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是作者正在写作的“世纪批判三书”之第一卷《世纪的歧途：左翼共同体批判》之第二章：《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左翼问题》之第一节，本节在第二章中具有导论性质，以揭示中国当代思想左右分化及其冲突的时代前提。
从革命国家走向现代国家
费正清对他所阐述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划下了一个时间的起止线：从1800年至1985年，时间长达185年。按照他的说法，“在过去的185年中，中国人民走了一条巉岩坎坷的路，里里外外都充满莫测的变化。”期间经历了五次外国侵略战争，从1839—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到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同时还经历了五次“革命性的内战”：1850—1865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5—1928年的国民革命，1945—1949年的国共内战，“最后是1966—1976年毛泽东发动的10年文化大革命，那是革命激情和自作自受的民族灾难两者混合的高峰。”1如此看来，文化大革命既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最后高潮，也是它的终结，因为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领导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掉转了一个方向。革命和暴力斗争的时代过去之后，接下来是改革和巩固的时代”。换言之，“中共的政策从阶级斗争到经济改革的大转变，是中国革命手段的（如果不是目的）重大改变”。2
如果说费正清关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演化序列是可以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时间框架的话，那么，应该对中国“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的性质作出怎样的界定？后来发生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究竟是革命动力的衰竭还是“革命手段的重大改变”？这对于费正清来说，是一个没有时间去解决的问题，因为他生命无多，他的最后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出版于1991年。此前，费正清已经见证了近两年里发生在中国的政治动荡和苏联红色帝国的崩溃，对于这两个被霍布斯鲍姆视为是“短20世纪”终结的标志性事件，费正清似乎还来不及作出系统性的理论反应，但他至少是调整了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策略，在《中国新史》这部著作的最后部分，记载了这个让他久久无法释怀的重大事件可能具有的深远影响：“理学名教遗留传统的破产”，原来儒学有关王朝权威合法性的政治推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费正清由此为中国感到惋惜的是：“一个文明社会必须的一点适度的多元性，虽然已是伸手可及了，却被人避之唯恐不及。”3这些都是在1985年“伟大的中国革命”结束之后发生的事情，在中国理当完成政治民主转型的时刻，却戛然而止，这是革命的后遗症还是威权制度的本性使然？抑或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必须具有的前提性条件——在威权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目标？
中共在执政以来的几十年里并非没有现代化意识，这一方面是因为列宁所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个对共产主义的通俗解释充满着对一个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更加先进的生产力状态的想象；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在本能上也意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争，归根结底是要体现在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等物质领域的竞争，实现富国强兵是确保政权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周恩来在其报告中号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4 1963年，在几经对现代化的目标作出调整之后，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重新界定了中共的四个现代化目标：
“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5
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现代化设置为国家发展的总目标，要求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同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后期，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国民经济处在崩溃边缘的形势下，中共依然没有废弃而是继续坚持现代化的诉求，在该年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战略设想，描绘了最终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愿景。
在毛的时代，中共虽然表达出一种强烈的现代化意识，急于在短时间里完成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提出了诸如在十五年里赶超英国的口号，但中共作为一个革命党显然还不清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绝非仅仅是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所能涵盖。按照罗荣渠的概述，现代化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科学革命以来各种传统制度适应于知识增长而发生的各种功能性变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现代化至少具有如下特征：1、民主化，2、法制化，3、工业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化，12、人口控制化，等等。6如果做进一步的延伸，中国的现代化无疑意味着执政党的革命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思维和统治模式的根本转变。借助于西里尔·布莱克的说法，现代化彰显出与现代化有关的接受能力的重要性，即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对知识进步所提供的发展可能性加以利用的能力，以及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可能采取的各种政策以图根据现代化的要求改造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并且有选择地向比较现代的社会借鉴的能力，构成了现代化最重要的内在动力。7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一个革命的执政集团基于长期战争的历史经验所形成的治国理念，要想自主地生长出一种现代化意识和现代化能力，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
如何把一个“革命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从世界现代化史来看，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课题。比较现代化理论虽然强调了基于不同制度、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在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不同路径，在目标模式上亦有可能是大相径庭，但共产国家的现代转型并没有形成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以致中共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确像是“摸着石头过河”。该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文革”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傅高义语）的开始，其意义在于如中共党史所述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实现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移。中共之所以在“文革”之后迅速把工作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从革命转向建设，是因为毛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已经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在“长期的革命”中已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境地，新的中共领导集团由此不得不像费正清所说的那样，对“革命手段”而不是“革命目的”进行重大改变——实行改革开放路线。这是从“革命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开始？
