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 | 我所知道的胡春华

一

最近一段时间，除了传说中“习下李上”阴谋剧里面的习、李两个主角外，本来只有在旁边看戏资格的胡春华，忽然间竟成了海外各类媒体眼里首屈一指的大热门。先是7月27日中共《人民日报》刊发了他的《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一文，其中52次赞美习近平，却对自己顶头上司和直接领导李克强藐而不见、只字未提，被舆论惊叹为正式向习近平宣誓效忠，也预示着他将更上一步；再是北戴河会议后他率先密集现身，比别人忙的多：8月16日当天参加三农会议、第二天主持稳外贸会议、8月19日参加推动就业会议， 胡春华如此越界插手刘鹤主管的外贸和韩正与肖捷负责的就业，外界解读是在为候任总理做准备；最近的是8月22日汪洋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围绕“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协商议政，胡春华罕见的应邀到场听取意见并发表“指示”，而同日他还视频参加了“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理事会成立大会，新华社报道说“副总理胡春华、英国王储查尔斯分别发表视频致辞”，更被视为俨然是准总理和等同于“王储”。《日经亚洲评论》直接划重点说：“一个名字受到特别关注，那就是中共副总理胡春华”，《日本经济新聞 》甚至讲“如果胡春华在二十大上成功进入政治局常委，他可以被视为习近平在 2027 年党代会上的潜在接班人”。当然，这些媒体评论的同时，还念念不忘追溯一下曾经有过的糗事：“他有段不能被忽略的历史，就是曾被胡温视为隔代接班人。和他一起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的孙政才已经被习近平拿下，关进大牢，胡春华侥幸逃过一劫。要真能在今年接任总理，那就是咸鱼翻身，创造了历史——从一个高危的废太子变成排名第二的常委，顺利接班了”。

我进北大的时候，胡春华已经远赴喜马拉雅山山麓，在雅鲁藏布江两岸稀薄的空气里扛着几百斤麻袋翻山越岭了，因此我和他始终缘吝一面。但是，那时胡春华的轰动效应和热浪余波还远没有消散：三角地橱窗里贴着从《人民日报》到北大校刊等等登载他事迹的各种报纸和他到处发言做报告的大幅照片，校园中不时能看到还没来得及清除或者特意保存的“向胡春华同学学习”的标语口号，思想教育、政治报告的大会小会上反复提到他的榜样力量和典型作用。

二十一世纪之前的共产党中国，是一个靠着光辉榜样和先进典型支撑起来的社会，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特定的榜样群体和典型人物——到了二十一世纪，则只剩下俯仰皆是、此伏彼起的犯罪群体和层出不穷、青出于蓝的反面典型“永远在路上”了——：五十年代是工人、农民和李瑞环陈永贵，六十年代是解放军和雷锋欧阳海，七十年代是各行各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生力量、反潮流英雄和张铁生黄帅，到了八十年代则变成了知识分子及其核心代表大学生。八十年代大学生的辉煌尊荣和如日中天，是当今后浪们做梦都无法想象和难以企及的：他们不但眼下是“天之骄子”，未来更是祖国栋梁和民族希望，所以八十年代三天两头一个的典型模范人物基本上都出自大学生，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名扬四海的张华和徐良。当年胡春华的风靡享誉和脍炙人口，绝不亚于后来的张华和徐良，只不过成为英雄的时候后两者已经盖棺定论——张华与鬼为邻、徐良终身残疾——，而胡春华却是仅凭着一个决心就提前预支了今后的荣耀。细想起来，这样仓促鲁莽的树立典型模范是挺有风险的，万一有一天“王莽谦恭下士时”了怎么办？不过共产党一向实用主义，利字当头，只好毛手毛脚的“火烧眉毛，且顾眼下”了。

