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第七届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有感
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暨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我在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至二十一日間，出席了美國公民力量（Initiatives for China）主辦的第七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Interethnic/ Interfaith Leadership Conference）。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由時任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的楊建利於二零零零年創辦，而後楊建利發起了公民力量運動，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第四屆開始由公民力量接續辦理。營隊的宗旨在於聯合溝通中國各民族中有影響力的機構和個人，建立信任和共識，共同致力於通過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在中國實現民主制度。舉辦七屆以來，已經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各民族、文化、宗教、政治群體以及臺灣、香港、澳門及海外各國關注支持中國大陸民主化人士進行交流對話並形成協調行動的重要平臺。
本屆活動地點在美利堅合眾國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Long Beach）西岸最佳黃金帆船旅店（Best Western Golden Sails Hotel），大會主題為《走出共同困境》（Moving Forward Together），共有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及旅居美國、德國的華人、和南蒙古（漠南蒙古、內蒙古）、維吾爾、西藏民族運動、中國大陸基督教家庭教會領袖，以及來自黎巴嫩與緬甸的民主同道五十人出席了研習營。來自臺灣的出席者除我以外，尚有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王智盛、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博士曾薰慧、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兼任講師林啟驊，以及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臺灣分會理事札西慈仁。
以下則依大會議程，記述三天會議期間的見聞和感想。
第一天
開幕式由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Ui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主席阿里木•塞依託夫（Alim Seytoff）主持，長灘市副市長蘇嘉•羅文索（Suja Lowenthal）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東亞項目主管蔣慧娜則作為大會貴賓做了歡迎致辭。羅文索為印度移民、蔣慧娜為臺灣移民，她們都是美國多元文化成就的見證。緊接著由各族群代表致辭，藏族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中文辦公室主任次仁娜姆（Tsering Lahmo）、維吾爾族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卡德爾（Reebiya Kadeer）、蒙古族為內蒙古人民黨主席兼內蒙古人權保衛同盟主席席海明（特木其勒圖Temtselt Shobshuud）、中國大陸代表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兼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業良、香港代表為獨立中文筆會理事兼香港辦公室主任潘嘉偉、基督教代表為中國家庭教會牧師韓一民，我則代表臺灣與會者致辭。
熱比婭於致辭時表示：維吾爾、西藏、蒙古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歷史等背景，都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陸續入侵並大量移民，並沒有建立一個讓大家和平共處的方式，反之長期以來始終殘酷鎮壓當地人民。熱比婭說：「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分裂中國，而是希望當一個橋樑，在政府和維族之間達成一個共識。」次仁娜姆的致辭則重申西藏問題的最終解決，離不開漢族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也需要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與認同。他們期待通過族群會議的平臺，不同族群可以對於彼此不同文化、歷史、心態，以及現實狀況有所認知，而西藏問題的本來面目也一定可以讓更多人了解。次仁娜姆對於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實現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主張被中國共產黨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等靠「反分裂」維生的利益集團蓄意扭曲、達蘭薩拉（Dharmsāla）和北京之間的談判協商不幸中斷感到萬分無奈。她指出，從去年開始接連發生的四十起自焚抗議，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絕望的吶喊。
