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的李曰垓，1941年12月23日出生，1958年2月，刚满１６岁被戴上“右派”帽子，可是“打”右派应该在这之前有一段批斗的时间，因此说他“十五少年打‘右派’”就不成问题了。他大概算得上中国最小的“右派”。作为一名少年思想――政治犯，从１９５８年元旦开始至１９７８年底，度过了二十年零八个月的铁窗劳改岁月，其间三次遭到逮捕关入监狱，长期戴脚镣手铐，关住单人牢房……。有关他的档案材料多达３００万字。在右派中算得上是异类。
（一）１５岁的“右派”
已经有了好几篇写“右派”的文章，各自标示为最小的右派，其实都算不上“最小”。我找到一个名副其实的最小的右派――十五岁的小右派，名叫李曰垓。不过，这样小小年纪的右派，现在“发现”了不止一个，只因为我有一篇记叙李曰垓的文章《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作参考，又和他通过电话，所以介绍他。
给李曰垓宣布戴帽是刚刚年满１６周岁的时候，这之前当然有一个批斗过程，因此我认为应该算是１５岁的右派，也因此他成了在世右派中年龄最小的难弟之一。
这个李曰垓是云南省昭通市人，我和他隔得太远，万水千山，所以至今没有见过面。
１５岁打右派？奇怪吗？不过这是事实，用不着奇怪。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５日，毛泽东策划于密室，决定要创造一个历史的奇迹――打右派。
什么人算是“右派”？毛泽东在这个内部文件中没有给出一个界定，中共中央没有给出一个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给出一个界定，可是从６月８日开始，全中国，从北京到省、地、县各级都打开了“右派”，打得轰轰烈烈，打得天昏地暗，打右派的“左派”，被打的“右派”，好像都心照不宣地知道什么人属于“右派”。这样，当数以十万计的人都打成右派之后，面临着一个定案的问题，于是１０月１５日，也就是整整过了５个月，才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标准一共六条，包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等等。就凭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操作性的文件，笼而统之的标准，没有年龄的上限下限，没有任何限制条款，于是全国５５万右派就热气腾腾地出炉了。最为滑稽的是，后来确定是否“错划”的时候，也是这个标准。仅仅凭了这么一点，也就证明反右运动是多么的荒谬，荒唐，违宪，非法！
资本家、地主、工人、农民等等，大致上可以根据拥有财产的多少和在生产资料中的地位确定其身份，唯独右派、左派、中右、极右和中派五类“分子”，只是根据他们的一两句话，上纲到共产党的政治倾向、思想、态度，并据此确定其政治身份，戴上“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凡是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着，登记在“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也就是政治贱民，与林冲略有不同的只是没有在脸上刺字，这在全世界也没有先例。这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运用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一个范例，一个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伟大创举！
正是有了这么一个不受任何法治制约的非法运动，有了这么荒谬荒唐的违宪政策，所以，对于把一个１５岁的少年打成右派就不用奇怪了。
右派是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１５岁的少年具有法律责任能力吗？
昭通地区处在云南省的东北角，面积约为台湾的四分之三，现今人口则为其五分之一，相对于台湾和中国大多数地区，确实是地广人稀。这里山高河陡，物产丰富。打开地图一看，昭通好像云南伸进贵州和四川两省的一只左手，手掌张开，拇指右边是贵州，手掌左边是四川。因此，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开过遵义会议之后，就西进云南的昭通，穿过云南的这只“手掌”进入四川。
