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原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作家廖亦武、台灣資深報人高有智及《武漢》中文版發行人廖志峰在台北的新書發布會上。

編者按】:在普利策獎得主、美國作家張彥Ian Johnson看來廖亦武「是記錄現實中國的最出色作家。」——這是他在授權小義翻譯的《子彈鴉片》序言中說的一句話。張彥在閱讀了廖亦武的大量作品之後,形容廖「有點像中國的斯塔茲·特克爾(Studs Terkel),為他國家的歷史關鍵轉捩點編寫着口述史,卻又帶著偉大的波蘭戰地記者理夏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的那種狷狂、無畏。」

小義覺得拿廖亦武跟卡普欽斯基相比尤其貼切,因為這兩位的作品都特別重視氛圍、感覺、個人直接接觸所傳達的訊息,均因作品處於虛構與非虛構之間而稱為「報告文學」,有時甚至純粹憑記憶和想像來撰寫,為此都招致了不少爭議。有批評者指責說,這種被稱為「魔幻新聞主義」的寫作流派耽溺於追求文學而損及了報導的真實。但爭議歸爭議。不妨礙卡普欽斯基和廖亦武都成為被翻譯成最多外語的作家。

今年一月,多產的廖亦武再一次推出了新作——《武漢》,他用一本書引領我們深入武漢,探究世紀瘟疫Covid-19的起源——武漢那裡當初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何疫情沒能在第一時間控制下來?廖亦武以小說記述了這場世紀瘟疫所引生的全球性災難,及其對社會人心的毀滅性衝擊。《武漢》先以德語出版,一出版就引起討論熱潮,反響巨大,繼之售出多個語種的版權。本篇長文是廖亦武記述《武漢》這本書的寫作經過及其中文版在台灣問世的故事,同時也是他獲台灣獎助金資助而完成的一個項目。

(言小義)

 

廖亦武 | 兩岸防疫vs一本書的命運

由於我在中國境內長期被安全部門嚴密監控,所以從不使用智能手機。2011年7月,我懷揣4個同外界單線聯繫的摩托羅拉和諾基亞原始版手機,在黑社會的幫助下,付钜款逃過中越邊境,然後又在德國和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自河內市內排國際機場登機,輾轉波蘭,飛抵柏林……隨之而來的十餘年流亡生涯眨眼過去,可我還在使用原始版手機——直到我成為2022年的「台灣獎助金」獲得者。

——題記

  •  抵達與隔離

 2022年4月15日19:25分,我孤身一人,登上土耳其航空TK1724航班,從柏林起飛,在伊斯坦布爾轉機,出了歐盟海關,於16日17:55分,降落在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雖然按照台方要求,任何外來旅客必須在登機前提供48小時以內的核酸檢測(PCR)正常的證明、轉機時還有過關的二次檢測,但桃園機場依舊嚴陣以待——台灣外交部駐德國代表處不厭其煩地寫來電子郵件,一再重申《入境須知》,我方意識到必須告別過去對付跟蹤和監控的老手機,升級為便於跟蹤和監控的新型智能手機——最初的刹那,我本能地抵觸,因為我周圍的德語作家群中,不少人和我一樣落伍。稍後,我醒悟到人類已進入前所未有的「武漢病毒時代」,看起來相似的入境法規,在民主台灣和獨裁中國,所有的功能都背道而馳——就這樣,作為疫情期間首批受邀的「德籍學者」,我中規中矩地來到台灣。

    我跟隨大夥兒下飛機,魚貫進入停機坪旁邊的隔離客廳,身穿防護裝的工作人員依次發號,大夥兒領號並貼在胸前或臂上,然後檢測陰陽,結果,一型航班二百多號疑似,沒一個確診。這一來,男女老少都回到了童年,沒來由地手舞足蹈。我身後一大媽居然起歌來,好像是1980年代的台灣在地民謠《捉泥鰍》,微微吃驚

    接著是買手機號碼入海關和兌換台幣。第一個訊息是政府防疫監控部門的歷經4個半小時的繁複輾轉,眾旅客之一員的,才出了大廳,排隊等候政府指派的防疫計程車(台北市區以外,無論遠近,車費都是1000台幣,超出1000台幣由政府防疫部門補貼給司機)疾馳一個多小時, 直達我臨行前就已訂好的新北市烏來老街。使出吃奶的力氣,提起30來公斤的旅行箱,直上,進屋子泡了一回挺舒服的室內溫泉。

    接著開始剛施行不久的10日例行居家隔離,此前一個月,還規定在政府指定酒店隔離14天。每日早上9點,智能手機就準時,一個最善於「捉泥鰍」的在地大媽(腦海中浮現出來的)在那頭說:

    廖先生您好,我是烏來區公所,今天還正常吧?

     正常,檢測結果是

     是嗎?

     在德國劑疫苗,我一直

     您知道檢測怎麽做嗎?