我的致辭主要在介紹臺灣的多元族群現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臺灣原住民族統一命名為高山族，受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的與會者都因而受到誤導。我向與會者介紹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移民國家。臺灣本島有十四族原住民族，人口佔大多數的漢人，分成福佬、客家、外省三個族群，其中福佬、客家兩族則多融合了明清兩代漢化的各平埔族後裔，外省族群則是在一九四九年逃避中國共產黨赤禍流亡來臺者，當時臺灣人口六百萬，外省軍民一次湧入了兩百萬。臺灣外島連江縣則為福州語族。當代臺灣還有新移民的說法，指的是一九九零年代以後來自中國大陸和各國的移民。臺灣的民族與族群事務行政，在中央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和客家委員會，在地方則因應各縣市情況設立不同組織。母語教育為國民教育的一環，由地方政府負責，但中央政府則協助各族語和文字的標準化，臺灣並有臺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之設立，旗下有原住民族電視臺和客家電視臺，而一般廣電媒體則多為華語和福佬語雙語。我還特別提到因為中華民國移入臺灣的關係，臺灣在行政院尚有蒙藏委員會的編制，是全世界唯一在中央部會處理對蒙古與西藏關係的國家。這一機構延續自清朝的理藩部，被視為中國主權宣示的象徵，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始終拒絕與蒙藏委員會直接往來。但先總統蔣中正則曾發表〈告西藏同胞書〉，宣示支持西藏在中國大陸光復後實現民族自決，現在馬英九總統雖然基於改善兩岸關係的緣故，只在〈中華民國憲法〉文本內談支持西藏自治，但我相信臺灣仍是最堅定支持西藏自由自決的國家。因〈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政府改造，蒙藏委員會行將裁撤走入歷史。我在會上坦承，就是我遊說蒙藏委員會前委員長許志雄資助出版《西藏流亡詩選》的，這書一度在流亡社區引起議論，但這本書的出版，不啻從官方的立場證明了臺灣對西藏沒有主權上的野心，表達臺灣人民關懷西藏民族命運的善意，而這就是我的用心。我另外也介紹了新疆省流亡政府在臺灣的情形，新疆省政府辦事處在臺灣直到一九九二年才裁撤，末代省主席堯樂博士即為維吾爾人，在一九四九年後參與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反抗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的戰爭，一九五一年才戰敗由新疆穿越西藏經印度播遷來臺。我服務的中華大學校長沙永傑也是維吾爾人。我期待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未來有一天能在臺灣舉辦，那裡有著對於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民族最理解與同情的漢人，那裡也是能將這些被壓迫民族的聲音送入中國大陸的全世界自由漢語媒體最集中的地方。
楊建利於致辭中闡述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創辦的理念，感謝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臺灣民主基金會長年來的資助，並說明了本屆會議的主題規劃與特點。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第十四世丹增嘉措和熱比婭對本屆會議的支持和參與，無疑是本屆會議的亮點，二零一二年臺灣第十三任總統和第八屆立法院立法委員大選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影響，是與會者共同的關心，而最具匠心的安排，則是就國際間所重視的民主事件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和緬甸外交轉向與啟動自由化的問題，特別設計了講座課程。
加州大學河濱（Reverside）分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以〈族群關係與民主化〉（Ethnic Rel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為題發表演講，林培瑞教授強調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無論膚色、語言差異，而人類則擁有更多的相同之處，因而更當相互珍惜和促進了解。
熱比婭做了〈通過相互理解和合作推進民主化〉（Promoting Democracy through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的主題報告，她說明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人移民軍事屯墾下，新疆自然資源慘遭掠奪、維吾爾與各族宗教文化滅絕與民族自信淪喪的嚴重危機。他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三月間傳出建議平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說法感到振奮，如果六四平反，六四所揭櫫的民主與人權價值受到肯定，將有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朝向民主化的改變，中國人民將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的問題，亦將懂得尊重維吾爾真正的民族區域自治。在回答《博訊新聞網》主編韋石的問題中，她稱她也相信，基於共同利益和相互的尊重瞭解，維吾爾民族在中國民主化之後，會經由自決對其前途做出正確的抉擇。上午會後，熱比婭特別邀請臺灣與會者與她合照，對臺灣人民的關心表達誠摯的感謝，並表達希望有朝一日能實現到臺灣訪問的夢想。身兼華人民主書院的林培瑞則表示，未來將安排時間到臺灣訪問研究，希望他髫齡的公子能同時熟悉中文的環境。
午餐講座為夏業良的〈現代公民社會與族群關係〉（Civic Society and Ethnic Relations），他強調公民社會的精神，寄託在以公民利益為訴求的志願性組織之上，許多為改善自身民族地位的民族團體間的關係也應當在此一精神上構建，找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標，然後形成平臺，協調彼此的行動。他主張各民族應當為如何終結中國的一黨專制、促進中國民主化而共同努力，唯有此一目標達成，未來中國的各種組成方式才有其可能。
