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民：谋求更多共识，清晰民主障碍

　　党内改革派普遍认为，经济综合实力是现代文明基石，改革开放必将引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为了平衡各级官员利益，默许了灰色收入，无论合理与否，都引来了不同人群的非议；为了维持高层改革开放联盟，在专制体制下干实事难保总是正大光明，无力保障公平时只能务实先以经济大局为重。

　　有人因为“六四”否定了近三十年，他们忽视了“六四”背景。运动起源于政治经济最好时期，转型期间滋生腐败实难避免，运动衍变事实无法善终。同是反腐，精英本意是共产党立马下台，可是并没有做好组织准备和理论宣传；而基层工农还在痴迷大锅饭，无法适应闲散人员率先成为爆发户。

　　“六四”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各种政治势力都是失败者。尽管民众类似于惩治腐败的愿望可以理解，精英追求民主的热情也不该否定，但“六四”绝对不是任何人的光荣。“六四”跟毛泽东历次革命与运动有着本质区别，中共从来没把此次血腥当成光荣，事后只屡次强调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重要。

　　政府处置危机呆迟血腥，必须要承担首要责任，垂帘干政必须要受到谴责抵制，私欲膨胀维护专制草菅人命的决策者必须要受到法律制裁。由于当时高官言行缺乏透明，很难把握言论背后故事，界定高官动机，民族沉浸于清算和仇恨中于民主无补，毕竟在专制体制伸张正义无法回避非常之手段。

　　“六四”的盲目、偏激与狂热，反腐捕风捉影，运动没有是非与节制，多少有点文革味道。精英知道西方民主在工农中没有号召力，只能以反官倒忽悠民众走上街头。而“邓朴方是中国最大官倒”等传言又基本是捕风捉影，专制体制下反腐是无底洞，治标不治本，不依不饶势必导致无政府混乱。

　　站在正义角度，反官倒总是没错，但是在官员和民众普遍不认同私有经济的背景下，双轨制以改革试点方式推出，势必在专制环境会出现官倒现象。社会进步都需要在正确时机，以可行方式渐进实现，而学生群众反官倒运动，只能激发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力量反弹，使党内改革派处于被围剿状态。

　　学生走上街头游行、静坐、罢课、绝食抗议，要求与政府对话，可是在言论相当自由的背景下，始终没有提交出务实系统的对话纲领。尽管运动后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了民主女神像，但始终没有向民众普及民主的努力与打算，也许那时精英们认为没有必要了，很多精英认为民主已经垂手可得。

　　时过境迁，精英至今不知反思自己的激进，改拿后发的流血事件不依不饶，“六四”阻碍着培植民主氛围。不合时宜的两场学潮，帮助保守势力毁掉了两任优秀总书记，让中国政治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倒退。期间有人往毛泽东像上泼墨，还是学生主动将其押送公安，此举显然不是民主人士所为。

　　与一九九一年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对比，俄罗斯人对待前来军管的军人，就如同一九八九年老百姓对待游行学生，热情提供食物和饮水。从北京宣布戒严开始，学生就应该把军队放进城，可让学生运动策略多很多灵活性，士兵也是老百姓，没了鲜明阵线，军队也就很难跟学生运动形成尖锐的对立。

　　“六四”枪声让一些市民丧失理智，残害了数名本无杀机的走散士兵，烧军车，石块反击士兵，不但造成双方更多伤亡以及经济损失，还帮决策者血腥镇压补充了借口。中国民间在没有枪械的背景下，必须以牺牲自我的精神来面对自己子弟兵，这种精神感动部分军人支持是民主成功的必要条件。

　　针对党内外各种势力的角逐，民众的纯朴愚昧狂热，已经形成的僵持乱局，如果自己站在权力制高点，是否有什么更好策略能够快刀斩乱麻。国家稳定与改革开放，阻止文革复辟，才能务实给未来民主机会。世界历史中屡见不鲜，习惯了血腥的愚昧狂热民众，同样能邪恶阻碍破坏现代文明进程。

　　“六四”表面上由知识文化界主导，运动一直井然有序，其实那只是何去何从关键时刻前假象。民主真正阻力来自工农，党内分歧也不支持强力推动，绝食已经让民族开始浮躁。西方及海外民主人士，一直谴责义和团运动，声讨文革，却始终不理解在愚昧中国“六四”还能衍变成更加血腥版本。

　　如今很多民主人士，包括美国等西方主流舆论，一直以政府不能枪杀赤手空拳平民为由，无视中共改革派最终妥协武力维稳事实，以及邓小平良苦用心，血腥维稳没有强化他个人任何权利。“六四”后，邓小平立即辞职，把中顾委拉下马，以非常手段阻击着垂帘听政，客观与学生们大方向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投放过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无非想以非常之手段阻止日本民众继续疯狂，尽早结束战争。显然在生死对决中，不能简单以是否枪杀贫民为标准，需要政治智慧去预见未来不同结局，各种势力谁能成功，成功后将做什么，否则只能道貌岸然做愤青。

　　所谓愤青，指那些只知道什么是正义和理想，而不知道如何在非正义非理想环境中去实现正义和理想。分析社会问题，最忌讳双重标准，屁股决定脑袋导致先有结论再找依据，缺少逻辑迷失在教条之中。让人类羞愧的事还很多，正义在利益面前时常太虚弱，理性务实举措时常受到更多的人排斥。

　　很多人抱怨当前缺少思想家，可是即使思想家出世，难保不会被民族围剿或冷落。“六四”的经验教训，二十年来非但没有使中国人智慧，反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分裂内耗，阻碍民主进程的重要事件。海外民主人士几乎因为平反“六四”，耽误了诸多民主具体工作，好似除此之外不知做点什么。

　　尽早民主压倒一切，可历史不透明，只能成就政治投机，压制正气，搁置“六四”虽如有病不医，可需各方共同端正态度才行。随着时间推移，谎言必将蚕食更多真相，因为当时关注运动民情的人本来就少，当事人记忆还会日趋模糊，人们不愿跟后代涉及此事，甚至别有用心之人肆意颠倒黑白。

　　现有成熟民主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两种民主力量，既得利益权贵中分化出的觉悟者，以及民间民主力量多种形式无畏自我牺牲的和平抗争，缺一不可。“六四”时民众热情高涨，只是不擅示威游行，可是由于“六四”血腥结果，导致民众迷茫低落，民主力量再难形成规模。

　　民族现今最该争取的，是把六月四日定为“国殇日”，悼念亡灵，反思传承。“六四”是中华民族拿着先人发明的指南针找不到北的必然悲剧，而在思想混乱成特色的关口，“平反”这个字眼搀杂着太多政治利益，不适合作为解决“六四”手段，谋求更多共识，清晰民主障碍，才更有现实意义。

2012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