     知道。

     請檢測完畢,拍一張發過來。

 

    就這樣日復一日,食物和日常用品由房主兼文學同道貝嶺代購。出關前夜,我給已表過我9本譯著的德國S. Fischer出版社主編漢斯寫了一封信,征得漢斯同意,在此公開

   

親愛的漢斯,

    昨天,按照台灣政府的防疫法規,我自己做了插鼻孔病毒測試,然後拍攝照片,寄往基層政府機構——一會兒,我的智能手機響起來,一個沙啞的老婦的聲音宣佈,整整10天只能在一個房間的囚禁生活結束了,接著,在7天內,可以帶著口罩出門,但不能前往公眾場所,不能搭乘任何交通工具。

    為了來台灣,我平生第一次,使用了智能手機,在進入海關前,接受官方規定購買的電話號碼,這是為了監控和跟蹤——想起2011年逃出中國的時候,我為了擺脫監控和跟蹤,隨身攜帶了四個只能單線聯繫的簡陋手機。

    在這漫長的禁閉生活中,我關注的兩件事情——烏克蘭戰爭和上海封城。其實都是一件事情——普京和習近平,兩個大獨裁者,在冬季奧運會前夕見面密談,達成「全球戰略」的協議。

    烏克蘭人在爲全世界的人打仗,當然也為台灣人打仗。而上海封城是武漢封城的延續。兩年前,武漢有800多萬在家裡坐牢,因為被病毒傳染而死去的人不計其數,而兩年後,上海有2400萬人在家中坐牢,其中沒有任何人因為染上病毒而死,但是,死去的人依舊不計其數——他們死於飢餓、死於所有的醫院都關門、死於強制做核酸檢測、死於被捕,死於集中關押……

    我的記錄小說《武漢》的悲劇還在被不斷複製。當初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因為「武漢病毒」成了「世界性」的,我也不知不覺成了「世界性作家」——因為跟蹤病毒的來源和去向,我真正完成了從中國走向世界的巨大轉變,沒有任何一個同行,比我更透徹地體驗了「獨裁病毒」是如何侵蝕和改變全人類的生存方式——可我自己差點被擊倒了——因為寫作《武漢》時,持續熬夜幾個月,我的心臟出現了異常——台灣前,我最後一次去了柏林一家醫院,並預約了今年10月的血管疏通手術。

    從中國到德國,我一直是一個奮鬥在歷史前線的「見證性作家」,可以說,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任何一個歷史階段,我都留下了他人無法替代的著作。我訪問過的老人,死去了一大半。親愛的漢斯,Fischer發表了我9本書,還有兩本等待發表,我手中還有寫1980年代的書,寫四川地震的書,寫1950-1952年中國血腥鎮壓鄉紳階級的書,等等,我會在台灣出版這些書的全部中文版。

    我寫下以上文字的目的,是希望你瞭解,這本名叫《武漢》的、經過多次修改的作品,是我,作為一個流亡作家的轉折點——如果在《武漢》之前,我是一個來自中國的持不同政見的作家,我記錄了其他國內同行不可能記錄的事件——比如營救劉曉波夫婦的事件——而在《武漢》之後,我才稱得上是一個「世界性的作家」,我在柏林通過互聯網進行全方位的調查和挖掘,非常順手地完成了在中國無法完成的工作。

    這是一本描述「武漢病毒Covid-19如何走向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著作。如果將來的人類要回顧這段可怕的歷史,第一選擇就是閱讀它。

   親愛的漢斯,謝謝你耐心聽完我的敘述。

   

                                 亦武

                                 2022年4月25日

 (《武漢》德文版發布盛況。)  

  • 武漢病毒Covid-19)怎樣出國

     這是一趟詭異多變的漫漫旅程。

    早在2019年深秋,中共政權強推《國安法》,香港淪陷在即,大量參與街頭反抗運動的港人紛紛逃亡,毗鄰的台灣成了逃亡港人四散到西方各國的中轉地。我為此在德語報刊發表了許多呼籲文章。也在台灣駐德大使謝志偉先生的鼎力相助下,以德國書業和平獎得主的身份,向法蘭克福書展主辦單位推薦當時已在台北的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林榮基先生。林榮基受邀參加法蘭克福書展舉辦的「為桂民海守夜」的活動後,又和我一起到柏林,拜訪德國議會人權委員會主席,還在台灣駐德代表處進行了多方座談,凡此種種,都歸功於謝志偉先生幕前或幕後的精心安排。在最後的送別聚會上,我對志偉說想去台灣香港流亡者的專題,志偉提供了外交部「台灣獎助金」的資訊,並慨然答應「盡力促成」。

    轉眼年初,我還清楚地記得,在我接到志偉的電子郵件,寫完《台灣獎助金申請書》的當夜——也就是北京時間2020年1月23日上午,中國官方就悍然宣佈實施「武漢封城令」本地所有公交車、火車、飛機、地鐵和船隻全部停運,萬居民均被告知不得離開——至次日上午10點,湖北省的鄂州、黃岡、赤壁、仙桃、枝江、潛江、咸寧、荊門、當陽、黃石、恩施、孝感等城市也相繼宣佈實施類似封城令

    出於職業敏感,我立即放棄去郵局寄出《獎助金申請書》紙本,迅速登錄國內微信、微博等多個平台,立即感受到茫茫一片歇斯底裏的恐慌,湖北省全境數千萬人在被囚禁前夕,瘋狂搶購生活日用品,尤其是口罩。轉眼間,所有的商店和藥店就什麽都沒有了。由於口罩嚴重短缺,民眾就用衛生巾、紙尿布、柚子殼、透明塑膠瓶等等代替口罩。