二

如今的我们，终于熬过了慢慢岁月长路，卒子跨过河，自己也成了当年共产党恨之入骨的“操纵、利用”我们的老谋深算的“长胡子的人”，又看尽了遍地心机深重、未老先衰、阴骘狠辣、唯利是图、一无所信的中国当下年轻一代，于是总是一厢情愿的把当初那个年代青春的自己想象的纯真无辜、白璧无瑕。其实认真回忆起来，那会儿我们并非真的像现在心理上浮现的那么傻白甜，所以甫一听到胡春华的事迹，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此人独辟蹊径、另出奇兵，如此大胆敢为、剑走偏锋，着实不简单。胡春华自己怎么想的不知道，反正我们是没一个人相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这种鬼话的。那时的西藏，神秘固然神秘，但完全不是今天伪白富美、高富帅和小资们心里与眼中四分之一潇洒的说走就走、四分之一凡尔赛、四分之一波西米亚风、四分之一洗涤灵魂和净化心尘的离天堂最近、最圣洁的地方，我们再不了解国情，也还知道：那个蛮夷凶险的化外之地是祖国最不需要大学生的地方，而真正立誓要肩负起时代使命的有志青年，都一股脑的奔向国家体改所和国务院农研中心去了。不过，我们信不信、甚至胡春华自己信不信都不重要，领导信了、或者领导假装信了就够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一日千里的历史时期，青年楷模推陈出新，而我们周围那些个北大的年轻偶像级人物，则可谓日月交辉、璀璨绚烂、目不暇接。胡春华像一颗流星，疏忽一瞬，很快就黯淡泯灭，在我们的生活里和视听中销声匿迹、无人问津。之后在燕园里的我们，有的轻歌曼舞、追蜂逐蝶，有的小楼一统、凿壁夜读，有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有的鼓动风潮、际会时势，在青藏高原上与天葬台、高原红、生死书、六界三道作伴为伍的胡春华，遥远虚无的像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上和轮回中，早就被大家抛在脑后，遗忘得干干净净，不再有人关心、甚至问起他一下。

大约过了有十几年，胡春华有次悄悄回了趟北大，我才又一次听说和想起了这个名字。见了他的人告诉我，胡春华外表已经老的难以认出，而且一身是病，这些年他跑遍了整个西藏：“西藏真不是一般人能呆的地方！”至于他表现的怎么样、目前担任何等职务，我们似知非知、不甚了了，也没有用心去打听和记忆——似乎我们都相信，这个人在昙花一现之后，哪怕没有后悔放弃、最终脱逃，也注定会平平淡淡的度完一生；即便万一有了意外的不平凡，最多也就是又一个高尚而不幸的孔繁森。

中央机关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干部到西藏挂职几年回来会提升半级，所以也不乏人们去飞蛾扑火，我的几个朋友都是如此，回来后也都对西藏不是正常人受得了的地方这一点刻骨铭心。不过对此最感同身受的，恐怕是胡春华在西藏和团中央的双料前任胡锦涛。胡锦涛1989年1月进藏主政，身体始终无法适应高原的恶劣气候，尤其是心脏不堪其扰，一年里有很多日子都是在北京休养。有段时间他迫切希望调回北京，主动提出愿意到国家教委降半级当个副主任，结果竟被教委婉拒。这一不为人知的秘闻，是国家教委一个司长告诉我的，应该属实。由此一插曲可以想见，胡锦涛未来第四代领导核心的地位，也是邓小平在十四大前仓促间拍脑袋定下的，这倒完全符合他几十年持之以恒的用人惯例，而胡锦涛本人肯定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天上真的会掉下馅饼的。没陷进国家教委那个死水一潭、暗无天日的活死人墓衙门，对胡锦涛当然是万幸，国家教委后来是痛悔还是庆幸就不得而知了。那些年在数不清的大会小会上远望之外，我和胡锦涛面对面的零距离有三次：一次是某年五月三日晚上，北大举办纪念五四青年节篝火晚会，他带着李克强一行人鱼贯登上五四操场西边青砖水泥的简陋主席台，与正站在北侧连栏杆都没有的狭窄危阶上迎候的我握手、问好；第二次是他在贵州期间，北大团委组织了大型暑期社会实践团去贵州考察，结束离开前省里举办告别晚宴，胡锦涛作为当地首长和共青团老领导出席致辞，席间我也上前给他敬酒；再一次是那年郝平初做北大学工部部长，新官上任，花大力气筹办了一个“大学生青年知识智力竞赛”，五月三日晚上在老电教楼举办，英语系教师、后来新东方三剑客之一的王强主持，那天晚上正在北京的胡锦涛光临北大，先去了五四操场一年一度的纪念五四篝火晚会，然后步行几分钟来到竞赛现场，就坐于我的左前方。那个年头的胡锦涛，年轻英俊、活泼生动，一副热情洋溢、健康向上、人见人爱的十全青年样子。多年后我再在电视上看见他，已经变得面无表情、呆若木鸡、气短嘘长，人皆称面瘫。胡锦涛从精神到身体的蜕变，西藏消耗人的经历起了推波助澜之功。