第一天下午的議程集中在討論西藏、蒙古、維吾爾三個民族的問題，第一個研討會議主題為〈西藏問題概括〉（Over all Introduction of the Tibetan Issue），由我主持，報告人為達賴喇嘛駐歐洲代表處華人事務聯絡官洛桑尼瑪（Lobsang Nyima）、次仁娜姆和國際聲援西藏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中文發展項目副主管（Deputy Director for Chinese Outreach）仁慶扎西（Rinchen Tashi）。洛桑尼瑪指出，西藏最大的危機在於宗教語言文化傳統的滅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開發對於西藏敏感的自然環境的破壞，這都和漢人的內部殖民有關，因此挽救西藏民族的方法就是落實西藏民族區域自治，至於所謂大藏區的問題，洛桑尼瑪明確地指出，那是基於西藏文化自治的概念，而不是不顧現實地要恢復歷史上西藏的領土。次仁娜姆來自西藏康區即四川省阿壩州阿壩縣，這是西藏反共最為激烈的地區，她說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軍警對於當地的鎮壓和恐怖統治手段。仁慶扎西則系統地說明西藏語言、宗教、經濟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危機。達賴喇嘛駐北美洲代表處華人事務聯絡官貢嘎扎西（Kunga Tashi）補充說明中間道路是二零零八年十一月首屆全球西藏特別大會確認的流亡藏人關於解決西藏問題的共識，並且也經西藏人民議會之決議，因此當前藏人行政中央的立場是不尋求獨立。但流亡社區是一個民主社會，有不同的聲音是正常的現象。貢嘎扎西曾在我國中央警察大學留學，對臺灣有深厚感情，二零零八年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後，他就被拒於我國國門之外迄今。
〈南（內）蒙古問題概括〉（Over all Introduction of the Mongolia Issue）的主持人為仁慶扎西，報告人為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re）主任恩赫巴圖•托格霍克（Enghebatu Togochog）、席海明和蒙古自由聯盟黨（Mongolian Liberal Union Party）主席魯賓•丹金（Rubin Gendeng），他們皆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蒙古鼓勵漢族移民和進行掠奪性煤礦與稀土資源開發對於當地草原生態的破壞，而這也就根本破壞了蒙古族牧民的生存空間和文化傳統。恩赫巴圖•托格霍克指出，二零一一年五月南蒙古錫林浩特市民眾包圍市人民政府大樓的抗議事件，正反映了蒙古人民對於牧場因漢人採礦而遭破壞的深惡痛絕。而針對南蒙古嚴重的漢化問題，席海明則退而其次，主張在南蒙古建立蒙古文化特區，在特區內徹底保留蒙古族傳統游牧生活不受漢族文化和工業開發的干擾。席海明也表示深受達賴喇嘛中間道路主張的感召，今後將更多地探討南蒙古在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架構下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所面臨實際問題的解決．獨立建國或與蒙古國、南蒙古和俄屬布里雅特蒙古三個蒙古統一的問題，都應待中國民主化後的條件成熟，再視未來內蒙古的民族利益之所在，而通過民族自決來做成終局的決定。魯賓•丹金則表示該黨雖然主張南蒙古獨立建國，但他們將堅持以非暴力原則，以尋求不同民族間的互信與諒解來達成該一目標。
〈維吾爾問題概括〉（Over all Introduction of the Uyghur Issue）由南蒙古網路（Inter Mongol Network）執行主任都格爾札布•霍特拉（Dugarjab Hotala）主持，報告人為美國維吾爾協會（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主席阿里木•塞依託夫（Alim Seytoff），他介紹了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的歷史，解放軍新疆軍區司令員王震組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軍事殖民和屠殺鎮壓族人的往事，控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疆當地的資源掠奪和對於維吾爾民族與宗教文化的歧視政策作為。他本人就是不滿中國漢人官員的民族歧視，而義無反顧地投入維吾爾民族運動的。
第一天的最後一個議程是〈蒙、藏、維族的突破在哪裡？〉（Strategies for the Mongolians, Tibetans and Uyghurs to Breakthrough），由夏業良主持，報告人為洛桑尼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訪問學人張博樹、霍特拉和世維會副主席歐莫爾・卡納特（Omer Kanat），張博樹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因為制度的不合理運作，才在漢人與少數民族之間產生了民族衝突。面對制度的不合理，應當適當地淡化歷史問題，突顯現實問題；毋需在歷史上中國的領土範圍上爭辯，而應當思考如何共同努力來解決專制制度為所有民族帶來的苦難。張博樹認為此時如果共產黨繼續對少數民族進行高壓統治，特別是漢人通過共產黨當政而架空民族自治，民族矛盾的累積日久遲早會爆發內亂，使少數民族的獨立要求成為合理的主張，倘若漢人以漢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為訴求鎮壓民族獨立運動，民族戰爭乃至於引發的內戰，恐怕將阻斷中國民主轉型的進程，使中國倒退。與談的各族菁英也都同意此一觀點。
第二天
第二天上午的特別講座，邀請到中東的非暴力權利（Right to Nonviolence）組織創辦人兼主席、黎巴嫩二零零五年雪松革命（Cedar Tree Revolution）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二零零六年總統參選人齊比利•馬拉特（Chibili Mallat），主講〈從大馬士革、曼納馬、莫斯科、到北京：中東的非暴力革命撼動世界的獨裁者〉（Nonviolence from Damascus and Manama to Moscow and Beijing: Why the Middle East Revolution Makes Dictatorships Tremble）。雪松革命緣自二零零五年二月，黎巴嫩總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Hariri）在貝魯特的一起汽車爆炸襲擊中遇刺身亡，三月，有多達一百萬的民眾湧上街頭，成功逼迫親敘利亞的政府總辭和長期駐軍在黎巴嫩的敘利亞全數撤軍。馬拉特說，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坦克人一人力阻解放軍坦克前進的一幕，說明了人類具有超越文化相對性的共同人性。坦克人的道德優越性使他可以無懼於威權的鎮壓，這就是非暴力抗爭得以成功的理由。馬拉特又指出，獨裁者最喜歡分化人民，以削弱反對的力量，因此，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各個民族，特別是漢族，應當思考被壓迫者所面臨的共同困境，不要受到利用。馬拉特尊敬非暴力抗爭中的自焚者，如引爆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的默罕穆德•布瓦吉吉（Muhammad BouAzizi），但他認為那並不是非暴力抗爭的要素，非暴力抗爭應當禮讚生命，而不是謳歌死亡。