    我也登錄了發行一千多萬份的《人民日報》的網站——它是中共最權威的喉舌,地位相當於前蘇聯的《真理報》。《人民日報》頭版要聞有:

標題1,習近平同法國總統馬克龍通話;

標題2,習近平同德國總理默克爾通話;

標題3,習近平同義大利總統馬塔雷拉分別向2020年「中國義大利文化和旅遊年」開幕式致賀信;

標題4,中央領導同志看望老同志;

標題5,阿佤人民唱新歌——習近平訪問雲南佤寨。

    國內和國外兩重天——既然1月23日,武漢封城當日的《人民日報》隻字不提「武漢封城」,這就意味著,中共中央的決策是:在國內嚴格實施「軍事化隔離和封閉」的同時,對外的海關和航班繼續開放——幾十萬疫區旅客就是這樣飛向世界各地的。

    這是人類的宿命,因為直到這時候,中國之外的世界還對這場相當於切爾諾貝利核洩漏的超級烈性傳染病疏於防範,對中國經濟市場充滿期待或慾求。1月15日,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的協議正式簽字生效。特朗普總統以為經過由白宮強勢主導的、馬拉松似的談判,美國終於贏得了一場史上最大的貿易戰,卻不知敗局已註定,自己也將染病,還將因此失去連任的機會。僅僅相距8日,武漢就封城了——2020年1月23日成為一個史無前例的浩劫界碑——從此,人類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被強行改變,「武漢病毒時代」將不斷延伸,死亡的數字從偶然發現,眾說紛紜,卻被故意掩蓋,視為國家機密的零號病例,擴大到數個,數十,再擴大到數百,數千,數萬,數百萬,甚至千萬,甚至無從統計。人類不得不研製疫苗,與具有快速自我複製及變異功能的病毒賽跑。目前看得到的比賽結果是:人類因為抵禦並消除不了武漢病毒,而選擇與之共存。

  • 寫作《武漢》

    《武漢》的寫作就這樣開始。第一步是搶救性地下載資料。我已寫過數十本記錄文學,懂得這是能否捕捉到真相的關鍵時刻。從深夜到清晨,我沒日沒夜地下載了幾十萬字的資料。來源主要是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官方網站、國內各大網站、地方網站、微博、微信、博客等等,也包括推特上的自媒體。內容五花八門:

1,「武漢病毒」的前世今生;

2,這種「蝙蝠病毒」是怎樣傳染了武漢、全國和全世界?

3,醫院人滿為患;

4,火葬場晝夜忙碌;

5,全國各地抓捕武漢人;

6,專家之間關於「病毒來源」的唇槍舌戰;

7,普通人之間關於「病毒來源」的討論和對罵;

8,突然死亡、自殺、跳窗、逃跑、封鎖所有的道路……


     全國數億被強制在家坐牢的民眾,都被驚慌和恐懼所壓倒,都擠在網絡上,爭先恐後地發言、發照片、發視頻,中國網絡警察人數增加了幾十倍,依舊疲憊不堪,來不及刪除海洋漲潮一般的「違禁言論」和「謠言」。誰也不敢上門抓人了,大約有20多天,具有全球最先進的監控系統的中國網絡竟然「失控」——直到有一天,我的電腦被駭客攻擊,突然黑屏,徹底癱瘓了——幸運的是,我的資料也同時下載到了移動硬盤。   

    我不得不等待了一個星期,Kcriss(李澤華)終於出現了。我立即從浩若煙海的下載資料中浮出海面,撲上去,鯊魚一般「咬」住這個1995年才出生的、中央電視台的前主持人,我寫的最早一篇報道,就是關於Kcriss的,發表在《法蘭克福匯報》。

    Kcriss是在P4病毒實驗室附近出事的,他被國家安全局瘋狂追捕,最後躲進一棟大樓,在大樓中的一個房間內,進行了近4個小時的Youtube直播,最後還是被捕了。Kcriss是《武漢》開篇「闖入者」的主角,接著才是真正的主角艾丁,他是一個從德國回家過春節的大學交換學者,一下飛機就撞上武漢封城,於是從北京改飛長沙,被兩次強制隔離。在隔離期間,艾丁和他的朋友在網路上探討武漢病毒的來源,這給他和他的家庭帶來了滅頂之災。所以,艾丁阻礙重重的回家之路,既是尋找病毒真相之路,也是死亡之路。最後的主角是張展,繼慘死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之後,她是在西方影響最大的中國政治犯,原因是她拒不認罪,在獄中絕食抗議了500多天,每次獄警用橡皮管強制灌食,都必須反綁她的雙手。張展和Kcriss一樣,多次去P4實驗室調查,她繞著圍牆邊走邊解說,拍攝了一個長達二十幾分鐘的視頻,《武漢》就是用這個視頻的解說詞結束的,最後一句是:「這是禁區中的禁區。」

