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佔領區地圖，包括中國。右下角圖片上是1938年猶太難民擠滿「聖路易斯號」遠洋客輪逃離歐洲的情景。 FOREIGN POLICY ILLUSTRATION/GETTY IMAGES
1939年3月7日，中國當時的最高立法官員孫科向國民政府的民政部發出了一份公文。作為國防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委員，他在過去兩年中一直在想方設法，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創造機會。而現在，孫科想向他的同事們簡報一個看似無關的議題：猶太人的困境。
「猶太人因沒有自己的國家而飽嚐苦難」，孫科寫道，「2600多年來，他們一直四處漂泊，無家可歸」。他接著描述了希特勒的種族滅絕計劃。「英國人想在巴勒斯坦給他們建立一個永久定居點，」他繼續寫道，「但這引起了那裡阿拉伯人的強烈反對，由此引發的暴力尚未平息。」
孫科認為，他可以在自己的國家為猶太人找到一個更合適的棲居之地。但不是在上海，已經有20,000猶太人逃往的上海，而是在中國腹地的喜馬拉雅山麓。雲南南接老撾，西鄰緬甸，是個氣候異常溫和的邊境省份，具有美不勝收的自然風光，還有足夠的未開墾土地，可以容納10萬名逃離納粹迫害的猶太人。雖然它缺乏經書意義上的重要性，但它也沒有反猶的暴力歷史，足以彌補這一缺失。
就這樣，孫科以及支持他這一計劃的國民黨官員、美國猶太人，組成了一個不太可能的聯盟。對於他們來說，雲南所代表的正是中國的應許之地。85年過去了，雲南定居點計劃差不多已被世人遺忘了。但時至今日，中國在猶太復國主義上的立場從未像今天這樣舉足輕重。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爭迫使北京重新審視其作為新興超級大國的地位，以及在世界各區域、各個方面事務中發揮作用的預期。
要充分理解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的取態，我們必須回到1930年代，回顧當時在雲南建立猶太家園的想法如何從布魯克林一位牙醫的坊間閒談，變成了中國政府的官方政策。
圖為1938年在上海舉行的一場猶太人婚禮。當年最終有約2萬名歐洲猶太人逃難到上海。圖片來源：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
1934年1月，布魯克林一位名叫莫里斯·威廉（Maurice William ）的牙醫寫了一封信給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提出了一個在中國安置猶太人的想法。威廉寫道：「去年9月，我們在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的避暑別墅做客時，自然而然地討論到了德國猶太人的困境。他也認為中國是希特勒受害者的一大希望。」
愛因斯坦回信說：「你的計劃在我看來非常有希望並且合理，應該積極地付諸實現。」這個計劃令他覺得愈想愈有道理：「儘管在傳統上存在明顯差異，但中國人和猶太人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的思維與心態都是古老文化的產物，」他在兩個月後給威廉的信中寫道。
到威廉寫信給愛因斯坦那陣，歐洲的猶太領袖們早已在尋找巴勒斯坦以外的家園——正如歷史學家古爾·阿羅伊（Gur Alroey）所說的「無錫安的錫安主義/無國度的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 without Zion）。俄國活動家列昂·平斯克（Leon Pinsker）在他1882年的宣言《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中明確地提出了這個概念，他寫道：「我們當前努力的目標不應是‘聖地’，而是一塊屬於我們自己的土地」。他的追隨者們被稱為「領土主義者」，在接下來的40餘年裡，他們一直在前赴後繼，努力嘗試實現平斯克的目標，但每次都以失敗告終。
因此，除了地理位置之外，威廉提出的定居計劃並無什麼革命性之處。之前的計劃，包括1903年的烏干達計劃和猶太復活主義項目本身，都針對了現有殖民地領土。威廉是第一個提出中國這個仍在努力轉型為現代國家的年輕共和國，可能願意為猶太移民提供空間的人。
威廉成了這個計劃的貌似不可能的領頭人。他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在此之前與領土主義沒有往來，也從未去過中國。但他無師自通，懂得毛遂自薦，加上運氣好，結果不僅成為國民黨精英眼中的名人，也成為美國受人尊敬的中國問題專家。
