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三月,尽管北京还显得有些寒意,但比起我的老家内蒙古,还是感觉春意重了许多。看着北京街道的绿色,因母亲住院而沉闷的心情一下子散去了许多,因为坐火车带来的劳顿也自然就消除了。“烟花三月下扬州”,当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句诗的时候,我才想起自己已经几年没出去走走了。

我把我想去的几个地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其实,在这个季节,南方是最佳选择,别的地方暂时都还不是我最想去的,于是杭州也就自然浮现在脑海里。因为,那是个让我既喜欢又伤心的地方。

喜欢,是因为它的景色,自从06年第一次到杭州游玩,我就被这个城市的景色迷住了。西湖、吴山、浙大之江校区等等,杭州的美景常让我流连忘返,似乎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是一处绝美的景致。独自徜徉于这美景中,没有任何烦恼事情的干扰,只欣赏景色,只融入自然,只感受清新与静谧。如果说寻求灵魂的安宁而不得是一种苦恼的话,那么杭州绝对是一个暂时可以作为替代、而能稍稍减轻这种苦恼的环境。最起码,在这里,你能得到些许的安静。而这种安静对我来说,有时候是奢侈的。然而,杭州也是我最伤心的地方。第一次去杭州,是06年的6月,那时候,陈树庆先生还出现在我们的聚会饭桌上,谈笑风生,慷慨激昂。等10月再去时,他已经被捕入狱。而接下来的几次,每一次去都会少至少一个身影。蒙古族谚语:看一个人是否富有,不是看他的财富有多少,而是看他有多少朋友。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就是个富有的人。可是每次到杭州,我总能感到我的财富在流失,我无法不心痛。虽然这财富最终还会回到我的身边。

好了,就去杭州吧。

南方的城市都是这样,湿漉漉的。刚下了火车,我就被雨水给浇湿了,只好买了把伞,打着伞在雨中行进。按照习惯,下了火车,我没给任何一个朋友打电话,只按照提前保存的地址,直接坐了公交车,去了朋友池建伟家。因为,如果我打了电话,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电话被监听了,那我只有“被离开”的结果。07年,我已经“被离开”过一次,我再不想遭遇这种待遇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还是没躲过“被离开”。

找到建伟家,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如果说人生的惊喜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事情,那么建伟看到我后,绝对是这种眼神。想想,我和建伟已经3年半没有见面了。建伟看起来苍老了一些,也消瘦了一些。原本喜爱打羽毛球的他,几乎每天都要到西湖边的西泠公园打打羽毛球,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便羡慕于他的健壮。可是三年的监狱生活,使他无法让他继续锻炼,再加上监狱里非人道的待遇,他如何能不瘦、不苍老?

建伟的母亲一开始并没有认出我来,只是出于自然的对人的热情,给我端茶倒水,招呼着。看着老人喜庆的面色,我长出了一口气。因为我知道,自从建伟系狱后,老人常常以泪洗面,眼睛都快哭瞎了。因为,除了哭,再别无他法。还好,老人熬到了儿子出狱,虽然身体比4年前糟糕了许多,行动也迟缓了许多,但是毕竟儿子出狱了,老人家便也能安度晚年了。88岁了啊!

我们的见面,自然是和叙旧分不开的。家长里短,朋友间的情况,建伟在里面的遭遇,现在家里的情况,他自己的事情。然而,建伟突然说,我得走了,该上班去了。我打心眼为他高兴,因为监狱的苦难并没有消磨他积极应对生活的心态。只是,建伟舍不得母亲。他说,兄弟,你来这里多住些日子,我不能每天陪母亲,因为我要养活这个家,而我又担心她的身体,毕竟年纪大了,我怕我不在家时,母亲出点什么事情,那时候我后悔也没用了。你在这边,多玩些日子,也顺便代我尽尽孝。我们也能多聊一些。建伟的孝顺,在朋友们中是有口皆碑的,这样的要求提出来,我为什么不能答应呢?