    兩星期後,安全部門找到並逮捕了張展,判刑入獄5年。其他被捕的公民調查記者還有陳秋實和方斌。而最早傳播「不明病毒來襲」的李文亮醫生也染病死了,他被官方判為「造謠者」,強制認罪。如今,誰也不知道Covid-19這個武漢病毒是怎樣從武漢的實驗室偷跑出來的,只知道去接近和調查的人都「失蹤」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律條款,至少6個月內,失蹤者家屬無權知道失蹤者的下落。

     · 對武漢病毒的追根溯源   

    根據我在寫作《武漢》期間對中國官方網站資料的下載、梳理和研究,現將對武漢病毒的追根溯源歸納如下:

    2003年的SARS肆虐,在當代公共衛生史上,是第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之前國內數不勝數的瘟疫,或許造成的死亡更多,破壞更大,但都被草菅人命,層層隱瞞,沒引起任何關注。唯有SARS,因軍醫蔣彥永不顧個人安危,接受國際媒體採訪,發出警報才迫使中共政權進行公開的全民動員。與此同時,SARS從廣東跨境傳染到二十七個國家,震驚了世衛,而成為世界公共衛生史上的著名案例——「一切從我們腳下開始,」2020年初春曾深陷於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蝙蝠病毒樣本洩漏漩渦的病毒專家石正麗,在17年前這樣說,「我們是SARS一代。」

    根據官方資料和石正麗自己的公開講述,2003年SARS在中外造成一萬多人感染,1459人死亡,對她有決定性影響。第一例SARS感染者出現在佛山,之後擴散到廣東全省,最後擴散到二十七個省——她的同行們從廣東野味市場的養殖果子狸體內,檢測出SARS病毒,經過繼續實驗,發現果子狸只是將SARS傳染給人類的「中間宿主」,而源頭是蝙蝠。對病毒專家來說,有至少五千萬年進化歷史的蝙蝠,地位特殊,它是地球上唯一能飛的哺乳動物,也是包括狂犬病毒、馬爾堡病毒、尼帕病毒等上百種烈性病毒的「自然宿主」,號稱「病毒蓄水池」。

    於是從2004年開始,石正麗率領她的團隊,在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的傾力支援下,踏上了追蹤SARS冠狀病毒源頭的征程。「不管南方還是北方,中部還是西部,只要聽說有蝙蝠的地方我們都會去,足跡遍佈了我國二十八個省市,像大海撈針一樣。這樣一做就是十多年的時間。」

    2005年,石正麗團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發現從蝙蝠體內提取的病毒,不是SARS的直系親屬,不能直接傳染人。2011年,他們在雲南某處懸崖溶洞中,發現多達幾十種的蝙蝠群,這相當於病毒的天然基因庫。最終他們分離出與SARS高度同源的新型冠狀病毒。之後每年,他們都到這兒定期採樣兩次,反復驗證它們是否具備跨種感染的能力。

    2015年11月9日(更正於2016年4月6日),石正麗在國際著名期刊《Nature Medicine》(自然-醫學)的電子刊物上發表論文《一種傳播性類SARS蝙蝠冠狀病毒群顯示感染人類的可能性》(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其中寫道:

    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SARS-CoV)和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CoV)的出現,突出了跨物種傳播事件對人類的威脅。在這裡,我們研究了目前在中國菊頭蝠種群中傳播的SARS樣CoVs的疾病潛力。利用SARS-CoV反向遺傳系統,我們產生了一種嵌合病毒,該病毒在小鼠適應SARS-CoV的主幹中,表達了蝙蝠冠狀病毒SHC014的峰值。結果表明,由2b組的野生型基礎中的突變而來的SHC014編碼的病毒,可以高效利用SARS受體,以及人體血管緊張素轉換酶II(ACE2)的多個同源體。它能夠在人類呼吸道分離的原代細胞中高效地複製,並在體外能夠達到與SARS-CoV流行株等值的病毒滴度。此外,體內實驗證明,嵌合病毒在小鼠肺部的複製具有明顯的發病機制;對現有基於SARS的免疫治療和預防模式的評估,顯示效果不佳——單克隆抗體和疫苗方法,未能利用這種新的S蛋白中和,並不能保護細胞免於冠狀病毒的感染——基於這些發現,我們合成了一種具有感染性的全長SHC014重組病毒,並在體內外展示了病毒的強大複製能力。我們的工作表明,目前在蝙蝠種群中傳播的病毒有重新出現SARS-CoV的潛在風險。

    對此,《自然-醫學》曾指出,其他病毒學家質疑這項研究的必要性,認為沒任何意義,還蘊含極大風險「這太瘋狂了,如果病毒逃脫,將不堪設想。」

    儘管爭論頗大,可石正麗的科學生涯至此抵達巔峰。之後,她出任中科院新發和烈性病原與生物安全重點實驗室主任、武漢病毒所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科技廳「2019新型肺炎應急科技攻關項目」應急攻關專家組組長,獲得各種光環,出席各種會議,在2018年北京電視台《一席BUICK》的一次演講中,她聲情並茂道:

    「這些野生動物的病毒怎麼就到了人類社會?過去沒有那麼多傳染病,現在怎麼就這麼多呢?……還有親戚問,SARS都沒有了,你做這個東西有什麼意義?有可能這種疾病永遠都不會再來。但是我覺得,我們做的很多工作,如果有一次能夠預防疾病爆發,就有它的意義了……」

