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
这一时期，中共偏据西北瘠地，物质贫困，客观条件对贪占有所制约。「鲁艺」印尼侨生古达（1917～？）：
物质生活的艰苦、贫乏，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那样产，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大家平均分配只够维持生存的物质，仅够温饱，没有可供你争我夺的物什。[①]
中共领导层也只能用未来鼓励青年党员们忍耐。1938年，毛泽东如此鼓动枣园「敌区干部训练班」学员：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座漂亮的洋房、一部美丽的小汽车，和保证你们个个有出洋的机会。」这种话从一个党的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我听他亲口如此说过。他说得个个同志心花乱放、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地说：「兄弟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在这样的教育精神下，这些干部在后来如何不滋生升官发财、贪污腐化的思想呢！[②]
即便如此，不良现象仍四处滋生，如「麻将热」。青年俱乐部等各单位许多人日夜打麻将、推牌九、玩扑克。青年李锐（1917～2019）对无法克制牌欲多次自责。[③]边区政府教育厅长稍有闲暇就打麻将，将孩子甩给妻子，革命意志明显松懈。[④]「很多青年在这里染上了偷窃习惯。在学校里、公家的机关商店里、私人的铺子里，常常发生着『被窃』的新闻。」延安市政府主席刘振明吞没抗属米粮。[⑤]《谢觉哉日记》：延安商店主任因贪污被撤职。挪用公款、胡乱罚款、白吃白喝，很普遍。[⑥]
毛泽东批评：
一部分干部之间发生了贪污赌博等极端恶劣的现象。有个别的干部是被物质所诱惑，因而不愿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神圣事业，完全腐化了。所有这些弊端，在一部分军队与一部分机关学校的干部中，都是或多或少地发生的。[⑦]
高干生活已特殊化，只是较隐性。如哈德门牌香烟3～4角／盒，毛泽东每月抽烟就得百余元，毛当然付不起，公家发。一位抗大生私下抱怨：「毛主席不纳党费，洛甫吃大前门香烟的钱是那里来的？」[⑧]
1938年3月，张国焘天天喝得醉醺醺，带着四名卫士招摇过市，找何思敬下围棋。[⑨]1936年2月，范长江报导：「红军士兵的生活，仍然比官长要苦些，不过和旁的军队，程度有差别。」[⑩]1938-2-1八路军总部发出〈整军训令〉，要求遏制贪污腐化及干部逃亡；怕影响不佳，「此项训令文字发到团级为止。」[11]
师哲（1905～1998）揭发康生夫妇：
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在内。他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诸如：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中亚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工厂生产的；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部诉苦，以求得格外」照顾」。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艰苦奋斗的同义语，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能相信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有时享受咖啡，有时饮酒，虽不常饮，但酒量很可观……他由于不得志而以酒浇愁，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搬出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二人醉成烂泥。
康生共有五个秘书——机要秘书、政治秘书、行政秘书、业务秘书、生活秘书。[12] 1943-2-7庆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康生主持延安中央宴会，七十道菜，色拉、鸡鸭、海参、不同烧法的肉、各种香喷喷的汤、薄饼、粥、酒。共产国际驻延代表当天日记：「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皇帝溥仪的厨师。」[13]
1941年4月中央青委大型板报《青骑队》创刊，萧平杂文〈龙生龙，凤生凤〉，批评延安高干的特殊化，托儿所只有首长孩子有牛奶喝，国民党刊物《良心话》杂志转载，以证明延安的「等级」、「腐败」和「一团糟」。另一篇闯祸杂文是〈论离婚〉，作者是少数民族干部，批评延安某些高干喜新厌旧频繁换偶。第七期一篇读者来信，抱怨抗大四中队支书检查学员家信，《轻骑队》板报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言论」，胡乔木传命停刊。[14]1942-4-13《解放日报》刊载《轻骑队》编委会的「初步检查」，23日《解放日报》再载《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15]
《萧军延安日记》：
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1941-5-13）
在医院中我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①李伯钊（按：杨尚昆妻）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 ②据小鬼说，杨尚昆（按：北方局书记）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 ③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④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按：中央军委政宣部副部长）女人生产也住单间。⑤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应该离开此地了，虽然外面有政治威胁、经济的压迫……但在这里，我每天总被一种内心的痛苦啮咬着……（1941-6-24）