阿里夫·德里克用自己独创的一个概念“后革命”，来概括中共的这个历史性转变，指明这个概念的双重涵义，即“革命之后”和“反对革命”。8中国“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变似乎就符合“后革命”的双重界定：一方面，“文革”的终结意味着是“革命之后”，如同法国大革命曾经在不同时段里被多次宣布“结束了”，“伟大的中国革命”也是在“文革”之后被实际宣布“结束了”。另一方面，“革命之后”意味着革命的遗产被搁置起来，如果不是“反对革命”，那至少也是不再进行革命了，革命的意识形态被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德里克正是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问题，高度评价了罗荣渠在1990年代所开创的现代化研究的意义所在：“现代化不是对革命范式的替代，而是能够说明革命以及更多问题的范式”。9但是，“后革命”并不意味着是“去革命”，在德里克的分析框架里，“后革命”叙事之所以比世界上更为流行的“后殖民”叙事更深刻，就在于“因为革命能够有效地说明后殖民主义如何与过去决裂，进而在自己前提的基础上重构过去。”10而后殖民批评最显著的历史性问题莫过于将革命从其目的论中剔除出去了。所以，德里克认为，“后革命有助于更广泛地理解后殖民时代世界形势的思想与政治内涵”，11尤其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研究“革命国家”如何转变为“现代国家”，必须具有“后革命”的思维。
虽然德里克倡导以“后革命”思维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但他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书中，并没有充分揭示出“后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甚至全书除了书名之外没有出现“后革命”这一词汇，他所关注的主题是中国建构一种有别于欧洲现代性的现代性模式，认为中国自1978年以来对前半个世纪的主导潮流的逆转，并不仅仅是对革命历史的拒斥，而是产生一种新的权力意识，也就是中国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另一个可替代的中心模式成功涌现出来。12这个偏颇的叙事表明作者并没有深入理解中国“革命之后”的制度性质，也对“革命之后”的革命缺少足够的敏感性，他满足于从抽象的理论层面来探讨将现代性从欧洲中心主义的遗产中拯救出来的可能性，以及将那些早先受到西方现代化话语压制和边缘化的文明与传统的遗产重新引入现代性内部的可能性，最后是将这些可能性不言自喻地转化为现实性。
事实上，“革命之后”的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个“革命国家”的性质，革命的意识形态依然占据着党的主导地位。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被认为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1979年1月召开的中共理论务虚会议，在清算了毛的错误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认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13同年3月，邓小平在复会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首次阐述了“四项基本原则”与现代化的关系：“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4邓认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而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原则。中共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并没有被否定，革命依然是这个政党的执政基础。作为革命的替代方案的改革开放，被视为是另一种形式的革命，或者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中共的“第二次革命”。15为适应现代化和经济建设进程，邓小平还率先提出了中共干部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依然居于首要位置，革命化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实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罗纳德·科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亦是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由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但他将这场革命界定为“边缘革命”，即不是由政府主导而是由四种“边缘力量”所推动的革命，这四种边缘力量是：农村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农村土地承包制起初完全是由饥饿的农民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后来经过政府的大规模推广，最后终结了人民公社制度。乡镇企业是在国有工业体系的缝隙中，由农民在缺乏任何国家支持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个体户则是由城市底层的边缘人群所组成，从小买卖开始，逐步壮大为城市私营经济。经济特区是在沿海城市已经形成民间对外开放的形势下，由地方政府顺势而为。科斯和他的合作者王宁在他们的共同著作中总结道：“我们对边缘革命的强调表明，198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而国家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国营经济。”16这个结论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家权力，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家主导的改革或通过有形之手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实际上是在边缘革命所开拓出来的基础上形成的。
改革是革命方式的转变
科斯界定的“边缘革命”和德里克所提供的“后革命”的思维方法，具有事实判断上的一致性，他们都是基于中共在文革结束之后对革命意识形态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在不放弃革命的一系列话语的前提下宣布不再继续进行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取而代之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但中共在“后革命”状态下进行的改革开放，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德里克对“后革命时代”的两个基本判断——“革命之后”和“反对革命”，中共将改革开放视为一次新的革命，并非仅仅是一种政治修辞或意识形态的宣传语，与革命相关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安排及其思想理论环境，比如“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约束条件。罗荣渠把革命话语和现代化话语置于一起研究，尽管引起了德里克的重视，但他未必能够体会到罗的现代化研究也是受制于时代的政治和思想条件。在这方面，费正清显然比德里克看得更清楚一些，他把中共改革开放视为“革命手段”的重大转变，无疑是一个深刻的见解——改革只是改变了革命的方式或手段。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现代化所需要的专业化和知识化脱离了传统的政治控制，以及正统思想信仰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社会自主空间的扩大，由此使得科斯所说的由四种边缘力量主导的“边缘革命”成为可能。但是，革命方式和手段的改变以及工作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制度安排有了根本性改变。费正清在晚年认识到了，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成长“不可能在没有民众参与政治的情况下进展到多么远，……我们不妨把中国朝文明社会的动向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趋势，但不可就此断定这个趋向必然导引中国走向西方那种自由选举、代议政府、法律保障下之人权的民主政体。”17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悖论就在于，“革命性”与“现代性”的同时存在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性质和路径依赖，“后革命”时代的问题，依然必须在革命的逻辑中予以理解。