    是的,在她被捲入P4洩漏輿論風暴時,《中國科學報》採訪了中科院武漢病毒所黨委書記、副所長、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肖庚富研究員。他作證道:

    「我們所最早是在2019年12月30日收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送來的不明原因肺炎樣品,立即組織力量、連續72小時攻關,於2020年1月2日確定2019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 1月5日分離得到病毒毒株,為確定病原、開展病毒檢測、藥物篩選研發提供了重要基礎。在此之前,我們所根本沒有這個病毒。」

    除開「我們所根本沒有這個病毒」是撒謊之外,其它都是事實。如果以上工作及鑒定結果,在1月5日就公諸於眾,並拉響警報,就一定如石正麗所說:「我們做的很多工作,如果有一次能夠預防疾病爆發,就有它的意義了……」可惜,當時,這屬於國家機密——在病毒蔓延時,在禁止「謠言」時,在政府和民間都有數十萬人聚會並交叉傳染時,石正麗及她的上司,與黨中央和習近平主席保持了高度一致的默許。

    關於在國內盛傳的「人造病毒洩漏」,《中國科學報》問道:「2015年,《自然-醫學》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一種傳播性類SARS蝙蝠冠狀病毒群顯示感染人類的可能性》的論文,這篇論文發現一種叫做SHC014的病毒具有潛在致病性,研究者還進一步構建了一種嵌合病毒。武漢病毒所石正麗是作者之一,石正麗在這項研究中做了什麼工作?」

    肖書記答:「……在這項研究中,石正麗研究員僅僅提供了SHC014這個冠狀病毒的刺突囊膜蛋白基因序列,沒有參與用它構建嵌合病毒的具體實驗操作,所構建的病毒材料也未引進國內。這項工作的動物實驗都是在美國完成的,而且美國團隊只開展過小鼠感染實驗,未開展非人靈長類感染實驗。另外要說明的是,SHC014與此次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全基因組序列相似性為79.6%,它們不是近親,而且武漢病毒所也沒有SHC014活病毒。也就是說,武漢病毒所從未合成、保藏過2015年發表的這項工作中由美國團隊實施構建的嵌合病毒,也未對該嵌合病毒進行後續研究。」

    肖書記這一權威「甩鍋」,隨即被外交部「戰狼」發言人創造性發揮,成為第一個盛傳不衰的疫情陰謀論:「COVID-19的零號病人是美軍!被美國P4實驗室的洩漏病毒感染,先是流感症狀,就帶病入境參加在武漢舉行的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接著,呼啦一下擴散了!他們的生化武器試驗成功了!」鍾南山院士也表示,COVID-19爆發在中國,源頭不一定在中國。對此,美國總統特朗普總統:「大家都知道病毒從哪裡來。」接著直呼「中國病毒」。白宮貿易顧問Peter Navarro隨後表示,這場疫情本來可以控制在武漢當地,但中共將疫情隱瞞了六周,幾十萬疫區旅客搭機前往米蘭、紐約和其它地方,從而把武漢病毒傳播到全球。

    而對肖書記的包辦答案,中共黨員石正麗只能鼓掌通過,因為中共仿照納粹和蘇共,制定了嚴厲的「黨內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雖然這幾乎全盤否決了她多年辛勞換來的科研成果。

    這也是SARS一代病毒學家在獨裁中國探索終結。

  • 台灣的「防疫神話」

    日本〈產經新聞〉派駐台北的支局長矢板明夫在新著中寫道:

    「2020年3月初,在全球疫情最緊張、台灣也準備對外國人關閉國門的前夕,我順利地和我的家人來到台北赴任。當時我們還不知道,這是多麼的幸運。

    「在全世界,包括日本,都被疫情的不斷爆發搞得焦頭爛額之際,台灣的陳時中團隊比別的國家多守了五百多天,到了2021年5月,疫情才出現破口。防疫團隊又用了僅僅兩個多月的時間,讓七百多個感染案例,降低到三十個以下,然後幾乎一直維持在個位數。直到新的病毒變異株奧米克隆(Omicron)出現。

    「在這段時間,我見證了台灣防疫的成功。經濟、日常的生活,基本上都沒受到太大的影響……」(見《矢板明夫在台灣「說三道四」》,11頁,自序。八旗文化2022年5月初版)。

    2021和2022,我兩次被批准為「台灣獎助金」的獲得者,卻沒有矢板明夫先生的幸運。我第一次在《中華民國外交部<台灣獎助金承諾書>》上簽字是2020年11月16日當時台灣防疫是全世界的楷模,我自己也信心滿滿,準備在次年攜家人入境堅持嚴格清零政策,並且說到做到的「防疫神話國」。不料行程因故一再推遲,到了2021年5月,我們通過台灣友人、前台北市文化局長謝小韞女士推薦並聯繫的寶藏巖藝術村的入住條件,變得更為嚴苛(外籍學人除起飛前後的雙重檢測,指定酒店的兩周隔離,還得在租屋內自行隔離兩周)——即便我和妻子能接受,我們6歲的女兒也很難接受。