第五場研討會議的主題為〈中國目前形勢〉（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主持人洛桑尼瑪，報告人為《陽光時務》總編輯長平和夏業良。他們對比了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和廣東省黨委書記汪洋的治理風格，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揭發薄熙來、谷開來夫婦貪瀆事蹟之事件重挫了左派勢力，汪洋則利用汕尾市陸豐市東海街道烏坎村民抗爭事件樹立村民自治和處理群眾事件的典範，這對於共產黨主導的政治改革方向勢必有深遠的影響。長平原為《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他介紹了香港媒體和網民支援烏坎抗爭的經驗，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網際網路的控制不可能滴水不漏。與會者對於六四平反的問題相當關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今年春天已經多次在共產黨中央內部表達平反六四與法輪功的意見，面對六四問題的態度，是測試共產黨政治改革誠意的重要指標。
政治犯劉賢斌還在初級中學就學的獨生女兒陳橋稚氣未脫地問了一個問題，當場惹得長平、楊建利等多位民運工作者感傷掉淚。陳橋問道，為什麼包括他父親劉賢斌在內的民運工作者，許多人無法善盡照顧家庭的責任？如果再有機會，他們還會再做出同樣的人生選擇嗎？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時，劉賢斌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經濟系學生，一九九二年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入獄，一九九三年出獄後，參與營救繫獄異議人士與中國民主黨之組建，於一九九九年再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出獄，旋即參與〈零八憲章〉之連署。由於身為四川人，他相當關心當年導致四川汶川大地震災情擴大的校舍豆腐渣工程之相關問題，為此撰文批評，而惹怒四川省黨政當局，二零一零年第三度被捕，於次年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全球因此而有「我是劉賢斌」公民關注活動之發起，我亦為連署聲援者。二零一一年美國赫爾曼•哈米特獎（Hellman-Hammett Award）就頒給了劉賢斌、南蒙古民主聯盟主席哈達和南蒙古文學家圖門烏力吉•普顏門都（Tumenuilzii Buyanmend）等人。
陳橋對於其父親事蹟的認識不多，她不大瞭解她父親的命運，不見得是自己的選擇，因為從人性的角度，沒有任何一位父親，會以自己和家人的幸福作為代價來成就眾人的幸福。被譽為良知守望者的劉賢斌秉持良心說話和行事而遭到政治的迫害，這未必是在他自己的預期之內，因為這等荒謬的情事，已遠遠超出人類的一般經驗，也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於它的國民的承諾。劉賢斌和成千上萬受壓迫的人們，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制統治下的悲劇。我們並不要求或期待每一個人都要成為異議者或政治工作者，然像劉賢斌這樣的人是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如果我們縱容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對待劉賢斌，明天，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可能成為劉賢斌。長平在臺上哽咽道：「妳要相信妳的父親是愛妳的。」長平代劉賢斌回答了陳橋的問題，也兼以自況。長平因言禍罪，被迫離開中國，他的妻子不離不棄地陪伴。而劉賢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羅地網間走投無路時，仍然堅定地要留給他家人一個正直的形象、一個為人處世的榜樣，這就是樹立門風，這是捍衛他家庭的最後武器，給他後人的最重要精神資產，讓他心愛的人不會受到社會的唾棄，而終究會因為她們是劉賢斌家人的這一身分，而得到世人永遠的保護和疼愛。陳橋於二零一一年為六四時北京語言學院英語系學生的前政治犯、美國灣區歸正福音教會張前進牧師所收留而移居美國。
〈香港特首選舉以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Hong Kong’s Recent Electio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Mainland）場次報告人有社區發展動力培育發展總監巫堃泰、潘嘉偉、自由亞洲電臺（Radio Free Asia）駐香港記者心語和媒體觀察者溫雲超（北風）。他們以第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改選為例，指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積極介入香港政局的情形。期間泛民主派以人民投票初選方式推舉出香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舉辦民意調查公民投票，均獲得香港市民熱烈響應，另一方面，港大去年年底所做香港人中國人認同民調，發現只有百分之十七自認是中國人，創下歷史新低，中聯辦對此結果痛批，繼之年初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孔慶東於第一視頻網絡電視新聞網《孔和尚有話說》節目中指香港人不說普通話的就是王八蛋，並說香港人就是狗，引起香港人集體反彈，由此可見香港維持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不易，這種制度的差異使香港成為中國大陸封閉價值體系的缺口，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急於加大對香港政治的干預以茲防堵。心語則從母親的角度來談香港醫療福利資源因大量大陸人為了子女取得香港身分到香港生產而受到嚴重剝奪的問題，香港的日常消費也因大陸人不相信大陸市場商品前來香港大筆採購刺激物價上漲而致家庭經濟負擔加重。畢竟小小的香港難以完全負荷整個中國大陸人民對於安全、幸福的心理需求，香港的原本生活秩序遭到摧殘，這是香港回歸中國的代價，也是反中情結的由來。如果共產黨把中國大陸治理得像香港一樣好，大陸人民還會像洪水猛獸般地湧入香港嗎？
