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佳：童年往事——纪念八九民运22周年
2011年1月24日父亲出狱后，陆续给我发来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几张，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童年时代。
1989年春夏之交，正值我在母亲的单位里上幼儿园，当时我四岁多，蒙眬的记忆中，早晨父亲开着边斗三轮摩托车送我去幼儿园、妈妈上班，每次开车前我都要用小手，把一面写着“声援民主运动”的旗帜放入到边斗外侧的固定位置。等摩托车开起来后，白布上的“声援民主运动”6个字就会迎风招展，路旁的不少市民看到这面旗帜时会向我们招手示意，那时我可高兴了。
我记得有好几次，父亲开着车、母亲坐在他身后，我坐在边斗里，去天安门声援广场上的叔叔和阿姨。摩托车围着天安门广场绕了好几圈，那时我太小了，只知道“好玩”“热闹”，什么都不懂，但我手中拿着的《声援民主运动》的旗子，始终在尽力地晃动……
我还记得，我们从广场回家路过西单路口时，几位叔叔阿姨叫住我们的车，想搭车去广场传递一个紧急情况。父亲调转车头，让一个叔叔抱住我，很快将他送到广场前。
还有几次父亲把我放在他的肩上，在路旁观看叔叔阿姨的游行队伍，当时我虽然不懂什么，但感觉得到，父亲和路边的大人们是很开心的，他们都为叔叔阿姨拍手叫好。
后来我逐渐记事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里隔不了多久，总有一些叔叔、大大、阿姨、大妈来家中聚会，每次聚会母亲都热情接待，给他们做好多菜。吃饭的时候，父亲陪着叔叔、大大、阿姨、大妈在桌上吃，我和母亲盛一点在小桌上吃。
每年六•四前后，北京国保警察为了防止父亲和他的朋友搞纪念六•四的活动，警察都要把父亲带走几天。平时楼门栋口前也常有警察蹲守，有一辆警车在楼前一停就是一年多。由于时间太久，不少中、小学生路过时见车内无人就进入到警车内玩耍（车门坏了关不上），后来这辆警车报废了。
我还记得，父亲、母亲和我与许多叔叔、大大、阿姨、大妈去香山的樱桃沟郊游的情形，那一天，也有很多穿制服的警察陪伴我们左右，在公园门口父亲的两位朋友被警察带走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才通过看父亲写的《罪恶的子弹与愤怒的呐喊》一文，知道父亲6月3日那天晚上在军事博物馆前，曾组织过市民抗击过戒严部队从西向东的推进，帮助过一名头被打破的中学生，运送过身上流淌着鲜血的伤员。
2002年11月父亲被捕后，每逢六•四，看父亲的那些警察，又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我的母亲。更有甚者，警察还在楼前修建了岗亭，专门用来监视我的母亲。
现在八九民主运动已经过去22年了，每每回忆起我那童年往事，当年叔叔、大大、阿姨、大妈们追求真理，期盼自由、向往民主的一幅幅激情画卷不断浮现在我眼前，完全可以讲，那个年代留给我童年时代的印记，是永生难忘的。
我想，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对我们八零后的青年人至少有以下启示:
一、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我们所淡忘，相反，独裁者与人们的积怨只会加深，留给后人的解决社会矛盾的难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二、统治者越是顽固坚持知罪不悔改、反人性、反人权的暴政统治，社会的自由发展空间就越狭小，这里包括自由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政治活动空间。
三、每年追思六•四亡灵，纪念八九民主运动可以不断提醒世界人民，专制体制的国家对生命的摧残、对人权的践踏、对人性的扭曲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同时也是对专制国家的一次警告，任何一次对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杀戮都会被历史记录，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我相信，六•四的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化解社会矛盾，拓展社会的自由发展空间，建立一个让人没有恐惧的社会，使每一个人生活在幸福的生活之中，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让我们努力吧！我们今天追思六•四亡灵，纪念八九民主运动22周年的意义就在于此。
附：何德普《罪恶的子弹与愤怒的呐喊》（原载《民主论坛》）
1989年6月3日傍晚，发生在北京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西侧300米处至
木樨地之间的战斗场面，永远不会在我的记忆中消失。
这天下午5点多钟，我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带上事先准备好的纱布、
口罩、遮阳帽，和爱人交待了几句，便骑上自行车，直奔西长安街走
向最危险、最需要民运人士的地方。
大约在傍晚6点15分左右，我投入了在军事慱物馆西侧300米处、市民
们阻挡西线前来戒严的解放军车队（以下简称车队）的战斗。车队的
前面是上百名身穿迷彩服的防暴士兵在开路，后面是望不到尽头的戒