    後來我們得知,這些改變正如矢板明夫所說,是因為台灣防疫出現「破口」,單日病毒感染因群聚事件頻乃,而連日飆升,英國BBC以「神話破滅」為題(見BBC中文報導《台灣疫情:「神話破滅」背後的四個看點》, 2021年5月25日),發表評論:

  「一年多以來,台灣的社會和經濟活動大部分照常進行,不受影響,少數幾次社會感染最後也以清零並解除隔離告終,學校照常上課,各行各業照常上班,演唱會、職棒比賽也都開放觀眾入場……但是自2021年4月底、5月初以來,受到全球讚譽的臺灣‘防疫神話’在短短數周之間破滅……每日數百確診病例……實施並延長了第三級防疫警戒至少到6月中,這距離‘全面封城’只差一步。」

    BBC將「神話破滅」的原因歸咎於「外緊內鬆的安全錯覺」,雖然衛福部長陳時中團隊防疫得力,跟蹤清零及時,但久而久之,許多人安全意識鬆懈下來,以為只要嚴守邊防,就沒必要接種疫苗。況且台灣的疫苗遠遠不足,政府採購速度也比較緩慢。對此,陳時中部長提出要「校正回歸」。

    雖然飽受媒體圍攻,但陳時中的防疫團隊並沒有因此而氣餒,並再次重建了世所矚目的「神話」。 國際頂尖的學術期刊《BMJ》的部落格在7月21日出版的專欄中,發表了「我們可以從台灣面對新冠肺炎(Covid-19)的防疫經驗中學到什麼?」其中指出,截至2020年7月7日,台灣感染新冠肺炎的總數為449人,死亡7人,並且連續86天無本土病例(見《臺灣防疫策略,刊登在世界頂尖雜誌BMJ的部落格》,109年衛生福利部新聞)。

    德國、美國、英國、義大利、法國等發達西方國家都曾有過大規模的防疫失控,單日或連續數日感染和死亡數字飆升的慘痛教訓,相較之下,我同意矢板明夫的評價:「陳時中領導的指揮中心是至今為止全世界最成功的防疫團隊,沒有之一。當然,指揮中心也有過一些判斷失誤和值得反省的地方,但疫情暴發兩年多以來,他們冷靜應對,度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基本上保護了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見《矢板明夫在台灣「說三道四」》自序,13頁,八旗文化2022年5月初版) 

  • 圍繞「台北國際書展」是否舉辦的爭議

    2022年的開端我極為忙碌,1月26日,記錄小說《武漢》德文版全面上市,29日又在巴伐利亞州的莫爾瑙市舉辦了隆重的新書發佈會,台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應邀出席並發表了精彩的演講——《武漢》這本追溯「武漢病毒」來源的書,就這樣在北京冬奧會前夕發表並引起整個德語區(包括德國、瑞士、奧地利)的關注,至少70多家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發表了專題報導和書評,左中右立場的媒體都一邊倒地讚揚。接著,《武漢》成為暢銷書,我被邀請參加停辦了兩年的萊比錫書展,並約定在萊比錫大學舉辦朗讀和對話活動。

(法蘭克福書展期間推介《武漢》一書的讀書會。)

    當時我在積極準備奔赴台灣,密切關注台灣駐德代表處發布的即時防疫資訊,春節前後都沒鬆動的跡象,代表處負責和我聯繫的孫穎小姐也建議我推遲行程。稍後,在北京冬奧會結束的4天後,獨裁者普京悍然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柏林勃蘭登堡門爆發有20多萬民眾參加的聲援烏克蘭的示威遊行——這是疫情蔓延兩年多以來,德國最大規模的群聚,致使奧米克隆(Omicron)的感染人數空前氾濫,並逐日攀升。隨後我接到萊比錫書展第三次停辦的緊急通知。

    進入3月,德國,甚至整個歐洲,都別無選擇地全面開禁,與病毒共存。到了我赴台前夕,學校、公司、公園、博物館、政府機構都全面恢復正常運轉,市面繁榮,露天的群聚幾乎沒人戴口罩。由於台灣對外防疫舉措改變遲緩(從指定酒店隔離改為居家隔離,隔離天數差不多),顧慮重重的我,決定放棄攜家帶眷,單身前往,並將一年的獎助金期限縮短為5個月。

    台灣的情景與德國完全不一樣。這兒仍是口罩的世界,我解封出關、自主管理的一周,沒看過任何一張有鼻子和嘴巴的人臉。我樓下的烏來老街本是熙熙攘攘的旅遊勝地,卻關門閉戶,空空蕩蕩。進入5月,街道才漸漸有些人氣,在地人三三兩兩,往返於溫泉、瀑布、溪流、群山之間,猶如詩意盎然的古畫。唯一蹊蹺的,是連綿起伏的大自然中,還人人戴口罩,如果你不戴,有人會提醒你。當然,喝水和吃飯除外。

    印象特別深的,是5月11日,我應邀搭車去南投埔里的暨南大學外文系開寫作講座,一輛50多個座位的大巴,只有我一個乘客。於是我坐最後一排,偷偷扒下口罩看沿途風景,心情特爽。不料下車時,司機突然發問:「先生您為什麼不戴口罩?」我想回答「我們保持了10米以上的社交距離」,卻難於啟齒。

