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已经走入历史。对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而言，这一年值得我们记住，一场又一场此伏彼起的公民运动，把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一步步推向高潮，可以把2010年称为中国公民运动的元年。
这里所提到的公民运动，是狭义的公民运动，也就是作为非案件或事件直接相关人的普通公民（不包括律师、记者），参与到案件或事件中，走上街头对案件或事件当事人进行声援的行动。比较典型的就是“福州三网民”事件中“416”围观。它是中国未来街头运动的序曲，为中国将来的颜色革命作铺垫。而广义的公民运动，还包括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
在我看来，公民运动发端于2008年的《零八宪章》。这份历史性的文件倡议：“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这并不是说，在2008年之前不存在公民运动，只不过不是很明显而已。《零八宪章》本身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民运动，不仅有12000人参与签名。如果在谷歌搜索“零八宪章”可以获得137,000 条结果，搜索“08宪章”则可以获得243,000条结果，两者加起来的结果就接近40万条。此外，《零八宪章》还直接促成刘晓波获得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今年中国的最重大事件，必将深深影响并加速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进程。
在2010年，无论是忧伤的上海大火与玉树地震，还是让人兴奋地通安抗暴与撑粤语，都展现出普通公民的力量。这些隐形的公民力量，可以在某个时间节点，通过某个事件爆发出来。而福州三网民、刘贤斌、围观派出所，则展现出维权民主群体的力量。由艾未未发起的长安街游行与河蟹盛宴，则显示一股全新力量的存在。艾未未通过艺术特质，利用推特作为工具，开拓出一股全新的力量。对此，著名学者莫之许曾表示，对中国的民主而言，“天上掉下一个艾未未”。
2011年，正好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1910年，立宪派人士曾经发起过四次声势浩大的公民运动。百年之后的2010年，正好也有这么多公民运动。这是历史的巧合呢还是暗合呢？
无论如何，我仍然期望在2011这一年，能产生更大声势的公民运动，进而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
一、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将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还在狱中的刘晓波，“以表彰他长期来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为实现中国的基本人权而抗争。”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又表示：“在当今社会不少人忙于数点钞票，很多国家只顾及眼前的本国民族利益或对刘晓波的倡议和努力置若罔闻时，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再一次决定，通过和平奖的颁发，来支持为全人类利益而奋斗的人们。”
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无疑是对中国民主事业雪中送炭式地有力鼓舞，除了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对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关注，还彻底消除了国内民众对中共当局的恐惧。因为和平奖都得了，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为此，国内各界纷纷以“饭醉”、放鞭炮、放烟花、挂横幅等各种形式进行热烈庆祝。
与民间不再恐惧相对的是，中共当局却十分恐慌。这种恐慌程度远远超过2008年的奥运会以及2009年的60周年庆典。它不仅大肆抓捕、拘留参与庆祝的人士，而且还前所未有地限制公民的自由，导致数百上千的维权人士、民主人士被喝茶、被旅游、被软禁、被断网、被停机。