三

又过了十几年，到了2009年，十八大临近，习、李接班指日可待，而隔代指定的十三年后将取代习、李的第六代候任领导人胡春华和孙政才也浮出了水面，预计十八大上就会进入政治局。此时的胡春华，不但早已离开西藏，而且已经经历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分级火箭式跳跃：一次入团中央、二次入藏、二次入团中央、河北省省长、内蒙古自治区书记。这年秋天一个清凉萧瑟的晚上，在北京簋街著名的花家怡园四合院店的古筝伴宴声中，我们无意间聊到了胡春华。一个在国务院当局长的学弟，在忍不住控诉中国官场毫无规则和随意任性时，颇为不平的说：为了让胡春华未来名正言顺、没有纰漏的成功接班，中组部居然将他的民族成份从土家族改成了汉族！如果学弟说的是真的，这恐怕是世界上不多人知道的一个秘密。胡春华的家乡是湖北省宜昌专区五峰县马岩墩村，五峰是土家族自治县，土家族占大多数，他如果是土家人也顺理成章；而改变民族一说，也符合中国政治文化和官场逻辑：共产党嘴上唱着“工人无祖国”、“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但骨子里还是传统狭隘的“汉贼不两立”，更不懂奥巴马式的政治正确，所以总瓢把子大当家的必须血统纯正，由《素女经》第一个实践者的后裔入承大统才是王道和正宗。只是不知道胡春华十九大之前成了废太子后，中组部是否承希上命或者揣摩朕意，又悄悄给他改回了土家族。

五、六年前，现在是内蒙政界高官的一个朋友带着两个小兄弟到北京，我们一起在夜总会唱歌，两个小兄弟则从头到尾坐在包房外面的局促走廊里负责买单。翠袖围香、鲛绡笼玉间，我问朋友：“咱们师兄在内蒙，没拉扯一下校友？”朋友咂咂嘴，不满地说：“嗨，别提了，我还真去见过他——装糊涂，一句不提，反倒向我了解了好多地方情况”。胡春华受抱怨的这点，倒颇似李克强。据说，李克强不但没有亲手提拔过一个北大人，而且打在河南起就刻意疏远避嫌。虽然中国官场早就江湖和黑社会化，输货权门、跑官鬻爵、“成伙作势”、拉帮结派已成常态，但说到底这都是低层次、不入流的，真正顶级高大上的，真还并非如此：像赵紫阳、胡耀邦那种有大气度、大胸襟、大境界和胸怀天下、五湖四海的，或者像李克强、胡春华这样深谋远虑、志在社稷、大略足智、不落把柄的，反倒不屑、忌讳搞自己的班底、圈圈和山头。2016年8月胡石根再次被判刑入狱后，有人期盼、幻想胡春华能对同班同姓同学眷顾旧缘、施以援手，从上面他对同朝为官的校友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人看，此想真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

李克强位居鼎司、执掌重器之后，带红了好多同班同学，我熟悉的就有陶景州、姜明安、谢思敏等等，此外还有不少我不知道名字的“上下铺”。本来，陶景州是国际级大律师，姜明安是国内著名法学家，但他们属于小众，在专业圈子外知者寥寥；使他们成为准公众人物、获得大众流量的，是对与总理同学日子的记忆。前面所说这些人都是出类拔萃的，有些等而下之的，就不那么体面了：据说有我不认识者，退休赋闲之后就被掮客拉着四处跑，每到一个城市见了地方首长，掮客必定第一个推销他：“这是总理的同班同学”！于是此人微微颔首，然后大剌剌坐下，任凭地方大员扔下掮客在一旁不顾，围着他跑前跑后、嘘寒问暖、极尽阿谀，始终表情淡漠、一言不发。挺有意思的是，那些李克强五年多北大生涯里花了大部分时间从事的学生会、团委工作中的同事和密友，却竟然没有一个像同班同学那样回溯总理的峥嵘岁月。和李克强遭遇类似，这些年北大中文系也冒出了很多个胡春华“在北大的唯一联络人”，我一起吃过饭的就有两、三个。有次我问其中一个人：“你们同学怎么那么左呀？人家东莞这么多年花红柳绿、夜夜笙歌都太平无事，他一去就斩尽杀绝、寸草不留，太过分了！”该人低声对我说：“他其实根本就不左，这次是他刚到广州后，有人就挖坑整他，把东莞的事捅到央视曝了光。他被逼无奈，只好下狠手了”。

二十九年前的差不多今天，李克强和胡春华几乎同时离开了北大：胡春华行程8000多里、路途二十几天，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入藏，走向吉凶莫测、无法预料的不可知未来，去到蜗居于荒凉边陲一个破败黯淡建筑里的自治区团委组织部做一个枯燥冷寂、抄抄写写的“干事”；李克强则从宁静安谧的西郊燕园象牙塔中破茧而出，驶往二十几里外帝京繁华喧闹的核心地带崇文门内那座崭新巍峨的白色大厦，奔向可以想见、一望无际的锦绣前程，去“把握共和国的脉搏”、搏激中枢、大展宏图，开启了他的火红岁月：先当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半年后成为团中央候补书记。胡春华一炮而响、炙手可热，被塑造成全国大学生榜样和楷模的那几个月，正是李克强在北大倒数时光。不管是李克强助推胡春华脱颖而出，还是胡春华铸造了李克强在北大的又一次辉煌、使他的履历更加光彩夺目、引人入胜，总之胡春华和李克强的悠深渊源绝非他与习近平的关系可以相提并论。如今，他在回顾、总结总理治下领域的成就时，却居然一句不提自己的师兄。虽然李克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换了自己也会同样行事，但到底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他再推己度人，再“宰相肚子能撑船”，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再被中共冷酷残忍、六亲不认的政治文化打磨的麻木不仁、铁石心肠，想必心里还是酸溜溜的。