严车队。战车上的士兵枪口向外，不许任何人接近。防暴士兵手持盾
牌和石头，有秩序地不断攻击前方的市民。由于他们训练有素，投出
的石块既远又命中率高，随着一块块石头的落下，有几个市民的头被
打破，流出血来。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防暴士
兵和战车不得不逐渐向后退却。
为了将西线的军车完全阻挡住，占据主动形势，我与5、6位男青年在
现场充当起了“指挥员”的角色。我们将3、400名前来堵军车的市民
召集在一起，向大家讲述了我们的想法和行动计划：第一，这种局面
相持下去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必须扭转这种局面；第二，我们的目的
是走在军车跟前与士兵们对话，市民见到我们走到军队跟前没有危
险，大街两侧的市民就会源源不断地走出来支援我们，那时，我们就
会用人流将军车拦截成几段，把他们彻底阻挡住；第三，我们排好队
伍打起标语，有秩序地走过去，我们不要扔石头，大兵向我们扔石
头，我们也要忍住，只要我们走到他们跟前，我们就胜利了。北京市
民的政治素质就是高。整个工作安排只在10分内钟之内就完成了。
3、400名男女市民自动排好队伍，打起标语，呼喊着对话口号，有秩
序地走向军车。防暴士兵被我们的阵势搞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由自
主地回过头去，看着一位带眼镜、穿制服的军官。
我们的队伍与防暴士兵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从开始的200多米，变成
了20米、10几米。我看到他们的指挥官把手挥动了一下，不知喊了一
句什么命令，上百名防暴士兵一齐向我们猛烈投掷石头。
霎时间，我们走在前排的市民几乎全被士兵掷来的石头击中。我的肩
部被石头重重地击了一下（打出了血印子）。身边的某某中学初三的
王同学（后来才知道他的身份；以下简称小王）的额头被砸破，血流
满面。
由于我们这支队伍是群众临时聚成没有应付经验，在士兵的野蛮攻击
下，大部份人从地上检起石头进行反击。其实这正中了军队的“激将
法”。假如我们不还击，继续挺进到士兵近前，就能实现阻挡这队军
车的计划。可是在双方对掷石头的情况下，群众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
士兵的对手。虽然我们几位“指挥员”还想挽回局面，但毕竟大势已
去。我们只得护送着伤者撤退到路面的两侧。
在防暴士兵越来越多、越打越疯狂的势头下，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市
民只得边抵抗、边撤退。在军事博物馆东侧路北的一台压路机的旁
边，我再次与头部受伤的小王相遇。我用随身携带的纱布换取下小王
伤口上的手绢。只见小王的灰色短袖上衣已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由
于责任感，我将一手捂纱布、一手向士兵扔石头的小王拉近了路边不
太远的居民区。由于这个居民区出入口处的门诊部关着门，我俩只得
在热心的市民指引下，在居民区的东北处找到了一个医务室。在这段
时间小王告诉了我他的身份，并表示包扎好伤口还要去抗击军车。女
医生给小王包扎好伤口后没有收取我们任何费用，只是和市民们一样
不停地骂共产党的军队是土匪。在我们往回走的路上，街上连续不断
地响起了枪声，时间是傍晚6时40分。
当我们走回到居民区出入口的门诊部（位于第二层楼上；此时已经开
门）时，见4名男青年抬着一个女青年大喊着“让开、让开”，朝这
里快速奔来。在抬伤者上楼的时候，我也加入到救护行列。当我们把
女青年放在诊疗室的地上时（屋内已有两位伤者躺在仅有的两张床
上），女青年的脸色刷白。她的乳房已被罪恶的子弹打烂了。胸部血
肉模糊，惨不忍睹。靠西侧病床躺着一位脖子被罪恶的子弹击穿的男
士。东侧病床上是一位在大腿上被罪恶的子弹击中的男青年。在我下
楼的时候，又有一位男青年被抬了上来……。
从军事博物馆西侧300米处到木樨地大桥，由于遭到北京市民自发
的、英勇的抵抗，中共的军车爬行了50分钟才通过这几百米长的路段
（在木樨地大桥到西单路口的这段路上，军车遭遇到了北京市民更加
顽强的奋力抵抗）。
在木樨地大桥上，军车由于受到路障的阻拦，士兵发疯似的向路北开
枪。我与数千名市民被迫蹲在地上。唯一回敬他们的办法是用自己的
声音来呐喊。几千名市民有节奏地向军车方向喊出两个字：土匪、土
匪、……。
在这一夜的西长安街上，曾经号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变成了人人
憎恨的土匪。在他们的枪口下，数不清的男女老少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一夜的画卷10年来始终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在人权的普遍性原
则和两个人权公约的准则已被世人所接受的今天，我以民间反对党中
国民主党党员的身份告诫作为罪恶的子弹射向人民的指挥者──中共
少数领导人──：赎清罪孽、恳求人民的原谅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早
认罪比晚认罪好！主动认罪比被动认罪好！知罪不认罪，甚至为罪狡
辩，只能是误国误民，将自己定位于人民的对立面！（1999年4月清
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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