長灘市所在第四十六選區選出之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戴納•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選區辦公室主任霍華德•希爾思（Howard Hills），於午後代表羅拉巴克到場致意。羅拉巴克原為眾議院臺灣連線共同主席，因為質疑我國在馬英九就任總統後反共立場動搖，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而不再為中國大陸民主人權發聲，乃忿而辭去主席職務。儘管如此，他對於臺灣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人民的支持仍竭盡所能不遺餘力。
第七個研討會議主題為〈臺灣的民主發展以及與中國大陸的互動〉（Taiwan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Mainland China），由卡納特主持，我、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王丹和王智盛擔任報告人。卡納特原本應我國月詹會邀請要在二零一零年五月來訪，卻於美國登機前以身分特殊為由被我國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所阻。他是流亡第二代，父親那一代因為反抗解放軍入侵而離開新疆。我的報告係針對中國大陸因素對於二零一二年的影響進行簡單的分析。我認為兩岸在世界經濟體系當中已形成分工次體系和產業鏈，加以中國大陸市場潛力龐大，眾多臺灣人民將生計寄望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因此，臺灣的執政黨必須有能力穩定兩岸關係。這正是民進黨相對於國民黨較為不受選民信任之處。不過，民進黨的優勢則在於其對於臺灣主體性與普世價值的堅持，如果民進黨能對於中國大陸人權與民主問題仗義直言，適時適當地表達關懷，並且從臺灣人在大陸生活就業的需要，從民進黨追求臺灣民主化的經驗，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理和法制改革提出具體和善意的建議，恐怕才是拉近兩岸人民感情距離和制度差異的最好方法，而根植臺灣本土的政治力量也就會因此而有機會參與中國文明化的進程，分享和平的紅利。王丹則就他在臺灣教學的體驗和觀察，認為兩岸關係的發展不應只有過去政黨對政黨或政府對政府之間的接觸，還需要有公民社會的互相交流，來提昇彼此的文明程度，而不宜只自限於經濟貿易合作單一管道。王智盛則就臺灣人國家認同的變化趨勢進行分析，他指出，兩岸的經濟統合對於臺灣人的兩岸認同未必具有促進或提昇的貢獻，這裡印證了共同價值的建立才是最為根本和重要的。楊建利請教王丹在臺灣教學中與中國大陸留學生接觸的經驗，王丹表示，他在臺灣教書與陸生交流時，發現他們十分嚮往自由與民主，也很有自己的意見與看法，相信未來的中國在他們身上。他肯定普世價值透過臺灣高等校院向中國大陸的輸出，可能是馬英九領導下國民黨政府最具遠見的兩岸政策。
第八個研討會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宗教迫害〉（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由王智盛主持，獨立歷史學者李江琳以〈一九五八年的宗教改革運動〉（The 1958 Religious Reform Campaign）為題先做了專題講座。李江琳由史料的考掘發現，一九五八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在西藏發動的名為民主改革的社會主義社會改造運動，就是在四川藏區，這也是最早康巴游擊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武裝反抗的地區。當地與共產黨有血海深仇，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控制嚴密，西藏人民和喇嘛反抗的形式乃轉而走向為自由焚身殉道。報告人為潘一民，他報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國家宗教事務局對於各個宗教組織的控制，如基督教和天主教便有「自治、自養、自傳」三自愛國教會的統一組織建制，不屬該一系統而未向政府登記的教會，便很可能會受到取締。中國大陸一批反對共產黨干涉宗教自由的基督徒，乃有地下家庭教會的組織。這讓我想起了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基督新教對於當時羅馬天主教廷體制的反叛和革命。
第九個研討會議主題為〈語言、文化和環境〉（Language and Environment），由李江琳主持，報告人有南蒙古文學家圖門烏力吉、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理事朝魯（Chuluu Ujiyediin）、美國懷俄明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Wyoming）教育學院博士班研究生丹真益西（Tenzin Yeshi）。與談者皆同意母語為族群文化的載體，中國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因為漢人大量移民與市場經濟的引進，傳統經濟生活與文化傳統受到嚴重衝擊，以致於母語環境不斷流失。但另一方面，母語也必須與時俱進，能夠用來表達現代的觀念與事物，而這就要靠母語寫作者去創造和累積出足夠的概念和字彙。
第二天最後議程為自由討論，主題為〈共同突破困境的策略〉（Strategies to Move Forward Together），由公民力量副主席韓連潮主持。林啟驊開啟了將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移師臺北舉辦的話題，與會者也對於臺灣圖博之友會和各國漢藏友好協會在改善藏中關係中的功能感到興趣，希望臺灣也能夠再有協助南蒙古和維吾爾民族解放運動的社會能量。
晚宴後是一個輕鬆的派對，與會者分別表演自己族群的歌曲，西藏與會者因自焚事件仍在延燒，決定自肅，只欣賞大家的演出，但不歌唱作樂，眾人則先行為三十八位自焚的烈士默哀一分鐘，並為繫獄或人身自由遭受不法限制的劉曉波、劉賢斌、哈達和山東維權工作者陳光誠等人製作紀念冊。陳橋和張前進女兒張睿分別與共同表演了長笛和大提琴，曲目有黃霑作詞、王福齡作曲的〈我的中國心〉等。我和曾薰慧、心語合唱了羅大佑詞曲的〈野百合也有春天〉，這是一九九零年三月臺北學運的廣場歌曲。潘嘉偉、巫堃泰、溫雲超、心語等則唱起了林夕填詞、王菲譜曲的〈彼岸花〉，紀念八九北京學運，並示範高喊「平反六四」等香港常見的口號。霍特拉和澳門天藝傳媒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鋼夫人則分別以蒙古語和漢語演唱了瑪拉沁夫與海默詞、通福譜曲的〈敖包相會〉。
第三天