四

不论胡春华在二十大上能否进入常委，他都是中共历史上所有顶层领导人中绝对空前、更必定绝后的最苦大仇深的那一个。

首先是他的出身和早年生存之苦。要说所谓“逆袭”，谁都无法够得着胡春华的九牛一毛。他在中国最贫苦农村中的最贫苦家庭里降生、成长，和侯服玉食、膏粱锦绣、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太子党纨绔子弟们活在天堂和地狱两个世界，和从小到大生长在大城市、丰衣足食、从没在农村煎熬过的陆昊们也少有共同语言。李克强倒在农村呆过四年，但那是暂时离开度过了整个高中前岁月的省会合肥去下乡改造、“接受再教育”，胡春华则打在娘肚子里就开始改造和天赋再教育城里知识青年的资格。胡春华后来敢于、能够去忍受当初根本看不到尽头的西藏式的残酷折磨，跟他对与生俱来的恶劣条件和艰难环境早就安之若素分不开。顺便说一句，虽然最为困苦，胡春华却是中共有史以来全部巅峰人物中唯一一个状元级别的天才。要知道，1979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至今相对学生水平考题最难而且录取比率最低的一年；79年的五峰县状元，程度要比77、78年全国状元高出不知多少个数量级；能在79年成为五峰县状元，放在后来其他年份弄个全省状元毫无问题——更别说，他还刚满16岁呀。在那种绝大部分人都自生自灭、朝不保夕的草芥蝼蚁般生活状态下，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可见他是多么的聪明、勤奋和刻苦。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毛泽东勉强混上了一个师专，凭关系走后门也只能在北大当个被人看不起的图书管理员，一辈子耿耿于怀；张国焘考进了北大，而且还是理科，但他从入校第一天起就不务正业寻衅滋事，学习可想而知；邓小平们痛感祖国积贫积弱，发愤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国内学校犹感不足，居然万里之遥坐着三等舱海上漂泊数月去欧洲求知，令人感佩至深，只可惜没经得住巴黎花花世界和咖啡面包的诱惑，无心求学，成天在欧洲游荡，几年下来不但一个洋码子没学到，连中国字都耽误的一塌糊涂。近几代领导人里，江泽民、胡锦涛上了上海交大和清华，但他们专业水平如何，始终没看到有太多值得吹嘘的成绩；至于眼下这个习核心，更没得瞧了：当年大学数学考试两个分数相加，他创造了分子加分子、分母加分母的习氏定理，至今以人君之尊，还仍然白字连篇。

五

其次是他的人生经历和奋斗过程之苦。从来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爬到、或者为了爬到权力巅峰经历了胡春华那样骇人听闻的艰难困苦。早期共产党人在军阀的恢弘宽容下，在大学里和社会上鼓吹一下邪教、宣传一下分裂、散布一下谣言、煽动一下动乱、策划一下颠覆国家、充当一下三种势力、操纵一下学生和工人闹事，被莫斯科看中了就成了领袖——期间还可以名利双收、诱奸粉丝、狂赌滥嫖——，之后要不混迹于上海租界、十里洋场中乱伦同志的妻女，要不卖身投敌住在莫斯科和索契别墅里享受火并骨肉的其乐无穷，要不当山大王杀人越货、打家劫舍、鱼肉乡民、欺男霸女，连最艰苦卓绝的长征期间都是别人草根树皮、自己骑马滑杆。共产党僭政后，像李鹏这种“无忧无虑到公卿”的就不说了，江泽民一辈子没离开过城市和大城市，乔石、胡启立、朱镕基不但没离开过城市和大城市，而且一生大部分时间还没离开过中央机关；李瑞环倒是出身地道的贫寒农村，可连他都知道做木匠也得到北京去做；胡锦涛虽然在西藏忍受过几年高原反应，但他是驻藏大臣和最高统治者，与胡春华在西藏磨难完全不可并论。跟前的这些衣冠里，习近平平生好地方任其挑拣，不是富贵温柔的厦门福州，就是山绵水软的浙杭天堂，再就是香风缭绕的外滩淮海路；李克强大学毕业后就从未下过基层——当然，我没有把正处级的北大团委当成基层；栗战书和汪洋早早跑到城市谋生，赵乐际出生在省会西宁，仅下乡插队了一年就忙不迭的返城；王沪宁更绝了，至今为止除了美国半年，在中国只认得上海和北京两个最大、最繁华城市的模样；倒霉蛋孙政才是农家子弟，学的还是农业，学农业的学校还是没什么名气的莱阳农学院，可一毕业半天都没耽搁就到了北京，除了中间在吉林和重庆做了八年封疆大吏外从没离开过——在可预计的将来，他也会继续在北京的燕山脚下度过了。