    更不可思議的,是眾多出版單位以疫情為由,一致反對舉辦一再推遲的台北國際書展,作為已打了三劑疫苗、仍感染過一次的「過來人」,我在臉書上寫道:

    「台灣文化部力排眾議,在100多家無腦出版單位的反對聲浪中,堅持在6月舉辦台北國際書展,令我由衷敬佩!老廖和貝嶺已接到邀請, 25日將前往拜會李永得部長。

    「武漢病毒已蔓延兩年多,幾乎所有的西方民主國家都改變了應對策略,’與病毒共存’已成世界潮流——台灣是年輕的民主國家,雖然動作遲緩,顯得幼稚可笑,但我相信終將跟上開放潮流,而不像獨裁中國,滑入萬劫不復的封城深淵。

    「在普京入侵烏克蘭的那幾天, 柏林勃蘭登堡門爆發了聲援烏克蘭的20多萬人的集會和遊行,一望無際的嘴巴不戴口罩,當日陽性確診空前飆升,但疫情前的日常生活卻快速迴歸。

「我們那棟帶花園的老樓,5家住戶,有4家中標,其中包括我們家,是我剛上小學的女兒帶回來的,於是自行隔離5到7天。不料女兒又傳染給母親,一起發燒和咳嗽。她倆是同一天轉陰的,而飯桌另一端的我,竟然無任何症狀,估計是寫了《武漢》,煉成了病毒剋星。

「當然,鄰居們隔離和出關,都會相互通知。陽性範圍就這樣擴大開來,我的德國作家同行們,許多都中標了,就在我作為首批「疫情時代的外籍學人」入境台灣前夜,我還在家中宴請了兩對德國作家夫婦,頻頻舉杯,慶賀他們陽轉陰。

    「當然,大多數德國人都打過兩到三針有效疫苗,所以,出遊、群聚、不戴口罩都不是問題。滿大街口罩(甚至在樹林、山道、瀑布前甩手鍛鍊都戴口罩)的台灣人民若不相信,請看下面的母親節視頻,天氣極好歌聲嘹亮,一堆大小演員正手舞足蹈……

「總之,兩年多前,台灣嚴防死守絕對正確,可兩年後,殺死過好幾百萬人的武漢病毒第一代,已經在全球各地近親繁殖了十四代,毒性大大減弱,終於墮落成了類似流感之類的防不勝防的玩意兒,獨自躺平煎熬幾日,自然就痊癒了。」

    此臉書貼文引起軒然大波。5月17日,《工商時報》以《台北書展陷入兩難 業者批是為烏克蘭專區和反中作家搭台》為題,發表了《中國時報》李怡芸的報導,內中指出:

    「已連續兩年取消實體展的台北國際書展,今年臨開展又面對疫情正炙,雖然據統計有5成5的業者建議停辦,文化部仍決定如期舉行。17日的退展正式申請截止前,已陸續有多10餘家出版社公告表示今年退展。然而大陸異議作家廖亦武在臉書批評建議停辦的出版社「無腦」,有業者痛批此次書展根本是為烏克蘭專區和反中作家搭台,卻將台灣業者推上火線……

    「……不論參展或退展,對業者而言都是艱難的決定,但作家廖亦武在臉書發文指文化部「力排眾議,在100多家無腦出版單位的反對聲浪中,堅持在6月舉辦臺北國際書展」並表示25日將拜會部長李永得,引起出版業者嘩然。有業者更指文化部力邀烏克蘭組團設專區來台分享「文化保衛經驗」,堅持因國外有31家參展商而枉顧本地多數業者延期或停辦的意願,根本是將已然弱勢的出版業者推向第一線作為展示政策決心的祭品。」

    接著,5月18日,台灣三大報刊之一的《中國時報》,以《疫情正炙 十餘業者喊撤 台北書展爆退展潮》為題,刊登了同一記者的同一報導,並被多家媒體轉載。

    首先我得解釋,「無腦」是中國大陸流行的口語,意思是「不動腦子」,多用於熟人間的善意嘲諷。我沒想到台灣媒體如此「玻璃心」,不顧完整的上下文,就從雞蛋中挑出骨頭,展開中共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批判」。並且還引申到「為烏克蘭專區和反中作家搭台」——這樣的論述,正是對岸的共產黨政權最樂意看到的。眾所周知,在北京冬奧會前夕,俄羅斯獨裁者普京特意飛抵北京拜會習近平,達成邪惡的共識,並簽訂了1000多億美元的援助計畫。於是普京承諾在冬奧會結束後發動侵略戰爭。如果俄羅斯在短期內佔領了烏克蘭,將極大地鼓舞中共步其後塵,大舉侵略台灣,完成所謂「夢寐以求的祖國統一大業」。至於「為反中(共)作家搭台」,這不是應該的嗎?處於與共產獨裁政權對峙前沿的民主台灣,如果不反中(共),就不可能贏得全世界的道義支持,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支持,也就不可能自保。

