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三月，尽管北京还显得有些寒意，但比起我的老家内蒙古，还是感觉春意重了许多。看着北京街道的绿色，因母亲住院而沉闷的心情一下子散去了许多，因为坐火车带来的劳顿也自然就消除了。“烟花三月下扬州”，当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句诗的时候，我才想起自己已经几年没出去走走了。
我把我想去的几个地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其实，在这个季节，南方是最佳选择，别的地方暂时都还不是我最想去的，于是杭州也就自然浮现在脑海里。因为，那是个让我既喜欢又伤心的地方。
喜欢，是因为它的景色，自从06年第一次到杭州游玩，我就被这个城市的景色迷住了。西湖、吴山、浙大之江校区等等，杭州的美景常让我流连忘返，似乎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是一处绝美的景致。独自徜徉于这美景中，没有任何烦恼事情的干扰，只欣赏景色，只融入自然，只感受清新与静谧。如果说寻求灵魂的安宁而不得是一种苦恼的话，那么杭州绝对是一个暂时可以作为替代、而能稍稍减轻这种苦恼的环境。最起码，在这里，你能得到些许的安静。而这种安静对我来说，有时候是奢侈的。然而，杭州也是我最伤心的地方。第一次去杭州，是06年的6月，那时候，陈树庆先生还出现在我们的聚会饭桌上，谈笑风生，慷慨激昂。等10月再去时，他已经被捕入狱。而接下来的几次，每一次去都会少至少一个身影。蒙古族谚语：看一个人是否富有，不是看他的财富有多少，而是看他有多少朋友。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就是个富有的人。可是每次到杭州，我总能感到我的财富在流失，我无法不心痛。虽然这财富最终还会回到我的身边。
好了，就去杭州吧。
南方的城市都是这样，湿漉漉的。刚下了火车，我就被雨水给浇湿了，只好买了把伞，打着伞在雨中行进。按照习惯，下了火车，我没给任何一个朋友打电话，只按照提前保存的地址，直接坐了公交车，去了朋友池建伟家。因为，如果我打了电话，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电话被监听了，那我只有“被离开”的结果。07年，我已经“被离开”过一次，我再不想遭遇这种待遇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还是没躲过“被离开”。
找到建伟家，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如果说人生的惊喜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事情，那么建伟看到我后，绝对是这种眼神。想想，我和建伟已经3年半没有见面了。建伟看起来苍老了一些，也消瘦了一些。原本喜爱打羽毛球的他，几乎每天都要到西湖边的西泠公园打打羽毛球，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便羡慕于他的健壮。可是三年的监狱生活，使他无法让他继续锻炼，再加上监狱里非人道的待遇，他如何能不瘦、不苍老？
建伟的母亲一开始并没有认出我来，只是出于自然的对人的热情，给我端茶倒水，招呼着。看着老人喜庆的面色，我长出了一口气。因为我知道，自从建伟系狱后，老人常常以泪洗面，眼睛都快哭瞎了。因为，除了哭，再别无他法。还好，老人熬到了儿子出狱，虽然身体比4年前糟糕了许多，行动也迟缓了许多，但是毕竟儿子出狱了，老人家便也能安度晚年了。88岁了啊！
我们的见面，自然是和叙旧分不开的。家长里短，朋友间的情况，建伟在里面的遭遇，现在家里的情况，他自己的事情。然而，建伟突然说，我得走了，该上班去了。我打心眼为他高兴，因为监狱的苦难并没有消磨他积极应对生活的心态。只是，建伟舍不得母亲。他说，兄弟，你来这里多住些日子，我不能每天陪母亲，因为我要养活这个家，而我又担心她的身体，毕竟年纪大了，我怕我不在家时，母亲出点什么事情，那时候我后悔也没用了。你在这边，多玩些日子，也顺便代我尽尽孝。我们也能多聊一些。建伟的孝顺，在朋友们中是有口皆碑的，这样的要求提出来，我为什么不能答应呢？
陪老人聊天，对我来说，是一件苦差事。因为，我听不懂杭州方言，而老人的耳朵也不是很好。于是，我只好凭借以前在杭州听来的方言的意思去解读老人话里的内容。实在听的困难了，我找个借口便上网去了。我想，只要我能在家里陪着老人，建伟便会安心许多。
第二天早上7点多，我还在被子里赖着，老人已经在叫我了：起来，起来，吃早点了。我睁了眼看去，老人拿了一张凳子，放在我床头，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说：快吃，凉了就没有哪个糯劲了，我买的这个汤圆很好吃呢。我诚惶诚恐，一下子翻起身。看着老人颤巍巍离开的身子，我不敢再恋床，起床叠被离地洗漱。