回顾胡春华非同寻常、空前绝后的仕途道路，可以比较研究和他同代、同类人群的人生历程、成长轨迹以及成功与失败的因果。胡春华毕业的时候，大学生还凤毛麟角，属于天之骄子；多年大学停招造成人才奇缺，文革干部被大清洗后又空出了大批位置需要填补，同时邓小平出于半私半公的目的急于实现新老交替和“干部队伍四化”。这一切叠加起来，使得北大这种大学的毕业生有如进士出身。留北京不是追求目标，让人纠结的是去书记处、中办还是国务院，万一到了北京市机关简直抬不起头来。胡春华同系高两级的孟晓苏毕业去了中宣部，很快被挑去给万里做秘书；他同级法律系的孟宏伟毕业选择了中央政法委，这些只是我一时想起来的。学生干部加党员那简直就是赐进士及第了，1977经济系学生、李克强同届学生会主席张炜，毕业就被胡启立要到天津做团市委书记，几年后就备选天津市副市长；胡春华另一个同级的人大学生会主席董宏毕业直接当了薄一波的秘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那一年中文系一个校学生副主席毕业，中央、北京市近百个单位来要。当时争当学生干部和入党，目的主要就是增加筹码和机会，分配时抢夺最好的单位、岗位和职务，占据最高的起点和最有前途的资源。从实践来看，自李克强以下当时所有北大的学生党员干部也确实捞尽了好处、占尽了便宜，除了少数半途而废和折戟沉沙的，至今都还是人上人，仅就官场来说，副部长、部长车载斗量。其实那时候全社会从上到下包括学生自己都在口口声声述说基层经历和经验的重要性，也知道只有经过基层的实干和历练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深厚的沉淀、路才能走得更长久，但实践中基层却永远没资格来挑选人才和被人才挑选。也别说，还真有一批人特立独行的向基层反向流动着——比如从书记处流动到大连金县、从军委办公厅流动到河北正定——，他们就是尚还处于接班襁褓中的太子党，因为他们不管去哪里、去多久，朝堂都会为他们虚席以待——而换了普通人，基本上就是黄鹤一去了。八十年代前期，除了入禀中枢、参知政事，摆在北大野心勃勃的学生们面前的，还有一条更耀眼、更绚丽、更风骚、更快捷、更金光闪闪的从政大道：共青团干部之路。那时的胡耀邦、胡启立，一前一后、常务中央，团派势力如日中天，达到历史顶点。王兆国在就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之后仅仅三年就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办主任、李克强在做北大团委书记后一年多就当了团中央候补书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时间，多少更加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人蜂拥到这条路上；除了李克强、张炜，还有徐小平口中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另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潘维明以及张虹海、刘晓锋这些人。潘维明是仅高胡春华一级的同系学长，张炜之后的校学生会主席；李克强离开北大后他继任校团委书记，同时兼北大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两年后调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和他同时到上海任市委组织部长的是曾庆红。张虹海，和李克强同为张炜那届学生会的副主席，两人关系至今极好，在北大担任团委副书记很短时间后就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刘晓峰，潘维明同班同学和他之后的北大团委书记，两年后赴青海任省政府秘书长、格尔木市市长……等等。此时北大人趋之若鹜、津津乐道、万众仰慕、“我的眼里没有你只有他”的是这些散发着迷人气质和魅力的明星、偶像和未来中国领袖——没有人知道大了好多岁的辽东半岛尽头恐怖的蛇岛附近一个凄凉渔村旁从七品的薄熙来和黯淡乏味的冀中南荒原上一个灰头土脸县城十字街上副处级的习近平，即便知道，谁又会关注他们一下呢？