最後一個講座為緬甸民主運動工作者加州大學柏克萊（Berkeley）分校政治學系博士班研究生敏津（Min Zin）主講的〈緬甸的族群關係與中緬關係〉（The Impact of Ethnic Conflict in Burma on Sino-Burma Relations）。敏津一九八八年在高級中學時期組織緬甸學生聯盟（Burmese student unions）支持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要求緬甸軍政府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還政於民的抗爭，在軍政府發動鎮壓後被迫流亡。流亡九年期間，敏津利用各種機會自習英文和自我進修，當他於一九九七年成功逃抵泰國，他成為自由亞洲電臺和英文雜誌《伊洛瓦底》（Irrawaddy）的記者。在沒有高中學歷的情況下，他史無前例地為柏克萊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班所破格錄取，碩士畢業後再通過博士班入學。敏津講解了緬甸二十年來的政治發展，立場開明如胡耀邦、趙紫陽的添盛（Thein Sein）二零一一年當選總統，則為緬甸自由化打開契機。促使緬甸軍政府決定推動民主化的因素，在於其疏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但何以緬甸要遠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把掠奪性開發的惡習由國內帶到緬甸。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全球經濟制裁緬甸、緬甸不得不對其依賴的時刻，低價買進緬甸的原物料，高價向緬甸出售製成品，十年下來，緬甸已形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殖民地，近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緬甸在伊洛瓦底江合建密松（Myitsone）水壩的計劃，更因合作條件涉及軍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輸送以換取支持，卻以緬甸生態環境、族群關係與民主進程為代價，終於引爆了緬甸的民族主義意識。添盛決定外交轉向西方，而釋放翁山蘇姬和有限度的自由化與民主化正好可以同時改善緬甸的內部與外部關係。
第十個研討會議為〈天安門的下一代〉（Teens for Freedom: Second Generation of Tiananmen），由曾薰慧主持，這是此次研習營被譽為令人耳目一新的節目，由三位中學女生分享她們追求自由的體驗。她們是陳橋、張睿，以及波蘭與中國的混血兒、長期關注西藏議題的米蘭達•柯提斯（Miranda Curtis）。在離開中國之前，陳橋和張睿受到母親的呵護照顧，對於父輩政治上的遭遇所知有限，都是來到美國才恍然大悟。張睿在報告中把馬克思主義（Marxism）等同於法西斯主義（Fascism），這種想當然爾的反應，真實映照出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她的成長經驗和記憶中的慘痛烙印，你也可以聽到她們在面對眾多在美國留學的共產黨太子黨「富三代」時的那種發自高貴靈魂的聲音。米蘭達最初是因為學習藏文課程而認識了西藏現代史，她甚至到過達蘭莎拉訪問。出自天性的同情，她因而在美國網際網路上建立了青少年西藏之友會（Teens for Tibet），這一社團也同樣關心東土耳其斯坦和南蒙古的問題。我請教米蘭達是不是聽過同樣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臺灣，她承認她一無所悉。劉賢斌和張前進都比我年輕，陳橋和張睿見我就像父執輩，她們送了我一份她們自己製作的《紀念六四二十三週年》室外小型音樂會的計劃書草案，張前進夫人跟我索取了名片，她盼望來日陳橋和張睿上了大學以後能到臺灣生活與學習一段時間，以免去國日久對中華文化日漸生疏。
隨後，會眾即集體搭乘專車前往長灘威斯汀大飯店（The Westin Long Beach）晉見達賴喇嘛。米蘭達代表大家向達賴喇嘛敬獻哈達。達賴喇嘛坐定後即對西藏流亡民主的發展做了介紹，他說自己的政治權責已經移交，但藏人行政中央基於中間道路政策、堅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話的立場依舊不變，即以鄧小平當年「只要不獨立，甚麼都可以談」為本爭取自治、完整保護民族語言和宗教，達賴喇嘛更向其他民族推廣其理念：「我跟熱比婭見面談過中間道路，她也是贊成的」，熱比婭則坐在臺前熱烈地鼓掌點頭表示同意。
達賴喇嘛說他已退休，政治決策的責任全部交給了民選噶倫赤巴，但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重啟談判，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要以何種名義與形式，包括以他私人代表的身分，他都可以接受。達賴喇嘛認爲由於中國大陸沒有新聞自由，導致許多民衆對西藏問題不瞭解，有了民主自由，民衆就可以瞭解到事實的真相。他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面宣稱要和諧穩定，另一面卻還是用高壓手段打壓包括新疆、西藏、內蒙古在內的各地異議人士。他以廣東烏坎為例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要允許民主選舉，問題很快就能和平解決。他指摘正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加強高壓令局勢更糟，才有二零零八年西藏、二零零九年新疆和二零一一年內蒙古的民族抗爭，以及漢族持續不斷的維權運動。達賴喇嘛鼓勵大家積極努力共創中國民主，認爲只要中國有了民主與自由，人民不再受蒙蔽而能自主判斷，政府開明和包容，西藏、新疆、內蒙古的問題也就會在一個星期裏順勢而解。當前所有問題的癥結都只因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而關於民主化的途徑，他說他同意中國民主化應由共產黨領導，實現民主化後中共則可和他一樣光榮退休。達賴喇嘛曾經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他回憶及中國人大會上死氣沉沉，大家都在發獃睡覺，到了印度後，看到印度國會議場上議員爭相發言，生氣盎然，這才知道什麼叫民主。達賴喇嘛並為劉曉波和陳光城祈福。達賴喇嘛談到緬甸的民主改革和翁山蘇姬的重獲自由，他相信中國人會有同樣的機會。座談在陳橋和張睿演奏的〈奇妙恩典〉（Amazing Grace）中結束，楊建利特別為達賴喇嘛介紹了她們身為六四二代的背景。