红军走过之后，在昭通留下了“革命火种”，建立了最早的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简称“边纵”，为云南，也为昭通的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更为日后的政治运动留下了巨大的后患。此话何说？在“山头”林立的解放初期，地下党，军队党，游击队，早期的，晚期的，南下知识分子，当地知识分子，来自“五湖四海”，在反击右派的大旗下，谁有权势，谁有心机，谁能抱团，谁能夺站道德的制高点，谁就立于不败之地。反右运动是大面积清除异类的最好手段，因此，昭通地区１１个县，正副县委书记和正副县长有14人打了右派。本来，县委书记们都早早拿到毛泽东的“绝密手谕”，他们本来都是“引蛇出洞”的猎人，怎么会一个个成了猎物，自己掉进陷阱呢？实在不可思议。这在全国可能是极为罕见的特例，也足以说明这更是一个“独立王国”。
在这种势如破竹的反右形势下，一个１５岁的李曰垓，昭通专署机关的机要员，被潮流裹挟就不奇怪了。
（二）“红小鬼”干部
中国南方人昵称十来岁的小孩为“小鬼”。中共从创建根据地之后，就大量吸收少年入团参军，对于这些名副其实的“小鬼”再冠上一个“红”，例如文革前做过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１３岁入团，很快就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局长，被称为“红小鬼”。
这种革命传统代代相传。李曰垓就是属于“红小鬼”一类的人。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是１３岁。
１９５０年３月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十五军四十三师进驻昭通。原来当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五十六团也奉命进入昭通县城。这时，李曰垓是一个８岁的孩子，到这时他还没有上学，但是他在担任教师的母亲辅导下，已经达到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会背诵一些古文古诗词，于是他只用了三年就读完了小学的４、５、６年级，然后１３岁就初中毕业了。这种聪明颖悟使他比别的孩子提前两年完成了初中学业。
在那时，初中毕业参加革命工作是常态。我本人１６岁半参军，也是初中毕业。大家可以查一下现在６０岁以上的退休者离休者，包括那些３０、４０年代参加“革命”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多在１８岁以前参加“革命”，以１５、１６岁较多，甚至于到文革时，１５岁上下的少年，成千成万地上山下乡也是常态。不过这时已经不叫他们是“红小鬼”了。
这种“少年革命现象”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永远不可能重复了。当现在大学本科毕业生都发生求职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倒退５０年，初中毕业就算得上知识分子了。到了连队，可以担任文书、文化教员，常常因为连长、指导员读不懂报纸、文件、战斗文书，他们就成了连长、指导员阅读的眼睛和代笔的手了。再退回到战争年代，那时补充兵员要紧，共产党几乎是荒不择人，所以十三四岁也可以充数。在供给制时代，养活一个人需要的经费是非常低的，大灶的标准就是吃饱肚子，外加一点点津贴费、服装费，所以那时军队和地方，成千上万地招兵买马不发生经费供给困难。反之，社会上、农村里有些家庭太穷，送走一个孩子，减少一张嘴，所以这样就有了一群“红小鬼”。解放西南诸省后，读不顺文件的县长，有的是，并不稀罕。国民党的旧政府官员全部清除，到社会上招收新人员，凡是年纪大一点的，都是在旧社会混迹过的，政治历史难免复杂，不可信用，中共建政之后，政权建设要另起炉灶，急于招兵买马，因此，招收十几岁的小青年知识分子，历史清白，洗脑容易，价廉物美，成了唯一的选择。那时，大多数县里的学校最高也只办到初中，共产党的用人经验，初中也足够应付了，再说，大多数干部处在文盲半文盲状态，招收一些十几岁的初中青年，文化比他们高一点，却高不太多，既能利用你，自己又有老资格老党员可以炫耀，具有无可僭越的政治上的优越感，可以居高临下教育你驾驭你，果真有大学生就不敢使用了。这些所谓的工农老干部，既居功自傲，又内心自悲，所以，他们使用“小青年知识分子”还可以勉强相处，到了反右运动，他们就展开了大反击，对于那些平时不顺眼的人，摧枯拉朽，打得这些小知识分子无不俯首低头。县里打右派，一部分就是这类小知识分子。至于当初南下工作团的大学生，在县里的大多也遭遇灭顶之灾。
