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9年山西省政府推出《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以来，山西煤矿重组问题的是是非非一直是引人注目的焦点，站在尊重产权和维护契约的立场上，我曾经写过一些简单的评论，认为山西方面通过简单的通过红头文件来关闭合法经营的中小煤炭，驱赶民营资本，修改游戏规则。这种做法必将遭遇顽强的抵抗，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现在征兆已经显现，由于山西煤矿资源整合干扰了生产，导致产煤量下降，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山西也出现了缺煤限电的现象。当然，这只是开始，只要山西政府没有从这类肆意干预市场和践踏契约的行政行为中脱离出来，回归公权力的正当角色，山西的经济将遭遇市场的“诅咒”。
不过，本文的兴趣不是继续分析山西煤矿重组事件的是非，而是着眼于这个事件中一些利益相关方在公共空间展开的博弈，来勾勒出这个无规则利益博弈时代的某些特征。在我看来，这个博弈过程中，一些社会中间组织的出场，类似冬天里长出的新芽，让我们看到多年经济发展下公民社会孕育出来的多元的独立的力量。
需要正视的是，山西煤矿重组涉及的利益数额巨大。根据一些媒体的估计，按照既有政府主导的模式贯彻下去，浙商投资群体将面临数百亿的资产损失，而这些资本，主要来自温州民间，背后影响的是数以万计的私人投资者。因此，在事件之初，山西的作法引起了投资者的激烈反弹，据说部分投资者曾经试图通过万人签名来抗议，并且可能采取更极端的表达。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由于一些商业中间组织的参与，煤矿投资者们暂时放弃了激进的维权方式，而是通过诉诸公共舆论和事件策划的方式来维护其正当权益。这个过程中，一个原先在公共空间默默无名的机构——浙江资本投资促进会有了出彩的表现。这个机构号称响应浙商内在发展需要，搭建浙商自己的投融资服务平台，为会员国内外的合法投融业务提供法律咨询和协助，应会员请求以本团体名义出面以力争维护其合法权力和利益。
在煤矿重组风波中，下列重要事件都有商业中间组织的推动和参与：
2009年7月份，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通过认真的调查，给山西省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在兼并重组活动中切实维护浙商煤矿企业合法权益的紧急报告》。
2009年11月初，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和何长明律师联合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山西省人大发出了《关于要求对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发[2009]10号） （晋政发[2008]23号）规范性文件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进行审查处理的公民建议书》。
2009年11月18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组织召开“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北京，上海和杭州本地的数十名经济和法律专家，对山西煤矿重组的作法进行剖析研讨。
2010年1月份，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发布“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域”，把山西省列为投资风险黑名单中，其理由是“在这次山西煤改中，由政府指定交易对象、交易价格、交易时间、交易方式，剥夺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决策权；当初山西大张旗鼓的来浙江招商，现如今唯恐驱之而不及，视原定契约以及核准为废纸，置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于不顾。这种明显违背国家现行法律、与市场经济公平自愿契约原则冲突的煤改政策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上述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和煤矿投资群体之间通过什么协议来协调立场，策略和利益，外界并不清楚，外界其实也不需要清楚——因为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并没有声称代表公共利益，说到底，他们的角色就是一个多元利益博弈格局中的代理人。在这个事件中，由于煤矿投资群体有更多的现实顾忌，也有公共领域博弈能力的匮乏问题，因此通过委托一个第三方来主导相关活动，符合现代社会专业分工的基本逻辑。
这里也许需要交代一下一个特别的背景。浙江资本，尤其是温州资本，是全国最为活跃的资本，最近10多年以来，温州商人们在全国各地各个行业攻城略地，起到了投资先行者的作用，对于经济发展做出了特别的贡献。由这个过程催化的一个副产品是，作为温州商人信息，服务，资本合作等等中间平台的温州商会应运而生，在全国各地形成一个连片成网。有关温州商会在提升公共治理，社会多元化方面的独特角色，其实是温州模式非常重要的部分，学界对此也多有论述。因此，对于浙商来说，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中间平台进行发声，形成谈判合力其实是颇有传统的。
当然，这次事件中，煤矿重组所涉金额之巨大，事件本身牵涉群体之广泛，对于中国经济进程之影响，对于浙江的投资者和商业中间组织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更为特殊的是，这次的博弈对手，是山西省级政府，其拥有“提高行业安全生产，确保环境克持续发展”等大旗，并且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在博弈舞台上，双方并不是同等体量的对手。与这种格局一致的是，在接下来来的舆论博弈过程中，山西省方面一再展现了其权力的傲慢。而浙商投资群体在浙江资本投资促进会等机构的运作下，每次组织的事件都得到了媒体的强烈关注，在舆论空间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正是这些公共传播，改变了公众对于煤老板单一的符号化的认知，还原了煤矿重组过程中复杂的利益纠结，并且逐渐汇集了对于山西官方作法的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在双方的舆论战中，煤矿投资群体已经扭转了局势。
当然，这种主要通过舆论为主导的压力倡导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在当下的政治结构下，政府完全可以继续我行我素，毫不回应，并且宣称他们的煤矿重组政策胜利在望。事实上，他们正是这么做的。西省副省长陈川平1月5日表示，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胜利在握”。陈川平是在国家发改委和山西省政府联合举行的山西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情况新闻通气会上，做上述表示的。他说，截至目前，山西全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达到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达到94%.陈川平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采矿许可证变更已超过80%.在这个场合，山西官员还大言不惭的宣称“还没有发生一例行政上的投诉”，只要他们不是刻意闭目塞听，他们怎么可能没有听到煤老板们愤怒的声音？事实上，在他们的压制下，山西法院系统一律不接受有关煤矿重组的行政诉讼。
权力的傲慢反过来要求民间的利益博弈方展现必要的韧劲和更高超的博弈能力。山西官方赢了第一回合，并不能保证其能继续赢回后续回合。山不转水转，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在公开呼吁信中说的“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其实是相当的睿智，改变了自己，其实就是改变了环境。
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虽然人人都在呼唤规则，但是不得不承认，当下的社会是一个不讲规则的时代，作为一股独大的公共权力，往往是规则的破坏者。规则不可能基于抽象的理念凭空而来，而是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反复博弈，形成相互约束的机制，最后规则才能成形。而这个进程中，商业中间组织将是一股重要的力量。通过必要的利益安排，通过专业能力的建设，耦合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在今后的利益纷争中，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类似机构更精彩的演出。
因此，山西煤矿重组也许代表了市场化进程的逆转，但是浙商投资群体在博弈过程中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中多元力量的登场——这让我们对未来保持着某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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