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

这一时期,中共偏据西北瘠地,物质贫困,客观条件对贪占有所制约。「鲁艺」印尼侨生古达(1917~?):

物质生活的艰苦、贫乏,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那样产,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大家平均分配只够维持生存的物质,仅够温饱,没有可供你争我夺的物什。[①]

中共领导层也只能用未来鼓励青年党员们忍耐。1938年,毛泽东如此鼓动枣园「敌区干部训练班」学员: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座漂亮的洋房、一部美丽的小汽车,和保证你们个个有出洋的机会。」这种话从一个党的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我听他亲口如此说过。他说得个个同志心花乱放、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地说:「兄弟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在这样的教育精神下,这些干部在后来如何不滋生升官发财、贪污腐化的思想呢![②]

即便如此,不良现象仍四处滋生,如「麻将热」。青年俱乐部等各单位许多人日夜打麻将、推牌九、玩扑克。青年李锐(1917~2019)对无法克制牌欲多次自责。[③]边区政府教育厅长稍有闲暇就打麻将,将孩子甩给妻子,革命意志明显松懈。[④]「很多青年在这里染上了偷窃习惯。在学校里、公家的机关商店里、私人的铺子里,常常发生着『被窃』的新闻。」延安市政府主席刘振明吞没抗属米粮。[⑤]《谢觉哉日记》:延安商店主任因贪污被撤职。挪用公款、胡乱罚款、白吃白喝,很普遍。[⑥]

毛泽东批评:

一部分干部之间发生了贪污赌博等极端恶劣的现象。有个别的干部是被物质所诱惑,因而不愿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神圣事业,完全腐化了。所有这些弊端,在一部分军队与一部分机关学校的干部中,都是或多或少地发生的。[⑦]

高干生活已特殊化,只是较隐性。如哈德门牌香烟3~4角/盒,毛泽东每月抽烟就得百余元,毛当然付不起,公家发。一位抗大生私下抱怨:「毛主席不纳党费,洛甫吃大前门香烟的钱是那里来的?」[⑧]

1938年3月,张国焘天天喝得醉醺醺,带着四名卫士招摇过市,找何思敬下围棋。[⑨]1936年2月,范长江报导:「红军士兵的生活,仍然比官长要苦些,不过和旁的军队,程度有差别。」[⑩]1938-2-1八路军总部发出〈整军训令〉,要求遏制贪污腐化及干部逃亡;怕影响不佳,「此项训令文字发到团级为止。」[11]

师哲(1905~1998)揭发康生夫妇:

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在内。他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诸如: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中亚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工厂生产的;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部诉苦,以求得格外」照顾」。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艰苦奋斗的同义语,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能相信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有时享受咖啡,有时饮酒,虽不常饮,但酒量很可观……他由于不得志而以酒浇愁,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搬出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二人醉成烂泥。

康生共有五个秘书——机要秘书、政治秘书、行政秘书、业务秘书、生活秘书。[12]  1943-2-7庆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康生主持延安中央宴会,七十道菜,色拉、鸡鸭、海参、不同烧法的肉、各种香喷喷的汤、薄饼、粥、酒。共产国际驻延代表当天日记:「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皇帝溥仪的厨师。」[13]

1941年4月中央青委大型板报《青骑队》创刊,萧平杂文〈龙生龙,凤生凤〉,批评延安高干的特殊化,托儿所只有首长孩子有牛奶喝,国民党刊物《良心话》杂志转载,以证明延安的「等级」、「腐败」和「一团糟」。另一篇闯祸杂文是〈论离婚〉,作者是少数民族干部,批评延安某些高干喜新厌旧频繁换偶。第七期一篇读者来信,抱怨抗大四中队支书检查学员家信,《轻骑队》板报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言论」,胡乔木传命停刊。[14]1942-4-13《解放日报》刊载《轻骑队》编委会的「初步检查」,23日《解放日报》再载《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15]

《萧军延安日记》:

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1941-5-13)