德里克“后革命”叙事的一个重大局限在于，他没有把制度因素置于“后革命”话语的首要位置，在他试图表明“后革命”话语比后殖民理论更能广泛地理解后殖民时代的世界形势与政治内涵时，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那些“革命国家”的政治制度远比“殖民国家”的政治制度有着更为持久的政治控制力，因此也就没有充分意识到“革命国家”的政治转型远比“殖民国家”更为困难。在德里克看来，后殖民叙事主要关心三个问题：“第一，冲决欧洲中心模式；第二，确认本土声音在后殖民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因而，第三，确认后殖民文化是一种混杂文化（hybrid culture），是辩证法的产物。”18与后殖民的这三个问题相比，德里克视野中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是“在历史中重新引入替代性过去（alternative pasts）以及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因为它们不仅被殖民史而且被民族国家的历史抹杀了。19所谓“替代性过去”和“替代性现代性”，就是要重述中国历史和重构中国有别于欧洲的现代化模式，这和后殖民叙事的目标基本一致。但区别在于，后殖民问题的解决是在推翻西方的殖民统治之后，而“后革命”问题的解决是否也是在推翻或根本改造了“革命政权”之后呢？德里克没有回答，他只是认为社会主义遗产在实践中已经作出了无可挽回的妥协，因此似乎不必再继续追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现代化之路究竟能走多远。20事实上，在德里克关于中国的历史叙事、革命叙事和现代性叙事中，叙事主体始终是一个抽象的中国，而决定中国现实制度安排的那些“革命”因素则是作为“替代性现代性”的条件被其悬置起来，从未对此进行批判性质疑。认识中国这个“革命国家”的现代转型，如果离开了对中国的制度分析和制度批判，能否产生客观和有效的结论，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科斯的“边缘革命”论面临着和德里克同样的问题，即“边缘革命”的效应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是处在不断的递减状态。确切地说，中国改革的双元结构——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民间自发的改革，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由民间边缘力量推动的“边缘革命”主要发生在1980年代，到了1990年代，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起点，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双元结构被打破，民间的改革动力几乎完全被体制吸纳。“边缘革命”的衰竭，表明传统的国家主义体制具有巨大的反噬能力，它不仅将民间改革成果据为己有，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汲取了民间改革的智慧，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奥秘所在。1990年代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改革至少取得了两个重大进展：一是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二是参加世贸组织。这两个重大成果，是1980年代“边缘革命”合乎逻辑的产物。没有1980年代私营经济的巨大活力和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绝不可能有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突破和对外开放的态势。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不是民营经济——它们虽然也取得了巨大增长——而是执政党和国有经济体系，后者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尽享改革带来的好处，依靠市场经济创造的巨大绩效和财力，得以避免合法性危机的蔓延和国企效率低下的种种困境，进一步巩固了在现有经济制度中的支配地位。
革命性和现代性的悖论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认为，邓引领的中国的根本转型和结构性变化，是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他把这个变化主要归功于邓的一系列个人品质：“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21尽管他并不认为邓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愿意称其“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如此评价邓的历史作用似乎并不为过，但应该意识到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党的权力的象征和体现。从最早为改革开放设置四项基本原则这堵总防火墙起，邓身上集中地体现了“革命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悖论。按照德里克的方式来理解，邓开创了一个“后革命”时代，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主旋律，建设中国有别于欧洲的现代化模式成为时代的主要任务。按照科斯的理解，“边缘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案，后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边缘革命”的解释框架是不是也能证明“后革命”叙事的有效性，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解为一个超革命意识形态和超“革命党”的现代性进程？如果按照傅高义的问题意识：“邓小平领导的这一转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22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设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新的伟大革命？还是被许多人期待或批评的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抑或是一个“替代性现代性”的国家转型实验？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参考莫里斯·迈斯纳对“后毛泽东的中国”所作的一个基本判断：
“毫无疑问，市场力量的解放将会产生无数的经济受益者和新的社会集团，但是，国家决不会允许这些人的势力发展到强大得足以（即便是在遥远的未来）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相抗衡的地步。中国的共产党国家仍然是并在未来也依然很有可能是驾驭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人。”23
这是作者在1986年作出的政治判断，是不是具有先见之明，还是过于武断了？正是在这一年，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会议，会议标志着全面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由此进入了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时刻，一个长期陷于动乱、战争和革命的国家，在以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变。制度的巨大效率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是早期那些对中共改革开放持怀疑论立场的人难以想象的。改革的巨大魔力是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新的分析，以便能够解释中国何以能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并对转变的性质作出界定。