1923年，威廉自費出版的駁斥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歷史的社會解讀》（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傳到了孫科的父親、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手中。當時孫中山正在闡述自己對國家經濟的願景。在次年的一系列演講中，孫中山大量引用了威廉的言論，有一次還提到《歷史的社會解讀》這本書的書名。幾年後，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將這些演講結集成書，這使得威廉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外國人一躍成為了哲學名家。
美國人第一次了解到威廉的成就，是通過1927年《亞洲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宣稱孫中山「幾乎逐字逐句地根據一位美國作家的一本鮮為人知的作品，確立了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立場」。不久之後，威廉便與一些美國的頂尖知識分子取得了聯繫，不僅包括愛因斯坦和布蘭代斯，還有約翰·杜威和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詹姆斯·T·肖特威爾（James T. Shotwell），後兩人後來也都表示支持他的猶太定居計劃。
但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對此計劃並沒有他們那麼熱衷。在寫信給愛因斯坦之前，威廉曾與國民政府駐美公使施肇基深入探討他的計劃，施肇基也認為，引進德國猶太人可能會對中國經濟有利。施肇基的國民黨上司重視威廉的意見，但他們更重視與德國的關係，因為德國在納粹掌權後不久就加強了對中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
國民黨高層認為，為希特勒所憎惡的人建設一個定居點，必定會得罪德國政府。等到他們迫不及待地想重新考慮這個計劃時，已經是幾年之後時過境遷了。
二戰期間，猶太難民走在上海勞工聚居的虹口區街道上。他們被佔領上海的日軍強迫進駐這個狹小的住區。圖片來源：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
1938年聖誕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秘書G.戈德弗雷·菲利普斯（G. Godfrey Phillips）向美國猶太聯合分配委員會發出緊急電報：「猶太難民的異常湧入嚴重擾亂了上海，」他警告說。「上海因中日敵對狀態已經面臨最嚴重的難民問題，完全無法吸收大量外國難民。」
上海在二戰初期的地位不同尋常。1937年11月，日本軍隊佔領了這座城市，但將國際租界的控制權交給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手中。在多國領導下，上海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允許無國籍人士入境的港口之一。從1937年到1939年，超過2萬名猶太難民湧入這座城市，其中大部分來自中歐。
同一時期，中國的抗日遭遇了一系列毀滅性的軍事失敗。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隨後進軍南京，迫使蔣介石及其政府逃離。到1939年1月，日本幾乎控制了中國整個東部沿海地區。蔣介石的部隊疲於抵擋日軍的進攻，向美國和英國發出軍援的請求卻石沈大海。
就在菲利普斯發出緊急電報後不久，孫科得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官員計劃限制難民流入上海。給猶太難民在雲南一個安置的地方，這突然間成為他眼中解決國家所面臨的雙重危機的完美方案。次月，他開始起草給民政部的公文。
孫科這個方案背後的邏輯很簡單：如果中國為歐洲受迫害的猶太人提供避難所，那麼他們在美國和英國的同胞就會說服所在國的政府支持中國的抗日。孫科寫道：「英國的經濟實際上是由大商人和銀行家操控的，而這些大商人和銀行家許多都是猶太人，因此這項方案會促使英國對我們採取更有利的態度。」
除了文宣價值之外，孫科認為猶太難民對經濟發展落後的中國省份也能有所貢獻。短期來看，接納猶太難民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可以幫助中國贏得戰爭。長期來看，這些猶太難民本身「財力雄厚，人才濟濟」，可以幫助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他的推論與愛因斯坦的觀點不謀而合。愛因斯坦早在1934年就曾告訴威廉，他的定居計劃將「把西方技能、知識和科學有益於服務中國。」在威廉1934年向愛因斯坦提出的計劃，與孫科1939年提出的方案之間，並沒有歷史記載顯示两者有什麼直接關聯。
然而，威廉在國民黨中的聲望以及他與公使施肇基的通信都表明，他的想法與孫科方案之間的不謀而合是受到影響所致，而非巧合。