在医院中我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①李伯钊(按:杨尚昆妻)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 ②据小鬼说,杨尚昆(按:北方局书记)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 ③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④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按:中央军委政宣部副部长)女人生产也住单间。⑤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应该离开此地了,虽然外面有政治威胁、经济的压迫……但在这里,我每天总被一种内心的痛苦啮咬着……(1941-6-24)

下级干部贪污腐化,「老一套」……军队的纪律也不好了……人民逃避兵役,并不如报上所说「母送儿子去当兵」……这是仅有的偶然现象……人民对两个政权全是冷漠的……报纸只有区党部宣传科长看。(1942-10-2)

首长特权还是全方位的。1941-7-21「鲁艺」晚会,时间过了,观众拥挤着鼓掌要求开幕。主持人站起来:「我们今天主要是招待首长的……你们着急也没有用……」主持人要求座位向后退三排,一会儿又报告:「给首长打电话去,说坐汽车出发了,再等二十分钟。」半小时后首长仍未来,主持人只得宣布:「我们开始吧,但我们还希望在节目中间首长能来……前三排座位还不要动!」(1941-7-21)

首长优势更体现在性爱上——

高级的人可以依仗自己的地位等优越条件,对同志的女人实行引诱。常常是一个庸俗的意志薄弱的、情操卑下的女人被掠夺去了!男人便陷在无涯的苦痛里!这例子是很多的。我预备将来写一篇小说,名字定为《坟前》,以此为题材暴露这种可耻的东西。(1940-10-2)[16]

1944年,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1910~1992)访问延安:

高级干部每人每月吃肉四斤,普通干部每月每人吃肉二斤。技术人员每月另有五千元边币的津贴,普通人员就没有。[17]

1940~1945年苏鲁皖豫边界湖西区书记潘复生(1908~1980),「生活上常有特殊化表现」——

当时连续三年大旱,吃粮很困难,大家连菜窝头都啃不上,而他却叫司务长专用白面给他做成夹糖的酥油饼,走在行军路上吃。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各种营养滋补品他也不断。……其他干部的家属一般都不随军,夜里行军都走路,或者是安置在老百姓家中,而他的妻子却随军还骑着大马,并要警卫员侍候。

区党委秘书长郭秋影对潘复生提意见,潘就给郭穿小鞋。[18]

1937年10月~1939年4月,冀中赤区:

一般村庄经常摆着大批办公人员,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吃着伙饭,专门侍候筹办粮秣、催差敛款。然而此来彼往接二连三,还是应接不暇。受着几千年封建压迫的人民,一向惧怕军队,固然无可奈何的拿不起也要拿,即富有的也感到负担无穷,发生忧虑。

1938年,晋察冀赤区成立不久,某县税务局长(某头头亲属),在任十天全部税收不过三百元,竟从中贪污二百元。事发后,大会检讨,具结悔过,全部退赃,事情就算过去了。还有浪费,彭德怀1940年在报告中抱怨:「浪费人力物力,不爱惜根据地的现象,也有相当普遍的存在。」[19]

注释:

[①] 古达:〈童年在故乡〉,孙新元、尚德周编:《延安岁月》,陜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页80。

[②]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亚洲出版社(香港)1952年,页71~72。

[③]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上册,页264、339。

[④]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283。

[⑤]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页13、22。

[⑥]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下册,页987。

[⑦] 文伯:〈陕北之行〉,《中央日报》(重庆)1944-7-29~8-7。转引自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上),页339。

[⑧]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武汉)1938年5月初版,页15、42。

[⑨] 《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02。

[⑩] 范长江:《塞上行》,新华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193。

[11] 〈总司令部与野战政治部关于整军训令〉(1938-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419。

[12]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26。

[13]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吕文镜等译,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107。

[14] 喻智官:《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溯源书社(香港)2011年,页71。

[15] 《王若望自传》第2卷,明报出版社(香港)1992年,页277~28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33~334。

[16] 萧军:《延安日记》上卷,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页175、200、600~601、228~229、73。

[17]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页77。

[18] 《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110~111。

[19] 魏宏远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1984年,页679、48、327。

参考:

裴毅然:1949年前赤营贪腐扫瞄(一)

裴毅然:1949年前赤营贪腐扫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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