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从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586年的二十年时间里，以色列先后三次被新兴的巴比伦帝国所灭，国王及贵族被掳往巴比伦城。直到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统治巴比伦时期，犹太人才被允许从巴比伦流放地返回耶路撒冷。
这次回归，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更具历史意义。说它是历史事实，是因为著名的历史文物“居鲁士圆柱“记载了此事，圣经里也多次提及。说它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将犹太人的命运与耶和华（犹太教里的上帝）应许的以色列重新联系起来。
以色列是犹太人心中永恒的灯塔，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不仅仅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徙，而是回归自由和解放。数千年后的今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依然要回到耶路撒冷，拥吻象征着犹太人“终极目的地”的西墙（哭墙）。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他们的祖先何时离开故土，犹太人的命运都与以色列这块土地紧密相连。从耶和华把以色列许给犹太人的那一刻起，回归便成为他们永恒的盼望。
耶和华是犹太人唯一的主宰，也是他们力量和勇气的源泉。流亡和迁徙是犹太人的宿命。即使经常面对绝境，但他们从未屈服于命运，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会拯救他们。以色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上的家园，更是犹太人灵魂深处渴望的归宿。
《出埃及记》记载了犹太人逃离埃及的压迫和剥削，返回上帝应许之地的故事。法老用尽各种借口阻止他们离开，但他们毫不动摇。他们克服了法老施加的接连不断的灾难，最终踏上了前往旷野的旅程。他们宁可选择进入旷野而不是留在埃及，展现了他们返回上帝所拣选的故土的决心。正是以色列这片土地，始终焕醒着犹太人回归故土的梦想，并支撑着他们重建圣殿的希望。对于散落在地球各个角落的犹太人，以色列是永远闪耀着自由与解放的光辉的灯塔。
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并非对《出埃及记》的简单复制，而是它的升华版。《出埃及记》和从巴比伦回归的核心主题是犹太人与耶和华的盟约。与其他历史上的民族不同，犹太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与上帝的联系，当犹太人跟随或顺服耶和华时，他们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反之，如果他们违了背耶和华的旨意，就会受到惩罚。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就是因为他们拒绝信奉耶和华而得到的应有的惩罚。
02
波斯帝国疆域辽阔。鼎盛时期，其疆域西起巴尔干半岛，南至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波斯帝国发展出一套高效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总督制度。该制度非常灵活，波斯人经常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整。他们甚至容忍政治难民，欣然接纳那些在国内失势的希腊政治家，例如雅典的阿尔西比亚德斯。考虑到当今西方一波接一波的反难民浪潮，两千多年前波斯人就愿意为难民提供庇护，这着实令人惊叹。这或许也对居鲁士大帝后来统治巴比伦时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影响。此外，波斯帝国统一使用官方语言，这并非旨在统一文化，而是为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征服了近东的几个帝国之后，波斯皇帝居鲁士大帝将目光转向了巴比伦。遗憾的是，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关于这段历史只有寥寥数段提及。而且这些段落似乎更多地是在讲述居鲁士的传说，而非有关征服巴比伦的历史事实。当居鲁士的军队逼近巴比伦时，底格里斯河的一条支流金德斯河阻挡了他的去路。居鲁士命令他的军队驻扎在河岸边，在河的两岸各修建一百八十条运河，以报复底格里斯河的“傲慢”。第二年早春，波斯人进军巴比伦，并在城外与巴比伦人交战。巴比伦人战败，撤回城内。居鲁士围攻巴比伦，并将其封锁。最终，波斯人通过引河水形成湖泊，从而突破了城防，进入巴比伦。
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显而易见来自于传说。因为在居鲁士时代，他的士兵怎么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如此惊人的工程奇迹呢？然而，这段叙述也为我们揭示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征服的统帅是居鲁士大帝，而且征服过程相对和平，巴比伦人似乎并未对入侵者进行顽强抵抗。这种相对和平的过渡对于维持巴比伦原有的统治体系、保护贵族、地主和商贾的既得利益至关重要。避免战争带来的暴行，确保了新巴比伦帝国先前统治者所开创的繁荣得以延续。
居鲁士征服之后，巴比伦被并入波斯帝国，成为其一个行省。得益于居鲁士的怀柔政策，“帝国建立之前的种种习俗在波斯统治下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居鲁士显然非常重视巴比伦地区，这可能是因为该地区对波斯帝国繁荣的经济和多元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巴比伦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值得关注。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自由的政治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短短30年内，中国经济从一个贫困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成功归功于中国政府改变了意识形态，归还了人民一部分自由。这些自由本应是人民的权利，此前却被政府剥夺了。其实这套政策两千多年前居鲁士在巴比伦已经采纳过。或许将居鲁士在巴比伦实施的制度称为民主制度并不准确，但它确实与自由和公民权利息息相关。