六

胡春华16岁进北大，毕业时刚满20，而此刻他的同龄人差不多都才一、二年级。这种低龄，不用说在那几年，即使在北大整个历史上也是数得着的。胡春华赶上了那个大学生的黄金岁月，却无缘分享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年龄太小，而且出身寒贱、经历狭隘、见识短缺、心智幼稚、举止拘谨、外貌寒酸、缺乏自信，别说和上面那些当过工农兵的叱咤风云的明星、偶像学生们相较，就是和徐小平看不起的“等而下之”的79哲学系同级、当时的北大学生会主席、正好大他十岁，做过工人、车间负责人、教师、工厂团总支副书记的朱善璐比起来，在经历、经验、能力、气势、手腕等各方面，他也是可望不可及。一个高胡春华两级的前中文系学生W告诉我，在83年前从没听说过他，他离校前去和W同宿舍人告别时才第一次见到他，唯一的感觉就是“稚嫩的不得了”。由此可见，胡春华在北大的时光里，基本上处于边缘和角落，校团委和学生会干部轮不到他当，就连系里也无人问津，他的“组织问题”还是因为申请去西藏才在毕业前几个月突击“解决”。在这种背景下，胡春华毕业后要去中央机关不容易，如果想留在团委，虽然79级分配那年北大团委留的人最多最滥，恐怕也难有他的份。也许胡春华年纪小小就早早看出，自己无力也无资本和那些抢占着舞台和聚光的人们竞争，所以只能开辟一条出人意料、前无古人、后无效仿的最边缘、最艰苦、最玩命的道路，置死地而后生，闯出一片生机和一番前途；也许胡春华年纪小小故而轻信上当“艰难困苦，玉成于汝”的千年老鸡汤，觉得自己打出娘胎吃的苦受的罪还不足以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不论哪样，他无疑都是一个想人所不敢想、做人所不敢做的厉害角色，对自己狠的让人望而生畏；后来他能持之以恒、咬牙隐忍，十几年没有出差错，最后居然还成功了，则足见此人情商、意志、智力、潜质和后劲实在惊人和罕见——要知道青春的激情和冲动简单、一直坚持住太难，一时投机成为楷模容易、始终做模范太难；而作为名声在外的榜样，从政的压力和危险最大，因为所有人都想尽办法在鸡蛋里挑骨头。胡春华同时代前后几年里的那些资历、才华、声望比他出色、优秀、显赫得多的，在从政之路上起点和位势比他高得多的前辈和同龄的大学生们，除了李克强，最终都无法望其项背。

当年在胡春华眼里高不可攀的张炜，李克强为副手的、被同年学弟尊为百年罕见的世界级政治家，毕业后任天津团市委书记不久即成为副市长候选人，却因太年轻在差额选举中落选，随即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天津市对外经贸委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外事办工委书记等职，时年33岁，成为被美国《时代周刊》报导的中国政坛“未来之星”和未来领袖的第一人。1989年五月，张炜已获任命海南省副省长，不久六四屠城，他毫不犹疑、毅然决然挂冠辞职、以示抗议。辞职当天的张炜，坐着政府专车上班、倒着公共汽车回家。随后，他被发配天津社科院当资料员，妻子离去、儿子罹白血病。1993年已经38岁、多年高官的他，从零开始，坚韧前行，携子赴美治疗，并先后在哈佛、牛津获公共管理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后任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多年前，张炜被金正日邀请赴朝鲜参知经济决策，在北京首都机场换机时被禁止入境，直接押上回程飞机遣返英国。张炜愤怒之余，在飞机上即席演说，成为一大轰动事件。2011年张炜任职香港企业，仍然常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呼喊发声。另一个在当年胡春华眼里高不可攀的同系学长、张炜下一任北大学生会主席潘维明、李克强下一任北大团委书记，北大毕业三年后去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不久发起“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和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汇集了中国最著名的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轰动朝野，他也被美国《时代》周刊发文称为另一个中国明日领袖。但好景不长，1986年底学潮，他虽然为前去上海交大朗读“葛底斯堡演说”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挡住了飞来的碎石，但依然被牵连降职，贬到上海电机厂任党委副书记，89年回升上海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89学潮爆发后，潘维明穿梭京沪两地，参加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等等，倾向极其明确。六四平定之后，他被一撸到底、惨遭整肃，不但开除党籍而且开除公职。1990年，有关部门在成都设局让潘维明被嫖娼，随后上海法院构陷罗致将他判处四年徒刑。出狱后，潘维明彻底与官场无缘，做过书店、餐厅、咖啡剧场、文化公司，并专注摄影事业；之余会友、邀宴、聚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地道的一个江湖散人。潘维明同班同学刘晓峰在其之后接替北大团委书记，一年后去青海任省政府秘书长、格尔木市市长，又过两年回京到体改所做副所长，六四后因为掩护所长陈一咨出逃而被捕，出狱后专心经商，极获成功。包括李克强在内的上述当年北大风云际会、辉煌一时的学生领袖们，在进大学之前分别当过工、农、兵干部多年，社会经验丰富，能力才华出众，智商情商上乘，学历、才能、名气、原点、起步直至同期的职务都远远高于今天政治局常委中绝大部分人，但是除了李克强，所有人都半途而废、功亏一篑或者调转枪口、反戈一击，这着实令人探究。

