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3月7日《长江日报》的相关报道,全国人大代表、留德博士、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彭富春发微博称,有学校、家长让孩子读背《三字经》、《弟子规》,他持反对意见:“做梦都没有想到奉《三字经》为圣经的伪国学如此虚火!《三字经》不过是一通俗读物,不是国学经典。”在接受采访时他还认为,“这是毒害青少年心灵”。此举引起网友的激烈争议。

在该报新浪官博、搜狐官博联合发起的网络投票活动中,大部分网友的意见是《三字经》、《弟子规》可以“读一点,了解一下”,认为必读和不必读的均属少数意见。耐人寻味的是,直接挑起这场争议的彭富春,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了“读一点,了解一下”。他在微博中解释说,《三字经》、《弟子规》作为启蒙读物有其价值。国学有很伟大的思想,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也有许多错误的知识和观点。问题在于,它的核心观念是君臣观念、主奴意识。其糟粕在于,一是反科学;二是反民主。当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时候,关键要树立公民观念,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逻辑混乱而且语焉不详的彭富春,并没有能够正面解答他自己所提出的相关问题:既然《三字经》、《弟子规》有启蒙价值,为什么会毒害心灵呢?既然其中有伟大的思想,又为什么既反科学又反民主呢?走向世界的公民观念,包含哪些非君臣观念和主奴意识的核心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利和义务呢?

在笔者看来,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公民观念,其实就是全球化的人类共同体所共同信守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个层面,是公民个人自由自主、自我健全、自我负责的主体意志,也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自我规定的意志”。其第二个层面,是两个公民个人之间甲乙双方平等自愿、相互遵守的契约规则。其第三个层面,是公民个人在三人以上的家庭、社团、企业、党派、民族等相关群体及组织当中,所要自觉遵守的多方契约即民主规则,以及按照这种多方契约应该享受的人人平等、自由参与、对等交易、公平竞争的民主权利。其第四个层面,是公民个人在宪政民主的国家契约及其制度框架和法律程序中,所应该享受的人人平等、自由参与、对等交易、公平竞争的合法权利。基于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现代文明社会的所有公民个人,无论在专业领域或者公共事业方面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都与其他个人一样是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既正常又普通的自由平等、大同博爱的一分子。

遗憾的是,像这样的公民个人及其公民观念,在中国本土的传统社会及其传统文化里面,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弟子规》进行一些解读分析。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私塾秀才李毓秀所作,后经另一名私塾秀才贾存仁修订改编的启蒙教材。其中依照《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代圣人立言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单面口吻,列举规定了少年儿童所必须遵守的礼仪规范。这种以等级森严的天、地、君、亲、师为本体本位,以少年儿童为驯服对象的单面规约,从一开始就违背了以人为本、自由自主的主体意志,以及平等自愿、相互遵守的契约规则。

在第一部分的“入则孝”中,有“冬则温,夏则清”的规约,说的是二十四孝中的9岁男孩黄香,为了让父亲安心睡眠,夏天帮父亲把床铺扇凉,冬天为父亲温暖被窝。这种让未成年的孩子为成年父亲尽心尽孝的规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被当作一种美德宣传提倡,在全球化的现代文明社会里却被普遍认定为反人性的违法行为。

比起黄香的孝道来,接下来的“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所提倡的更是以亲长为本、以死人为本反而以本人为奴的自轻自贱的愚忠愚孝,借用鲁迅写在《二十四孝图》中的话说,诸如此类的孝道宣传,“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与此相印证,第二部分“出则弟”中的“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与现代文明社会优先对待相对弱势的妇女儿童以及老弱病残的价值规则恰好相反。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特大火灾中,正是这样的一句“让领导先走”,活活葬送死了288名中小学生的生命。

第七部分“余力学文”中,为少年儿童规定的形而下的世俗层面上的最高理想,是“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这种最高理想最终还需要第八部分“命自我作,福自我求”中形而上的神圣天命来予以保佑:“修心一听命,天地自相保。”像这样以天、地、君、亲、师为本体本位的神道价值观,虽然并不缺少碎片式的人性感悟及文明火花,其总体追求上却是要充当人上人的圣与贤,而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既正常又普通的自由平等、大同博爱的公民个人。只允许别人效忠自己而不允许别人反对自己的晚年毛泽东,正是这种圣与贤的典型代表。关于这一点,《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中曾有经典说明:

“毛泽东假如多学一点新知识,可以做许多好事情。他不仅仅没有到外国读书,看看他的书房里,都是平放的书,没有竖放的书。他讲的许多话都是秘书代他写的,很对,结果他做的完全相反。他是言行不一致的。很可惜,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结果自己破坏了。”

连被官方封为“圣与贤”的毛泽东,都需要多读从外国移植引进的“竖放的书”,而不是中国本土所固有的“平放的书”即线装本的经、史、子、集。那些让已经充分全球化的21世纪的少年儿童读背《三字经》、《弟子规》的学校及家长,刻意“毒害青少年心灵”的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恶劣表现,也就不需要引经据典地加以论证了。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