陪老人聊天,对我来说,是一件苦差事。因为,我听不懂杭州方言,而老人的耳朵也不是很好。于是,我只好凭借以前在杭州听来的方言的意思去解读老人话里的内容。实在听的困难了,我找个借口便上网去了。我想,只要我能在家里陪着老人,建伟便会安心许多。

第二天早上7点多,我还在被子里赖着,老人已经在叫我了:起来,起来,吃早点了。我睁了眼看去,老人拿了一张凳子,放在我床头,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说:快吃,凉了就没有哪个糯劲了,我买的这个汤圆很好吃呢。我诚惶诚恐,一下子翻起身。看着老人颤巍巍离开的身子,我不敢再恋床,起床叠被离地洗漱。

吃了早点,我安慰几句,便按照计划出行了。景致是美丽的,心情也是轻松的。毕竟,杭州还有很多朋友,我想要见他们一面。在全国各地的朋友里,杭州的朋友是我最想见一见的。一来是几年没见到了,二来是有些朋友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并不容乐观,虽然我并不能在实质上帮他们解决什么,但是那种安慰,也算是一种帮助吧。

每天我都要出去,每天都要见朋友。而朋友们见了我,也都是惊喜,兴奋。毕竟是好朋友,几年不见,不惊喜是不可能的。然而悲哀的是,我们的见面也只能是仓促间简单地聊点什么,就赶紧走了。因为从这次到建伟家后,我就感觉杭州的政治气氛比以前紧张了不少。朋友们都怕我“被离开”,都在叮嘱我:小心谨慎。于是,我们的聊天也就不那么尽兴了。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最让人无法承受的,那就是因为客观原因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得小心翼翼了。而这种小心翼翼,却在我们身上不断体现着。我曾幻想着,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我打着一份很苦、收入很少的工。工余和朋友们自在悠闲地消遣时光。什么都不去想,攒一些钱就去旅游。去享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美景,让生命真正轻松,让灵魂真正安静。然而,我生活在中国,于是这一切也都是幻想了。

清明节就要到了,而我也就要离开了。朋友们提议,给已经逝去的民主党前辈聂敏之扫扫墓吧。聂老前辈如果不是坐牢,估计也不会那么早就离世。他是在监狱里身体状况实在太糟糕了才被监狱送回家的,可是没等多长时间就离世了。虽然我们的民主遥遥无期,可是他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是,我们的这个想法被暴露了,因为监控无处不在。3月30号早上,我正收拾东西,建伟从派出所回来了。进门后,他很沮丧。看着他的神情,我猜到了一些。我安慰他,没关系,去不成就不去了。没办法,谁让我们生活在中国,谁让我们是中国人!可是建伟快流泪了!我知道,我必须离开杭州了。我出离了愤怒,想要冲出去了他们大吵一架。可是我得安慰建伟,还不能吓着建伟的母亲。我默默地收拾好东西,准备独自下去。建伟终于没能忍住泪水,紧紧抱住了我,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我无语!

楼下,建伟的母亲在和邻居们聊天,我打了个招呼,快步走出小区大门,我不想让老人看到我的屈辱。老人对我的照顾,我无以为报,只好记在心里了。

小区门外,一共站着4名穿便衣的警察,他们都是国保,两个是杭州市局的,两个是上城区的。一辆黑色的小车门被打开后,我被夹在了后面的座位上。我没抗议,因为一点都没用。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一个看来像领导模样的人对我说: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早就只知道你在池建伟家,但是我们没打扰你。知道你们今天要去给聂敏之扫墓,我们只好把你请了出来,请你离开杭州。因为,我们不能让你们聚在一起。

面对这番话,我更加无语!我们的聚会将会给杭州的社会稳定带去什么负面的效果吗?我们是犯罪嫌疑人吗?我们国家的宪法不是写进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条款了吗?为什么我们的聚会就会让他们如临大敌?一个国家,如果对它的公民产生了如此深的防范心理的话,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暴秦、蒙元,哪一个对臣民不是视作敌人?结果呢?

我告诉他们,我的车票已经买好了,是明天中午的。我想要在杭州再玩一天,因为我还想去一些景点看看。但是我的要求被拒绝了。他们说:你今天必须离开,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希望你不要为难我们。

火车在无聊的等待中终于来了。看着我上了火车、火车门关了并开动了后,国保们才离开。随着火车的行进,我的沉重也渐渐加深。我知道自己短期是不会再回来了,因为杭州是那个世博会的分会场,而维稳的心理,让他们再次把全民皆敌的想法贯彻得淋漓尽致。只要我去,让他们知道了,我一定还会再次“被离开”。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接受不了!

保重,杭州的朋友们。再见,杭州,你这个美丽的城市。我,还会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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