可以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2010年10月8日的一声宣布，就已经彻底将中共政权推进了历史的坟墓。虽然中共政权目前还依然继续运转，但它只是一具死而不僵的尸体而已。对此，评论者文一理在《刘晓波获奖后中国时局的走向分析》中也说：“随着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见领袖刘晓波，这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即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中共前二十一年执政维持到这一天算是到头了，刘晓波获奖将决定着中国民主化和公民社会进入一个可操作性的新阶段，或称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开端大戏已经拉开序幕。”
二、上海大火
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28号的28层住宅楼遭遇大火，至少导致58人遇难。11月21日“头七”这天，近20万民众前来献花，成为一场壮观的“献花运动”。
虽然20万人没有标语也没口号，但大家心里潜藏悲愤，且将不满矛头指向上海当局。因为这是一场官商勾结、救援不力所导致的人祸。一位现场的老伯说：每朵菊花，就是一张不信任票。上海人投下这些不信任票，说明他们对生命的珍视，对个人权利的觉醒。
对此，著名网络人士北风评论道：“七千万人参观的上海世博，抵不过胶州路一场大火。”而著名专栏作家杨耕身在为《潇湘晨报》“问候2010”年终特刊所写的《你好，亲爱的公民》中也说：“‘当上海从胶州路醒来，中国将从上海醒来。’你在上海醒来。胶州路那条铺满鲜花的街道，将力量与信心铺向了所有的人心。一花一世界。当鲜花铺满街道，这是你能感知的行动与力量。”
三、长安街游行
2010年2月22日下午4点，艾未未、吴玉仁、杨立才等20多名艺术家在北京东长安街游行。事件起因于当日凌晨2点左右，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创意正阳艺术区发生强制拆迁，近200个黑社会的流氓，带着凶器，槁棒，大砍刀，面戴口罩，打伤艺术家七人。其中日本艺术家岩间贤头部被严重打伤，颅骨受创，送去中日友好医院，头部缝了五针。
为了表示对强制拆迁的抗议，20名艺术家打着“公民权利”、“严惩凶手、除黑打恶”、“正阳受灾”等横幅，受重伤的刘懿坐轮椅坚持参加，沿途高呼“我要控诉这个社会”等口号。这是1989年“六四”运动之后，第一次有人敢再次走上长安街抗议。
对此，有评论者认为，社会大变革一般先为艺术家所感知。1979年10月1日，因为“星星画展”被禁，北岛等艺术家们在长安街举行了“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的游行。1979年的艺术家游行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2010年艺术家又进行游行，历史的机遇，是否意味着新的时代转眼到来？我们除了保持期待的心，更应有参与的劲头。
四、通安抗暴
2010年7月14、15日，苏州高新区通安镇上千农民为征地拆迁问题向镇政府讨公道，被官员激怒后，砸坏部份设备，占领政府大楼，官员逃走，政府陷于瘫痪之中。16日凌晨，当局调派约500名防暴警察对现场民众进行镇压，10多村民被打伤，20多村民被抓。当局的镇压更激化矛盾，导致当地万人堵312国道表达不满和抗议。从此拉开了将近半个月的群体抗暴的持久战，几乎每晚成千上万的村民们走上街头和众多的特警、防暴警察、公安等形成壮观的对阵。
民众调整了抗议行动，由开始时向警察扔砖块、石头、酒瓶等，到自觉和平抗议，以街头“乘凉”，留守“围观”的方式进行软应对，采取“警察来了我不怕，警察打人我就走，警察走了我再来”、白天上班，夜晚游行，以及与警察捉迷藏等拉锯战策略，体现了一种高度智慧的非暴力理性维权姿态，令当局再没有暴力镇压口实。
对此，专栏作家牟传珩在《苏州群体事件向政府要说法——“乘凉式散步”维权新模式》中说：“眼下正在发生的苏州群体事件向政府要说法，可谓一个运用集体智慧维护人权的新模式。”
五、撑粤语
2010年7月25日下午5点，近万名广州市民在广州地铁江南西站A出口，举行“齐撑粤语大行动”集会，现场齐唱《海阔天空》等粤语歌、手举“推普（推广普通话）机出没注意”等字眼纸牌，并高喊撑粤语口号。这场“粤语保卫战”更蔓延至香港。8月1日，香港与广州同时进行“撑粤语”的游行。这一天，广州有民众先在人民公园聚集，被警察清场后，转到附近的北京路和烈士陵园游行，人数以千计。为此，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得不于8月4日在“迎接亚运会倒计时100天誓师动员大会”上表示“推普废粤”是子虚乌有，并说：“我都在学广东话，谁敢废粤？”至此，这场“撑粤语”的公民运动取得了胜利。
“撑粤语”起因于201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纪可光，正式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交《关于进一步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的建议》，当中包括将主要使用粤语的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改为主要使用普通话广播，或是在两者的主时段使用普通话广播。这一提案随即引起广州各界的强烈反对及批评，最终引发“撑粤语”的公民运动。
