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暴力拆迁的拆迁户，还是领不到劳动报酬的职工等弱势群体进行维权，步履蹒跚，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不菲的代价，这是中国访民的悲哀，更是法律的悲哀。我原以为这种现象仅发生于弱势群体之中，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法官为维护妻子和自身的权利，也会遭遇如此多的苦难，可见我们的司法环境是何等的险恶，拗法官冯缤的上访维权就是很突出的一例。
我认识的一位法官，他的家被强迁了，他很愤怒，但过虑重重，于是，只能靠法官的家属挺身而出，长年进行步履蹒跚的艰辛维权。我理解这位法官的苦衷，更为中国的司法现状担忧。但现在终于有一位叫冯缤的“拗”法官脱颖而出，穿上法袍，高举“冤”牌，寻求司法、行政救济，奔波于上访之路。“拗”法官的出现，足以说明当今维权之艰难，同时也会鼓励更多的人起来维权，因为许多人经不起维权过程中的折磨和熬煎，只得无可奈何地放弃了维权运动，并灰心丧气地说“维权没有用的”，但他们看到法官也在上访维权，就自然而然地推出“看来维权未必没有用”的结论，从而增添了维权的勇气、信心和毅力。从这方面来看，拗法官功不可没。
弱势群体在维权的过程中，经历了行政捉弄、司法刁难，苦不堪言。具体来说，当弱势群体受到权势者的侵权时，寻求司法救济，经常会遇到立案难、审判不公、执行难的现象。如果你选择按部就班逐级上访，各级行政机关往往敷衍了事，往下推诿，名为“属地原则”，把访民推到原地处理，当然依然如故，于是再逐级上访，又回到了原地，周而复始，访民不堪其苦，或者放弃维权，自生自灭；或者铤而走险，以杀人了结恩怨；或者自焚，唐福珍便是突出的案例。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至于多年来上访未果的案例俯拾皆是，在我的手里就有不少。
例如，2009年8月，临沂市罗庄区矿区八位职工追讨劳动报酬一案，上诉至临沂市中院。第一次开庭时，双方当事人都按时到达，主审法官竟然借故延期审理。问题是，既然是延期审理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当事人呢？显然是故意刁难我，因为我是外地的，就是要折腾我，逼我不断地奔波于济南与临沂之间。第2次开庭时，主审法官只用了20分钟敷衍了事地审理完了案子，而庭审结束后，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擅自删改笔录，被我逮了个正着。但这位法官立即叫来了法警，来保护其违法行为得以顺利进行。为此，我们予以举报，结果这位法官被迫回避。第三次开庭后，案子迟迟不判，早已超过审判期限，受害人只得上访，至今未果，可见弱势群体维权之艰难。奇怪的是，一个法官审理了20分钟；另一个法官审了4个多小时，现在这案子超过了法定的审理期限达4个多月，还没有判。可见，弱势群体维权之艰难，10多年没有领取劳动报酬的职工情绪异常急躁。现在，我们看到法官维权也如此艰难，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
弱势群体维权异常艰难的今天，终于也有法官挺身而出进行维权，汇入上访洪流。应当来说，这是好事。给当权者敲响了警钟，权利受到强权者侵害的，绝对不是个别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而且还有精通法律的法官，不正视上访者权利，其后果不堪设想。造成权利被强权者肆无忌惮地剥夺的现象，显然是体制出了问题，在目前的体制下，不仅弱势群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且连精通法律的法官也难免深受其害。这样的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要进行大刀阔斧般的改革，是时候了！
权势者宣传“三个至上”，也是造成行政、司法混乱的根源之一。而行政、司法的混乱必然会造成了访民潮。如果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那么，依法处理各类性质的矛盾，许多案子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权势者偏偏大肆宣扬“三个至上”，一个是“法律至上”，另外二个实际上是“政治至上”，不仅在逻辑上混乱，而且在实际操作上，往往会出现莫衷一是的怪现象。例如，许多纠纷，依“法律至上”应当立案；但地方当局对敏感事件涉及“政治至上”硬是不准立案。于是“法律至上”与“政治至上”打架。于是访民以“法律至上”的理由上访；而地方当局以“政治至上”的理由来打压访民。一场混战打得天昏地黑，维权的访民越来越多，维稳的政府手段越来越奇特。政府管访民称为办学习班；而访民认为这种限制访民人身自由的学习班没有法律依据，是黑监狱。于是，被强制关进黑监狱或者学习班更成为访民上访的新理由。可见，地方政府对访民的处置方式，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以至于积羽难返。政府用非常手段处置访民；访民用非常手段维权，拗法官的维权手段，更是别出心裁，独具一格。
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冯缤，深信法律至上，堪称拗法官。他代理了妻子的劳动争议纠纷，与自己的“东家”——孝感中院打了3场以法院为被告的异乎寻常的维权官司。熟稔立案、审判程序的拗法官，竟然也遭遇了立案难的社会痼疾问题，不得不采取所谓“非正常 ”的手段，例如： “骚扰”领导，还身着法袍，高举 “冤”字牌子，甚至与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李某打了一架，险险乎进了监狱。