这些人是在文革里荒废和沉淀下来的数目庞大的平民子弟中极小的一部分顶尖出类拔萃者，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但抱负远大，早先在最底层通过个人奋斗已显露头角，在机会到来时更毫不犹豫的抓住并最早一、两批考入北大，他们不但具备超人的才华和智力，而且有着强烈的领袖气质。上世纪70、80 年代之交以思想解放运动和竞选风潮为代表的新旧交替、觉醒启蒙的狂飙时代和激荡岁月，最适合他们叱咤风云、轰轰烈烈，于是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北大学生领袖——当时同类特质的出类拔萃者和学生领袖们，无疑也包括官方路径之外、在竞选运动中如日方中的胡平、王军涛等人——。此时改革启动突进，急需干部人才和“第三梯队”，组织路线大胆解放、不拘一格，而太子党的年龄和资历尚不足以接班，因此这些青年才俊们立即受到垂青瞩目并被快速提拔到高位。他们个人风格和共青团工作特点，更像西方所谓的政治家而迥异于官僚；他们改变中国同时自我实现的目标明确、急于速成；他们起步的共青团系统在团派主政时红透大半天，已经习惯了一日千里、不断攀升；他们能力超群、创意天赋、观念绝尘，因此恃才傲物、刚强易折，更受不得委屈；对文革教训的深思、对历史发展的洞悉、对中国现实的体察、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加之个人经历和职业特点，使他们思想活跃、精神自由、灵魂永远处于不安定之中，使他们崇尚真理、追求公平和正义、勇敢无畏而本能具有反骨；等等。这诸般特质，导致他们一旦正式进入真正的官僚系统，就无法适应和认同一个保守僵化老朽的体制，无法忍耐和接受一个平庸停滞年代漫无边际的煎熬，更难以和它们彼此相容。结果，他们表现的爆发力超强、无坚不摧，但是耐力、后劲和持续力欠缺。最后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渺小个人永远无法左右的历史与时代的命运，也即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劳伦斯·夏勒写在他那本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扉页上的“命中的劫数”：在他们大放异彩、光芒万丈之后短短的几年时光，中国的前行停滞止步、历史的进程逆转倒退，直至漫长的三十多年过去依旧丝毫没有完结的迹象。与此紧密相连，他们的命运也就被牢牢注定。

1980年北大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正式选举选票，名单中“张伟”是张炜的笔误。

而胡春华，身上具有的一切与他们几乎全部相反。

经历过中国之春和那个燃烧炽热年代的我们，脱口而出、引为北大骄傲的，过去是、今天是、将来也永远是他们而不是胡春华。

如果胡春华明年三月真的接班总理，就是同为北大出身、仅相隔一级的两个共青团前第一书记先后相继把持首辅，那说明身为“党的后备军”、“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团派地位树大根深、牢不可破，也说明北大根深叶茂、难以撼动。而这，却是心胸狭隘、刻薄寡恩的核心无法接受和容忍的，所以我想胡春华的希望并不大。

七

第三是他人性、灵魂和精神的历程和历练之苦。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既然迈上政治一途，就必然希望达到顶点，否则全无意义；然而走向领袖的漫漫长途是极其孤独、清冷和寂寞的，很少有人能够承受和坚持。从政之路坎坷崎岖、变幻莫测、艰险苦痛、遥遥无期，如果把它当作人生唯一目的和一生唯一方向，不但要牺牲掉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情趣、爱好，放弃掉生活里全部的内容、享受、幸福，还要扭曲人性、压制渴望、泯灭爱憎、消弭喜怒哀乐、忍受无尽的精神困厄、承受非人的心灵折磨、杜绝一切不相干的思想、冲动和行为，也就是苏轼说的：“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

不幸的，胡春华正是如此。他从1983年当众誓言去西藏的那一天起，已经把整个未来和一辈子命运寄托和压注在这个前途上，“我拿青春赌明天”了。于是，几十年来，他战战兢兢、临渊履冰、灭绝个性、斩断六根——说回东莞的事，不管他是左还是右，我都确信他对卖淫嫖娼绝无好感：眼睁睁的看着多心烦意乱呀——。2017年7月孙政才被拿下后，传说胡春华以身体不佳为由请求谢职，传言虽不知真假，但从那之后我就注意到他从不漂染的满头白发，也想见他半生心灵和精神的炼狱之苦，而2017恐怕是他平生最大的危机和煎熬。阴差阳错的，他前所未有的苦难经历却使他在2017年下半年的危机中度尽劫波、化险为夷：你想呀，习近平就是再刻薄寡恩，再残忍无情，面对一个受了半辈子苦、遭了半辈子罪，岁数不大就熬的发白如霜、满脸沧桑，又表现得毫不恋栈、绝无野心、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人，也不好意思顺水推舟、借坡下驴，真的让他年纪轻轻的就退休失业吧？