所以像李曰垓这样具有初中毕业资格的１３岁少年，就轻而易举地成了革命干部。
他成了昭通专员专署的机要员，负责保管文件、电报、档案，前后三年，工作负责，认真，尽职，没有发生任何差错和事故。
（三）１６岁的少年政治犯
被称为巴蜀鬼才的剧作家魏明伦，生于１９４１年农历８月１４日。他说，１９５７年幸而未到公民年龄，所以才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见《魏明伦短文•我“错”在独立思考》，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话不对，因为在云南有一个比他年龄还小一点点的人，李曰垓，打了右派。
李曰垓1941年12月23日出生，１９５８年元旦刚过，李曰垓在年满１６岁的时候，被专署“下放劳动锻炼”。他背着行李，踏着冰雪，步行５天，到达距离３００里的一个山区农场报到。场部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右派，编入右派分子劳教小组，明天出工。”李曰垓听了惊讶莫名。自己怎么会是右派分子呢？他的确响应党的号召，提过意见，那也是为了改进工作呀！
这样的事，今天看来并不奇怪。有不少１９５７年毕业的大学生，我认识的人就有，当他们拿着派遣单到达所去的单位报到的时候，人家告诉他：你是右派分子，因此工作工资要如何如何安排。这些人听到之后，除了惊愕，已经是欲哭无泪了。那时候，决定一个人的右派命运，只需要党支部整理材料，报到上级党委批准，就大功告成。而党支部的某个人，尤其是书记，只要抓到你的两三句“反党言论”就足以订你的右派了。大多数右派划定之后是要向群众宣布向本人宣布的，但是不宣布也不违反什么程序――因为反右就没有法定的程序。
李曰垓成了一名少年政治犯。不过，这并不稀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十五六岁被枪毙的“反革命”，见之于布告的就不少，可惜我没有记下。
八十年代，中国拍了一部电影，叫《少年犯》，编导演员怀着高度的同情，演绎了一位打架斗殴成了刑事犯的１６岁少年的故事，充满了人性的关怀，故事凄婉动人，令人欲泣欲诉，轰动当时，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以之当作教材。据说有的青少年看过电影之后，竟然萌发了想亲身尝尝当“少年犯”的滋味。但是，如果拍摄一部像李曰垓这样的少年政治犯应该更加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意义。
李曰垓不能忍受这种不白之冤。一个月后，他决定上北京申诉。他从山里的农场逃跑了出来，他要依靠双脚，走到北京去。可是，只走出了几十里路，他就被抓了回去。
云南人锻炼出一付铁脚板。旧时，云南人计算距离的单位不是“里”，而是“站”，一站约五六十华里，这是人马一天步行的距离，因此一站路就是五六十华里。抗战初起，二十万滇军在军长卢汉的率领下，东赴台儿庄参战。他们从昆明出发，步行了两个月才到达湖南长沙，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壮行。如今，云南人最耿耿于怀的是台儿庄纪念馆中，没有一处解说词提到滇军。没有滇军参战，台儿庄战役休想取胜。
李曰垓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以为自己可以逃之夭夭，靠双脚可以走到北京去。他不知道无产阶级的劳改队是不会让你，一个逃犯，心想事成的。你自己认为你是忠诚于党的，但是只要右派帽子给你戴上，那就只有认罪一条路可以走。
（四）２０年后，进京告状，感动了“上帝”
不过李曰垓终于到北京告状成功。这是整整二十年以后的事。那是打倒“四人帮”两年之后，当地对于解决李曰垓的问题，表现消极，逼得他进京上访，那时进京上访，在胡耀邦时期，和如今大不相同，不围追堵截，不打不撵，一般都能受到正常接待，许多老大难的问题，就是在中央的直接过问下才获得解决的。公安部的同志听取了李曰垓的诉说之后，非常同情他的遭遇，非常及时地采取了措施，解决他的问题。而且，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龙同志随后专程前往昭通采访李曰垓的案情，查阅了多达３００万字的档案，访问了有关的人员，最后写了《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给历史留下了记载。该文收集在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的《春风化雨》一书中。这样感人的事情，如今在中国已经成了绝响。北京，信访局，上访……都成了犯忌讳的词语。