从法律的角度来考察，拗法官冯缤的妻子工作了10年，完全可以转为正式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明确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俗称正式工。如果权势者依法办事，拗法官冯缤的妻子转为正式工是没有问题的。但拗法官冯缤所在的法院既要“法律至上”，又要以模糊不清的“D的事业至上”或者“人民利益至上”，才导致不能依法办案。所谓“法律至上”沦为一句空话，如同海市蜃楼，可望不可及。以至于拗法官的一名同事作出如下评介：“按照法律，他的维权没有错，甚至他的执拗还值得赞赏；按照现实，他全错了！”这里的“现实”凸显了这样的悖论：按纸上的法律，拗法官的行为无可挑剔；按实际操作，拗法官的行为是“错误”的。那么究竟“法律至上”呢，还是“现实至上”？当今法院所谓“依法执法”的信条，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拗法官尽管理由充分，但起诉时同样遭遇了立案难的烦恼。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但“法官妻子告法院”的劳动仲裁，迟迟没下，早已超过了法定审限。拗法官为此作出了不懈的抗争，孝感市劳动争议仲裁委终于迫不得已作出了劳动争议仲裁，确认冯缤之妻与法院之间的劳动关系达10年之久，但仲裁委并不认为法院应该和胡敏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其理由是劳动合同法当时实施只有半年，管不到以往的9年半。这种荒唐的理由，忽悠法盲尚可，但怎能轻易糊弄精通法律的法官呢？拗法官提起了民事诉讼，继续他的维权行动。虽然作为法官的冯缤，也会遇到立案难的问题。依照法律规定，经过劳动仲裁的案子，当事人不服，法院应当受理。但对于敏感案件，立案庭的法官会找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拒收诉状。拗法官采取了“非正常”的上访手段，才得以立案。用拗法官冯缤深有感触地说：“这几年法律白学了。案子能进入诉讼程序，简直是自己用命换的。”听来令人心酸。一个精通法律的法官立案尚且如此艰难，那么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普通的公民到法院立案，立案庭将会如何折腾缺失法律知识的受害人？暴力拆迁的受害人告诉我，立案庭法官以请示领导，或者领导开会，或者领导外出，或者说正在研究等理由来拖延，折腾受害人来回奔波，一直拖延到过来了诉讼时效后，脸一翻，倒打一耙说，没有收到受害人的起诉材料。对于这样的司法流氓，受害人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敏感事件立案之难，非亲身经历难以想象，拗法官冯缤深有体会地说：“这几年法律白学了。案子能进入诉讼程序，简直是自己用命换的。”但拗法官必经在法院跌打滚爬了20年，自有应付法院不立案的办法。他将诉讼材料邮寄到湖北省高级法院，这样挂号信的签条就是凭证，立案庭就没法以‘没收到诉状’的理由推诿。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即使法院采取拖延的手段来折腾当事人，但就不存在超诉讼时效的问题了，且把法院也卷了进来，最终法院还要承担程序违法的责任。
从拗法官维权过程中，我看到维权，不仅需要信心、胆识，还需要有技巧，更要吸取一些教训，不可鲁莽。拗法官敢于冲破世俗偏见，向违法的法院叫板，精神可嘉，且为中国的维权之路，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壮大了维权队伍和力量。但拗法官在维权过程中，出于愤怒将人打成轻伤，险些遭遇牢狱之灾；用饭勺打副院长后脑勺，被拘留10天，得不偿失。所以，在维权过程中，不为已甚，更好地保护自己。
拗法官上访的伟大成就竟然只是能立案了，而立案本来就应当是极其容易的，尤其是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的案子，只要提交劳动争议仲裁决定书、身份证复印件和起诉状就可以了。但拗法官在立案过程中，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冷遇和冷漠，令人难以忍受，正如拗法官所说“想死的心都有。”他的自杀方案是自焚或者跳楼。由此可见，一个深知立案程序的法官，因不能按正常的方法立案，而要以非正常的手段逼法院立案，实在令人寒心。可想而知，对于普通民众面对立案庭拒绝立案的蛮横或者忽悠，更是束手无策了。写纸上，挂在墙上的“司法为民”的标语，无异是温馨醉人的“画饼”。
拗法官冯缤为妻子代理的劳动争议案，已经立案了，也开庭审理了，但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几乎还遥遥无期。拗法官冯缤为“法律的信仰”而战，但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妻子要求“转正”的主张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仅仅以区区“6000元补偿金”强行买断10年的工龄。拗法官拒绝领取，并表示要抗争到底！拗法官冯缤的维权之路任重道远；中国的维权道路更是任重道远。
敢于执拗到底的拗法官说：“如果我的鲜血能够唤醒司法机关的良知，死是值得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但我不禁要问：中国的法治，每前进一步，难道真的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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