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我由衷地为他高兴。深感世道人心毕竟良知未泯,也希望这能成为中国已经延迟得太久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契机。虽然我知道,这种希望其实很渺茫。

(一)

我认识晓波很久了,也有一些交往。可能是彼此性格上的差异,关系并不亲密。

二十多年前,当晓波作为文坛“黑马”声名鹊起的时候,我们就来往过。四通有几位晓波的朋友,他们建议请他到四通来讲课,我同意了。

那时候,四通自己办了个“四通管理学院”。名字叫得很大,其实,只是四通内部培训干部的短期学习班。但在潜意识里,是想有一天能成为培养企业精英的“黄埔军校”的。

1988年,四通承包了云南电子设备厂,开了民办企业承包国营大厂的先河,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千头万绪,我们决定从培训干部入手,主要是当时云南厂的干部。所以那一期干部培训,我们就移师到昆明去办。

记得就是那一次,我们请了晓波。我们的培训,除了四通的干部自己当老师,讲四通的观念、四通的机制、四通的发展历史、四通的远景规划之外,也经常请外面的“名人”,来扩充我们的眼界,讲一些开拓性的题目。我记得请过厉以宁、吴敬琏、萧灼基这样一些经济学方面的老师。文化界的,记得请过金观涛,让他给我们讲那个“超稳定结构”。 请晓波这样的新秀,是头一回。

晓波讲课的时候,我去旁听了。因为忙,我很少去听旁人的讲课,但这次是例外。说实话,当时我很失望。晓波口才并不好,而且口吃。一说到激动处,口吃得就更厉害。我知道,一般口吃的人都极聪明。他们大脑的CPU速度极快,但 I/O设备(嘴)速度跟不上,于是便期期艾艾起来。

让我失望的不是他的口才,而是他讲的内容。也许,是我自己没有文化,欣赏不了这匹黑马的神勇。只觉得他“语不惊人死不休”,许多提法惊世骇俗,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偏激的愤青。记得他讲到美国民主女神像手中的火炬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不雅的比喻,大家哄堂大笑。虽然有“笑果”,但“效果”却不好。每一期学习班结束,学员都要给讲课的老师打分。可能是学员都和我一样不懂文化,给他打的分最低。所以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请过他。

(二)

虽然讲课不请了,我们依然有来往。拐弯抹角的,晓波也算是四通的家属。我当时的英文秘书陶宁,是晓波当时的太太陶力的妹妹。大家相处得像一家的亲人。所以两家时有来往。李玉和我拜访过陶力、晓波的家,晓波也来我们家作过客。记得晓波在翻看我和李玉年轻时相册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真残酷!”

那还是二十多年前,如今更是“惨不忍睹”了。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张爱玲到晚年时拒不见人。现在我也懒得被“照相”。哈,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虚荣。

当时,正是陶氏姐妹青春靓丽的年华。陶宁原来是北大的英语老师,长得白净清秀;陶力则黝黑俏丽。一朵白牡丹,一朵黑牡丹,一对赏心悦目的姊妹花。

后来晓波和陶力离异,我心里对他颇有点不原谅。不自觉地,我把自己当成陶力的娘家人了。后来读到晓波给刘霞写的那些情诗,又有些动摇了。唉,感情这种东西,很难说得清楚,也是勉强不来的。

(三)

在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如火如荼的时候,晓波领着吾尔开希到四通来找过我。所以说晓波是“黑手”,我的证词是可以提供铁证的。开希很聪明,也很容易受周边朋友的影响。一个是北师大的明星老师,一个是广场上的明星学生。那一天,我的办公室里可谓“星光灿烂”。他们很兴奋,当时整个北京城的炽热气氛,很容易让人忘乎所以。但我很冷淡,也很低调,只是给他们泼凉水。当时我还没有准备、也不打算介入运动。至于后来的变化,那是我即将要披露的另外的故事,暂且不表。

当年中共出版了一本书:《刘晓波其人其事》,却无中生有的编故事:“今年4月,北京发生动乱后,刘晓波决定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讲学活动,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当月27日匆忙回到北京,直接插手学潮,极力煽动动乱。四、五月间,他经常奔走于天安门广场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与该公司总裁万润南多次密谋策划,对于动乱的不断升级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中共的“有关部门”总是高估自己的对手,经常给他们安上一些莫须有的“丰功伟绩”。唉,真不知道是该谢他们呢,还是该夸他们……

倒是晓波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那一次会面。晓波确实是刚从美国回来,当时他在美国兴师动众地大批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我是颇不以为然的。