对于这场公民运动，南方都市报曾在《粤语存亡风波启示录》中表示：“粤语在，广州在。当对文化破坏无动于衷时，对非物质的岭南文化缺乏精神依赖时，这场粤语的大辩论来得很及时。它是广州公民行动的一部分，有资格写进城史。”而独立中文笔会作家野渡在《广州万人上街捍卫广州话》中也表示：“广州市民对粤语的集体捍卫，是城市主人公意识的逐渐觉醒，公民参与意识的高涨，是对集体记忆的一再失守的忍无可忍。这是对一个城市最重要的精神载体的捍卫，也是对失去集体记忆的恐惧的大爆发，更是对肆意以重要的‘名义’来侵犯市民生活方式和自由的权力意志的警惕。”
六、喇嘛救灾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的地震，至少导致2698人遇难（海外媒体报道说近两万人遇难）。地震发生后，4万名从四川、西藏、青海等藏区各地赶来的喇嘛与学生参与救灾，成为最主要和最及时的救灾主体。他们不仅运送救援物资、挖掘遇难者，而且还为遇难者诵经超度、天葬。然而，对于喇嘛们的参与，中共当局不仅不表示感谢，反而威胁说：你们已经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该收敛了。
不过，当一张张穿着红色僧袍的喇嘛参与救灾的照片，通过互联网传播开来时，确实震撼了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心灵。对此，著名藏族作家唯色在《玉树地震，僧侣救援的意义》中说：“长期以来，尤其是2008年遍及藏地的抗议发生之后，西藏僧侣的形象在中国被妖魔化，西藏僧侣的生存境遇在当地被囚犯化。而这次由于地震这场意外，僧侣们以不计代价的付出令人瞩目，至于民众对僧侣的信赖，从一位失去亲人的藏人所说的这句话中表露无遗：‘他们是我们的一切！’”
七、河蟹盛宴
2010年11月7日，为了应对上海马陆工作室被拆，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上海举行“河蟹盛宴”。在艾未未被北京警方软禁的情况下，仍然有近千人参加“河蟹盛宴”。
由于参加者都自称是“草泥马”，而且在盛宴上还让每一位“草泥马”吃一只“河蟹”，所以这场盛宴也被看作是代表公民的“草泥马”与代表中共的“河蟹”之战。对于这次“河蟹盛宴”，艾未未表示：“上海嘉定赴会，草泥马践踏河蟹的意志和决心正在创造历史。”
对此，著名学者范亚峰表示：“大规模吃饭是大规模街头化的重要预演，大规模吃饭的成功经验值得模仿与扩散，大规模街头化抗争是党国的最后阶段。”
八、福州三网民案
2010年4月16日上午8点30分，福州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三网民“诬告陷害”案在福州马尾区法院第三次开庭，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两千名网友及当地百姓到现场声援，整齐高呼“范燕琼，无罪”、“游精佑，无罪”、“吴华英，无罪”……
三网民案起源于福建闽清“严晓玲”案。2008年2月10日，严晓玲被轮奸。然而，由于当地公安机关包庇凶手，致使案件发生一年多后凶手仍然逍遥法外。为此，2009年6月23日，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等网民将此案以《闽清“严晓玲”比东巴“邓玉娇”悲惨一万倍！》为题在互联网上予以曝光。
此后，福建警方不仅不抓捕凶手，反而在2009年7月前后，陆续将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陈焕辉、黄彩漂、郭宝锋等网民抓捕并刑事拘留。郭宝锋被抓当天，互联网上正好出现“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流行语，随后陈焕辉、黄彩漂、郭宝锋等人被网友喊回了家。然而，福州警方却坚持以“诬告陷害”对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三网民予以起诉，并于2009年11月11日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
一审之后，福州法院却迟迟不作出判决，为此北京网友于2010年1月31日，前往福建大厦进行呼喊“游精佑”的“快闪行动”。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吴淦）前往福建进行调查。为了支持屠夫的行动，2月2日，老虎庙、张辉、杨立才、刘强本、阿尔、李金城、王荔蕻等人成立“网络关注团”。3月19日，再次开庭审理时，就有网友前往围观，高呼“让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
