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禁忌,也就是我们必须对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和国家充满感恩之心,即使当我们成年之后开始回顾、觉知和考察自己过去的记忆,知道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创伤经历对人格发展的较大影响,搞清楚了一直以来我们痛苦和隐隐作痛的来源,我们往往也会选择缄口不言。这种自我克制大概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我们心里明白,如果我们开始对过去的环境进行批判、指控,我们往往会被周围的人、尤其是过去环境里的人看作是“忘恩负义”、“不知廉耻”的“东郭先生养的白眼豺狼”和道破了“不可言说”之物的“离群之马”,所以我们被一种“必须感恩”的道德感束缚,不愿意“背叛”故乡和故乡里的亲朋好友。另一个就是假如我们后来获得了一些俗世上的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地位,那么我们往往就会对我们曾经弱小时受到过的伤害羞于启齿,因为我们后来都习惯了在公众面前维护自己的自尊心,表演一个情绪稳定、积极正向的成功人士,我们不想被他人议论、描绘成“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矫情”样子,害怕受到闲言蜚语,丧失日积月累、汲汲营营得来的社会地位。

然而,不管我们怎样试图去掩盖、否认过去的屈辱经历,它不论怎样都不会被抹灭,我们对过去伤害过我们的人和社会环境等的仇恨、渴望和执念早已内化成了我们人格形成过程的一部分,影响着我们看待、评判世界的方式,我们总会意识到我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负面经历,比如被包装为爱和友谊的语言暴力、精神暴力和情感绑架或家庭暴力、校园暴力,对我们成为怎样的大人有着难以忽略和无法撤回的影响,甚至可能是我们长期的精神困扰(比如洁癖、完美主义、强迫症、回避性依恋、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和官能与躯体化病症(比如失眠和偏头痛)的重要相关和潜在因素(虽然并不一定具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稳固的因果关系)。

因为以上提及的那种执念无处发泄,一些艺术家,尤其是文学家,比如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三岛由纪夫,会选择把那些隐蔽的情感和记忆回溯以可能晦涩、抽象也可能更明确、具体的方式在文学创作,比如诗歌和小说里展现(当然,音乐和美术也是类似的)。对于他/她们来说,文学可以是一个庇护所,是某种自然而然的生理释放(这种写作并不一定需要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性和逻辑严谨性),可以让他/她们尽情打开自己回忆的阀门、批判自我和环境,让自己暂时停止对真相的自我抗拒和自我审核,暂时逃避由社会所规定乃至胁迫的“感恩之情”,赦免自己诉说真相和表达真情视感的内疚感。可以说,如何察觉过去的真相并且与“说出真相”伴随的罪恶感斗争、相处是心理压力极大的活动,也是大多数艺术创作者需要面临的艰巨挑战,一些人一辈子都在否定自己曾经家庭里畸形的爱和学校里病态的规则,一辈子都在欺骗、说服自己是个正常人,一辈子都在试图合理化、浪漫化和理想化过去的苦难,把它粉饰成努力奋进、不畏困难的成功学鸡汤故事,或者仿佛不说就没曾发生过一样干脆对过去绝口不提,不愿正视自己藏在潜意识里隐秘、阴暗和扭曲的部分,像刺猬一样把自己的敏感地带用利刺包裹起来,预防旁人察觉、探究和伤害。

我相信,如上所论述的可能不仅是精神分析、发展和儿童心理学以及变态心理学的课题,也是文学的课题。如何在文学里处理好对自我光纤形象的包装的倾向和展现自我人格形成的复杂性的冲动,如何在克制与解放、压抑与爆发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衡,同时需要作者放下的自尊心、对自己的耐心、对外界无谓声音和干扰的屏蔽、对错误社会潜规则的蔑视,还有细心、智慧和勇气,也决定着作者是否可以超越自我的妨碍和人性的桎梏、成为留名千古的优秀的创作者乃至思想家。毕竟,把自己内心深处最私密和朴实的部分通过艺术创作展现出来、迎接世人的理解和赞扬也好,误解、否定和批判也罢,都需要作者对自己创作能力的极大自信和一颗强大的心脏,尤其对于生来就内心敏感、多愁善感和不善言辞的人来说。

我们不禁会问,当一个创作者开始分析并公开表达创伤记忆的人格影响,开始对抗来自回忆中故乡的“幽魂”或者说“恶魔”时,他/她究竟是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解脱,还是陷入了更深的深渊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得而知,可能非常取决于个人的特殊情况和处境,他/她可能有释怀、复仇或自杀三种难以选择的“选项”,所以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不解之谜。其实,我们如果广泛阅读历史上的艺术家们的自传和传记,我们会发现他/她们在当今大部分民众的眼里其实都具有各种性格和道德缺陷,可能正是他/她们的苦难记忆和心理矛盾成为了珍贵的创作素材,造就了动人心扉的、能够带给人共鸣的、让世人从中能够窥见自我的、伟大的思想结晶。或许,传统意义上的孝顺和真诚的艺术创作是难以两全的,歌颂式的爱国和伟大的艺术创作也是水火不容的,因为艺术本就不应该是非黑即白、二元论、一边倒的。可能,有审美价值的写作终归是自我的,要不然就会沦为讨好权威和迎合大众的千篇一律的批量产品。

不论如何,对我个人来说,我真心期望市面上出现更多的由自身体验、思考和道德困境出发的真诚的、具有赤裸裸的反思性质、敢于暴露自身缺陷和弱点的作品,而不是千篇一律、一以贯之、诉诸“正能量”、鼓吹“主旋律”和“宏观叙事”的表面靓丽、内里虚伪的“作品”。真正具有艺术和人文价值的艺术作品,不正是诞生于上面提到的社会对于受害者的“感恩之心”的要求和胁迫吗?没有了这种胁迫,没有了作者对舆论和审查的挑战,艺术作品中的伟大的勇气、决心和人性之美将去往何处?或许,伟大文学作品之诞生的第一步,就是作者不再纠结于树立一个光鲜亮丽、一以贯之的“感恩”人设,并且主动远离来自于故乡和回忆的道德绑架和情感裹挟,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人性中狭隘的部分,让艺术创作充满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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