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改革派普遍认为,经济综合实力是现代文明基石,改革开放必将引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为了平衡各级官员利益,默许了灰色收入,无论合理与否,都引来了不同人群的非议;为了维持高层改革开放联盟,在专制体制下干实事难保总是正大光明,无力保障公平时只能务实先以经济大局为重。

  有人因为“六四”否定了近三十年,他们忽视了“六四”背景。运动起源于政治经济最好时期,转型期间滋生腐败实难避免,运动衍变事实无法善终。同是反腐,精英本意是共产党立马下台,可是并没有做好组织准备和理论宣传;而基层工农还在痴迷大锅饭,无法适应闲散人员率先成为爆发户。

  “六四”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各种政治势力都是失败者。尽管民众类似于惩治腐败的愿望可以理解,精英追求民主的热情也不该否定,但“六四”绝对不是任何人的光荣。“六四”跟毛泽东历次革命与运动有着本质区别,中共从来没把此次血腥当成光荣,事后只屡次强调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重要。

  政府处置危机呆迟血腥,必须要承担首要责任,垂帘干政必须要受到谴责抵制,私欲膨胀维护专制草菅人命的决策者必须要受到法律制裁。由于当时高官言行缺乏透明,很难把握言论背后故事,界定高官动机,民族沉浸于清算和仇恨中于民主无补,毕竟在专制体制伸张正义无法回避非常之手段。

  “六四”的盲目、偏激与狂热,反腐捕风捉影,运动没有是非与节制,多少有点文革味道。精英知道西方民主在工农中没有号召力,只能以反官倒忽悠民众走上街头。而“邓朴方是中国最大官倒”等传言又基本是捕风捉影,专制体制下反腐是无底洞,治标不治本,不依不饶势必导致无政府混乱。

  站在正义角度,反官倒总是没错,但是在官员和民众普遍不认同私有经济的背景下,双轨制以改革试点方式推出,势必在专制环境会出现官倒现象。社会进步都需要在正确时机,以可行方式渐进实现,而学生群众反官倒运动,只能激发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力量反弹,使党内改革派处于被围剿状态。

  学生走上街头游行、静坐、罢课、绝食抗议,要求与政府对话,可是在言论相当自由的背景下,始终没有提交出务实系统的对话纲领。尽管运动后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了民主女神像,但始终没有向民众普及民主的努力与打算,也许那时精英们认为没有必要了,很多精英认为民主已经垂手可得。

  时过境迁,精英至今不知反思自己的激进,改拿后发的流血事件不依不饶,“六四”阻碍着培植民主氛围。不合时宜的两场学潮,帮助保守势力毁掉了两任优秀总书记,让中国政治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倒退。期间有人往毛泽东像上泼墨,还是学生主动将其押送公安,此举显然不是民主人士所为。

  与一九九一年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对比,俄罗斯人对待前来军管的军人,就如同一九八九年老百姓对待游行学生,热情提供食物和饮水。从北京宣布戒严开始,学生就应该把军队放进城,可让学生运动策略多很多灵活性,士兵也是老百姓,没了鲜明阵线,军队也就很难跟学生运动形成尖锐的对立。

  “六四”枪声让一些市民丧失理智,残害了数名本无杀机的走散士兵,烧军车,石块反击士兵,不但造成双方更多伤亡以及经济损失,还帮决策者血腥镇压补充了借口。中国民间在没有枪械的背景下,必须以牺牲自我的精神来面对自己子弟兵,这种精神感动部分军人支持是民主成功的必要条件。

  针对党内外各种势力的角逐,民众的纯朴愚昧狂热,已经形成的僵持乱局,如果自己站在权力制高点,是否有什么更好策略能够快刀斩乱麻。国家稳定与改革开放,阻止文革复辟,才能务实给未来民主机会。世界历史中屡见不鲜,习惯了血腥的愚昧狂热民众,同样能邪恶阻碍破坏现代文明进程。

  “六四”表面上由知识文化界主导,运动一直井然有序,其实那只是何去何从关键时刻前假象。民主真正阻力来自工农,党内分歧也不支持强力推动,绝食已经让民族开始浮躁。西方及海外民主人士,一直谴责义和团运动,声讨文革,却始终不理解在愚昧中国“六四”还能衍变成更加血腥版本。

  如今很多民主人士,包括美国等西方主流舆论,一直以政府不能枪杀赤手空拳平民为由,无视中共改革派最终妥协武力维稳事实,以及邓小平良苦用心,血腥维稳没有强化他个人任何权利。“六四”后,邓小平立即辞职,把中顾委拉下马,以非常手段阻击着垂帘听政,客观与学生们大方向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投放过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无非想以非常之手段阻止日本民众继续疯狂,尽早结束战争。显然在生死对决中,不能简单以是否枪杀贫民为标准,需要政治智慧去预见未来不同结局,各种势力谁能成功,成功后将做什么,否则只能道貌岸然做愤青。

  所谓愤青,指那些只知道什么是正义和理想,而不知道如何在非正义非理想环境中去实现正义和理想。分析社会问题,最忌讳双重标准,屁股决定脑袋导致先有结论再找依据,缺少逻辑迷失在教条之中。让人类羞愧的事还很多,正义在利益面前时常太虚弱,理性务实举措时常受到更多的人排斥。

  很多人抱怨当前缺少思想家,可是即使思想家出世,难保不会被民族围剿或冷落。“六四”的经验教训,二十年来非但没有使中国人智慧,反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分裂内耗,阻碍民主进程的重要事件。海外民主人士几乎因为平反“六四”,耽误了诸多民主具体工作,好似除此之外不知做点什么。

  尽早民主压倒一切,可历史不透明,只能成就政治投机,压制正气,搁置“六四”虽如有病不医,可需各方共同端正态度才行。随着时间推移,谎言必将蚕食更多真相,因为当时关注运动民情的人本来就少,当事人记忆还会日趋模糊,人们不愿跟后代涉及此事,甚至别有用心之人肆意颠倒黑白。

  现有成熟民主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两种民主力量,既得利益权贵中分化出的觉悟者,以及民间民主力量多种形式无畏自我牺牲的和平抗争,缺一不可。“六四”时民众热情高涨,只是不擅示威游行,可是由于“六四”血腥结果,导致民众迷茫低落,民主力量再难形成规模。

  民族现今最该争取的,是把六月四日定为“国殇日”,悼念亡灵,反思传承。“六四”是中华民族拿着先人发明的指南针找不到北的必然悲剧,而在思想混乱成特色的关口,“平反”这个字眼搀杂着太多政治利益,不适合作为解决“六四”手段,谋求更多共识,清晰民主障碍,才更有现实意义。

2012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