我在这里特别要指出，这位徐盛龙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可以随意查阅档案，使李曰垓的冤屈更获得某种官方的证明，因此我们要感谢这位心怀正义的作者。如今，那些档案可能都散失了。
徐盛龙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是“他是右派吗？”他说：“李曰垓始终不知道自己犯有什么错误，过了二十年后平反昭雪时，才知道自己有什么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可是，这些言论，都是当时在整风中响应党的号召，在本单位负责人多次动员下说出来的，是符合实际的，是一个纯朴的公民向党进忠言……”五十年后，我们只好从良好的愿望来破解这个历史难题：大概当时昭通专署的领导们太年轻，没有子女或子女都还年幼，没有做人父人母的感受，不然怎么会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呢？这个推理是根据我的经历：５０年代初期，我共事过的领导，参加革命时间最早的是１９３３年。他们的子女都不大。地委专署领导的年龄资历一般不会更大更长。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已经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五）把监狱变成炼狱
我们回到１９５８年。
李曰垓不得不向命运低头。他要重新规划自己的生命。那么，他怎样规划自己的生命呢？李曰垓首先要面对劳教所的生存秩序。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透露，５５万右派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受到劳教劳改的处罚。劳动教养是为了改造右派而设计出来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惩罚手段，是毛泽东送给右派分子的一份大礼：从字面上看，劳动教养比劳动改造的惩罚管理力度要减轻一些，进了劳教所不至于完全丧失自由，但是，实际上仅仅是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最可恶的是：劳教是无期徒刑。
那时，制度初创，设计人只想到怎样把这么一批既不是刑事犯罪分子，又不是经济犯罪分子的思想犯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给出一个比较“文明”的处置，于是极为聪明地设计出一个劳教制度。这个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没有任何先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教制度匆忙问世，但是这个制度的设计者唯独没有考虑过这个劳教是不是“无期徒刑”，也许这正是设计者的初衷――把这批人关到死了拉倒。亏得毛泽东死得不算晚，胡耀邦起来后还有权，所以，劳教的右派在劳教２２年之后，终于走出了那个人间地狱，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共产党把他们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对于执政者来说，可以绕过司法程序的“劳教”是个“好东西”，毛泽东创造的这份法外之法的“劳教”遗产，中共至今仍然舍不得抛弃，规模大小不等的劳教所，还散布在中国各地，劳教了劳教着数以万计的不叫“右派”的什么学员。
那时的劳教，主要还不在于创造劳动价值，而是在于“改造思想”。中共在理论上一向宣传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世界，但是在实践上却立足于劳动是惩罚，说得好听一点，劳动是改造人的手段，“劳动改造”――简称为“劳改”，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因此，李曰垓所在的农场当然要安排他们最繁重的劳动任务。
笔者收到广西省百色市平果县的许多老右来信，异口同声诉说他们劳教的情景：凡是完不成劳动任务者，不给饭吃，晚上召开大会，吊打批斗，拳打脚踢，惨不忍睹。
其他劳教过的右派都有这种经历和见闻，最后能够活着走出劳教所的人就算不幸之中的万幸。
不过云南到底气候比较好得多，据打听，没有发生像甘肃夹边沟那样3000劳教右派饿死2500人的惨剧。
