文化体系的整体品质。理论正确与否,关键是三观:本体观、人性观、价值观。也可以增加政治观和历史观,延伸为五观。
论理论,儒家五观最为中正;论实践,自尧舜至明清,中华文明的辉煌就是中道文化的实践成果;论群体,自古以来儒门就是圣贤君子英雄豪杰的大本营。至于目前,由于儒家刚刚来复,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如人意。大量君子豪杰尚在襁褓中,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才能成长起来。
尤其是复兴初期,红儒、伪儒、小人儒和各种儒门杂家更有市场,也很正常。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也各有其正面作用。东海一方面直言指出他们的种种毛病和流弊,一方面也会实事求是地为他们叙功。
思想理论高度正确,传统实践硕果累累,历代儒家群体一枝独秀,足以证明儒家文化品质高优,三性至高无上。三性者,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也。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义。《易经·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是人格的最核心,人道的最支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并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亿万斯年之后,只要人类存在,仁义依然是最高价值。
仁义之道即中道,中道是儒家之魂,儒家是中国之魂。离开中道,儒家就没有了灵魂;离开儒家,中国就没有了灵魂。反孔反儒是对人格和人道最彻底的摧残。没有自由,人还可以是人,奴隶也是人;反掉儒家反掉仁义,人就非人化了。没有一定的道德奠基,民主自由也就成了永远建设不起来的空中楼阁。
明白了这个道理,知道了儒家的好和重要,其它问题就不在话下了,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当年归儒之时,儒门比现在更加孤寂冷清,体制内反孔反儒仍然享有“政治正确”的特权,自由群体更是普遍认同河殇而敌视儒家。东海所在的独立笔会,汇集了海内外大量自由派名家,一个认同儒家的都没有。
归儒之后,对马家的批判一以贯之,并且更有思想深度和道德厚度。奈何儒门寂寂,儒群寥寥,多是认同和支持马家的,与我没有共同语言。据我所知,当时儒门唯蒋庆先生例外。我当时尚无缘见其面,已有幸闻其鸠占鹊巢之大雷音!蒋先生凭此一语,便是历史性的卫道功勋。
东海对蒋先生始终感念并尊重不衰,要因在此。蒋先生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完全孤独,并非予一人在天地间荷戟独彷徨。家国双行泪,乾坤两颗头!我虽不怕孤独,一意孤往,然空谷足音,毕竟令人欣慰。当时环顾体制内外国内外,仿佛置身荒野也。
值得我感念的还有陈明先生、任重先生和《儒家网》,在我那段特别孤寂艰难的岁月里,坚持刊发拙作并设法出版拙书,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三
二十几年异议生涯,步步荆棘,处处陷阱,期间外境之艰难困苦,非外人所能逆料;内境之酸咸苦辣,非亲友所能领略。子畏于匡七日,吾畏于南蛮十几年—二十几年中,至少应该有十几年是重点监控对象,直到2013年。2013年,拜習君所赐,饱受践踏、历尽劫难的儒家终于获得一点喘息机会,东海也略获自由。
習君上来,也与东海一样无意中顺从了历史之势。習薄相争習险胜,此中有天意,姑且浅言之:中国否极须泰来,泰来必须儒先复,复儒自有其过程,谁能倾向儒家,谁就得天独厚。盖儒家历劫百年,复兴极其艰难;来复之时,局面最为复杂。反儒派大势已去,而儒家不成气候,机缘远未成熟。唯略尊儒家者上位,才能稳住局面,故習君最适合这个思想文化道德政治一切都杂乱无章的杂时代。这就是一种天选。当然,稳住是暂时的,必须及时与时消息与儒俱进,才能不负天意。
習君有两件事做得不错,一是为传统文化正名,自上而下扭转了泛滥百年的反儒恶潮;一是反腐动真格,为儒家文化的来复和正义力量的兴起,起到了局部的清道作用。当然,说反腐动真格,是比较前几任而言。
无论他其他方面如何,世人对他观感评价如何,这两件事都值得吾人肯定和铭感。反对他的马家立场,感谢他的儒家温情。当然,習君只是在政治上结束反儒思潮。儒家的复兴、中国的新生还需要广大仁人义士努力。
2019年12月,在东海客厅【叙功】时说:
“叙功先叙外人。吾儒一阳来复,佛教、于丹、南怀瑾、方克立、習君皆功不可没。佛教是打前站的,鸡汤大师于丹让很多民众的反儒态度有所改观,杂家南怀瑾让不少知识分子被儒佛道吸引,杂家方克立让中上层对儒学有所接受,習君在政治上给了儒家局部通行证。儒家的发展前途和成就,要靠儒家自身努力。”
遗憾地是,儒家依然不自由。马帮集团表面不再反儒,本质依然背儒,以儒为敌,防儒如贼的势力依然是猖獗。敢望習君能顺应自由化之世界潮流,排除万难,乾纲独断,把言论自由还给儒家。对于真儒和东海来说,没有言论自由,艰于义理传播,虽然身体自由,意义不大也。
四
去中国化运动自五四启动,泛滥于民国,成灾于四九,至文革达到最高潮。反孔反儒是文化和道德上彻底去中国化,独尊马术是政治和制度上彻底去中国化。这是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去中国化运动,中国人一变为夷狄,再变为禽兽,三变为邪魔恶鬼。
文革之后,道德有所回升,从魔鬼回升为禽兽,与夷狄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国人要重新做人,重做中国人,国家要重新中国化,非去马归儒不可。这是救民救国和国人自救必不可少的方式,不可或缺的途径。
有一种观点颇流行,说中国被文化入侵,被美国、西方、韩国、日本诸国文化入侵严重云云。纯属混扯。一定要说文化入侵,是五四时被马列文化入侵,早已鹊巢鸠踞,反客为主,并且恶客欺主。以儒家为主统的中国文化受到的暴虐摧残史无前例,而今历劫归来,实属九死余生。
儒家复兴的关键是人心的苏醒,文化启蒙和灾难启蒙是苏醒人心的两大枢机。人道灾难已经够持久丰盛了,缺乏的是文化启蒙、良知启蒙的配合,是对马列主义和百年蒙启的批判。我辈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就应该将仁本主义的启蒙和批判进行到底,将颠倒的一切将重新颠倒过来!
儒马不两立。習君欲以马为主而捏合儒马,仿佛竹篮打水,无望无望也。马学在宪,儒家难兴,弘儒离不开辟马。能言距马列者,圣人之徒也。儒马之争发端于蒋庆先生,东海继承并深化之,大破大立,立足于仁本主义五观,大破马学毛思。详见东海《仁本主义》、《中华历史精神》、《儒钟响起—-我的中国梦》、《台湾的出路》诸书。
拜習君所赐,弘儒已无大碍,希望广大儒生多多努力;辟马不无风险,希望有名家大士站出来,与我共肩其任而共任其难!2021-6-7
余东海造于南宁青秀山下独乐斋中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www.bj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