刘宾雁先生过世以后,又有人出来放冷箭,大批所谓“第二种忠诚”。我曾撰文反驳。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涉及这些话题。

(四)

广场的形势在宣布戒严以后日渐紧张,我终于出手做了两件事情。晓波和周舵、高新、侯德健所谓“四君子”,也宣布绝食了。我理解他们是要取得在广场上的发言权,以便和平地结束这场运动。

侯德健是著名歌星,晓波和周舵大家也耳熟能详,我这里顺便说几句我所知道的高新。他是北师大学生,当时兼任校刊的编辑。有一次我到北师大演讲,北师大的校刊上整理发表了当时我和同学的对话,整整两大版面。我对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觉得把我信口开河的漫谈整理得条理清晰、不枝不蔓,得有相当的文字功力。立刻问:谁整理的?答以北师大的校刊编辑。我赞了一句:是个人才。周舵闻风而动,立马找到高新,把他招为部下。据说,高新到四通上班没两天,就跟着周舵到广场绝食去了。

在天安门绝食的四君子当中,多半和四通有关。我相信,这一点,四通人可以引以为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四通人不仅积极地参与了经济改革,也积极地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

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终于开枪了。是四君子组织了广场最后的撤退,避免了更多的年轻生命遭杀戮。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然而,他们却遭到了逮捕、关押、判刑。这个无耻的政府,脑子绝对进水了。

记得他们绝食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宣言,基本口号的头一句便是“我们没有敌人!”而且说明“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现在读起来,依然意义非凡。

晓波后来写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记述了自己在广场上的日日夜夜,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忏悔。我相信他的真诚。是天安门的血与火,让一只好斗的小公鸡,浴血重生,涅磐成为凤凰;如芦笛所言:晓波也从一个偏激的愤青,成长为一个大慈大悲的具有深厚人道情怀的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

(五)

发起零八宪章并推动联署,是晓波最新获罪的主要“罪状”。宪章的内容很温和,我曾经说过,不过是重提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中国政府自己也签署了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关于普世价值的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常识;共产党当年据说是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奋斗时,曾经挂在嘴边的常识。批评它的人甚至认为太温和了,所以拒绝签署。我一向认为,惟其温和,才有力量。所以我在海外也参加了联署。

就为了这么一个温和的宪章,晓波居然被重判了十一年!去年六月,当“有关部门”宣布正式逮捕刘晓波的时候,我非常讶异。愤怒之余,写了几句话:

一介书生,煽动颠覆,何德何能?
一腔热血,忧国忧民,顾念苍生。
一字千金,零八宪章,铿锵发声。
一叶知秋,原来如此,胡温新政。

最后一句,我实实在在地表达了对那位老同学的失望。我曾经说:政治就是运转国家机器,政治人物因此可以分成三类:一流的,发明和制造国家机器;二流的,熟练地操作和运转机器;三流的,反被机器所奴役,成为其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而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被当作“齿轮和螺丝钉”来培养的。一叹……

开始,我们还认为可能是临时性的“保护”拘押,敏感时期,国内的异议人士常受到这样的待遇。过了半年,到年终的平安夜,晓波被宣布判刑十一年!震惊之余,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写下了这样几句:

一个暴君,蔑视世界,竖起中指。
一纸判决,权力傲慢,厚颜无耻。
一腔悲愤,普世价值,弃之敝屣。
一种担心,政改无望,革命将起。

最后的担心,也许是杞人忧天。中国应该告别革命了,革命的血腥只会是冤冤相报,然后拥立一个新的暴君。今天的中国,需要温和的、渐进的、逐步的改革。晓波在法庭上发表的《我的最后陈述》,其中有许多闪光的片段。

他说:“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晓波精神上的升华,甚至是某种超凡入圣;感受到他的理性、妥协和宽容。他不把这个政权当作敌人,这个政权却视他为敌。文明世界不可能对这样的愚蠢和暴行熟视无睹、漠不关心。终于,十个月后,诺贝尔委员会用和平奖作出了回答。

听到晓波获奖的消息,兴奋之余,我又写了几句:

一位斗士,身陷囹圄,举世悲愤。
一个奖项,伸张正义,公道自明。
一帮奸人,疯犬吠日,抓狂闹心。
一众百姓,拍手称快,普天同庆。

说普天同庆,过了点。因为即使在民主派的队伍里,也有不同的声音。其实,这才是民主的常态。

这个奖,对晓波来说,是实至名归。这个奖也是颁给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尽心尽力、流血牺牲的所有人的。晓波说得好:这个奖,属于六四亡灵……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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