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中国经济再上尖峰“两难”

　　2012年，是中国经济正在加速30年至今不遇的放缓。据中国国家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工业增加值为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增速。上个月公布的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也仅有7.6%，低于一季度的8.1%，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长期享受各种政策优待的国有企业，也发出了盈利预警，经济衰退已经不是阴影，而是决策层必须近30年面对的现实。7月31日胡锦涛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定调下半年的经济政策为“稳增长”，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实施细则等促增长政策，发改委也加紧了项目审批，拉动投资。不管是宽松货币也好、还是中国式大投资拉动也好，中国至今还没有拿到货币投资国家经济的金钥匙，更不象236多年美国，长期大规模负债来将名不见经传一个国家、一举建成将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2012年中国，不管是鼓励民资、还是快批项目、还是垄断的国有企业，这些局部性政策对缓解经济衰退的作用并不显著。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投资主体期待的是再来一次“四万亿”，全面地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衰退而输血。地方政府甚至已经架好了锅，就等着中央货币宽松这一把“火”了，如湖南省长沙市推出195个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贵州正在编制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投资总额更达3万亿元，新疆已经实施国有企业大投资1.5万亿等等。

　　问题是，“投资拉动”这条路中国还走得通吗？在过去的十数年里，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颇为自得，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动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成为历次经济衰退必备的政策法宝，却总是回避宏观调控承担、市场运行的极高成本。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迫使国内维持高储蓄率和低利率，中国货币基准利率又是全球之最（到2012年8月基准利率，人民币为6.31%，美元为0.25%，欧元为0.75%），进一步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还严重挤压居民消费，中国居民基本消费的水、电、气、煤、食用油等等又创历史之最，是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过度投资形成的产能，使得中国不得不继续扭曲劳动力、环保及税收政策，是大自然——市场的手无法正常调节，反以维持出口优势，进一步加剧失衡格局耸起，还派生了国际汇率和贸易更大的纠纷。

　　更沉重的现实是，2008年末的“四万亿”之后，经济全局已发生根源性结构的变化，2011年中通胀创60年之最后，通胀现在虽回落到2%以下，但物价水平较2008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居民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巨额信贷投放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使得金融体系也面临着系统性风险。因此，在进入中国经济大衰退的今天（经济运行质量极低），中央政府即使还有实施“四万亿”的意愿，但成本及后果也是令所有中国人难以承受——这就是中国所谓畸形增长、天变市场“保不得”的根源环境。

　　中国经济必须要正视的是，由于经济、市场体制改革长期呆滞回头，大量的不稳定因素被掩盖在高速经济增长的阴影中。经济增长带来了持续的居民工资和财富的增长，虽然社会价值和居民需求在分化，但较快的财富增长平抑了这些异议的声音。因此，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不稳定因素就需要认真对待，但公民的收入极低、难于找到新的增长源头，怎样拉动中国经济的“内需”这架马车？

　　从中央政府来看，保障中国社会稳定大局，简单说就是要保财政（还要更多的寻找增加财力），手里有钱，才能控制局面，而保财政的本质就是保经济增长。而聚集中国财力的另一端，却是中国企业、公民的税收居全球之高不下。2012年前7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仅为11.6%，虽高于上半年GDP增速，但远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一旦经济不稳，财政收入自然乏力，中央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下降。这正是“不得不保”增长的根本动力。但中国政府的运行成本，又是全球近200个国家中最高的，中央政府除了担负自身各级政府运行之外，还有担负各级别中共党的运行成本（而这块成本是全球绝大多国家运行中不承担的），还要担负“特色中国”的国家各协会、省市县各协会等运行，中国国家的成本运行怎么不创全球各国之最？

　　　中国在此“保不得”与“不得不保”的全球绝对尖端的两难困局下，中央政府当何为？以往谈经济衰退，总是从政府的干预入手，但纵观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每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都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80年代初经济活力释放的主要推手，邓小平南方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是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的源泉，加入WTO、国退民进及经济各领域的市场化推进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向前的动力。

　　2012年的中国经济遭遇两难，可能致中共18大以后亦更难趋势，因为这是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之后中国经济策略的大环境出了更加严峻问题。

　　而2012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也正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体制改革根源阻碍和强势对经济干预，例如利率、市场管制、基础性行业的市场准入、户籍与社保的区域分割、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也是社会不稳定冲突因素主要来源。“四万亿”是中国戴着镣铐跳舞的前无古人，虽有释放了中国昙花一现的成果，但成本极高极大。中国要健康地走出经济衰退期，只有砸碎脚镣束缚，与美欧等经济兼容。虽然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却可以让中国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平稳。这些体制性改革还将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理顺政府治理，从根源上来建树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否则当美国缓过金融海啸、欧盟缓过主权债务危机这口气，中国经济再往哪里去？一旦美欧经济体度过了第一轮全球“金融海啸”的周期性，“特色中国”的根源累计阻力就会全面大爆发，将再现更大的国际冲突、贸易商战、以及实施TPP所产生的“零关税”之全球性更加不适……。中国经济大转型，与未来世界各国兼容、中国经济融于全球主要国家是唯一期待。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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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5日