李曰垓在适应了劳教所的生活劳动之后，他下定决心学习。他到底只有16岁，怀着对前途渺茫的希望和两个志趣相投的难友组成了一个“华夏学社”，互相鼓励，互相切磋。
大家可以推想，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学习的环境。第一，劳动繁重；第二，囚室极端拥塞；第三，来到这里的右派大多已经心如死灰，度日如年。可是，这三个青年仍然孜孜不倦地读起书来。他们读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哲学笔记》、《论左派幼稚病》，鲁迅的《华盖集》《南腔北调集》，冯定的《平凡的真理》等等。
二十年后，李曰垓走出了劳教所。他说：“狱中学习成了我们最高的享受。”
正因为有学习陪伴，书籍中那些高尚的人类思想结晶，成了指引他在人生的黑暗隧洞里追求的烛光，才不感到孤独彷徨绝望。
李曰垓以后又转移到一个硫磺矿劳改。这里的劳动，主要是背运矿石，强度更为繁重。他把三年机关工作时用微薄的工资购买的全部书籍，托人取来，一一阅读。这里有大学文科自学的教材和参考资料二十多本，中外文学明珠近百本。
徐盛龙是这样来描述李曰垓读书的情况：多少个灯青火冷的冬夜，多少个蚊虫肆虐的夏夜，多少个虫声唧唧、情景凄楚的秋夜，多少个细雨敲窗、冷暖未定的春宵，这颗孜孜不倦探求知识、追求真理的青春之心，排除了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精神的烦恼，经久不息地坚持在刻苦钻研之中。知识的清泉给予这颗心无限的滋养，给予他的生命以不竭的生机和青春的欢乐。
但是，取得这样的欢乐，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李曰垓在笔记中写道：“当了一个犯人，还要这么认真地读书，作笔记，这是使某些人颇为不理解和颇为不快乐的事。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中的原因，就是在思想深处，坚信自己不是“犯人”！我敢说：每一个右派都是“口服心不服”，不过，李曰垓走得更远，他不只是“不服”，而且要以生命的毅力来抗争！
李曰垓用四年劳改的时间读完了大学文科的教材，写下了二十万字的读书笔记，背诵了八百首诗词，达到大学毕业水平。
一个没有“刑期”的劳教分子，如此孜孜不倦地读书，在那个环境中，那是异类，是疯子，正常人，正常的劳改犯和管教人员都难以理解。不过，据我猜想，李曰垓所在的劳教所的管理人员，起码是其中还不乏有点同情心的人，他们还有点爱才惜才之心，对于这个学习勤奋、文思敏捷、文笔流畅的“右派分子”，可以网开一面，施以某种宽容，甚至于还常常让他操刀纵笔，起草各种文书材料。他们怎么不明白：如果李曰垓不打右派，作为专署机关的机要员，那是他们难以企及的啊！这也是李曰垓能够读书的必要条件。
（六）热情换来的苦果
李曰垓在日记中写道：“社会啊，你有时是无情的，你要抛弃我，但我永远对你热情！我要以全部生命献给你！”
李曰垓在劳教所自学完了大学文科课程。这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可是，右派戴帽和劳教是“无期”刑徒，没完没了。李曰垓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新的追逐目标：写小说，一部计划为６０万字的长篇小说。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这个唯物论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在通常情况下应当是无可争议的。李曰垓经历了社会的巨变，自己的遭遇在这个社会巨变中也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巨变，他又阅读了那么多的文学巨著，因此为进入文学创作提供了能力、激情和素材。但是，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忘了自己所处的监狱环境。本来中共建立的社会，就是一个对思想，对文字高度恐惧的大监狱。一个处身劳教中的右派分子起早贪黑地写，写，写，对于那些苟且贪生的同类来说，他们无法理解，对于那个盛行告密立功的时代来说，那是某些人获得提前释放的机遇，结果，在写了大约十二万字的时候，李曰垓以“写作反动小说”的罪名而关进一间１•５平米的黑牢，禁闭半年，其间不准洗脸、洗衣、放风，不给水喝。
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多数多是针对文化文艺的。因此一个右派分子写小说，对于那些市侩主义者，对于那些反智主义者，对于那些不知小说为何物的芸芸众生来说，简直就是歪魔邪道。你这种人写的不是反动小说是什么？只要一写，一动笔就错。