回到西岸最佳黃金帆船旅店午餐與稍作休息後，我們則進行最後一個議程〈共同突破困境的策略〉，仍由韓連潮主持，主題即在討論由韓連潮起草的本屆共同宣言。與會者對於宣言內容的討論十分熱絡，強烈期待在七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所累積的基礎上，各方能有更具體的合作作為，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轉型，也能思考出更為有效的方法。最後大會則一致通過了〈第七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共同宣言〉。宣言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各主要民族的問題先點出來，然後認為臺灣的民主經驗可以堅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人民實現民主理想的信心，也期許臺灣政府能更加切實支援中國大陸民主力量和中國社會的民主轉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推動民主轉型最重要的力量，則就是香港的民主化。中東的民主巨變和緬甸的民主突破鼓舞著世界各國的民主運動，各個民主力量必須共同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各國獨裁政權的支援。宣言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民族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就是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而中國民主轉型的關鍵是擁抱普世價值，尊重人權，停止各種形式的民族、宗教歧視以及文化滅絕。
與會者同意為了實現中國的民主轉型，將致力於五個行動：
一、建立族群間民主人權對話機制；
二、建立國際民主力量間對話機制；
三、向聯合國陳情，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理事會會員資格；
四、建立中國人權施暴者資料庫，在各國推動立法追懲。
五、推動針對人權侵害嚴重地區之國際經濟制裁。
與會者對於將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移師臺北舉辦充滿興趣，畢竟臺灣是全球唯一的華人民主國家，又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臺灣的民主與民族治理經驗，無論得失成敗，都無不吸引著這些民族菁英們的目光。而臺灣又是一個距離中國大陸最近的自由世界，思想開放多元又富有同情心，他們許多關於本民族發展的主張，都能在臺灣得到知音，受到傾聽或接納，而透過臺灣對中國大陸人民進行各個民族運動理念的傳播，他們相信比之西方的非中文媒體，更能精確無誤地表達他們的想法，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式的粗魯反應，則會聚焦世界輿論，反而使中國的民族解放與民主轉型問題更受到人們的關注、討論和支持。但我則就臺灣的現實情形坦誠以告，臺灣民主化的結果是導致政治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多數臺灣人民和臺灣的政客只關心選舉週期內自己選區裡的事，長期性的問題或是臺灣以外的事情，就往往是他們所無暇顧及者。隨著美國次級房貸金融風暴與歐洲國債危機相繼發生，建築在以出口歐美為導向的臺灣經濟乃遭到嚴重衝擊，新興的中國大陸市場自然成為臺灣經濟的重要命脈，然而由於中國大陸市場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而逐漸擴大了對於臺灣的影響。臺灣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未必有價值上的共同認同基礎，但兩岸經濟所牽涉的龐大利益，則使臺灣在許多方面不得不忌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應。國民黨政府的社會支持基礎之一為遊走兩岸的資本家及其所掌握的無數企業員工，這就使它在面對中國民主化的議題時，儘管在價值上的支持毫無疑問，但在表達支持的形式上，則更加有所保留，以避免過度激怒對岸。國民黨上下對於邀訪達賴喇嘛乃至於藏人行政中央噶倫赤巴洛桑森格的態度極為冷淡，政府對於指控熱比婭與恐怖主義有關的說法也未見其改口，至於席海明的訪臺申請則從未獲准，在這一情形下，我們看不出一旦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移師臺北舉辦，臺灣政府會同意藏、維、蒙各族民族運動領袖入境。儘管如此，我依然相信臺灣政府不會阻止臺灣民主基金會繼續在經費上和道義上給予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支持。我也相信，一旦國民黨政府願意為中國民主化做出貢獻，則它會瞭解，讓共產黨和中國大陸人民能正確認識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的主張和作用，讓中國的民族關係得以重建，從而使亞洲得以維持和平穩定，作為第三者的臺灣，其實有其無可取代的角色。不過，國民黨過於謹慎的態度並不能代表全部臺灣人的看法，許多臺灣人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是打心底同情和佩服中國大陸的反抗運動的，臺灣是一個民主社會，自然會有人不斷去挑戰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底線，直到國民黨政府找不出反對的理由為止。經過我的說明，與會者雖然感到失望，但亦不至於對臺灣感到絕望。
最後，我則要以一個與會者的身分，來談談我出席本屆會議的想法。我認為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在促進不同民族運動者的互動與共識上，有著深遠的影響。它建立了各民族與族群政治菁英的溝通平臺，使他們逐步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民族問題的本質，是中國不民主。臺灣的民主化或香港一國兩制的維繫，則為他們提供了學習與研擬民主轉型戰略和憲法秩序重建的活教材。如果我們相信，這些民族菁英未來都可能在中國大變革的時代裡承接起領導民族復興的任務，則他們長期累積的默契和信任，將有助於未來民主中國的和平過渡，乃至於在民族自決之後選擇以自由聯合的方式留在中國或和中國維持兄弟之邦般的友好關係。對臺灣而言，能夠將臺灣民主化的經驗貢獻給中國民主轉型進程，這是為日後臺灣地位的終局解決爭取中國大陸人民的支持在創造一種可能性，而且是透過真誠地參與中國文明化與民主化的思考過程，來建立兩岸和各民族間共同的價值信念和革命感情，在中國大陸內部形成在政治上與臺灣友善的社會菁英群體，乃可確保未來文明崛起的中國，不會成為臺灣主體性的最大威脅。
