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由于制度不民主,社会失正义,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官民对立,导致民怨沸腾,群体事件不断。2012年6月25日,广东中山市沙溪镇居民与治保会发生冲突,附近四川等外省民工纷纷加,数千人围住治保会。当局调派数百警力到场增援。晚上,冲突加剧,防暴警察出动镇压,民工扔砖头、啤酒瓶、杂物还击,多辆警车被砸或掀翻,一治安岗亭被砸烂,中山市警方不断增援警力。26日早上,沙溪镇的外省民工群情汹涌,近万人包围镇政府,与上千警察对峙,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很多民众被打伤住院,武警进驻封锁了所有道路。根据微博最新消息,6月27日凌晨00:30战火燃烧到中山车站,富华道全线封锁。武警控制局势吃力,中山民兵已经集结。

  今年以来,第一起大规模群体事件,发生在元月1日的中原腹地河南安阳,据传,事情因集资引起。安阳大批市民进行集体散步,地点从火车站到人民公园。网传近万人聚集,沿途高喊口号,导致武警和交警集结,封锁道路。预示着今年群体事件大爆发。

  仅仅最近两个月被报道出来的群体事件就有:4月18日中午,丽江市永胜县公安民警在对部分聚集干扰仁和镇政府办公秩序村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过程中,突遭村民持镰刀、木棍等袭击,造成数名民警受伤,1名民警殉职。事件随即在网上传开。5月23日晚,石家庄城管与小贩爆发激烈冲突。城管施暴导致小贩把城管车砸坏,并且跳到执法车上。城管的暴力执法激起民愤,群众围的水泄不通,造成交通拥堵,民众纷纷拍手叫好,掌声不断。现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造成交通严重拥堵。5月28日,温州瑞安市仙降发生近千人冲击政府大楼事件,造成办公楼部分窗户玻璃、汽车受损,引起众人到场围观助威。6月8日,四川巴中市一名驾摩托车青年被交警截查后疑因与交警口角遭殴打,被打青年大呼“警察打人”,引来万名市民围观起哄,并阻拦交警带走被打青年,结果引发警民激烈冲突,多人受伤和被捕,而涉打人交警其后被辞退。直至9日凌晨,围观者达万人令场面失控,当局出动近千名防暴警察和武警驱散群众,民众就向警察掷石块及水瓶,事件中多人被打伤和被捕,群众到当晚凌晨1时左右始逐渐散去。6月11日下午5点50分左右,山东枣庄称城管因都打商贩遭学生围殴。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理,被打城管队员送至医院进行治疗,摊主被家人接走。6月20日下午1时,上海民众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口高喊口号:“打倒腐败,打倒贪官”,“我要立案,捍卫法律,还我诉权”,并且拉出横幅:“腐败,动摇国家的根基,拨乱反正,刻不容缓。”等标语。6月25日,广东韶关力拓民爆器材厂,工人抗议公司高管贪污,侵吞公款,从5月初罢工至今近两个月,官方派出上千警力镇压,并发射催泪弹驱离示威工人,抓捕多人。2012年6月25日下午,广州地区参战老兵和部分志愿兵、失业军转干部共700多人来到广州市政府静坐请愿,要求落实各种退伍军人安置和优抚政策,引发冲突。最近,重庆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事件自4月初爆发近10万民众抗议示威后,万盛区市民仍然以各种方式继续抗议,表达不满。上万民众连续几日走上街头“散步”,但遭到防暴警察的暴力驱赶,事件至今并未了解。

  而更具震撼力的事件,是由于“六四铁汉”李旺阳离奇死亡,多个为其申冤的维权人士被失踪,为此,香港继18万人悼念六四23周年后,6月10日再有25000人港人走上街头大示威,为李旺阳被毁尸灭迹鸣冤。由此可见,内地群体事件已与香港群体事件烽火连天了,导致胡锦涛“七一”香港之行如惊弓之鸟。由此可见,当今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正在为中共“七一”党建纪念日献礼。诸如此类的事件的频频传达出意味着什么?中国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尽管类似的冲突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但中国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充分反映出社会的分化程度和政府官民对抗的深刻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冲突本系社会发展之常态,正是由于社会冲突的存在,社会整合才得以完成,社会变迁才能得以实现。由于中共当政者一再抵制正常的社会变迁,死保绝对领导地位不容挑战的僵化思维,必然导致了今年其“十八大”交接班前的“七一”党建纪念日,官民冲突群体事件不断升级,局势难以控制,早已越出了社会常态冲突的范围。

  然而,执政当局却不能审时度势地担当变革主角,社会现存整合机制不能对社会结构的失衡、各种诉求做出及时反应,于是各群体、个人只能以非常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在这种情势下,由于各执法职能部门被政府推于疯狂圈地,非法拆迁、移民安置、矿产资源开发截访阻访等等涉及老百姓基本生存权利的第一线,且不择手段地对为平民百姓维权和批判政府腐败的异见人士进行抓捕,致使维护公共安全的执法部门沦为了暴力侵害平民百姓的工具。因此公安、城管等部门已经成为官民冲击的焦点,成为社会群体暴力,街头抗争面对的对象,昭示着“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被统治者也不能照旧被统治下去”的社会管制危机总爆发的前夜。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贝辛格曾出版了一本分析前苏联如何解体的书,书名叫《民族主义动员和苏联的解体》。不少媒体一度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耶尔辛等人的高层权力斗争,但贝辛格则发现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初原因就是不断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贝辛格为此收集了前苏联从1987年到1991年的历史所发生的所有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分析这些事件如何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

  在1987年,前苏联各地发生的事件也表现为个别性,并且各地政府都能使用各种方法加以控制。当时苏联的解体还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但在以后的几年中,这种事件接连而来,蔓延到苏联的各个共和国,推起了巨大的民主运动冲击波。正是在此情势下,一旦苏联高层出现权力斗争,这个冲击波很快就令苏联解体。这是因为,一系列的群体事件可以动摇人民对政权的信心,很快地消耗掉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且,一旦群体事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形成巨大的群体参与磁力场,就如同当今世界的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在这样的情势下,自发的社会运动就开始具有组织性,具有政治影响力的“领袖”就会应运而生。如果演变到这个阶段,社会革命也就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可见,大规模群体事件接连而来,就是前苏联政权倒台出现的征兆。

  我们再回顾中国的历史更不难发现,晚清末期,各地频繁发生诸如兵变、民变、起义、请愿,特别是官民冲突事件不断等性质各自不同、表现形式迥异的社会冲突,说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各种矛盾交织激发的大变革前夜。

  今年“六四”前,从“王立军事件”到“陈光诚事件”,从党官到平民,谁的人权受到威胁之时,都不约而同地弃共投美,不仅暴露了党内实质上的分裂,而且令这个“三个代表”的当权者在国际社会丢尽脸面,导致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与强化执政地位的功利性目标更难实现。

  如今的中南海,显然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新华网北京6月21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21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综治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要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难点问题,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然而,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事件表明,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政治大变革的时候了。任何局部性的改良,或所谓“碎步改革”,甚至“击鼓传炸弹”,都将事与愿违。如果当今中南海的改革,仍困守于维稳的危机管理固化思路,那么只会在推迟矛盾总爆发时间的同时,产生和积累更多的社会矛盾。当下,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为中共“七一”献礼,应当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预警——“五个不搞”就是正在等待最后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

《公民议政》首发
201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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