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在文革前，某些高干，例如解放前一直是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的得力助手、做过中共上海市工委书记、解放后我们山东大学的首任校长华岗，在住监狱期间，还可以住单人牢房，可以读书，而且写了许多书。但是，总的说来，是没有人道没有人权。许多蹲过国共双方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老革命者，都认为，国民党的监狱有人性，讲人道。这一点我们可以读读《红岩》，并且亲自到白公馆、渣滓洞实地参观一下，那里面关押的都是和国民党不共戴天、立志要推翻国民党的地下共产党党员，这些人在关押期间受到的人道待遇，足以证实上述印象。
李曰垓想以热情奉献社会，而这个社会却是报以无情，赏给他一枚苦果。
（七）再次逮捕，关押６年
对于后来人，这里要解释一个概念：劳教，或劳动教养，主要是强制“劳动”，在生活劳动区域内也算有某种自由，可是如果在劳教人员当中，谁如果犯规，那就要施以重罚，时间短，就在劳教所内，时间长，就判刑关进监狱。李曰垓在文革期间被逮捕，关进监狱６年。
劳教场所本来是文革中的世外桃源，被屏蔽在烽火连天的文革之外，可是，劳教所里也要搞大批判之类活动。大批判要找活靶子。李曰垓好读书好动笔，一向是劳教人员中的“第一号打击对象”。这时翻倒一下李曰垓的笔记，少不了邓拓、吴晗这些人的只言片语，因为反右之后，文化专制主义控制了中国媒体，文化人大多噤声噤口，邓拓、吴晗成了显赫一时的笔杆子，而且他们的文章也能小心翼翼地说出几句真情常理，被那些探索真理的小民欣赏，甚至于摘抄下来，找到知音。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从批判邓拓、吴晗他们突破缺口。这时，谁如果平时说过邓拓、吴晗，欣赏过邓拓、吴晗，准能成为本单位大批判的活靶子。李曰垓这回幸莫大焉，成了“硫磺矿的邓拓”，还有“写反动小说”，两罪相加，罪莫大焉。万箭钻心，集中射击李曰垓。他被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六年，没有提审过一次。
成千成万住过国民党监狱的共产党的老干部，在文革中，也是这样被关进了大大小小的秦城监狱。没有法律依据，没有任何起诉，没有任何庭审，没有自我辩护，自然也没有刑期，一直关到某个高层领导重新得势或者政局的重大变化的时候，才可能把你解放出来。打倒“四人帮”之后，他们脱离了无边的苦海，终于有极少数人大彻大悟，由此醒悟到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但是就全党而言，大多数人仍然执迷不悟于明君情结，所以中国前进了３０年，没有走进民主化的大门。
文革中，监狱外面大打派仗。监狱里面表面上是不能分派打派仗，但是这时监狱的主管是军代表。云南省文革中是派性斗争全国名列前茅的省份，武斗之激烈，全国有名。由于中共夺权云南的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反右运动不但是整知识分子，而且也是整某个派别的机会，这样就更积累了矛盾。到了文革，各种隐形矛盾都在拥护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大旗下，显露出来，获得合法化的地位，于是发展到公开的大规模的武斗，动刀动枪动炮，甚至于暗杀，例如昆明军区司令员阎红彦就是被暗杀的，始终没有破案。为了维持稳定，中共中央决定派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实行军管，但是，军队介入并不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可以采取中立态度。他们要奉命支持某一派，即所谓左派，于是产生了特定的称谓叫“支左”，要有明确的立场和倾向，可是两派斗争本质上并没有是非可谈，斗来斗去，就看谁会斗，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因此就造成中央今天支持这一派，明天支持那一派的结果。军队支持错了，也就要跟着换人，改派另一个部队“支左”。这样，在监狱中的军代表也就换来换去。每个军代表都希望得到监狱方面的支持、拥护。