于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论证中国崛起的制度优势和历史优势的各种版本成为时代的显学。张五常在2008年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写下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走上资本主义（市场）之路，科斯主张的权利要清晰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化终于从深邃的黑洞中走出来了”。24他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也是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基于中国自公元960年至2030年长达一千多年时间里的经济发展的综合表现，为读者描绘了这样的图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因为早在10世纪，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即使在19世纪初，中国和欧洲相比已处于历史衰退时期，中国的GDP总量也比欧洲和美国的总和还要多。“如今，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昔日它曾经享此殊荣，那不过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25这些理论阐述对中国的“历史性”和“现代性”的双重肯定与认可，恰恰就是德里克的“后革命”叙事所关注的主题，即通过重述中国历史与现实来重建“替代性过去”和“替代性现代性”，以此表明中国走上了一条远比欧洲现代化模式更为有效和更富有本国历史传统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是头睡狮，一旦醒来，整个世界会为之颤抖”，据说这是拿破仑向世界发出的警告。不管拿破仑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崛起的确已经震撼了世界。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2010年发表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主题就是“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此书横空出世，引来中国学者一片欢呼。阎学通认为：这部著作的“历史厚重性和未来前瞻性超越了所有我读过的有关中国崛起的著作。本书暗示人们，中国崛起的结果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世界越来越像中国。”胡鞍钢认为马丁·雅克的著作是“中国统治论”的代表作。金灿荣赞誉此书“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幽默的文笔，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发表了独特的见解。”时殷弘评论：“马丁·雅克观察亚洲问题的学识、视角和阅历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它给真正想要了解中国以及预测未来几十年内世界大趋势的读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余永定断言：“毫无疑问，这是我曾经读过的最优秀、最严谨的研究中国的作品之一——可以说是精彩绝伦的一部书。”26这些评论者无疑是中国当下最知名的国际问题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们对马丁·雅克的高度评价与其说是充分认同其关于中国崛起的一系列论证，不如说是被这本书的标题——当中国统治世界——所震撼、所启发、所感动。这是他们原来一直期待说出的话，现在终于被一个外国学者抢先说了出来，其意义当然不是前些年几个愤青发出的“中国可以说不”能够相提并论，这是一个中国“即将”统治世界的预言，也是中国“已经”启动统治世界的开端。
“邓小平时代”是否开启了一个“后革命”时代？“后革命”时代的现代性问题究竟应该怎们看？这的确是时代的大哉问！围绕着现代性问题所展开的现代化的方案或路径之争，以及由此展开的中国思想界的分化，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裂及其庞杂的理论建构，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观察中国思想世界的性质、演变和走向，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约束条件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变迁。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版本，作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均无法摆脱主导这个时代的革命主旋律，或者被革命打上深深的烙印。
本文注释：
1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11-12页。
2 同上书，第408页。
3 [美]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第486页。
4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
5 同上书，第412-413页。
6 参阅杨国枢：《现代化的心理适应》，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78年，第24页，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7 参阅[美]西里尔·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6页。
8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9 [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胡大平、付青松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
10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83页。
11 同上书。
12 参阅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男、董一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13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14 参阅同上书，第63页。
15 在中共的革命话语系统中，改革就是革命。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界定为“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参阅张士义、王祖强、沈传宝主编：《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1921-2017》，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440页。
16 [美]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17 [美]费正清：《中国新史》，第492-493页。
18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91页。
19 参阅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第6页。
20 参阅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第114页。
21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643页。
22 同上书，第643页。
23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下，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7页。
24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135页。
25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伍晓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1页。
26 上述评价语参阅[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VII页、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