最要命的是，胡春华孤注一掷的这个前途完全是不可知的，多么巨大的代价都可能是无用功，白白付之东流。《战国策·秦策》说濮阳人吕不韦的爸爸告诉他：“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赢百倍，立国家之主得利无穷大”。可是，别的买卖输了，无非血本无归，还能东山再起，而窃国的生意，却是拿命当本钱去冒险，是搏命啊。对胡春华来说，他是地地道道的背水而战，失败了不光一生没有任何价值、生命等于不曾存在，而且难有其他谋生手段和出路。没听说他职务以外有什么擅长和爱好，汉语是非常专业和难学的，胡春华当年学业再好，抛弃了那么多年也无法重捡，除了做官他别无本领和所长，一旦无官可做大概率就会过着没有乐趣的日子郁郁而终——而李克强还可以去翻译英文法律书，孙政才可以去研究新的农作物栽培，即便秦城监狱不许他发挥专长，他至少能再没俗务缠身、心无旁骛、尽情忘我的享受心爱的“王者荣耀”了！

和胡春华深仇大恨的从政之路比起来，我的另一个校友、比胡春华小一岁却高一级的李书磊简直就像一个玩票的。我在北大的时候，李书磊正在中文系读硕士，我的印象是他是《校刊》上最勤奋的豆腐块文章作者，时而评价文艺，时而吟诗弄赋，时而感叹人生，时而参悟生死，让人觉得想法庞杂、神神叨叨；后来清风明月、逍遥快活、轻松飘逸了三十年，直到遇到贵人习近平，自此飞黄腾达。早在五年前，就有北大人预感此人没准前程还会胜过早已是政治局委员的胡春华——如果最后一语成谶，那胡春华肯定觉得人间真的是没有是非善恶、天理公道了！其实，不要说李书磊，除了胡春华，自第三代起的共产党官员们从大到小，又有哪个不是玩票的？远的江泽民，在幸运球砸中脑袋之前唱歌剧、追名角、飙英文，海派了大半辈子；近的习近平，在福州是当地人嘴里有名的花花公子，到了浙江，“此酒且图今天乐，休问功名几时成”，日日宿醉之外，还不拉下中午一顿。其他数不胜数的余子碌碌和更不入流者，从仕途的第一天起就抓住时间、只争朝夕、一寸光阴一寸金的五子登科、花天酒地、放纵欲望、不负壮年，一路带病一路前行；他们少奸巨滑，既利己又粗糙，在还没开始之前就看穿了一切、想开了一切、勘透了一切，绝不会为了一个水月镜花耽误了人生百乐，权力、财富、名声、女色什么都要占着、什么也不落下，哪怕最后灰飞烟灭一辈子也值了没白活。所以，尼克松的感受是老一辈的做派，面对当代拆白党们早就过时了，就像我们那个时代每个人都相信做学问是清苦的，而现在做学问的，则是热闹、喧嚣、风流、富贵、快活，酒色财气、样样不缺。

上述这些玩票的和李斯所谓“仓鼠”之外，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人是无心插柳。查查这几届政治局名单里的简历就能看出，有心栽花的挑来挑去，只有居于两极的薄熙来和胡春华此唯二者：李克强本来是想出国留学继续法学研究的，结果被当时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强行留校做了团委书记，孙政才是一个有造诣的科班农学家，后来服从组织安排“学而优则仕”，这两个人都是“被从政”——特别是孙政才，本科学的农学，硕士选择了更加专业的“作物栽培与耕作学”，连在职博士都没转学什么劳什子“管理”而是接着农业再农业，可见是一心一意奔着农业专家去的；是组织把他引诱、鼓励、制造、训练成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却又容不得他的雄心壮志，结果成就了他也毁灭了他——；其他像汪洋、栗战书、韩正、陈敏尔等，人生的第一份职业都是杂役，杂役之后即使有机会参加恢复了的高考改变人生也懒得折腾；对他们来说，从未期望过出人头地，杂役和后来无意中走上的官场都是饭碗、工作和谋生手段，自然也谈不上压力和辛苦、更无所谓成功与失败，谁承想有朝一日踩了狗屎运或者瞎猫碰到死耗子的跟上了习近平，就一步登天上了金顶——他们最能同感拜登告诉记者们的：刚住进白宫的日子，他每天早起都要问一遍太太“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和制度中，胡春华的成功是必然和规律；但在当今中国，他却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奇迹、特例、另类和异数，不可复制也没人愿意、敢于去复制——即便复制了也是九死一生、自取灭亡。

如果中国注定要在共产党的肆虐下荼毒，我宁愿胡春华得偿心愿、苦尽甘来。这样，我起码能看到，至少“盗亦有道”还不是一句谎言。

《北京之春》首发。2022年9月11-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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