4月16日再次开庭时，“网络关注团”做了精心准备，王荔蕻、张辉、屠夫、阿尔、李新、飘香、王译、天天、高健、朱承志等数百名成员前往围观，创造了中国司法史上的奇观。
对此，贵州民主人士黄燕明评论道：“这是一次成功的围观！一次伟大的围观！一次注定载入互联网史册的围观！屠夫们、巾帼不让须眉们赢得了道义，守住了良知，坚守了正义，你们赢得了未来，你们赢得了历史的尊重。”民主人士杨子立也评论道：“这次福建事件似乎是一个民主运动的演习。高呼‘自由万岁’的人们必将点燃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的熊熊火炬。”
九、刘贤斌案
2010年6月28日，四川遂宁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将著名民主维权人士刘贤斌刑事拘留。刘贤斌出生于1968年8月25日。因参加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1991年4月15日被捕，1992年12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囚北京市秦城监狱。出狱后，刘贤斌继续从事民主运动。1999年7月7日，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被遂宁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同年8月6日，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关押在四川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后因获减刑，于2008年11月6日出狱。
刚刚出狱一年多，又被四川当局拘留，国内各界人士对此感到震惊，于刘贤斌被拘留第二天就成立了“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后更名为“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参与签名的人数共十批达600人。被捕的第四天即7月1日，近20名维权律师成立“刘贤斌案件法律援助团”。从7月2日开始，安徽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率先成立“‘我是刘贤斌’安徽关注团”，随后四川、湖南、贵州、陕西、北京、广西、浙江、福建、河南、江苏、内蒙古、东北、湖北、重庆、香港共十六个关注团纷纷成立，并发表要求立即释放刘贤斌，并谴责四川当局的声明。从8月1日零时开始，又发起了声援刘贤斌接力绝食活动，到今天（2010年12月31日），已经持续153天，共有246人次先后参与绝食。在四川当局吃吃拖延不开庭的情况下，维权人士在12月22日发出《“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围观事务》，倡议全国各地人士在开庭时前往遂宁围观。
刘贤斌被捕之后，国内参与声援人数之多，接力绝食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共当局统治大陆六十一年的历史中，甚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四川当局感到害怕，在刘贤斌被拘留半年之后，仍然不敢开庭审理。
十、围观派出所
2010年6月16日晚上7点，网友在北京五四大街的地下通道为维权律师倪玉兰举办“消夏端午节”，然而北京东城区东华门派出所却将倪玉兰带走。为此，莫之许、张大军、刘士辉、巴忠巍、张永攀、李金城、杨立才、华泽、刘沙沙、王译、天天、王阳等二十几位网友前往东华门派出所围观要人。在派出所外，网友们唱起了国际歌。接近晚上11点，网友有序撤离，在空旷的王府井大街，响起了这样的口号：“倪玉兰，回家！”
这不是第一次围观派出所，也不是最后一次围观派出所，但却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此前的6月14日，倪玉兰被东华门派出所警察带走，8名网友前往围观。7月1日，河北香河维权人士李金芳被传唤抄家，北京网友李海、刘沙沙、赵常青、唐吉田等八位维权人士前往围观。12月18日晚上22点半左右，维权律师李和平、王全章、董前勇、金光鸿和维权人士孟元新看望范亚峰时被抓到北京海淀区双榆树派出所，维权律师黎雄兵、金光鸿、张凯与维权人士张永攀、张贾龙、周莉、魏强、艾米等9人前往围观。12月23日晚上9：14，维权律师滕彪和维权人士张永攀看望亚峰的母亲时，被抓到双榆树派出所，维权律师董前勇、黎雄兵、张凯、温海波与维权人士莫之许、张贾龙、艾米、包龙军、魏强、许志永、张小钰、单亚娟等12人前往围观。由于派出所是中共政权镇压机器的一部分，围观派出所意味着维权人士已经不再恐惧。
2010年12月31日
（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