李曰垓是一支笔，一支能干的笔。军代表、狱方都希望他能捧场，可是这个倔强的小青年就是不买账。他憎恶这种反复无常的派仗。他用恩格斯的话来回答他们：“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只是在于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反杜林论》）经历了文革的我们，今天回顾起来，那十年，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弄得糊里糊涂。谁敢说自己“清醒”过？
李曰垓为了坚守“思想的至上性”，他被戴上脚镣和背铐，长达两年半。这种根植于专制土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态文化，根深叶茂，至今仍然青春常在。深入骨髓的中国特色的表态文化，在政局的每一次变换中，仍然是观察中国政治的一把有效而有趣的钥匙。
为什么中国的知识人今天丧失了人格操守，盛行犬儒主义呢？因为只有望风使舵，随风逐浪，才能安身立命，才能投桃报李。
（八）李曰垓遇到了一个魔鬼
毛泽东不承认世界上有共同的人性，有人类之爱。他在道德观上打着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旗号，以阶级论泯灭人性论，调动人的思想中最丑恶、最自私、最利己、最虚假、最隐秘的部分，也就是兽性，使之合法化、合理化、放大化，堂而皇之地登入大雅之堂，挂上无产阶级道德的金字招牌。今天胡锦涛大力提倡“以人为本”显然是有纠正毛泽东阶级论的含义，只是他不敢点穿而已。
政治运动的基点就是消灭人性、推广兽性。有一些监狱管教人员，在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之后，把自己身上的人性逐渐泯灭，替换成了兽性。李曰垓就碰撞到了这样一个充满兽性的管教人员手里。
１９７３年３月，李曰垓得到释放。在中国，监狱释放人员很难回归社会，融入社会。他们无论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都受到由政策造成的社会歧视。于是，应运而生的就是政府建立了专门为这类人员“就业”的工厂。李曰垓到了一个铅锌矿就业，可是狭路相逢，这家矿的一把手是从硫磺矿调过去的。此人处身劳改管教行列，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已经消失了普通人的善良，一身邪恶，好像魔鬼的化身。
李曰垓已经三十出头了，应该有一个家庭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修复他心灵的创伤。作为矿上的领导，本来应该抱着同情之心成人之美，但是这位领导却是使尽坏主意，利用他的职权，破坏李曰垓姗姗来迟的爱情。
李曰垓认识了一位住在４０里路之外的农村女知识青年曾树美。曾树美才２１岁，比他小１２岁。一个劳改释放右派分子，在当时人们都是躲之唯恐不及，但是因为李曰垓赤诚坦白，知识渊博，赢得了女孩的信任和倾心相爱。这位纯朴的年轻姑娘透过被妖魔化的右派外貌，发现了李曰垓深藏的人格美。
但是李曰垓没有婚姻自由。他把女方开出的大队革委会证明信和自己的结婚申请交给矿上的领导后，这位领导出于人们无法破解的阴暗心理，拖延了半年不予批准，然后再次制造了政治冤案，把李曰垓逮捕入狱，随后他又派人前往女方所在生产队，捏造李曰垓的反动罪状，向女方施加压力，企图拆散他们的婚姻。非要举起狼牙棒打散这对苦难的鸳鸯。
矿方人员没有料到曾树美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孩。她断然拒绝了矿方的恶意威胁，明确回答道：“你们说他怀，我认为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明确表示爱他，我愿意当这样的反革命家属，跟他共患难。”
为了破坏李曰垓的婚姻，矿上派人到曾树美家抄家，把这户贫农列为“阶级敌人”。农村公社召开了两千人的批斗大会批斗曾树美，把她捆绑了４个小时，关押了３天，甚至于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在生产队干部的纵容之下，曾树美还遭受了“抢亲”的凌辱。曾树美母女被逼到绝境，只好卖了房子，逃到远处亲戚家避难。她到监狱探亲，含着泪水对李曰垓说：“你放心吧，哪怕关你十年八年，我坚决等你，决不变心！”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培养出了一批这样的干部，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成人之恶。他们以整得你娶不着老婆，整得你走投无路，整得你妻离子散为乐趣。全国总工会打了６４个右派，经过组织拆散，有６１家婚。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就是因为拒绝和打了右派的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离婚而戴上右派帽子。对于打了右派的人，随后就要动员老婆跟他离婚，这个邪恶的主意，至今我也没有读到毛泽东或中共中央下达的指示，但是全国上下都心领神会，好像对右派非要叫他们弄得家破人亡不可。总之，中共搞政治运动已经形成了一套潜规则，党内各级干部都心知肚明。这位非要拆散李曰垓婚姻的矿长不过是按照惯例做事，并非原创，并非更恶劣，只是因为他人性丧失得一无所有，反把成人之恶，当作了乐趣，干得更加起劲而已。