下级干部贪污腐化，「老一套」……军队的纪律也不好了……人民逃避兵役，并不如报上所说「母送儿子去当兵」……这是仅有的偶然现象……人民对两个政权全是冷漠的……报纸只有区党部宣传科长看。（1942-10-2）
首长特权还是全方位的。1941-7-21「鲁艺」晚会，时间过了，观众拥挤着鼓掌要求开幕。主持人站起来：「我们今天主要是招待首长的……你们着急也没有用……」主持人要求座位向后退三排，一会儿又报告：「给首长打电话去，说坐汽车出发了，再等二十分钟。」半小时后首长仍未来，主持人只得宣布：「我们开始吧，但我们还希望在节目中间首长能来……前三排座位还不要动！」（1941-7-21）
首长优势更体现在性爱上——
高级的人可以依仗自己的地位等优越条件，对同志的女人实行引诱。常常是一个庸俗的意志薄弱的、情操卑下的女人被掠夺去了！男人便陷在无涯的苦痛里！这例子是很多的。我预备将来写一篇小说，名字定为《坟前》，以此为题材暴露这种可耻的东西。（1940-10-2）[16]
1944年，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1910～1992）访问延安：
高级干部每人每月吃肉四斤，普通干部每月每人吃肉二斤。技术人员每月另有五千元边币的津贴，普通人员就没有。[17]
1940～1945年苏鲁皖豫边界湖西区书记潘复生（1908～1980），「生活上常有特殊化表现」——
当时连续三年大旱，吃粮很困难，大家连菜窝头都啃不上，而他却叫司务长专用白面给他做成夹糖的酥油饼，走在行军路上吃。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各种营养滋补品他也不断。……其他干部的家属一般都不随军，夜里行军都走路，或者是安置在老百姓家中，而他的妻子却随军还骑着大马，并要警卫员侍候。
区党委秘书长郭秋影对潘复生提意见，潘就给郭穿小鞋。[18]
1937年10月～1939年4月，冀中赤区：
一般村庄经常摆着大批办公人员，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吃着伙饭，专门侍候筹办粮秣、催差敛款。然而此来彼往接二连三，还是应接不暇。受着几千年封建压迫的人民，一向惧怕军队，固然无可奈何的拿不起也要拿，即富有的也感到负担无穷，发生忧虑。
1938年，晋察冀赤区成立不久，某县税务局长（某头头亲属），在任十天全部税收不过三百元，竟从中贪污二百元。事发后，大会检讨，具结悔过，全部退赃，事情就算过去了。还有浪费，彭德怀1940年在报告中抱怨：「浪费人力物力，不爱惜根据地的现象，也有相当普遍的存在。」[19]
注释：
[①] 古达：〈童年在故乡〉，孙新元、尚德周编：《延安岁月》，陜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页80。
[②]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亚洲出版社（香港）1952年，页71～72。
[③]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上册，页264、339。
[④]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283。
[⑤]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页13、22。
[⑥]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下册，页987。
[⑦] 文伯：〈陕北之行〉，《中央日报》（重庆）1944-7-29～8-7。转引自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上），页339。
[⑧]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武汉）1938年5月初版，页15、42。
[⑨] 《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02。
[⑩] 范长江：《塞上行》，新华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193。
[11] 〈总司令部与野战政治部关于整军训令〉（1938-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419。
[12]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26。
[13]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吕文镜等译，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107。
[14] 喻智官：《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溯源书社（香港）2011年，页71。
[15] 《王若望自传》第2卷，明报出版社（香港）1992年，页277～28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33～334。
[16] 萧军：《延安日记》上卷，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页175、200、600～601、228～229、73。
[17]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页77。
[18] 《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110～111。
[19] 魏宏远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1984年，页679、48、327。
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