首先，土地的重新分配是基于功绩而非世袭的社会等级。在波斯统治之前，贵族通过继承拥有大部分土地。居鲁士掌权后，他将土地赏赐给为国家效力的人，特别是士兵或帝国军队的将士。但这些受赏者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这项措施避免了通过继承产生新的食利阶级，同时土地作为一种激励手段，也最有利于统治者。其次，更重要的是，“与波斯王室掌控一切不同，在巴比伦，一切都由私人企业家负责。”波斯人延续了巴比伦帝国推行的自由企业家精神，并发展出一种市场经济。“私人企业家在巴比伦经济管理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取得蓬勃发展。”
为了更清晰地阐明自由在社会和经济进步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引用希罗多德评论雅典战胜斯巴达、波俄提亚和卡尔基迪亚联盟的胜利的话：“平等和言论自由不仅在某一方面，而是在所有方面都显然是有益的……这清楚地表明，当他们被奴役时，他们不会竭尽全力，因为他们是在为监工效力；但当他们获得自由时，他们理应取得胜利，因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战。” 自由是人类的固有属性；自由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够帮助个人或机构实现其目标。
03
居鲁士时代遗留下来的重要文物“居鲁士圆柱“上的铭文宣告了所有流亡民族的解放：“我召集了他们所有人，并将他们送回了他们的定居点。”“我让他们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他们的居所，回到了让他们感到幸福的圣所。”居鲁士不仅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也允许所有其他流亡在巴比伦的民族返回他们的祖国。
历史记载中没有任何篇章比希伯来《圣经》更清晰地描绘了居鲁士在促成犹太人回归以色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希伯来《圣经》里记载了这项划时代的诏令：“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属耶和华子民的，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让他上去吧！”（历代志下 36:23）
这段诏令在紧随其后的《以斯拉记》开篇（以斯拉记 1:1-2）里再次出现，这样的重复强调了该诏令的重要性。居鲁士还要求他的臣民：“凡幸存者，无论住在何处，都要得到当地居民的帮助，用金银、财物和牲畜，以及为耶路撒冷圣殿献上的祭品。”（以斯拉记 1:4）居鲁士不仅释放了被掳的犹太人，还允许他们带着所有财产和物品前往耶路撒冷。此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掠走的器皿也归还给了犹太人（以斯拉记 1:7）。居鲁士的仁慈不仅使犹太人一路受益，最终抵达耶路撒冷，还帮助他们重建了圣殿。“他们用居鲁士赐予的赏赐购买了雪松木材”（以斯拉记 3:7）。
继任者延续了居鲁士对宗教宽容的做法，允许人们敬拜地方神灵。居鲁士被犹太人称为解放者，因为他永远地改变了犹太人的命运。有意思的是，当代伊朗人也尊居鲁士为建国之父。如果考察他对犹太流亡者的慷慨关怀，他无疑配得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称号。能被现实世界的人称作仁慈的君王，又在《圣经》中有圣贤地位的人，举世罕见。
居鲁士对不同宗教的宽容在今天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居鲁士时代的波斯，是一个信仰众神的国度。居鲁士能够容忍犹太人的一神教，并允许耶和华的儿女返回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这大度让人敬佩。然而，耶和华不允许他的信徒敬拜其他神灵，并对违者施以严厉的惩罚。当我们审视当今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困境：一位多神教徒曾向一神教徒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并被尊为他们的解放者，而他们的后人却视对方为异端，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我们重温这段发生在2500年前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居鲁士之于伊朗，就如同华盛顿之于美利坚，两人同为建国之父；居鲁士之于犹太人，就如同林肯之于美国民族，两人同为拯救者。
居鲁士对待外邦人和流亡者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犹太人被从他们在犹太的家园掳掠到巴比伦，沦为俘虏。外国人身处异国他乡，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更遑论沦为俘虏。记得前几年参议院对一位总统任命的候选人进行质询，这位被质询者是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因为她出生并成长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因而被怀疑是共产主义同情者时，被质询者不无悲伤地回答：“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无法决定我的出生地。”
对外族的流放、驱逐、偏见、歧视和隔离从未在国际舞台上消失，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消失。居鲁士统治时期，这些恶劣行径没有了市场，但后居鲁士时代，这些悲剧却一再重演。有人可能认为居鲁士生活在数千年前的古代，他的故事是编造的。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应该记着«希伯来圣经»里的话：“你们当查考巴比伦的皇家档案，看看居鲁士王是否颁布过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诏令。愿王将此事指示我们。”（以斯拉记 5:17）
居鲁士允许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的政策，不仅改变了犹太民族的命运，也永久地改变了人类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