吃了早点，我安慰几句，便按照计划出行了。景致是美丽的，心情也是轻松的。毕竟，杭州还有很多朋友，我想要见他们一面。在全国各地的朋友里，杭州的朋友是我最想见一见的。一来是几年没见到了，二来是有些朋友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并不容乐观，虽然我并不能在实质上帮他们解决什么，但是那种安慰，也算是一种帮助吧。
每天我都要出去，每天都要见朋友。而朋友们见了我，也都是惊喜，兴奋。毕竟是好朋友，几年不见，不惊喜是不可能的。然而悲哀的是，我们的见面也只能是仓促间简单地聊点什么，就赶紧走了。因为从这次到建伟家后，我就感觉杭州的政治气氛比以前紧张了不少。朋友们都怕我“被离开”，都在叮嘱我：小心谨慎。于是，我们的聊天也就不那么尽兴了。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最让人无法承受的，那就是因为客观原因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得小心翼翼了。而这种小心翼翼，却在我们身上不断体现着。我曾幻想着，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我打着一份很苦、收入很少的工。工余和朋友们自在悠闲地消遣时光。什么都不去想，攒一些钱就去旅游。去享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美景，让生命真正轻松，让灵魂真正安静。然而，我生活在中国，于是这一切也都是幻想了。
清明节就要到了，而我也就要离开了。朋友们提议，给已经逝去的民主党前辈聂敏之扫扫墓吧。聂老前辈如果不是坐牢，估计也不会那么早就离世。他是在监狱里身体状况实在太糟糕了才被监狱送回家的，可是没等多长时间就离世了。虽然我们的民主遥遥无期，可是他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是，我们的这个想法被暴露了，因为监控无处不在。3月30号早上，我正收拾东西，建伟从派出所回来了。进门后，他很沮丧。看着他的神情，我猜到了一些。我安慰他，没关系，去不成就不去了。没办法，谁让我们生活在中国，谁让我们是中国人！可是建伟快流泪了！我知道，我必须离开杭州了。我出离了愤怒，想要冲出去了他们大吵一架。可是我得安慰建伟，还不能吓着建伟的母亲。我默默地收拾好东西，准备独自下去。建伟终于没能忍住泪水，紧紧抱住了我，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我无语！
楼下，建伟的母亲在和邻居们聊天，我打了个招呼，快步走出小区大门，我不想让老人看到我的屈辱。老人对我的照顾，我无以为报，只好记在心里了。
小区门外，一共站着4名穿便衣的警察，他们都是国保，两个是杭州市局的，两个是上城区的。一辆黑色的小车门被打开后，我被夹在了后面的座位上。我没抗议，因为一点都没用。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一个看来像领导模样的人对我说：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早就只知道你在池建伟家，但是我们没打扰你。知道你们今天要去给聂敏之扫墓，我们只好把你请了出来，请你离开杭州。因为，我们不能让你们聚在一起。
面对这番话，我更加无语！我们的聚会将会给杭州的社会稳定带去什么负面的效果吗？我们是犯罪嫌疑人吗？我们国家的宪法不是写进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条款了吗？为什么我们的聚会就会让他们如临大敌？一个国家，如果对它的公民产生了如此深的防范心理的话，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暴秦、蒙元，哪一个对臣民不是视作敌人？结果呢？
我告诉他们，我的车票已经买好了，是明天中午的。我想要在杭州再玩一天，因为我还想去一些景点看看。但是我的要求被拒绝了。他们说：你今天必须离开，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希望你不要为难我们。
火车在无聊的等待中终于来了。看着我上了火车、火车门关了并开动了后，国保们才离开。随着火车的行进，我的沉重也渐渐加深。我知道自己短期是不会再回来了，因为杭州是那个世博会的分会场，而维稳的心理，让他们再次把全民皆敌的想法贯彻得淋漓尽致。只要我去，让他们知道了，我一定还会再次“被离开”。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接受不了！
保重，杭州的朋友们。再见，杭州，你这个美丽的城市。我，还会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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