2014年9月3日，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的一個揭幕儀式，展示的是一面寫有1930年代和194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猶太難民名字的紀念牆。 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國政府內部有些人質疑，摻和猶太難民這個棘手問題是否值得。外交部警告說，中國管理猶太人或許短期內可行，但一旦他們對自治的要求變得難以控制，就會變得行不通了。中國內政部進一步指出：「敵國和法西斯國家不斷指稱我們是共產主義國家，這時候接納大量猶太人將難以避免地給敵人提供宣傳的藉口。一般來說，在法西斯理論中，共產主義和猶太人經常被相提並論。」
但吸引西方軍事援助的潛在承諾顯得更具吸引力。1939年3月，國民黨批准了孫科的方案，並開始在中國和美國的媒體上宣傳雲南計劃。他們缺乏明確的執行計劃，但這並不重要，因為猶太人定居點的主要吸引力在於其宣傳價值，僅僅宣佈支持這一計劃就足以贏得美國人的同情。
威廉在獲知孫科的方案後，便立即行動起來。他在美國的同行們給了他非常正面的反饋，而有了國民黨的支持，他的想法看起來終於有可能成為現實。但當威廉開始要求政府出錢時，情況就開始變得不同了。
1938 年 6 月 17 日，搭乘圣路易斯号的犹太难民抵达比利时安特卫普。 KEYSTONE/GETTY IMAGES
為了應對民意調查中顯示的選民對國內問題的關注，羅斯福政府的外交政策在1940年總統大選前夕明顯轉向反移民。在希特勒於1938年3月吞併奧地利後，儘管申請移民的德國人數量激增，國務院對德國人的簽證配額仍維持在27,730個。到1939年6月，等待簽證的人數已經增至超過30萬人。當月，一艘名為「聖路易斯號」的郵輪載著937名主要來自漢堡的猶太難民抵達邁阿密港口。美國移民官員將這艘船遣返回歐洲，船上數百名乘客後來在大屠殺中被殺害。
正是在這種本土主義的背景下，威廉於1939年8月開始與國務院官員會面。他們將他轉介給一個向羅斯福總統提供難民事務建議的委員會，但沒有任何進一步會議的記錄流傳下來。對於一個涉及將10萬名難民從中歐運送到中國的項目來說，美國政府拒絕提供資金無疑是一個致命打擊。
國民黨放棄這個項目的確切情況同樣不明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39年的檔案中，圍繞雲南定居計劃的討論甚囂塵上。上海的記者招待會、來自重慶的公文、華盛頓的會議，反對、評估、反駁。到1940年：竹籃打水一場空。
最終，驅使美國和英國支持中國抗日的不是對猶太名流的同情，而是珍珠港事件。接著，盟軍支持下的反攻擊敗了日本，但也使國民黨元氣大傷。中國共產黨趁虛而入，一場反撲控制了全國。1949年，毛澤東在北京建立了新政府，而孫科及其同志們則敗逃到台灣。
自那時以來，他們一直在台北流亡運作。
2007年2月9日，攝於1920年修建的上海拉結猶太會堂（Ohel Rachel Synagogue）。 EUGENE HOSHIKO/AP
今天的中共與1930年代的國民黨已經沒有什麼關聯性。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引用馬克思和列寧一千次一萬次，但絕不會承認在思想知識上對國民黨有絲毫的虧欠。然而，北京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上的取態，其對信息戰的信心，對於孫科和他的同事們來說應該是再熟悉不過的。當以色列首次入侵加沙時，中國外長王毅表示，中國將永遠支持「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合法願望」。在伊朗於四月對以色列發動一系列攻擊後，王毅附和了德黑蘭的說法，將這些襲擊描述為自衛行為。北京的聲明並未將哈馬斯列為恐怖組織，這一疏忽肯定會使中國與以色列一度蓬勃發展的貿易關係陷入緊張。然而，在閉門會議中，中國外交官不斷試圖說服他們的以色列同行，這一切僅是說說罷了，不應被誤解為中國對以色列的實際敵意。
如果說中國對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的反應看起來是消極、不連貫或業餘的，那麼不妨回顧一下北京在處理猶太復國主義所代表的政治複雜性方面是多麼缺乏經驗。中國在歷史上很少在猶太國家問題上表態。1939年中方試圖建立猶太定居點時，它是基於這樣一種信念：美國政府對猶太人的忠誠是一個堅定不移且可資利用的事實。
中國在二戰期間高估了猶太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力，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和筆墨。但現在中國政府試圖將自己定位為世界上另一個超級大國，對猶太復國主義政治出現誤判的代價會更高。（言小義/譯）
哈里·桑德斯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專業，曾在雲南省生活過一年。原文鏈結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