    從自己被媒體圍攻的切身教訓,我換位思考,深深體會到台灣這個實現了民主的「民選政府」的難處。政府和民眾之間,對於防疫和書展這樣的同一議題的見識,還有相當差距。民眾是被動的,而政府必具智慧和眼光,按深思熟慮過的步驟,引導民眾,就如激流中行船,冒進和拖延都有危險。而台灣媒體的數量,是德國的數倍,如果沒有全球視野,只局限於本土,那麼,有價值的新聞資源匱乏,將造成惡性競爭加劇,歪曲真相,誇大其詞,也將對部分目光短淺的民眾造成很大誤導——這與德國政府許多內外政策的改變,緣起於媒體客觀生態和公民參與意識的推動,大不一樣。我覺得自己作為台灣政府邀請的外籍客人,有責任和道義支持舉辦「台北國際書展」,這不僅僅為了我個人。

  • 蘇貞昌買《武漢》與上海封城

因疫情一再推遲的台北國際書展,在6月2日至7日舉行,正好穿越六四天安門大屠殺33周年。作為九死一生的前政治犯,我在6月4日當天,在書展主題廣場和台北自由廣場,前所未有地連續兩次朗誦了創作於33年前的長詩《大屠殺》。此外,因整個台北書展只有一本涉及疫情的書籍,且還是外籍作家所寫,所以《武漢》尤為凸顯,銷路很不錯。

(廖亦武與台灣讀者在一起。)

    6月5日午,台灣政府行政院長蘇貞昌特意來到允晨文化出版公司的展位,甚為高調地購買《武漢》,據總編輯廖志峰說,這是他參展多年次看到有官員走來。我當時不在場,稍後對照有線電視和文字新聞,才明白蘇貞昌用心良苦。電視新聞標題《六四後逛書展,蘇買“武漢”諷陸防疫不透明》文字新聞標題《馬(英九)批台「不自由的民主」(貞昌)酸:必成世界笑柄》。正文如下:

    六四33周年紀念,前總統馬英九發文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去年提到民主,認為這是有助於建立法治社會的正確方向,不過馬英九這番話現在也被質疑是在稱讚習近平,對此行政院長蘇貞昌開酸,指馬前總統為專制極權做塗脂抹粉,一定成為世界笑柄!

    六四隔天,蘇貞昌新增行程逛書展,其中這本書《武漢》,他,很有興趣!

    行政院長蘇貞昌vs 發言人羅秉成:「你有沒有這本書?我有,你已經有了喔。」

    自己買還不夠,還要羅秉成一起買,原來這本《武漢》是大陸流亡作家廖亦武的紀實小說,以新冠肺炎病毒來臨為題,藉由真實與虛構事件穿插,回顧2020年從武漢開始,驚天蔓延全球的世紀疫禍。

    行政院長蘇貞昌:「在防疫的工作上最可以對比,台灣用民主、開放、溝通,大家一起合作來對抗疫情、病毒,中國卻粗暴封城,連他的人民都不接受。」

    用疫情凸顯對岸不民主,也延續前一天六四發文基調,而蘇貞昌特別買下這本書,或許也跟馬英九的六四發紀念文有關係,因為馬英九提到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去年談到了民主,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我認為這是有助於建立法治社會的正確方向!

    行政院長蘇貞昌:「有人竟然違逆事實,來為專制極權塗脂抹粉,對自己反而多所扭曲,不但一定不為臺灣人民接受,也一定成為世界笑柄。」

    我的理解是,這是蘇貞昌院長藉國際書展平台,對六四和兩岸防疫表態。這也是台灣官方唯一的表態儘管書展組織方擔心《中國時報》等親中傳媒的「玻璃心」再次破碎,作了低調處理,我作為有六四背景的流亡作家,還是心存感激。

    其時,上海封城結束不久,美國Nikkei Aaia發表了駐德記者Jens Kastner對《武漢》作者的專題報導,我預言習近平主導的上海封城對中國經濟的打擊是致命的,中共政權因為他的愚蠢,將面臨重大危機——上海封城是武漢封城的延續,連封城的時間和手段都一模一樣,而上海人口2400多萬,是武漢人口的三倍。另外,習近平選擇支持和慫恿普京侵略烏克蘭,也讓中國和俄羅斯一樣,陷入孤立,國際形象徹底破產習近平繼續連任黨和國家的首腦,那麼中共再沒機會在崩潰的懸崖邊緊急刹車,而是朝著無底深淵俯衝下去。在毛澤東高度集權的閉關鎖國結束後,鄧小平為挽救共產獨裁體制,重拾被1989天安門大屠殺所否決的統治合法性,而推行並實施數載的最高權力的相互制衡,將被徹底打破。歷史無數次地論證:黑暗到了極致,光明才會來臨。

    而黑暗與光明之間,是十多億人沉淪其中的地獄。狹小的台灣與龐大的地獄隔海相鄰,將會如香港那樣,被地獄之火延燒甚至侵吞嗎?——絕不!——我認為,這應該是所有享受民主和自由的台灣人的回答。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左二)在廖亦武(左三)的新書發布會上。

                 2022年7月28日-9月19日寫於臺灣烏來,2022年11月14日核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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