其次，與會者對於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的狀況皆各有其體驗和觀點，這樣的深度交流，乃有助於豐富與會者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以及對其國家動態的判斷，更有助於形成共識和集體行動。本屆會議共同宣言就中國大陸人權問題提出共同的行動綱領，其中許多作法即具有創意和可行性，舉例而言，關於中國人權施暴者的檔案建置，族群對話平臺可以提供充分的證據，而對於人權施暴者的制裁，本屆宣言所提出的遊說各國對其限制交往、投資，乃至於監控其海外資金流向的策略，如不是深諳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場的腐敗與權力鬥爭生態者，就不會知道這些方法比口誅筆伐更為有效。
臺灣參與和支持這樣的族群對話會議的另一個好處，是擴大對於國際民間社會的參與層面，豐富臺灣人的國際視野和經驗。臺灣長期被隔絕在聯合國體系之外，對於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議題，社會向來缺乏關心。臺灣國際參與的問題不僅僅是國家定位與主權的問題，更是人權的問題，是第三代人權當中的人民集體國際參與權利的問題。當不具國家地位的巴勒斯坦都可以以觀察員身分出席聯合國大會，完整具有國家條件的臺灣，就沒有理由被排拒在聯合國的大門之外。本屆會議共同宣言相較於以往的突破點，是從人權的高度，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地位。這一工作，其實在各個民族團體之間早已展開。臺灣長期以來皆在期盼和致力於重返聯合國，為此而有大量國家資源的投入，但是從人權的視角來進行國際訴求，連結國際民間社會力量爭取聲援，則未見有效的策略。從人權的途徑，開展新的國際戰場，有效整合國內外和官民資源，藉此提高臺灣民間國際參與能力和運動能量，培養與鍛鍊有關的外事人才，則未嘗不是一個可以創造多重效益的方案。
我個人則衷心期待臺灣兩大政黨或相關智庫，未來能每年固定派員出席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讓營隊的理念和共識得以回饋臺灣，而通過各個政黨的政策部門，轉化為國家的政策與行動。
第七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共同宣言
我們，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及世界各地的出席第七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的華人、蒙古人、維吾爾人、藏人、基督徒的代表，以及來自緬甸、中東的民主同道，經過誠摯的討論和交流，達成如下共識和方案：
一、我們認爲近期藏人的一系列自焚事件是中共當局的高壓政策使藏族地區人權狀況持續惡化、將藏人日趨推向絕望的直接結果。中共當局必須改弦易轍，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尊重達賴喇嘛尊者中間道路的誠意，並允許其返回家園。
二、我們擔心中共當局假借「反恐」和「反分裂」的名義，進一步擴大對維吾爾人的歧視和鎮壓，激化漢維之間的民族矛盾和衝突。我們呼籲國際社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人民尤其是漢族人民關注維吾爾人的維權行動和爭取平等自由的鬥爭，追求真相，支持族群間平等對話，實現和睦相處。
三、我們注意到近來中國政府採取了更爲嚴厲的手段對蒙古人權人士進行打壓和迫害。我們支援蒙古人的爭取平等和自由、保衛家園、保護民族語言等文化特徵及自然生態的正義鬥爭。
四、我們關注和憂慮自阿拉伯之春以來中國大陸漢族廣大地區日益惡化的人權狀況：無數的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被警方監控、拘留、抓捕、強迫失蹤，遭受酷刑，判處重刑；暴力計生、非法暴力拆遷、黑監獄、非法軟禁、暴力毆打、親屬株連，禁止出入境等形式的人權侵犯層見疊出，對宗教團體的殘酷迫害案例數不勝數；中共腐敗濫權已經系統化，中共的「維穩」機制已經黑社會化。我們必須通過各種方式施加壓力，迫使中共當局採取切實措施改善人權狀況，開放新聞言論自由，實施政治體制改革。
五、我們欣慰地看到今年臺灣大選的順利進行，表明民主理念和制度已紮根臺灣，其民主進步和完善進一步堅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人民實現民主理想的信心。我們期許臺灣政府繼續開放和增加透明性，鞏固和擴大民主成果，更加切實支援中國大陸民主力量和中國社會的民主轉型。
六、我們注意到在本次香港特首選舉期間，香港大學民調機構發起的「民間全民投票」吸引了近三十萬香港居民積極參與，爲二零一七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發出了先聲；香港實現普選，將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産生深遠的影響。
七、中東地區民主巨變和緬甸民主突破令我們深受鼓舞，我們將與這些地區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民主力量相互支援，堅決反對中國政府對各國獨裁政權的支援，堅守非暴力原則，致力於世界公民社會建設，推動各國的和平民主變革。
八、我們一致認爲解決民族矛盾和衝突的關鍵是中國社會的民主轉型，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確保真正的民族平等。
九、中國社會民主轉型的關鍵是擁抱普世價值，尊重人權，停止各種形式的民族、宗教歧視以及文化滅絕。爲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將致力於以下行動：
◆建立族群間民主人權對話機制，就各族群人權狀況、中國社會民主轉型戰略和策略進行定期研討和交流，並協調聯合行動。
◆建立國際民主力量間對話機制，加強交流與合作。
◆聯合開展「向聯合國陳情」活動，推動聯合國及其人權理事會對中國人權狀況進行審查，並對中國的人權理事會現任成員資格及其再次當選的資格問題向全世界提出質疑、向中國政府提出挑戰。
◆在主要民主國家推動通過法案禁止中共人權施暴者入境，並凍結其直接和間接控制的財産，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活動。與此同時，建立中共人權施暴者個人檔案。
◆呼籲推動針對性經濟制裁，限制國際公司在人權侵害嚴重地區投資和其他商業活動。
過去一年裏的世界範圍內的民主進程和中國的公民運動的發展，充分顯示民主人權之普世價值是天下大勢，人心所向。我們希望中共高層認清這一大勢，主動革新圖變，停止人權侵害、宗教迫害、民族歧視、壓迫和文化滅絕。我們也將繼續增加族群間的瞭解和溝通，努力實現、平等、民主、和平的共同理想。
民國一○一年七月三日一時半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職務宿舍
《公民议报》首发
2012年7月3日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35037】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