这样一个管教人员和魔鬼有何不同？
（九）李曰垓成了“大同党”反革命集团的首领
一九七五年五月，李曰垓第三次被逮捕关押。
有一个就业人员，为了“立功受奖”，争取劳改队批准他回家照顾老婆生孩子，想出一个害人的歪点子。有一天，他找到李曰垓，关起门说：“我考虑一个计划，由我们两人协同才能办成。我们趁这次批林批孔的机会，把张某和严某整一下，向干部汇报，说他俩要谋杀干部逃跑。对于这种高质量的检举，干部会信以为真的，到时候你我都可以得到好处，这是改变你的处境的有效办法。”
李曰垓听了，心里一阵紧缩。想不到人世间竟然有这样卑鄙无耻的心肠！李曰垓的确想走出这个冤狱。他关进冤狱已经十八年了，从第一天开始，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但是他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走出去，不能用这种卑鄙害人的手段出去。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他说：“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
那个家伙做了亏心事，怕李曰垓揭发，又施展毒辣的一手，先下手为强，诬告李曰垓“预谋组织反革命‘大同党‘，要抢银行，杀干部。”同时，又拉拢其它一些就业人员制造混乱。监狱方面根据那个家伙的“揭发”，又揪出另一个“首犯”。这样一个以李曰垓等二人为首的“大同党”反革命集团就铁板钉钉，成了死案。李曰垓再次被逮捕，关押了三年半。
蒙冤受辱的李曰垓在监狱里是怎样申诉和斗争的呢？档案中保存着一九七五年六月至八月两个月内十二次审讯笔录，现摘录几段，足可回答这个问题：
问：李曰垓，交待你的罪行！
答：我无罪。抓我关我不需要什么证据，但要我李曰垓俯首帖耳接受迫害是不行的。我十六岁进监狱，现在三十一岁了，这次抓捕不过是旧戏重演！
问：不要攻击，交待！
答：我的罪行就是不愿接受那个负责人的迫害。……我没有罪，事实证明你们这次抓人又是错误的。
问：根据你几次审讯的态度，经上级批准，给你戴上刑具（脚镣）反省。
答：不管什么刑具折磨，搞逼供信，制造冤案，总会破产的。
问：你自己的罪行你自己清楚。
答：我清楚是受迫害。
问：你这个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蒙骗不了我们。
答：（冷笑）我没有蒙骗别人，也请别人不要蒙骗我！
问：戴脚镣是给你应有的惩罚！你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答：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需要制造冤狱的。你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林彪以及某些人的目的，即：践踏法制，蹂躏人权，故意制造冤狱，残害无辜者，转嫁民怨于党，给无产阶级抹黑。我可能会被迫害致死，但我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相信毛主席革命路线会有胜利的一天。我活了短短三十多年，还没有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贡献，对此我觉得惭愧。但是我没有当寄生虫，也没有作害人虫。历史将会证明：谁是谁非！
问：我们要将你这些恶毒攻击的话记下来！
答：应该记下来，我希望你们记下来。
（十）不是尾声的尾声
李曰垓后来如何去到北京，感动了公安部信访人员，得到他们的同情、理解。帮助，最后得到改正，这些细节，今天已经没有交待的必要了。
这里我要对曾树美母女致以深深的敬意。正是他们坚贞不屈坚定不移的支持，使李曰垓获得了莫大的精神支持！
有情人终成眷属。李曰垓和曾树美终于如愿以偿，成就了美满姻缘。李曰垓后来到昭通地区财贸学校做了语文教师，直到退休。
（2007年11月27日住院前）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