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ING FROM THE IMPOSSIBLE
——“反抗”主题之我见
“持不同政见者”，曾是共产专制反抗者的专用称谓。这个词语的内涵，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更明确说，今天，我们反抗谁？反抗什么？
1989年北京天安门大屠杀，历史在我们眼前背道而驰。苏联、东欧流亡者回家之日，却是我们开始流亡之时。噩梦诡谲地轮回，就在不久前，战争罪犯普京，得意洋洋地踏上中国美国和印度的红地毯。我几乎能看见，他每个脚印里，都汪着天安门广场上被坦克履带碾烂的血肉。
一九五零年代中国的政治口号“大跃进”，换一个字“大跃退”，就能完美表述冷战后的世界。当代人类精神危机，远比冷战时期严峻。意识形态话语崩溃后，“历史终结”和全球化的幻象，掩盖了可怕的现实：专制极权和西方大资本悄然汇合。共产党和资本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思想控制，通过人的欲望自动完成。一个“进化论”的玩笑：发财，等于放弃精神原则。既然没有愿景，就只剩抓取眼前利益。于是，自私，玩世，利润第一，画出了一幅世界丑陋的肖像。
我的诗《一九八九年》，结尾于：“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这里，隐含着对我们自己的追问：如果天安门让我们震惊得就像第一次听说大屠杀，那么对反右、文革中无数冤死者的记忆哪儿去了？如果他们只是被忘了，谁又能保证这次的眼泪不在冲洗掉记忆，准备下一次震惊？今天，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邪恶“老大哥”公然结盟，民主制度沦为私欲操控的“多数游戏”，而世界对此无奈无力，连最敏感的诗歌也在对它刻意回避，麻木和失语，使我们沦为泡沫。
我们内心的茫然，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民主”的失望。原本以为当然正确的民主规则，这么容易被颠覆，甚至沦为毁灭自由的工具。“民主”成了大问号，悬在每个人头顶。但，这不就对了？民主，没有一劳永逸的固定结论，它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在自我辩驳中摸索前行。于是，“持不同政见”， 必须基于对自我的追问，在追问自我中追问世界。这回到了“反抗”的本质：不仅针对外在强权，更该针对人自身的精神沦丧，因为正是每个人的精神放弃，给极权控制创造了机会。今天的反抗者，必须是“主动的他者”，以自我追问为能量，我问故我在，自觉抗拒自我的惰性，无论它有多少既得利益。
这让我想到奥威尔的《1984》，写于冷战时期（因此暴得大名），却绝非冷战宣传的工具，更是对一切极权思维方式的研究。那张蓝图，揭露出如今遍地“老大哥”想要隐藏的嘴脸。奥威尔借温斯顿的嘴，写下《1984》最可怕的结尾句“他爱老大哥”，也延伸成我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爱老大哥》。《罪恶研究》①，不在别处、远处，就在我们脚下和自己之内！无论灾难相距多远，都必然能找到人性的黑暗那个源头。这个不可能，“普普通通”又无比真实，体会、领悟它，由此理解走投无路的处境，再以超强的能量重新开始。这个过程，不意味文明的崩溃，恰恰印证了自信，且成为一切现代文明的标志。
这篇短文，归结于两句话：一，“没有天堂，但必须反抗每一个地狱”；二，Starting from the Impossible。奥威尔的大作仍在前面，它摧毁了乌托邦幻象，同时印证了人的尊严和文明的本质。
① 一首杨炼诗作的标题。
杨炼
2025年12月12日，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