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香港的媒体讨论的话题之一是我和王丹是否能够前往香港出席一月二日去世的前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的丧礼，香港媒体和社会各界对此的评论普遍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应该给予我们入境许可，而港府目前的态度是迟钝甚至是荒唐的。近日更传出耳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官员在媒体放出消息说，不能给我们两位，至少不能给我香港签证的主要理由是我在二零零四年到香港参加梅艳芳丧礼时未能遵守“低调”的约定。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内的很多香港人认为事关诚信，既然我当年未能守信，被“惩罚”不得再进入香港似乎也有道理。
正是因为事关诚信，我必须对此说法提出严正驳斥：首先，二零零四年年初，我来到香港，在取得签证及进入香港之前及在港停留全程都未与香港政府官员接触，更没有谈到任何条件。因此绝对没有违背约定的情事。这种完全违背事实的说法如果真的出自港府官员的口中，那就是别有用心，就是蓄意造谣，试图模煳焦点的恶劣行径。
这次华叔去世，我和王丹都提出希望能够到香港参加华叔丧礼，而我也分别和王丹提出愿意接受港府的条件。其实我在去年十二月，华叔还在世时就通过立法局何俊仁议员向港府提出来探望华叔的请求，基于对华叔病情迫切的关心，我当时也提出可以接受一些特别的要求，然而，港府迟迟未能给予明确的答复，以至于不幸华叔于今年一月二日去世，来看华叔最后一面的愿望落了空，同时，低调甚至秘密访港的可能性也落了空。如同前次参加梅艳芳的丧礼一样，如果我和王丹能够成行，来参加这样一个全港瞩目的悼念活动，已不可能低调，这是可以轻易想见的事实。我相信正是出于对这种状况的充分理解，前次港府官员才没有向我提出任何条件，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我答应不接受媒体採访，我到港的新闻本身就会是一个不小的媒体事件，而我被迫拒绝接受採访反而会成为另一个令港府倍感压力的新闻事件。
进一步看看这件事的道理，香港政府官员怎可能向一位到访香港的外人提出限制其言论的要求？这样的行为岂不是向世人宣告香港不再是那个令世界尊敬和喜爱的自由港了吗？维护香港的自由环境，当然包括言论和新闻媒体的自由难道不是香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吗？
我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入出境管理当局都有权拒绝任何人入境，也无需提出理由，因此，我在梅艳芳丧礼之后不能再来香港，虽然感到难过，但同时也无可奈何，直到去年想到请立法局议员向香港政府提出要求。境管局不需要向我这个外人提供理由就完全拒绝我入境，但香港政府行政单位却有明确义务回答民意机关的质询，我进入香港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看似是一项私人请求，但纠其本质却有极为深刻的涵义：请问香港政府，拒绝中国异议分子入境是基于什麽理由？我前次入港已经证明不会给香港社会带来任何伤害，那麽就只能是因为北京不高兴。请问香港政府，香港的立场是要依北京的脸色而订吗？我们这些民运人士可以自由通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我也于近日才到访日本、欧洲、美国及东南亚多个国家，甚至于这些国家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会晤，为什麽不能来香港。
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也都会对我眨眨眼说，你也知道为什麽啊。就算全世界都知道我不能到香港的个中理由，我也认为我们应该要求香港政府明确讲出来：为什麽民运人士不能进入香港？
我在去年前年两次试图通过投案自首的方式回到中国，那时很多人才惊觉原来中国政府还限制我的家人出国，而我已二十多年未与父母家人见面，很多人也惊讶原来中国政府通缉我们却不敢接受我们的投案，那时我曾发表声明说：我们也许会对每天发生的荒谬事情习以为常，但即使习以为常也不该觉得这些事就是天经地义的。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在自我审查，自我约束中慢慢流失的，同样的，当我们对于港府依据北京的脸色而订定政策反感的同时又隐忍，进而变成不得不承受，甚至慢慢习惯和理解，那时损失的就不是我们这两位外人不能进入香港了，而是香港人民自己的自主和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